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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放言论——“我主张成立联合政府”
山西医学院 施兴源
1957.05.00

（施兴源：山西医学院学生）

（一）“我很怀疑：是否非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印度也不是在国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吗？”

“我在政治上是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不主张一党专政，并使这个政府（指联合政府）永远保持下去，这几年来我的感觉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我想好几个政党，一党上去，一党下来多好呀！”

“民主党派有职无权，所以我很生气，干脆取消，何必有其虚名？要他干什？”

“我感到民主党派起码也应该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平分天下。”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当是你也干，我也干，为什么将民主党派放在附属地位？应该反过来换个样，我的委曲才算得到满足，如不能让民主党派平起平坐，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民主”。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何在？绝不能是：党给民主党派多少民主，就算多少民主，或让你在什么地位就得在什么地位。我认为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政见，应该换一下地位，我在“鸣放”时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目的是为了有人支持我”。

“在政治上我主张实行两院制，谁有能力谁上台，不能让共产党一党专政下去”。

“我根本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每一个大的国际事件或运动来临的时候，我就坚持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事物，我认为使我的观点扩大，就是一份力量。”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我的‘鸣放’其目的在于打倒共产党。”

（二）“我感到毛主席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和很多人对毛主席的看法不同，对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体会不到，对他也没有广大人民对他热爱的那样感情。”

“毛主席在匈牙利问题上也模糊不清，其实和我一样，只是不说而已！”

“我认为民盟很自由，可以实现我的想法，我的理想是长期在我思想上积累起来的，可通过民盟的组织来提出我的要求。我得了盟员身份就可以在大众面前出现，可以大胆说话，在班上扩大盟的组织，以达到个人理想。”

“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定型，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一个时期可以这样做，在另一个时期也可以那样做，是党骗人。如南斯拉夫问题，高饶事件，瞒住不说是不对的。我就这样对党怀疑下去，也将此种怀疑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对党不满，使党的威信动摇一下，好实现我的理想”。

（三）“老干部无能，坐下好吃好穿，旧社会来的有能力的，倒受他们领导。大同一个老干部是科长，话也说不了，写也写不了，更引起我不满，这些话说了才感到痛快，因此我到了学校大量介绍这方面的事情。如我说过内蒙干部许多不好，说他们无耻的追求女人。这次整风也抱着散布不满情绪的目的。”

“我班吴巨（党员）我一看他就有些别扭，同学给他提意见，我可高兴啦！‘鸣放’中我写过两张大字报，特别针对我班支部书记开火，并扩大保健班的缺点（多为老干部），目的是使人知道他们虽是共产党员，但也不怎么样。”

（四）“抗美援朝是走错了路，为此我想法多接近些志愿军的团政委和战士们，进行了解，企图证实我的观点，最后我的结论是：朝鲜战争的起源是：北朝鲜为了统一南朝鲜，在朝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打起来的。为什么一开始南朝鲜就被打败了呢？这是北朝鲜早有准备之故。”又说：“第五次战役是我们（志愿军）失利了，没有完成战略计划。以后的和谈也标志了我军是失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根本没有想到党是为了和平的。”

（五）“在整风运动中我认为是一个好机会，让全国人民攻击党，警告一下，让党给人民一些自由和民主，不然便会捣乱”，“我是右派，我不怕，只有不怕才能显示力量”，当看到报上登载大批右派言论时，他说：“根据这些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不领导对我没有什么坏处，换一下能达到我的希望。”

“社会应该改一改，起码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步骤是：第一先让民主党派上台，然后进行第二步……。”

“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犯不像咱们这样一批一批的杀，资本主义国家对很大的政治犯只不过流放，我国这样一批一批杀，我很不高兴。我在一次镇反大会上，见到有些反革命口里都塞着棉花，我认为杀就杀得了，不应该进行人身侮辱，这和党宣传的不一样，我周围的一些人常向我诉苦，这样就给我一个认识：绝大部分人不应该杀，不能进行人身侮辱，党很不守信义，多残酷啊！

“我认为‘肃反’就是要整一下干部，要干部老实一些而已。反革命分子根本很少，党为了达到整干部的目的，就不惜用尽一切方法。我认为‘肃反’就根本不应该，这样进行就已经错了，为什么老说这是对的呢？为什么许多地方产生了左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大地方有、小地方也有，山西医学院还有。若说小干部掌握政策不好，为什么大干部也是这样？这还不是党故意这样干吗？‘肃反’时积极分子为了往上爬，不分清红皂白动手打人，他们认为别的机关有（特务），我们的机关也得搞出来。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这种现象，他们有宪法规定，不能随便打人，否则法律要制裁，积极分子不怀好意，这是共产党造成的。”

“思想是自生自灭的，不想改造就不要改造，尤其对老年人和老教授应该是这样。实际思想改造是将所有人的思想，塑成一种类型，个性不能解放，我真体会不到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策有何好处？”

“人活着应该无拘无束，谁也管不着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应当追求做一个才子佳人，这些人有本事有魄力，人活着不能抱一个态度，社会上许多人手腕很圆滑，他们不经过斗争，就可以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他们的生活总是过的很好”。

（一）“我不了解为什么找工作还要介绍信？把一个人束缚的那么紧，应该让人：你想怎样，你就怎样，我反对共产党执行这样办法。我认为党团员没有这些束缚，他们到那里也吃的开”。

“宗教名义上有自由，但不允许像以前那样在街上宣传，这样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实际上也没有了”。

（二）“我国许多大事件上，如宪法问题，其制定过程是不民主的，虽然宪法本身说的很民主。我认为民主是个性解放，现在束缚太多了。”他主张“新闻出版应自由竞争，应当允许收听“美国之音”，不这样做都是不民主，斯大林的犯错误也是由于不民主，因之我主张扩大民主。”

“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也是想沾点便宜、得点东西。我看了苏军在东北时的恶劣行为，如强奸妇女等，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最老实的还是中国人，苏联援助中国何能居心从善？我看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没有分别”。

“地主原先也是很穷的，只不过后来赚了几个钱，买下些土地，对这样的地主实行土改，也太寃枉，再说，土改只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就可以了，不应该给予残酷的打骂等人身侵犯的待遇。”

“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改造，就未免太便宜了，并不是我不仇视资产阶级，实际党对地主阶级太厉害，当然我认为多数资本家也不愿进行改造。”

“我认为粮食政策和人事制度一样，抓在党的手里，人便不能自由活动。国民党时天天打仗人也要吃饭，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样政策一样有吃有穿，这一政策根本不好”。

来源：《“鸣”、“放”选集（二）》（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编，1957年9月）；《“鸣”、“放”选集（四）》（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