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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鸣放——在党总支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市 冯亦代
1957.05.00

(冯亦代：外文出版社出版部副主任)

不愉快的回忆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为了对党负责，帮助整风，不得不想想过去的事情。我想就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谈谈这几年我的遭遇和感受。

解放前和解放初党的温暖

从1938年开始，我接触到党，感到党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没把我当成外人，感到党对我的温暖，1949年我参加革命，在国际新闻局任秘书长工作中，势必要接触到一些秘密，但党还是要我去做了。使我感到党的确把我当做人看待。但到了外文出版社以后，我觉得我是在像机器那样地被人使用着了。过去有两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件是戴望舒病时，乔木同志去看他后对我说：天气冷，想办法给他生炉子。以后望舒死了，在追悼会上，乔木同志背了几首望舒的诗，那不是临时去念的，而是从心里背出来的。有一次我发烧，不知怎的被乔木同志知道了，他还叫谷羽同志打电话来问过我，我自己接的电话，我总觉得领导同志是随时在关怀干部的。

“三反”被陷害，至今原委不明，毫无结论

1952年“三反”时，我从大队中调回来搞业务，2月底到北京，3月18日就成嫌疑犯。我怎样成为贪污犯的呢？原来当时检查组中有个党员，他用逼供信的办法威胁一些被检查的同志，说冯亦代、尚立斋(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好同志)都已坦白，你不说就枪毙你。其中有位孙耀宗同志被迫承认，但他一晚睡不着，到四五点钟时翻供，这使他吃了更多的苦，被送进老虎班，“三反”后他第一天放出来，见了我就两行眼泪，说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一被当做嫌疑犯，刘尊棋同志告诉我，说要改组为出版社了，不需要秘书长，叫我到出版发行处去(我当时是兼的)。好，叫我去我就去，也不得不去。但从3月到8月做总结这段日子，不是人过的。“三反”总结由车卡做，我不知道那么严肃的事为什么学委会不做，叫他做。在总结中，提到我的问题，提法很恶劣，不严肃。他说有个同志把冯亦代同志咬了一口，说他贪污三千万，于是全场哈哈大笑，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和我谈过我到底是不是贪污犯，我的结论是什么。

师哲说：“外文出版社既非人大，又非政协，不需要民主党派”

外文出版社成立，叫我做办公室副主任，代理主任。说上级认为我不是党员，不能做主任。我想不通为什么非党人士不能做办公室主任。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规定吗？既然不能做办公室主任，为什么又能做代主任呢？这是自相矛盾的，我觉得滑稽，而且是宗派主义的一个最好说明。

洪影在新华社呆不下去了，才到我社做办公室副主任。我和他坐对面，他做事不懂装懂，目中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种自高自大真是少有。他面前人来人往，我则无事可做。我做代理主任一个多月，我们就没有共同谈过工作。

师哲同志本来我很敬重他，可是后来我看到他是教条主义和光说话不做事的官僚主义者。外文出版社歧视党外人士的严重宗派主义，应由他负责。他来不久，有次在会上公开说：外文出版社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政协，不需要民主党派。现在大家说孙东文唐恺同志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工作，我说根源是师哲同志。

本社成立到肃反结束，我过的是小媳妇生活

从此一直到肃反后，在外文出版社里，我过的是小媳妇的生活。上有公婆，下有妯娌，做人很难。

社里成立出版部，要我兼，我实在不愿意再做办公室工作，又怕提出来受批评。后来耐不住就和唐恺同志谈，到了出版部。最近出版部有同志问我是否有职有权？我说可说是有职有权，也可说是无职无权。问题不在部里，而在社级领导。如果无权，那末大批金钱就凭我签字付出去？但是在社里就不同了。社里有个社长集体办公，如果是党组，我没有意见，但今天还是可以批评为党政不分。如果不是党组，则出版社工作在社里是主要工作，那么为什么连研究社里出版问题也不叫我去参加。以突击书而言，往往决定了，却不通知出版部，造成多少工作困难。提了多少次意见，才略有改善。出版部的内部分工，体制是有问题的，1953年就提出要成立业务科，大家都同意，说很重要，但我走时还没成立。可是像保卫科通联组就成立起来了。我想如果是党员在那里负责，业务科就会成立。待遇上也不平等，别的部部主任甚至组长都有个办公室，出版部只能和设计科在一间，中间用橱隔起来，工作很不方便，要弄个墙，几年都拨不出这分钱，要个直通电话也几年都不给。说明领导并不知下面工作的苦恼，这些事与师哲同志之不尊重党外人士是分不开的。在国际新闻局就没有这种情况。师哲同志来后就没有问过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他说要开几条路，以贯通上下，出版部的同志们盼望他来谈谈，就是盼不到。他来三四年内，我只和他谈过两次出版部的工作，还是经过多次要求的结果；一次是指示必须在部内订立制度，第二次谈话是一个“无结果”。当时出版部有个秦萍同志，他和盛舜同志合作得不好。在向师哲同志汇报工作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不必说，这件事我知道，你不必讲，问题是你部内部的制度。态度凶暴。这分明是他不了解情况。因为当时部里，校对科，设计科都已订立了制度，就是出版科没有。出版科有个党员程天同志，他就不同意建立制度，科里同志写了一大堆意见，他锁在抽屉里，我领导不了党员科长。错误在党员身上，棍子都打在非党员身上，是何道理？肃反后检查工作，问题一大堆，我很难受，写了检讨，师哲同志批了两句话：长期地对工作关心不够，对业务研究不够。我觉得出版部其他同志批评我这两句话是可以的，师哲同志没有资格批评我。这两句话可批评他自己。老实说，不因过去国际新闻局关怀，有了深厚的感情，我早就离开不干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会饿死人的，只要劳动就会有饭吃。

1954年做总结，我在休假，还是回来开会，找材料，写出出版的一部分。到了总结的定稿拿出来，—个字也没有提到出版工作，提了意见才加了几句毫无意义。

非党干部不受信任，一切都被蒙在鼓里

再说部内团结问题。当时文焘同志说要派个党员同志来，我很高兴，因为过去出版部政治空气薄弱。秦萍同志和我私人关系很好，但我要批评他，他来后，就是拿张报纸在沙发上看，不做工作，一问三不知。这不是高深的学问，可是他不去了解。同志们批评部里没有分工，向党反映后，不知党做了哪些工作，至少问题并没有解决。工作出了问题，就找冯亦代。社里制定五年计划，作为出版部主任，我却不知道。据说要保密，不让主任知道。也是保密吗？我想五个计划是大家的事，既叫我负责就得让我知道。结果印厂都知道了，我还是不知道，对非党干部就是那么不信任!关于部内的人事调动，朱玉成同志调部，我事先不知道，盛舜同志等到我知道他要去图编部时，早已木已成舟。校对科全科脱离出版部，也没有一个人和我正式谈过。

党员“家天下”的情绪浓厚

再谈政治待遇问题。在国际新闻局时，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报告，有时可以参加党的会议。外文出版社要发到票子就很困难。像出版局组织的语法讲座，说我们不是业务部门，票子都拿不到。政治上不提高，怎么做得了工作。有时候我怀疑我在会上的发言是否起作用？评薪评级有个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数出版科三个管印制的同志工作最重，评薪时，我就提出应提他们的级，会上大家都说对，但会后不知怎么又变了样。如果会里说话不算，那就根本不必有什么委员会。可是程天同志提级了，同志们说科长有成绩升级，但他的成绩如果没有其他同志的努力，又从那里来的呢？

另外为了改造书籍的装订，要到日本去买封面布，同志们跑了几个星期，进出口公司向日本发了电报，才把事情弄妥，我们打了报告，孙衷文同志批下来不同意，说是节省外汇，可是当他作了图编部的主任后，有天又说要到国外去买封面布了。

社里各部主任等级，党员和非党员，参加社长联合办公的和轮不到参加的。党员主任也分等级。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即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

外文出版社有堡垒，《时代》合过来后更严重了，因为《时代》的党员把严重的宗派主义带了过来。有次我到作协去开会，要个车子。要车单上非党科长签了字不算数，非要党员科长签字才开车。实在忍无可忍，我只好找张全吾同志。我希望党内整风时，好好整整，不要党员负责同志才算同志，非党的就不算同志!对非党同志的歧视，是党内一个大问题。这次我偶然拾到三反时同志们向我提的意见，一位党员同志说：“你为什么和周总理相识，是不是要向上爬？”说明有些党员同志的“家天下”的看法。

羊市大街其他同志的房子都粉刷了，为什么荒芜的就不刷？同志们提到我搬房子的事，我不是因文焘同志坐在这里说他没有责任。这件事应由张全吾同志和总务科负责。有一天总务科问我为什么还不搬家，我说没有通知我。即使房东让房客搬家也要在三个月或一个月前通知一声。第二天我在开会，老婆不在家，就在晚上搬到11点钟。黑板报批评我们有“牛科长”，我说还有“牛主任”。提到国会街出版部的主任办公室是在厕所旁边，其他党员主任办公室有哪个是在厕所旁边的。这间屋冬凉夏暖，白天点灯。要求几次搬都不得要领。这是歧视，说得好听些是不自觉的歧视！

统战工作存在缺点，在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有关门主义倾向

师哲同志大概斯大林(理论)背得很熟，但对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不大体会。党总支的统战工作只有陈龙同志在时做了些。年年讨论，就是不改。老提老不改，不知为什么？党对盟的工作不但不帮助，只有打击。像请冯雪峰同志来作报告的事，事前未和党谈妥，是盟不好。但临时阻止不开会，却并没有找我谈。事后孙衷文、刘尊棋同志把我找去，说我们做这件事与党的肃反工作步调不一致，言外之意，是破坏了肃反工作。这件事到现在我还想不通，这是没头没脑打棍子。民盟一直是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离开党就做不了工作，可是党总支又抓又放，事情很难办。冯雪峰报告事，差不多使盟垮了台。

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过去我认为我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一样可以工作。后来乔木同志要我做盟的工作时，我的思想还想不通，只想入党。1949年我提出入党问题，1951年支部讨论过我的问题给了我些指示。1952年后车卡同志曾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我和他谈入党问题，他说我们不能管，要上一级来处理。后来听说上级党要找荒芜、徐迟和我谈话，我们很兴奋。但到现在也没找去谈过。1953年我曾和李沃民(党支书)谈，他很鼓励我，但我自己想，还不合条件。1954年间孙衷文同志提出，后来说入党申请书找不到了，我说你到人事袋子去找找看，居然找到了。但是孙衷文同志和我谈了一次不着边际的话，使我如冷水浇头。希望党考虑今天知识分子要求入党的问题，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入党要求看成是投机行为，不要戴一副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和他们谈话，要说清楚，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在条件不够。据我了解，有好几位同志要求入党的，现在心灰意懒。

肃反岂能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五人小组应做好善后工作

肃反中，组织掌握材料要同志交代，要斗都可以，斗错了也可以说清楚。但希望搞肃反运动的同志能回过头来看看。我不知道人事科几年来做了些什么工作？至少部的负责人的历史材料应该搞清楚的吧。真想不到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多年工作的人，会睡了一夜就变成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犯。我对本社肃反工作有八个字的意见，即“仓促应战，草草收兵”。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搞了一年，但孙衷文同志在会上说的肃反总结只有一小时。而且是非反而不清楚了。严肃的斗争不能凭主观、教条、宗派办事。肃反开始后，我的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我写了一些材料交上去后，师哲同志在大会上说：有人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但是避重就轻。今天我要问师哲同志：“重”指的是什么？“轻”指的是什么？在中山公园开大会时，我上厕所都有人跟。到出版局大礼堂开会，有如“苏三起解”，是由人押了去押了回来的。一直到年底，人事科还扣留和私拆我的信件。领导上知道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宪法，根本不把人当人看。我的结论究竟是什么？后来说我的问题是审干问题，可是到现在审干的结论是什么也没告诉我。在肃反中，有的群众说了错话，就当反革命分子斗。可是程天说了同样的错话，连批评都没有，试问公道何在？今天肃反不仅盟员有意见，群众也有意见，向党几次反映，党也不予重视。有些党员同志惟恐损失党的威信，实际上在拆党的台。党本应考虑党外同志的意见，而不是拒之于千里之外。今天在看肃反工作到底有无缺点，我希望五人小组应做好善后工作，纠正过去的缺点，我不忍再看现在这种情况，我真正感到痛心。

本社有公愤，现在盖子尚未揭开，必须要有小民主，小小民主解决不了问题

师哲同志临行时，谈这几年外文出版社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我说他的话也对也不对。实际上，政治思想加强，同志们的积极性取消了；政治领导加强了，只多了一批不懂业务的党员升官加级。我认为有些人提拔得太快了，使他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

党中央提出知识分子问题，出版局黄洛峰同志作报告后，别的机关都讨论，为什么党总支不好好组织这个讨论。个别业务部门有讨论，一开头党员就说不能忘恩负义一套话，是在封人之口。这是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吗？过去我有许多话没地方说，并且不只我一个。今天整风的火气就是当时没有让人说话的后果。我以为本社大民主是不会有的，小小民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民主是必须有的!外文出版社有公愤，现在盖子还未完全揭开；还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谈出来。还有许多人不敢讲话，希望注意!

有人说：“外文社是帝俄时代的‘兵营’，关犯人的。”师哲家长式的统治带来严重的恶果!

我们这里不是一条沟，一个墙，而是墙内有墙，沟内有沟。党内民主生活不好，党员一说话就是自由主义，一道墙是压制民主，工会是个独立组织，可是黑板报的稿子要求拿到办公室去看，为什么批评刘华云的稿子要被陈锋等同志压下来。另一道墙是不信任非党人士，我在这里还算是被信任的，不这样说，不讲良心。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荒芜同志说：朱季燕同志工作好，作风好。秦萍同志批评朱季燕说：连荒芜这种人都说你好，你就有问题。听了真令人啼笑皆非。

知识分子是热爱党的，党也应好好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师哲同志的领导加重了这里领导工作的缺点，出版局也值得检查。毛主席号召我们拆墙，我代表盟，我们一定尽力之所能，帮助党拆墙。这个墙首先是从党内搭起来的。现在做人很难，有许多事情是过了夜就变错了，使我现在思想很混乱，很痛苦。我想党员同志更应当痛苦，值得党员同志想想。师哲同志的家长式统治，带来的后果是很坏的，使所有同志的积极性都没有了，真令人痛心。

记得师哲同志曾提出不让社内搞“小生产”，这是要把编译局那套工作方法搬到这里来，当时我是反对这样做的。外面有人叫外文出版社和编译局是“兵营”，是帝俄时代的“兵营”，关犯人的我听了很伤心。师哲同志家长式统治式的作风很严重，现在编译局里黑板报要他回来整风。在一次社务会议上，专门批评陈志昆同志。陈志昆要发言，师哲不让他发言，当时我在会上真是忍耐不住。被告到了法院还得说话，为什么不让他说话？这是师哲领导的后果，党外同志是热面孔靠冷屁股。对党员犯错误不公开批评(也许党内有)，但对党外则大打屁股。莫戈和葛一凡同志限三日内去青海工作，做得很不好，同志们说是扫地出门，是“发配”，调干工作是这样做吗？袁可嘉要走，但杨承芳和他谈话态度很坏，不是要留人。

本社不但“墙里有墙，而且墙内还有紫禁城”，师哲应负总的责任

郑平同志可以到苏联去考察亚非语文，为什么叶君健不可去考察苏联文学呢？到德国去学出版、印刷，为什么让一个不做工作的秦萍去而不让其他懂业务的同志去呢？这是墙!墙里还有墙，墙内还有紫禁城。

1954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的情况，为什么党内不负责任的同志都听到了，而非党的负责人一个也不让知道，这叫我怎么工作呢？宣传工作难道也是保密的？党外同志不被相信，党内一知半解的就被提拔重用。黑板报提出唐恺、孙衷文、郑平是党混子，我看了很难受，一方面他们的工作作风有毛病应该批评，但总的责任应由师哲负。这种宗派主义出版局党委也应当检查。

来源：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