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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蔑工农生活苦（二）
中国人民大学 王宪文 郎宝田 单思良 李向春 何世芬 单思良 邓芸松
1957.05.00

“农民日不出下地，日落后才回家，一年收不了几担粮，也值不了多少钱。一个进疗养院的也没有。农民苦，也不敢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干部都有得吃，农民连白薯也吃不上，只能吃糠，吃有毒的萝卜渣，而干部却说‘树叶还没吃完呢。’老百姓大骂我们党，说是受了骗，过去的一套已说不服人了，咱们党存在着危机。”

“每天只配给一个农民一斤粮食，还没给够，农民说吃不饱，村干还说：‘饿死就饿死，死了多省点粮食。’老百姓感慨地说：‘你们真没良心。’”

“青年农民懒的很，睡得太阳老高才起来，他们说：‘累死了也是360斤’。开会多，他们不习惯。”

“产量指标订得高，所以我们地区很苦。上边不配给粮食，造成饥荒。群众没柴烧把树都砍了。贫农烈属闹得很厉害，除光绪年有次灾荒外，几十年都没有这样苦。”（他作检查时又说：“老农民是说几十年来没有这样的灾荒，只有光绪年间有过一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郎宝田）

“农民生活苦的问题。首先感到农民苦并不是个别情况。哭声、李向春等揭发的材料是对的。李向春讲的是事实，但有的不妥当，讲共产党肥头大耳是不对的。在农民生活座谈会上有来自东南、东北、西北、江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各地的同学，他们反映大多数农民都是吃不饱的，还有饿死人的。我家在苏豫鲁皖交界处，接到的信总喊吃不饱，农民一个月只有32斤粮，我们中灶一个月吃31斤，大灶36斤。家中来信讲：“社会主义好，要吃西菜、鱼肉”，现在农民可真吃了‘稀’饭了，吃上‘榆’肉了（指一种树叶）。老百姓对干部很不满意。他们天天烧香咒骂干部早点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单思良）

“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农民种了大米，没有大米吃；种了大豆，没有真正的豆付吃；摘下苹果，没有好苹果吃。

……绝不是部分农民挨饿，而是大部分农民吃不饱，吃不好，只有少数农民吃得饱，吃得好。在农村里，‘吃不饱’：‘不够吃’是绝大多数人的呼声，贫农部分中吃不饱，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人挨饿，甚至有的人饿死。农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毛主席好，毛主席好，一年到头吃不饱’、‘卡其裤，卡其袄，可惜肚子吃不饱’。报纸上登载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是官方统计数字，不一定完全可靠。如春天下种子，就预定产量多少，上报国家往往多报，因为层层官僚机构已使这些数字发生了很大的错误，不能恰如其分反映农村的面貌。造成粮食不够吃的原因，（1）由于统购统销的流弊，数字是上级主观确定的，不了解下情，下面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购多了。（2）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恰当，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过高，而农民收入过低。这在理论上是目前我们的领导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多了些，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未达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水平。

高小毕业生为什么不敢参加农业生产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少，生活不好……就是所谓‘没出息’的含义吧！其次一个原因是青年农民在农村确实难找到老婆，好姑娘差不多都嫁到城里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农村的现象：

一、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厥苞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

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

为什么？干部说：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

二、养猪人，无肉吃。

农民养猪，政府定，不养也得养，农民为何不养猪？猪子贵，大猪贱，粮食是前提。农民有病想吃点菜肉，半斤四两几次请政府，（乡干部打证条）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干部，军人买肉任意要……

三、小株密植是好法。

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减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作法都不行，强种者，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他是谁？干部为什么争先进。

四、农民辛苦谁知道：迎太阳送太阳，两头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坛坛罐都搬上，妇女挺着大肚子，一上一下把地锄，汗流满身全身湿，咳！咳！咳！……地上躺，农民无节年无节日，正月取消了三百六十天全用够，结果怎样？生活并不好。农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流的，例如：几十石田捻成塘，塘刚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肥堆成山，质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荣，‘石头’种荞麦完成任务要当先。

上面几句仅一角，还不是党中央的政策，不是农村的主流，可是严重的阻碍了生产正常发展，这是怎样来的，是某些党员和干部等方面来的，为什么三害是要害，农民不能管理生产，党代政代社委，也起了一些不少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野草〔化名〕）（大字报）

“五三年至五六年农民生活几乎没有提高，现在有些农民生活不如国民党时代，也有不如日本时代的……”

“谭震林同志关于农民生活情况的报告中所用数字不能说明农民生活水平增长情况，谭所举数字的根据要到上帝那里去找。而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根据他搜集来的道听途说真假莫辨而又经他夸大，捏造的“材料”是：“广西宾阳某村五五年春荒饿死200多人；江西于都县某乡谢家，全家五口一天只吃一升米，有一人到田劳动因肚里无粮晕倒了；广东省普宁县某乡，长年只吃粿很少吃到干粮；……河北省保定专区五五年一人规定带皮粮32斤，实际购时有半数用白薯、萝卜干，白菜，土豆等代粮卖给农民；河南省常绕县某乡统购时留口粮太少，农民有钱买卡其布穿可是吃不饱，流传口语是‘外面光、里头空’，山西某县在统购统销中一家三口无粮饿死了，河南郑州附近春荒时主要吃洋槐花，榆树叶……粮食成了副食……山东某城某村粮食不够吃常吃野菜，春天树上青芽一律吃掉，……另一村解放前两家要饭吃统购统销变成十家了；江苏某县农民每天吃粥，过节才吃饭。”他以此得出结论说：“从东北经华北，华中，中南到东南到处有挨饿的现象”。

何世芬歪曲引用少奇同志在八大所作政治报告中的字句和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去反驳谭震林同志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没有根据，又将统计局的数字加以忆测，捏造作出统计说农业总产值以五二年为一百，五三年较五二年只增长1．6％，五四年较五三年增长2．2％，五五年较五四年增8％。以此作出结论说“五三，五四两年农民生活是很苦的，人口增长了可是收入没有增长，再加上国家开始了征购粮食，农民生活在不少地区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生活水平下降了自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无怪乎在这两年中尤其是五四年农村出现了一些闹事，打干部的现象。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反革命捣乱，归结为仅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恐怕都不是很客观的。幸好五五年老天爷睁眼来了个风调雨顺搞上一个大丰收，农村的矛盾缓和了，不然农村会出什么事真不敢想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的材料）

关于职工生活水平：在计算工人工资时他除开了强工和粗工（理由是“在平均数里占比重较大，很难代表真正工人生活水平”），他又以五年计划中国家机关工资增长65．7％（注：系各部门职工工资增长指标中最高的）以数字作为全体国家干部工资增长的代表，作出结论说“五二年以来国家机关工资实际上提高了不少，只有超额完成任务，工人们的生活大多数在50—60元之间（又说可以肯定平均六十元），他们收入较多，人口较少，因此大多数过着比较富的生活，比起农民来当然好多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的材料）

“有些人迷信报纸上的百分比，但实际生活并不如此，为什么数目字天天增加而实际的农民生活却是苦的呢？平时去参观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农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单思良）

“关于农民生活水平问题，我认为提高的太少，中国是5亿农民的国家，得民意，首先是要得农民的意，农民是有意见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无论是解放前，解放后一直是主力军，可是享受革命果实，除土改分得5％的地主的一点东西外，没有得到什么，我去年回家听到一农民说：‘政治上翻了身’我就想到经济上没有翻身，我认为这是良心话。

“所以，我主张工农投资比重，还要加大农业的投资。

苏联已经解放了40年，农民生活水平并不见得如何，中国是个五亿农民的国家，搬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再过40×3＝120年（自己涂掉了）也不能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到苏联现在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邓芸松）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