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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蔑工农生活苦
中国人民大学 王德周 才达 章广延 张绍鸿 朱绍武 李树屏 唐廉
1957.05.00

特权思想，马克思没有，只有特权者维护特权者，相互勾结、构成特权的宗派，矛盾有些可以存在，有些不能让其存在，如豆腐和汽车的矛盾，市委盖磁砖大楼西单区也盖大楼，现在区委书记，区长都有汽车坐，老百姓要做多少工，给他们这样享受呀！老百姓没豆腐吃，乡下吃带皮粮食，一天一斤不够吃，这里盖洋楼。”（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系主任常讲：‘看看，说生活不好，比国民党时候好多了’，这完全是诡辩。我说她的官僚主义无穷大，不可救药了……”

“两个老百姓坐电车走到北京饭店门口时，一个说：‘那么多的汽车，要是豆腐就好了！’另一人回答道：‘豆腐？豆腐都换了汽车了！’军阀时代还有豆腐……”（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分配太不合理，最高领导者和农民收入相差太悬殊，这些人实在是忘掉了他们的成功还有农民的支持。现在高级干部和农民收入相差二百倍，这在中国历代任何王朝都找不到。西晋时官俸最高也没有差这么多。

这些有着共产主义觉悟，为人民领导的历史旗手却只能对别人要求艰苦，他们膳食稍微节省一点，就会是很多农民的常年费用。高级干部的生活过分强调了按劳取酬，人民生活水平应该和生产相适应这个正确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于他们。高干的孩子和农民的孩子生活水平不一样是‘封妻荫子’，农民如果知道高干待遇，就要起来革命，农民在走头无路以前是不愿闹事的，但我相信，当他们明天就没有饭吃时，不管共产主义是怎样美妙也是和天堂一样空虚，是不得不闹事的，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似乎在革命战争中被人认识了，接受了，而现在完全被忘记了。城市不论工人和工作人员有的没有下乡，有的忘本了，人们完全相信通讯社和作家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条新闻说农民把区政府捣毁了，任何有实际经验的人，都不会相信通讯社的，谭震林的调查报告恰恰在整风时登出来，是为了迷惑一部分不知道农村情况的知识分子，谭的报告根本不可信，邓子恢的报告是官方消息是经过加工的，只讲光明面，其中最大的一个矛盾没有谈，即农民要求退社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对社会主义劳动报酬的原则我有怀疑，用什么来保证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将军、上将的工资1200元，而农民的收入却非常微小。将军有物质条件把他们的儿子造就的很好，而农民则没有这种条件，这是不合理的。小学教师与军官对社会的贡献有什么区别？但报酬却相差得很远，我觉得应提高农民的生活，降低某些人的工资。”（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达）

“地方干部和群众之间隔了很厚一堵墙，他们和群众之间‘离心离德老百姓贫困不堪，他们都是荣华富贵’‘百姓很多切齿咒骂’，由于地方干部的特殊化，官僚化，强迫命令使很大一部分农民与党疏远了，……党若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有爆发的危险，一个元帅的一天的薪金＝一个农民一年的货币收入，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越来越严重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章广延）

“城市花天酒地，农民在死饿线上挣扎，党的高级干部比农民生活高1—150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员 张绍鸿）

“城乡生活水平过分悬殊，如油粮供应，城乡相差太多，太不平等，……农民生活根本没有提高。解放前要吃有处买，现在有钱也没地方买，……种了苹果吃不到苹果，种了花生吃不到油。”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不惜把一个中农的话套到一个贫农头上，说那贫农曾对他说：“解放前农民也不吃糠和菜叶，现在却得把糠和菜叶当饭吃。”“要能上北京去吃上顿饱饭，死了也值得”。他说：“在理论上而然可以说农民生活苦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并且即使降低了城市生活水平也无法提高农村生活等等，但我们不能在这种口号掩饰下压低农民生活水平，而去大大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认为董老在青年报上所发表的关于农民生活问题的两封信是不能完全说服人的……，说：“即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应该设法缩小它，但是我们却扩大了这个矛盾”。他认为现行分配原则有助于扩大城乡差别，并且认为这就是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高小毕业生不愿回乡生产的直接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朱绍武的材料）

“农民生活苦主要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农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工农劳动产值计算方法不合理，工农业投资比例太悬殊，工人剥削了农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李树屏）

“农民生活是苦的……提高得不能令人满意……

农民生活苦的原因是国家机构臃肿，是农民负担重。”（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廉）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