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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永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中国科学院 夏永年
1957.05.00

简历

夏永年 男 22岁 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1956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实习员。共青团员。

(一)认为马列主义是一门纯科学，没有阶级性，而无产阶级拿来硬说有阶级性。他认为在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阶级，“阶级是人为的”，社会上人人都为自己，那么大家加起来的总和反正也是为自己。

(二)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他公开的说：“我们不明白今天为什么偏要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我想不通，因为我可以替农民和知识分子找出很多优点，同时也可以给工人阶级找出很多缺点。”并且说：“推动社会前进的是科学和文化，而知识分子是科学和文化的代表者，因此，实际上是知识分手领导革命，历次的革命运动都是学生最勇敢，没有看到过工人有什么贡献”(在鸣放会上)。

(三)不相信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说：“党和人民利益一致是胡扯”，他在过去就认为；(1)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致，是假借人民名义，本质上就是一党专政，当他看到“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中第五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后，认为党只说自己好，而故意找一个好阶级给自己套上去，同时他又认为党的领袖大部分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为什么偏说是工人阶级政党呢?(2)说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好的，难道没有更好的吗？共产主义发展下去是什么样总是含含糊糊的，既然社会发展是历史必然的，为什么就不能知道呢?党既然是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是最终目标，那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会不会出现比党更好的呢!像现在反对资产阶级一样反对党?党会不会成为历史上的东西呢！(3)高饶事件发生后，他认为是派别之争，争权夺位，怀疑目前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领袖是否真正团结。他说：只有做大领袖的人才有荣誉，实际党总是由几个领导者独占的，制造出的理论，是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说决定中央政策问题，只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委员决定一切，中央委员会也不起作用，只是走走形式通过而已，因此，怀疑党“独裁”。(4)党的选举，民主是假的，其实都是由党所决定的，等额选举只要提名一定能选上，还说可以选别人有什么用!又说宪法虽采取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还不是想怎样做就怎样?

(四)他把党员忠实的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诬蔑成是盲从，说：“有些党员只是在那举手(意即盲从)”，因此他“建议”在党章中应增加一条“独立思考”作为入党条件(在鸣放会上)。对于在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认为都是为了获得自己的政治资本，打击别人。他说：“我最恨像马××(他系班上的积极分子)这样人了”(在鸣放会上)。

(五)对于在整风以来鸣放期间社会上一些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的言论极为赞扬。他非常同意在报纸上右派分子污蔑党员是便衣警察的说法。他说：“有部分党员就是这样”(与郑明智谈的)。他看了葛佩琦的发言觉得很痛快，并且也极力赞成储安平的“党天下”，他说党中央就是官僚机构，要反对就得反对党中央。

(六)他听到其他同志说“过去和现在党在制定重大科学规划时都是请科学家来商讨，夏说那是因为共产党对科学没办法领导”。

当谈到党在科学院领导薄弱时，夏却说：“共产党对科学就是没办法领导，当然显不出领导作用来。”

(七)他认为我们人民代表大会不民主，因为会上没有争论，美国国会无论怎样，他们有争论，就是民主些(在鸣放会上)。他说：“我们国家就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民主，自由”，他也极力攻击我们的新闻报纸，他说“我们新闻不自由，只有一个通讯社，报上没反面消息，不能辨明真理。美国无论怎样共产党还可以出报纸”(在鸣放会上)。因此，他主张“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绝对自由”，应该“给人民以权力能罢免不好的领导人”，他要求改变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应该采取“竞选”。

他认为我们国家的宪法就是一种形式，什么都是共产党说了算。他说：“什么宪法不宪法的，我对这就不感兴趣，庆祝通过宪法时我就一点兴趣也没有”(在鸣放会上)。

(八)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大肆加以攻击，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有政府撑腰，企业经营的好坏与工作人员无关，干好干坏反正也不能垮台”，他说以前资本主义较发达的上海的私人企业，对“人民”就方便。他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的刺激。使他们必须把企业经营好，“无论资本家的目的如何，总是对人方便”。

(九)他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上“人与人没有真正的感情、友谊，处处冷冰冰的”，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成互不信任，有“互相提防的心理”，社会只有“盲从和会拍马屁的人才吃香”。

(十)他从根本上否定我们肃反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的肃反是人为的紧张，是胡搞，和“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毫无区别”(鸣放会上)。他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并颠倒黑白地说：“肃反估价应该是错误主要的，成绩是难免的”，“我们历次运动的偏差，都是自上而下的，我就不同意说成是局部的缺点”(鸣放会上)，在一次鸣放会上他甚至狂妄地说：“共产党你不要以为赤手空拳的人们不会反对你们!”

他还明目张胆地为胡风辩护。他说：“根据公布的材料还不能算作反革命分子，如果胡风是在今天(指鸣放时)说那些话就没有关系了。”

他认为“肃反中所谓群积极参加，实际上是迫不得已，在那硬给人提意见，怕自己也被斗，因而表面上假积极。”

(十一)苏联专家帮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他认为“是刺探经济情报”，苏联在新疆帮助我国开采资源，他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掠夺”(与林×谈)。他诬蔑苏联干涉其它国家内政，像美国一样，“苏联在国外也有军事基地”。并说我国提出的一边倒政策是“掩盖苏联的侵略行为”，他认为苏联根据华沙条约驻匈牙利军队，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匈牙利安全是不应该。

他又说“苏联就是盗走了东北的机器”；苏联科学大都是抄袭英美的，而硬说是自己的成就；苏联电影没有什么看的，是公式化，当他看完“走向新岸”之后，说电影中的“让到沙漠就到沙漠，到北极就到北极”这种教育是麻痹人，“使人麻木不仁”。

(十二)他极力赞扬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和所谓物质文明，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有民主、有自由、科学进步、技术发达”，他对美帝国主义极其信任，甚至信任到这种程度，当美帝进行侵朝战争时，他诬蔑是北朝鲜先出兵，对于轰动全世界的，由美国政府一手捏造出来的卢森堡事件，当美国政府把无辜的卢森堡夫妇陷害之后，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抗议美国政府这种卑鄙无耻的陷害行为时，他却认为美国政府决不会冤枉他们。

(十三)对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性怀疑

1．对客观存在，历史发展规律怀疑，认为这不过是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说法而编出来的，因为他无法证明，不过是为了这样做才说的，究竟是否正确还不相信。

2．不相信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到社会主义以后的部分，以苏联代替，是否为苏联服务，反而说是客观法则。

3．对政治经济学所提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他认为是一样的。只是名词不同，还不都是增加人的工作量。同时也认为剩余价值和在社会主义部分工人为集体创造的那部分价值是一样的。

(十四)反对反右派斗争。鸣放时他极为活跃，除了自己大放毒素之外，并把报纸上的右派言论大力的传播，并说：“这是压久了的东西，自然要放出来”，他认为文汇报最“民主”，最大胆替“人民”说话。

当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文章之后，他叫嚣“人民日报太不像话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应当下台”。并说那些反击右派的文章是“共产党搞出来的”，当人民日报批评章伯钧等右派分子时，他说这是“收了”，“这像话吗!!!其实章伯钧并没说什么呀”!当看到报上载史良揭露章伯钧的反动言行时，他说：“史良这样人是最卑鄙的人，我最恨这种人”，并且认为凡是积极反右派的人都是为了“明哲保身”。

当他看到章伯钧第一次假检讨时，他说：“这是把章伯钧逼的没办法了，现在反正谁当权谁说话有理”!“一谈政治(指反右派)我体温就上升”。

当开始批判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时，他仍公开地煽动说“叫人家放了么，不要整人家，这样愈搞我就愈疏远你们，其实这些话我不说也可活下去”，并且在群众中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不是两年前的夏永年了”(意即两年前肃反时被你们批判了，现在可不受了)。

(十五)他认为“一个人的欲望和要求，都能得到满足，生活就会有意义，就会幸福，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有什么革命人生观?但他们的欲望和要求都满足了，他们(指资本家)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