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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受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中国科学院 宣受之
1957.05.00
简历
宣受之 男 36岁 浙江余姚人，地主成份，学生出身，电子学研究所实习员。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一、死心横肠，反对共产党
宣受之说：共产党我是不相信的，我只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想把国家办好，蒋介石也想把国家办好，只不过蒋介石无能吧了。
宣受之是支持葛佩琦的意见的，他说：共产党不好就可以反，并认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是事实。
宣受之认为党内没有自由，党员只是盲目服从中央，盲目相信人民日报，并骂党员是眛着荣誉和良心的，反对党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上。
宣受之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功，是人民的功劳，不是党的功劳，就是“抗美援朝”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的。
宣受之说：共产党是不相信我的，也不肯把一个工作交给我的，叫我负一点责任吧，不会比丁、蔡两个主任差。
宣受之说：我们对任知恕、范岱年(都是党员)应该谅解一些，实在党员也不是没有意见的，不过党员不可以随便讲，讲错了党内就要批评处分，他们有他不方便的地方。
宣受之说：反党也不是不可以的，党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当然就要反。匈牙利事件在一定室的程度上就说明了反党是可以的。
六月二十二日在一次“自由论坛”上，宣受之说：“对章、罗等人不能因政治态度而发言”，人民日报说理不够。
宣受之在向长春机电所提意见的会上说：现在许多党员学习马列主义，不是成了教条主义，就是钻牛角尖，当前很多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能不算是党内的一个危机。
七月十五日在吃午饭时，谈到孟昭英问题，宣受之说：“孟昭英肯定不会有政治问题”，科学工作者中间是没有右派分子的，他们都想在科学上搞出些东西来，哪里有什么政治野心？
宣受之说：“在我们党外人士看来，党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利益，一个是一千二百万，一个是六亿人口”。
院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个右派分子说：“现在生产资料是掌握在共产党集团手里”。宣受之非常同意这种谬论。
宣受之说：中国现在也形成个人崇拜，只要毛主席说句话，就是错了，也会将它说成对的。他肯定地说：党已在蜕化变质了。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使人们更清楚的认识党的一贯阴谋，现在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已大大降低。
宣受之对于匈牙利事件十分感兴趣，他多次向陈濬昌说：这次匈牙利事件中有四万名矿工牺牲了。他说：只有矿工才是真正纯粹的工人阶级，是最拥护共产党的，可是这次事件中他们也参加暴动而牺牲，说明连最拥护共产党的矿工，也开始反党。
宣受之声称他是个单身汉，什么也不怕，而他的反党言论一定会胜利的，他说：一个人要有独立见解，不要没有头脑跟着共产党走。
宣受之说：现在不管什么岗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目，为了可以汇报，例如我分配去电子所，原来早一天就要分配去的，但干部局匡介人，一想到那里还没有党员，就在下午分配了一个党员去，第二天才把我分去。(这完全是捏造——编注)又如郁文(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有一次打电话说：“这个人不可以调的，调走了那边就没有党员了”(又是捏造——编注)这就是怕没有党员就没有汇报了。再如，我所哲学学习，也要派一个辩证法一点也不懂的党员黄××(维孝)来做头，实在哲学学习有什么可怕呢？让大家自由讲座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可见“党天下”的说法是事实。
宣受之说；葛佩琦的话当然太过分了，但是不是完全错了呢？、现在还有不少的人觉得他的话讲得畅快哩！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不好，就可以反。
宣受之说：我发现党内也有宗派主义丁、蔡互相有意见，顾主任对丁、蔡二个人也是不满意的(五、六月份都说过)。
宣受之说：共产党员讲话听上级，人民日报没有社论出来，谁也不敢讲话。
1949年夏天，正当人民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时，宣受之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解放中国，现在各方面对共产党都不利，(1)天时不利，当时上海雨很多，(2)地理不利，共产党对南方很生疏；(3)人民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满意，港口已封锁，经济很困难。(陈宗 揭发)
宣受之说：“目前世界上有两面大旗，一面是和平大旗，一面是民主大旗，现在共产党只掌握和平大旗，没有民主的大旗”。(管绍淳揭发)。
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猖狂的攻击和恶毒的诬蔑
宣受之认为“中国如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取得民族独立，有人说，资本主义经济就不能发展了，实在不见得，例如西德、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工业也很发展”。
有人说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很民主的，他骂人是“教条主义自以为是”，他认为中国、苏联的社会制度都有缺点，他赞成南斯拉夫的制度，工人委员会好。
宣受之说：解放后没有解放前民主，其理由是解放前说话自由，解放后他在长春受圃剿(所内批判过他)来京以后工作长期不决定，当时有人反问他，解放前闻一多，李公朴为何死，他不理采，仍坚持解放后不如解放前民主。
宣受之赞成两党制，其理由是意大利就是两个工人党。
宣受之说：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产生革命的，就是以社会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他说，这与社会发展史没有什么矛盾，唐、宋、元、明、清就是以封建社会代替封建社会。
他说：解放前在学校里什么话都可以说，也可以骂蒋介石，现在谁敢批评社会主义，批评党中央，可以说现在讲话是没有解放前自由。
宣受之说：波兹南和匈牙利事件是不是在中国就没有可能了呢？如果不让人讲话下去，当然也有可能的。
去年秋天在上海谈及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揭露斯大林同志所犯的错误时，宣受之说：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就是如此幸灾乐祸。
宣受之说：龙云是个很好的人，在龙云统治下的云南很民主。
宣受之说：“一个国家就好像一个企业，国家的领导就像企业的经理，垄断着国家的经济，例如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捷克的领导人和我国领导人的会见，就相当于两个垄断资本家的会见——这就是国际资产阶级。
宣受之说：苏联部长的薪水很高，这就是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美国政府向企业家(资本家)抽很高的税，企业家又把利润去扩大再生产，那不是剥削”。宣又对陈宗说：“你说苏联没有剥削，但是美国工人生活比苏联的高，都是事实”。
宣受之说：解放以前比解放以后还民主，例如解放前国民党选举大总统，虽然到处用钞票来贿赂，但是人民仍旧能够表示自己的意志，而现在呢？选举名单上的人都是圈定的”。
我们称宣受之是右派分子，宣说：这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在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里为什么不能让人有“不同”的意见，在“理论”上有所讨论呢？并说：“我要为“真理”而斗争，要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宣受之说：“一种新的思想在人们没有认识之前是不能随便讲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的，将来的共产主义就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
宣受之说：“马克思主义在最初出来时，也是不敢讲的，因为它是威胁着资本主义，目前对现实有些不满就不见得想回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马克思也不认为是坏的，但是假若有人问我，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那我一定说是社会主义好——这就是辩证法的眼光”。
三、造谣生事、挑拨离间
今年一月二十六日，院部请胡乔木同志做一个时事报告，宣受之去听了回来说：“胡乔木同志报告中谈到将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能会再改变”。并且还加上一句“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可能的”。
有一天在谈到北京大学反右派的情况时，宣受之说：“政府对这些人没有办法”(指的那些大吵大闹，耍无赖的右派分子)宣又说：前面出来说话的一些人不一定是右派，例如国民党时期出来游行，拿大旗的不一定是共产党。
谈到党天下，宗派主义，党员特权等问题时，宣受之说：“我们不了解党的情况，也不知道党内有没有文件指示，从公开文件来说，我记得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政协会议上做报告时曾说，“党员没有特殊权利只是多负些责任”，多负些责任这句话，可见得对党员是特别信任的，为什么党外有能力的人，就不能多负些责任呢？”
在大放大鸣期间，宣受之说：“我的意见早讲过了”他认为“这些积极分子过去对党百依百顺，加深了领导的错误，现在也出来提意见了”。
宣受之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文未发表以前他就知道了，并说，毛主席写该文改了三次都没有通过。
关于1957年经费计划问题(削减经费100亿)大家都不知道他也晓得。他又说：北大搞出了80几个右派分子。
宣受之说：党过去和现在都是对非党干部百般歧视，不信任非党干部，并且排挤非党干部。而团对非团青年也如此，这句话对陈濬昌影响很大。
宣受之说：这次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也有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干部不同意，有的甚至中途退席了。又说，印度尼赫鲁说过：将来的国家是属于科学家的。并感到这句话十分有道理。
宣受之说：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是共产党捏造的，并骂卢郁文卑鄙，为了造成政治气氛，故意拿出这封信来。他说，其实民主党派那里这么卑鄙，写恐吓信呢？
宣受之说：现在外面对〈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两篇社论的意见多极了，就又在围剿起来了，什么叫工人说话了？什么人讲话都应该讲理，现在那里来讲理？一封恐吓信又是怎样大了不起，也要来社论，现在外面还有人说这封信是共产党自己写的哩！
宣受之说：“高级知识分子中对胡风算是反革命分子的意见多极了(说过几次，要问清是那些知识分子——编注)，”又说，“胡风集团”一书的序言中说，“反革命分子和有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正是因为有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这一句话一来，斗争的对象就多了。
反右派斗争以来，宣受之对陈××说，他的“党是可以反”的言论，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弦外之音，要陈支持他。
宣受之说：“卢郁文收到的恐吓信，我当时还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我对某些积极分子是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在当时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我就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所以我想卢郁文是动机不纯，因此我认为他收到的恐吓信恐怕有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都很进步，因为正在整风期间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些民主人士所提的意见都是有头有尾，有根据的，所以我想民主人士不会写匿名信”。
有一天宣受之问陈×ד你对整风的看法如何，陈没有回答，宣跟着又说：中国可能引起波、匈事件，还说胡风问题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有意见，党中央把这些事搁着，毛主席也很为难。
宣受之说：统购统销以后，农民不养猪了，把猪都杀掉，干部的话农民也不听”。
宣受之曾多次对管绍淳说：“电子所干部怎样不好，怎样压制他，顾主任不讲理，陈××不讲理，听人讲什么就讲什么”。
宣受之说：“现在反右派反错了，有很多人有意见”。并自吹自己很进步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并“靠拢组织”。(宣受之早已招了，“特务在攻打西南联大时，宣适从校外回来，到校门口附近看到特务在打西南联大的学生，宣就躲在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这就是宣吹嘘参加“一二·一”运动的“光荣”历史。)
四、整风以来的态度和看法
宣受之说：为什么要整风呢？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整风，是怕人民起来反，现在大家意见多得不得了，放在心里不敢讲，共产党看再不让大家讲话是不行了，就让大家讲一些话，现在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自由，是匈牙利人民血换来的。
宣受之说：“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文，讲出了知识分子心里的话，知识分子所希望的也不过是一间房子两本书，现在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像文章里所讲的那样，但距离知识分子真正无顾忌的讲话还远，因为前一个时期知识分子被压制了，现在要想恢复讲话能力还要有一个时间(三、五月都讲过)。
宣受之去北大以后，认为反右派不对，说：群众并不满意，共产党应该听群众的呼声。
陈濬昌告诉他，所内同志对你的右派言论很不满，他马上镇静的说我是学委会委员之一，不会有问题，所内没有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宣受之说：他把共产党看透了，整风看到大家意见多就不整了。我对整风是没有希望的，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不相信的，就像气体导电，又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不肯让我做，人家专门培养我们光是使用。
宣受之认为不出国一下总吃不开，他想到苏联或者香港去，说原来六人小组都同意他去苏联，现在顾主任不同意了(六人小组从未同意他——编注)，他说实在我也不想到苏联去，到香港去也是可以的，我也会写英文APPLY(应征)一下不会怕找不到工作，只要到香港就有法子了(什么法子——编注)当然不会呆在香港，还要到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去，他说他是去学本领的，学好以后仍旧可以回来，共产党不相信我，我对党仍就是忠心耿耿。
在参加批判右派分子孟昭英大会以后，陈××告诉宣受之说，常教授也起来揭发孟昭英时，宣受之立刻就说：“我是看不起常的，他是卑鄙的家伙，只有孟昭英才是了不起的人”。
五、老奸巨猾，向党发起新攻势
宣受之对管××说：批评中自有许多打手和啦啦队的，在长春围剿我的时候，主要还不是这些人？有人刚刚调到长春，就立即投入运动。提出不少批评，这种还不是打手是什么？王××就是这样的人，批评不到我，眼睛瞪一下，吐唾沫也好的，说到这里，他对管××以教训的口吻说：以前我看人就是老老实实的，自在长春被围剿以后，我看人可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你看人也得注意！接着他就引出他的老师章乃器为例，他说章乃器是经过考验的人，那里会轻易做检讨呢？反过又举出过去运动中长春×××说：知识分子就是没有骨气，一受批评就检讨了。最后就吹嘘自己说：现在我是什么也不怕的，经过了长春的围剿，到北京又关了两年(看吧，好像自己已是久经锻炼的“老将”了)(但我们并没有关他——编注)他说我是无产阶级最彻底的，我就只有几本书，一套西装，别的什么也没有，因此我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说过几次)这无怪他曾对我们说，他不能像孟昭英那样低头认错，在大会上做检查的，因为孟有老婆孩子，他就是一个人，活到三十多岁也够本了。
宣受之在每次学习以后(自己并未参加)总是很详细地问陈××会议的内容，那些人发言，那些人同意或是反对他的言论，陈说：黄××等反对他的“党是可以反的”言论后他大声说，黄××等是没有头脑的，吴××是一枝杨柳条，摇摆不定，任××本来很同意他的论点的，不过经别人批评后不敢说真心话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毒辣手段，并称赞赵××是个很有见解的青年。
宣受之向自动化所一位同志说：“我们所内很多同志对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看法很不满，你们准备如何活动起来”？
宣受之说：“我们所里没有争论的民主，我是不和他们争论的，要争论就到中央办公厅门前广场上去争论，这样可以直接向中央递条子。并夸耀他以前曾因他义亲之事亲自到中南海找过毛主席”。
宣受之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两个矛盾的对立面，过去我认为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发展在“匈牙利事件以后我认为事物是通过矛盾来发展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有一些对党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的，这样可推动党向前发展”。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