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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艺方针”的言论
厦门大学师生
1957.05.00

中文系郑朝宗：

教同学不要读现代文学作品。诋毁解放后的人民文学，对写工农兵的小说深恶痛绝，他说：“除了〈三千里江山〉以外，没有一部好作品。”(厦大快报6期)

“胡风的理论并没有全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某些论点已经过时了，不应再强调工农兵方向了。”他劝人不要向苏联的先进文艺理论学习，他说：“你老师(指毕达可夫专家)的那一套应该抛掉”。并诬蔑我们学习苏联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大”。(厦大快报2期)

他主张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好几次要蔡厚示在文艺理论课中少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要蔡模仿他解放前的讲课的办法，美其名曰“自由发挥”。(厦大快报5期)

李罗芳：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虽早经提出，然亦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工农兵的人口虽然占中国的大多数，然不能以人口的多寡作为文艺应为谁服务的标准。中国出产‘文盲’著名于世界，虽经解放几年来的努力，然文盲还是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全是工农兵(当然，在他们之中亦有极少数是稍认得几个字的)。那么，很明显，文艺为这群不识一个字的工农兵服务，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界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一部分从工农劳动阶级中蜕化出来的人，难道要这些人为那一大群无知识的人服务吗？当然这是纯然指文艺上的服务，这将引起最恶劣的效果。

要一字不识的工农兵看懂歌德的诗，要他们听懂海顿的音乐，要他们能欣赏拉斐尔的油画，这岂不是最困难不过的事，纵然在知识分子中亦是很难这样做。

可能吗？这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物理系刘贤容：

“我国文艺也是教条公式化，专门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以来，大作家们不写文章，因为那些年青的不分是非乱批评，批评别人容易，自己写就不然。解放以来文章都是政治气味很浓厚，算什么成绩？”“文艺教条公式化是因为党不懂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是不对的，值得研究，文艺应专门为欣赏用的，不单纯为政治服务。”“党对文艺强调配合政治运动，造成文艺教条公式化”。“影评者是没事干，混稿费的。”

历史系张再南：

“文艺方针都是教条主义，新的小说、报纸不值得看。今天电影的艺术低，主要原因是政治内容的限制，强调现实主义的精神，忽视了其它方面。”并说：“苏联电影是教条主义的化身”。

“文艺是思想斗争的武器，它负起改造人们思想的责任，它通过它所特有的形式来完成它的使命，而这种形式是工农兵永远所不能接受的，所不能理解的，结果文艺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知识阶层。

十几年前，中国一小提琴手到农村演奏一事，想必大家是听到过的，即使在工厂、在部队亦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正说明文艺永远不会被他们所接受，而他们本身亦不需要什么文艺，我们只需替他们创造些轻便的生产工具，使他们增加收入，过着舒服的生活就可以了。

故‘文艺为工农兵’的提法是极片面的，极反动的，它否定了中国其他各阶层的存在，亦否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社会作用，使得他们相互之间抱对立态度。

我们的意见是文艺应为大众服务，明确点说，即为我国所有的公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文艺的服务方针。

再看一下解放以来的简单的事实，由于这方针的压制，使得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停滞不前，尤其在文学出版方面表现最为不特出，现在除了尽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外，自己创作的极少极少，象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除了重版他们以前的著作外，有任何新作吗？我们很感到遗憾，我们将永远看不到的新作了。

使得文化艺术事业停滞不前的又一原因是写作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死死固定。

我们认为：如果共产党有要求改变这种不景气的现象，就必须改变以前的文艺方针，让作家的各种世界观和各种写作倾向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并存，惟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繁荣起来，走向发展的道路。”

郑朝宗：

向同学介绍两句诗：“郊原雨足云归岫，台阁风清月在天。”（这是清代文人对臭名昭彰的大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挽联，歌颂其杀人之能事，为之开脱血腥的罪行，郑却大夸其为“高明”之词。）(厦大快报7期)

郑研究鲁迅的文章，从人性出发，抽掉其阶级内容，否认其战斗意义。

郑极喜欢好莱坞的电影，大肆宣扬它的技巧。

郑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学习苏联文学，要学生不要轻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宣扬他们的纯艺术理论。

郑说资本主义生产力很发达，小说技巧比我们高，他很欣赏自己解放前开过“小说技巧”课，准备借“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散播毒素，毒害青年学生。

郑把五四以来的诗歌，歪曲得一文不值，把旧诗捧得很高，并且宣称将来诗歌发展道路要回过头去，走旧诗的道路。

郑指导同学写毕业论文，把他们引导到纯技巧的路上去。有关思想性社会背景方面，只限他们写五百字。

郑在大鸣大放中，以为自己过去的臭文章都可以搬出来，有一次下课拿来一本手抄本给同学翻阅，郑说：“你只看雪莱的一篇，其它都是反动的。”

教同学要学会狡猾，公开宣扬王渔洋的滑头哲学。(厦大快报6期)

在分析王国维的美学观时，对王的谬论生动地作了详细解析，如说人的“欲望、生活、痛苦”如何三位一体地联系着，人的生活充满欲望，欲望达到了也痛苦，不能达到也痛苦。而批判时却又以“必须具体分析：轻轻一笔带过。”对唯心主义的文学理论，他常常称颂他们“具体分析挖得深”。

扬扬得意地夸耀过去自己搞的“小说的艺术技巧”，强调形式上的分析，并表示有机会要把解放前的一门课重开。

有一次郑朝宗谈到〈骆驼祥子〉时，说它的缺点是在于后半段，把旧社会天下的一切罪恶都一担子挑走了。

他激动地谈他的人生哲学，说现在大家总是向上爬，但是爬得越高就跌得越厉害，许多人都搞得身败名裂。我希望廿年后我不会看到同学们当中有谁身败名裂。(厦大快报2期)

郑朝宗到现在还说在永安写的反共文章“并非无中肯之处”，扬言以后要出版“遗臭集”。(厦大快报5期)

物理系刘贤容：

“我觉得‘主观战斗精神’没有错，学习就是不受外界任何环境的影响，就是依靠‘主观战斗精神’拼下去。

“我国电影事业是教条主义公式化，都是那一套。”

郑碧生：“我很欣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对文艺的看法和胡风的文艺路线已有了感情上的联系，本来我就这样想，而胡风从字眼上替我讲出来。”

“我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是对抗的、抵触的。作品要脱离社会实际斗争和偏重精神世界的描述。文艺是为精神欣赏，为知识分子享受之用，我过去不走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文艺不要单纯政治，而要纯文学艺术，风花雪月就是我所须要的。”

“目前的作品太单调了，根本就不想看。古典文学顶好，很优美。由于党过分强调文艺为某个时期的政治运动服务，结果作品教条、公式化。”

“解放后没有什么大作品，都是那些批评家们七批判八批判，结果大家都不写了。丁玲、周立波、贺敬之现在不是很少发表文章吗？象巴金那么大的文学家也不敢写了，因为一写出就批判什么资产阶级观点呀，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呀！”

“那些青年批评家不懂事，根本没有考虑对不对就先批评，批评人家顶容易；如果我是部长，全不要这些批评家。”

“〈可爱的中国〉写得太粗鲁卑鄙下流，没有艺术性，根本不算什么作品。”“解放后的电影，只要你告诉我电影的片名，我就知道他的内容。我对政治性强的不喜欢看，特别是战争片、故事片。生活小节、家庭私生活的片子才看。”

朱扬顺：

“党对文化遗产很粗暴，结果摧残了文化遗产。”

经济系陈今：

“不懂英文就是不懂中文，因而就不是第一流作家，中国至少尚没有一个第一流作家，鲁迅只会写短篇文章，〈阿Q正传〉没有什么了不起。〈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也没有什么，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的反面人物描写得倒很好；赵树理的东西不吃香了，高玉宝的作品就是许多短句子的组合，而且都是人家帮他修改的。”

数学系王桂芳：“工农应该向知识分子学习，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不必再向工农学习。”

来源：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右派反动言论集》，195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