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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言论——“党中央不重视立法”
中国人民大学 邬淑荣 张殿鸿 王文彬 章琳 韩光远 李金铭
1957.05.00

她认为“我国法制不完备是由于党中央不重视立法的结果”。她不同意董老对法制不完备原因的分析。她认为国法不可犯，杀人要偿命，犯罪要坐牢等王法统治已养成了群众的宗法观念，就是干部法制观念薄弱，国家机关不遵守法制，专靠党的政策办事，党委决议高于一切，因而使立法工作缓慢。她还污蔑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干涉”是违反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邬淑荣的材料）

“1．宪法规定有迁徙权利，实际上被否定了，华侨不能随便住在那里，农民不让流入城市，有些人没有劳动力到城市来住也不许。

2．公民的选举，游行，集会自由等规定有些成了形式几乎变成了空谈。

3．我们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破坏宪法，但我们也让人抓住了小辫子，对无产阶级不利时就可以不遵守，故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实际上也没有按宪法办事。

4．对宪法执行情况的看法：宪法条文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1）没有执行的条文（2，18，27，41，55，58等条）。（2）执行不够的条文有20多条。（3）执行很不够的条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张殿鸿）

“在整风中，听到一些揭发出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深感人权无保。五四年通过之宪法已规定了人身自由，居住、通信等诸权利，但以后之漠视宪法、侵犯人权之事实又层出不穷。其中如限制人身自由（肃反中五建公司所为）私拆信件，居住之非法检查（肃反中一些部局和机关所为），非法拘留，吊打和监察（统购统销中农村一些区乡干部所为）等确非少数。个别甚至有侮为精神病以监禁之（林希翎之报告）逼死后又侮为反革命以塞责者，试问国法安在？为此我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和通过以保障人权、对侵犯人权行为之法律处理和检查人权案件之期限规定等为内容的‘人权法案’——申明国法以定民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我的意见，通过组织向党中央反映，应真正的保障人权，如报纸上看到，不经任何手续逮捕人。不能打骂犯人；但不如此，打骂者未处理。原单位一复员的共产党员，一天上午即打三人，打犯人即等于打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王文彬）

“法律是形式，罗瑞卿部长有九个图章，图章一盖就可以抓人。”污蔑党是破坏了法制随心所欲的抓人。

“检察长都是公安机关负责干部兼，而公安部门的一切案件都由党委干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章琳的材料）

“现在只有人制没有法制，国民党时这里偷了东西可以逃到别处，现在不行，现在到处是党，这里偷了东西，到那里还是偷东西，因档案上写着。人制可以制人于死地，死而不能复生，铁是法制一切是人制，一切凭印象几个人商量，以后应建立一系列制度，没有制度使人提意见不能明确提，如有规定22级不能睡什么床，他睡了就可以提，但评教授讲师就没法提意见，另外对教员成绩的考核制度，某教员好，某教员不好，究竟标准是什么，派了倒霉活就倒霉，没有派走运，但不上课的是否好呢，因无人提意见就是好了。谁的官儿高谁的意见就正确，都是人制而不是法制，因人制可能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观点，有的听话就好，吹吹捧捧是好，从学校直到教研室都有这种情况，衡量一个人的标谁是德才而才的地位很低，过去的德可能包括了宗派主义的德，官僚主义的德，自吹自棒的德，听话奉顺的德，而不是辛辛苦苦的德，勤勤恳恳的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韩光远）

“我们从文件和书中常可看到，也常从某些领导同志的报告中听到社会主义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用严刑烤打、逼供讯的办法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而我们则废除肉刑，不用逼供讯的办法对待犯人，但是从别人（程海果〔林希翎〕）所揭露的事实看来，今天我们仍在用肉刑、半夜逼供、向犯人灌什么汤等等，有的则用变相的肉刑，实在令人痛心，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编辑　李金铭）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