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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中国民主同盟 罗隆基
1932.00.00

（罗隆基：1957年为森林工业部部部长）

（摘录）

政治制度上先决的问题自然是对国家（State）的态度。

共产党在这点上，他们引证了马克斯列宁等人的话来告诉我们，说：

“国家是有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从经济上看，国家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一种组织；从政治上看，国家是资本家侵略劳工的一层保障。国家是阶级战争的产物，同时又是劳资不可调和的铁证。在阶级战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虽然要利用国家这工具来铲除资本阶级，阶级铲除了，国家这组织终要使他崩溃消灭。”

共产党的理想是希望拿生产做根基的经济组织来代替政治组织。明显说些，共产党根本就不要国家。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是“以党废国”。

对一班“以党废国”的革命家，我们当然没有共同讨论政治制度的余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基本的政治组织——国家，都不要了，谈得到什么政治制度？

我们并不特别顾念国家这种组织。不过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像共产党所想象的那般简单，世界上不单是一个中国，同时并立的国家有几十个。中国崩溃了，英美法日不见得同时崩溃，中国消灭了，英美法日不见得同时消灭；那时，没有国家的中国人，当然比现在更要受人压迫，受人欺侮。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府还得求神拜佛般去请求列强承认他们新国家。不然，单单经济上苏俄就要陷于闭门自杀的状况。在二十世纪主张消灭国家，谈何容易！

其实国家，和人类的他种组织一样，有他产生及发展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就证明他的性质是随时代随环境变迁的。今日国家的性质，已与昨日不同；明日国家的性质，当然又要与今日不同。就拿中国来说，二十年前的中国是在满州人手里，满人并不完全代表资产阶级，汉人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目前的中国是在“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手里，国民党不完全代表有产阶级，被国民党压迫的人，不尽代表无产阶级。国家何尝只是资本阶级的工具。打倒资本阶级与消灭国家并为一谈，这种唯物论上的逻辑我们实在看不出他的根据。

我们绝对不为阶级制度辩护。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无阶级的理想社会，这是大问题。罗素这样的怀疑过：“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以后，无产阶级何尝不可‘少工作，少生产」和‘多工作，多酬报’的两种主张。又何尝不可产生阶级”。拉斯基（Laski）又这样的怀疑，“我们就看不出打倒资产阶级以后，就一定成为无阶级的社会。社会或者就分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袖两个阶级”。我们睁开眼看看世界的情形。中国的劳工与美国的劳工彼此不都是被压迫的同志吗？美国的劳工比起中国的劳工来，他们又是小资产阶级了。黄皮黑眼的工人，进得了美国的海口吗？美国要赶走华工的不是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类的资本家，而是美国无产阶级的劳工。“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这何尝不是一个大梦。这般说，消灭阶级的理想，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国家的消灭，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开诚布公的，消灭国家的高调，我们是不唱的。“以党废国”这条路我们认为在二十世纪是走不通的。我们在现世界里，只有保持国家（State）这条路。不过在保持国家这条路上，我们有我们所希望的一种国家。在国家的组织上，我们有我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

谈到这里，国民党党员一定雀跃鼓舞的说：“曷归乎来！”

国民党是要国家的，这点我们承认。

国民党的总理在他的三民主义的第一讲里，开口就说：“诸君，今天来同大家讲三民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三民主义是否救国主义，救国主义是否一定是三民主义，这是题外文章。要救国的人，当然承认国家的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国民党的口号是“以党建国”，这明明与共产党的“以党废国”不同了。不过国民党建设出来的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是我们不轻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先要向“救国”、“建国”的人，提出几点来讨论。

（一）国家的性质是什么？

（二）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三）建国的策略是什么？

老实不客气，整部中山全书，从没有提到国家的性质、国家的目的这些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孙中山先生最留心的是“救国”、“建国”的策略。他的短处——同时是他的长处——是策略选择上，总是顾目的不顾手段的原则。因为不注意国家的目的，每每拿“救国”、“建国”当做目的。因为顾目的不顾手段，策略上时常走上与国家的性质及目的相反的道路。最后“党在国上”的策略，就是这个明证。

在我们看起来，总要第（一）、第（二）点有了相当认识，才可以决定策略。现在我们就依次来讨论这三点。

第一，国家是种工具，这点我们与共产党的意见相同的。不过共产党认他为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我们认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

这点，看来似无关紧要，实则是谈政治制度的人应该认清的出发点。目前中国的大患，一方面是共产党把国家看做阶级战争的工具，一方面是喊“救国”、“建国”的人把国家本身看作最终的目的。把国家当作目的的人，他们认人民是为国家存在的，国家不是为人民存在的。他们不问国家给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却认“救国”、“爱国”是人民无条件的义务。因此时时拿“救国”、“建国”这些大帽子来压人。民间的灾荒可以不救，苛税不可不收，地方的治安可以不问，内战不可不打。因为国家是目的，国民就成了“救国”、“建国”的工具了。国家不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本身就是“救国主义”的奴隶。国家不要拥护人民的思想自由，学校应做宣传“救国主义”的机关。总而言之，只要挂上“救国”“建国”的旗子，苛捐杂税，打仗杀人的事，都有意义了。国民都要无条件的服从了。

我们认国家的性质绝非如此。国家是全体人民达到某种公共目的的工具。救国可以，救国的方法，不能与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违背；建国可以，建国的方法，不能与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冲突。反此，“救国”、“建国”就是一种罪孽。

第二，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认定是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对国民有三种职务：（甲）保护；（乙）培养；（丙）发展。国民的身体安全，思想自由，经济独立等等属于国家职务的甲项。人种改良，卫生管理，农工改进，养老育婴等等属于国家职务的乙项；教育普及，文化提高等等属于国家职务的丙项。国家要行使这三种职务，先要求国内的和平，安宁，秩序，公道。没有这几个条件，国家就不能行使上面的三种职务，不能行使上面的三种职务，就不能谋得国民共同的幸福。

第三，国民党许多人因为不明了国家的性质是全体国民达到目的的工具，因为不明了国家的目的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幸福，所以在“救国”、“建国”的方法上走上了“党高于国”的一条错路。

“党在国上”是“以党废国”的共产党的手段。共产党的国家论与他们的阶级战争论是连贯一气的。首先咬定国家是阶级战争的产物，其次认定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工具。有了这两个前提，那么共产党把国家抢夺过来做他们一党与一阶级的工具，自然是理直气壮的事。共产党根本就认国家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没有存在的价值，国家终久是要崩溃消灭的。在这种政治理论底下，党的地位，自然是比国家重要。“党权高于国权”，”党在国上”，自然可以谈得上来。

在“以党建国”的国民党，亦居然挂起“党在国上”的旗号，这是根本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在学说上没有国家的理论。一方面因为孙中山先生没有看清共产党的国家论，在急不暇择的当儿，就采取了共产党的错误的策略。

何以见得“党在国上”这种策略，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呢？

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国民党在广东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有这样一段演说：

“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

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

共产党当日加入国民党，本来是有作用有计划的。他们当然耸动国民党采纳“党权高于国权”这种手段，以达共产党“以党废国”的目的。孙中山先生，用“以党废国”的模范，来做“以党建国”的事业，那真是缘木求鱼之类了。

“党在国上”，有什么可反对的地方呢？国虽然成了党人的国，党又非全国人的党，那么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国民，站在什么一个地位？“党国”这名词，影响于国民的国家观念很大。就拿中国的近事来说。前次的中俄战事，除了各地国民党党部发了几篇宣言，打了几个电报，公布了几条宣传大纲以外，全国人民有什么表示？人民的爱国热度，比起从前的“五四”、“五卅”来，是什么样的一种分别？当然人民都知道中东铁路的战事，其严重不在二十一条件与顾正红案以下。不过从前的事，是中国全国人的事，如今中俄的事，是“党国”对俄国的事。一字之差，在心理上就千里之别了。一个人已被人看做亡国奴，看做被治阶级，被治于白人，被治于同族的黄人，其去亦有间了。这种心理的存在是事实。这是“党在国上”在国民心理上自然的结果。

“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它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那么，以党建国，国在那里？国在那里？

这种批评，共产党不必顾虑，国的崩溃，本来是共产党的希望。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国民党以“爱国”、“救国”、“建国”号召人民，情形自然应该不同。

其实，这些并不是我们对“党在国上”重要的攻击，国民党既然承认国家的存在，就应该认清国家的性质和目的，就应该问问党在国上，是否与国家的性质及目的有根本的冲突。

“党在国上”，国家当然成了一党达到目的的工具，不是国民全体达到公共目的的工具。这与国家的性质当然违背。国民党人或者要说，我们革命党是顾目的不顾手段的“党在国上”虽与国家性质相违背，然而这是达到国家的目的的策略。因此我们进一步来研究“党在国上”，是不是达到国家的目的的策略。

（摘自罗隆基《中国问题》，1932年版，第24—28页）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