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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人在华设厂
中国人民大学 吴景超
1942.00.00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外人在华设厂，开始于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第六条的第四项，载明中国允许日本臣民得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从事工业制造，又得将机器运输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马关条约，虽然是与日本订立的，但其它有约国家，援引最惠国条款，也就得到在华设立工厂的权利。
因为马关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所以一般人的见解，以为条约中所规定的，都是对于中国有害无利的事。最近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条举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一共包括十二点，其中有一点，便是外人在华设厂。这一部份人的意见，以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外人在华设厂的权利，也要取消。
我们的见解，与此不同。我们以为在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的时候，外人在华设厂，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而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外人在华设厂，便是利多害少。我们决不可把外人在华设厂一事，与其它外人在中国享受的不平等特权，等量齐看。
为什么我说在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之前，外人在华设厂，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呢？
六年以前，我在无锡、上海一带，参观了三十几个工厂，并与从事工业有年的人，对于中国工业化几个重要问题，作了若干次的讨论以后，便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讨论”（载于行政院出版的“行政研究”二卷一期，后转载于“独立评论”）其中曾有一段，讨论外人在华设厂的问题。我说：
“由于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可见利用外资，不问它是合伙，或是借贷，或由外人单独经营，如国人肯自己努力，结果都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不过在上面所举的利用外资三种方式之中，其由外人单独经营一方式，便是让外人在华设厂，是利弊互见的，我们应当设法去其弊而收其利。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每注重于弊的一方面，如外人在华经营事业，每不肯受中国公司法及其它法律的限制，又某种国家，每因经济问题，而牵涉到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听到某国的投资，总怀疑他后面有不良的动机。但是利用外资的弊，是可以用外交的方法铲除的，同时如我们的国家力量增强，所有的弊端，都不难一扫而空。至于利的方面，外人在中国投资，除加速中国的工业化外，还可使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降低；农民的产品，添一顾主；失业的工人，多一谋生的机会；空虚的国库，多一税源。例如日本在青岛所设纱厂，据民国二十二年海关报告，该年由火车装运之货，如棉花，煤斤及其制品，所付运费，共计五百万元；所缴棉花税捐，亦不下二百八十万元；采购华棉九十万担，价银三千万元；采购鲁省煤斤，五十万元；华工工资，三百六十万元。虽然日商直接由纱厂中，得到许多的利润，但间接对于中国的利益，是不必否认的”。
上面我说外人在华设厂最大的弊病，是不受中国法律的管制。这个弊病，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便不会发生了。以后外人在华设厂，当然要在中国主管官署登记，当然要受中国政府的指挥监督，最重要的，是赚了钱之后，象中国的工厂一样，当然要向中国政府纳所得税或过分利得税。而且中国政府现在的地位，远非抗战以前所可比拟，经济与政治，以后决不会混为一谈，外人也决不敢以投资为口实，而向中国政府提出政治的要求。所以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外人在华设厂的若干弊端，便无出现的可能。
我想—般人的心目中，每有一种误解，以为外人在华设厂，把中国人的钱赚去了，从中国的立场看去，是一件吃亏的事。这种误解，有加以清算的必要。我在上面所引的海关报告，已可说明日人在华开纱厂，虽然日人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但是许多中国人也都得到好处。不过这个例子，还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到底那一方面所得的利益多些。有些读者，看到上面的例子，也许要说，中国人所得的，只是日人的唾余，日人所得的利益，要比中国人所得的为多。假如这种猜想是对的，那么外人在华开设工厂，便是利少害多。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实在的情形是，假如外人在华开设工厂，中国人所得的利益，较之外人所得的为多。关于此点，我可以先报告一位美国学者对于各种实业所得的分析，然后用他的统计，来推论外人在华设厂，所得利益的分派如何。
美国的顾兹纳博士（Dr. Khznetz）曾研究美国各项实业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所得分派情形，目的在发现每一种生产原素，在各业的收入中，其所分得的百分数。详情如下表：
实业名称 雇员所得 企业家所得 财产所有者所得
（百分数） （百分数） （百分数）
农业 一六·三 七七·七 六·○
矿业 八四·一 一·四 一四·五
工业 八三·九 二·三 一三·七
建筑业 八○·六 一七·一 二·三
运输与
公用事业 七二·九 ○·一 二七·○
商业 七一·二 二四·一 四·八
金融业 三一·六 四二·三 二六·一
政府机关 七七·五 —— 二二·五
劳务 九八·四 一·六
其它 九○·七 九·三
总计 六九·八 一七·○ 十三·二
在这个表里，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在工矿业中，雇员所得，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雇员包括工人及职员，即靠工资及薪水以维持生活的阶级。一个工厂，假如每年做一千万元的生意，那么在这一千万元之中，有八百万元以上，我们如追寻他的去路，便可发现都到了雇员的袋中。当然，我们如专看那个工厂的工资帐及薪水帐，也许到不了八百方元。譬如他的支出，有一部份是付在原料帐上，又有一部份是付在运费帐上。但是如我们再查原料的款子，给谁拿去了，运费又给谁拿去了，便又可发现一大部份是给做工的人以及靠薪水过日子的人拿去了。工人与职员合并而成的雇员阶级，其一年所得，虽然每一个人所分到的，并不能与资本家相比，但其所得之和，却超过资本家、企业家及地主所得之和。如应用此项统计，来推测外人在华设厂所得的分派，我们敢说一大部份将为中国的工人及职员所得。假定企业家所得（即董事长、总经理或主持事业者之所得）及财产所有者所得（即股票所有者、债券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及地主等之所得），尽为外人所取去，其总数也不到工厂一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且在此百分之二十中，也许还有一部份要以纳税的方式，转移给国库。地主所得，一定也是中国人的。如把这两项除去，则外人在华设厂所得，不过事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而已。外人来华设厂，其事业之所得，以百分之八十五，付与我国政府及人民，而自己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所以我说此事对于中国，利多而害少。
既然外人在华设厂，是利多而害少，那么我们不但欢迎过去已经在华开设的工厂，继续在华开工，而且欢迎将来还有新的外厂，在中国设立。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反对沿海通商口岸外籍工厂撤退的主张。譬如中国的外籍纱厂，如真的要从中国撤退，那么英、日两国，便有二百多万锭子要离开中国，结果一定是中国对于棉纱与棉布，不能自给，要从国外购入大量的棉纱与棉布，同时国内的棉花，将因纱厂减少而失去其最大市场。棉花销路减少、吃亏的是中国的农民，自国外购入棉纱棉布，受惠的是外国棉纺织业的工人。此中的得失如何，我们只要略为考虑一下，便可恍然大悟了。
可是还有人说，外人在华设厂，同类的民族工业，将因竞争而失败，我们为保护民族工业起见，所以反对外人在华设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我们应当认清，现在国家民族所需要的，是赶快的工业化，赶快的把新式生产事业，在中国境内树立起来。至于在中国境内所树立的工厂，是中国籍，抑是外籍，乃是不大重要的问题。中国工厂要买原料，外籍工厂也要买原料，卖原料的人，决不会因顾主是中国人而能得到较高的价格。中国工厂要用工人，外籍工厂也要用工人，工人决不会因顾主是中国人而得到较高的工资。中国工厂要向政府纳税，外籍工厂也要向政府纳税，政府决不会因工厂是中国人开的而征到较多的税收。所以从卖原料者的立场看去，从工人的立场看去，从政府的立场看去，工厂是中国人开的，抑是外国人开的，并无什么分别。可是社会上有一种人会感到外厂的压迫，那便是一部份不长进的中国资本家。开明的，进步的中国资本家，只得到外厂切磋琢磨之益，而不感到其压迫。譬如外人在华开纱厂，固然获利，但是无锡、上海一带，中国人开的纱厂，也有获利的，而且还有获利很多的。他们不怕外国工厂的竞争，因为他们的技术及管理，处处可与外人比美。但是也有一部份中国人办的纱厂，因为技术落伍，管理腐败，无法与外厂竞争，因而倒闭的，我们决不可因为要保全这少数人的利润，而忽略整个国家民族的福利。而且落伍的工厂，即不为外厂所淘汰，也会因为不能与进步的华厂竞争而消灭，这是社会演化应有之义，我们可以不必为他惋惜。
最后，我们愿意再提出两点，以供讨论这个问题的人的参考。第一，外人在华设立的工厂，平时政府固然可以利用，战时一样可以利用，象利用国人自己所开的工厂一样。战争—起，外人的工厂，是无法可以迁移到海外去的。所以外人在华设厂，不但可以加增我们平时的生产，还可以加增我们战时的生产。第二，工厂的所有权，是时常变换的。商务印书馆，原来有日人的资本一半；亚浦耳电器厂，原来是德人创办的；荣宗敬在抗战前所辖的九个纱厂，第二厂原来是日人的恒昌纱厂，第七厂原为英人的东方纱厂。沧海变桑田，原来是日人的、德人的、英人的工厂，经过相当的时期，也会转变为纯粹华资的工厂。
所以外人在华设厂是不足畏的。我们欢迎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中国的法律，管得到境内每一个人及每一个法人的时候，外人继续来华设厂。
| | （选自“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1期，1942年，第9—12页）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