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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梓: 地主官僚政客三位一体 贪污盗窃盘剥如此完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1958.00.00

老牌右派分子水梓又名水楚琴，甘肃榆中县人，现年74岁，家庭成份地主，个人出身旧官吏，前清秀才，曾在甘肃文高等学堂及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从1914年起即为反动统治效忠，历任伪县长，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考铨处处长，伪国大代表，伪考试院委员。北洋军阀张广键曾派他赴欧美各国考察过“教育”。1921年在北京加入伪国民党。兰州解放前夕，畏罪逃往青海，青海解放后，因无路可逃，才回到兰州。

1950年被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经群众坚决反对而除名。后被邀为甘肃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省协商委员会委员。1953年4月加入民革组织，先后任民革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职务。

水梓在甘肃群众的心目中不但是一个夤缘奔竞卑鄙无耻的妓女政客，而且更是一个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忠实帮凶，一贯反共，罪恶累累，民愤甚大。但他却自诩为“西北完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给他安置了很重要的职务，对他宽大为怀，不究既往，但他反动的本性丝毫未改，一贯地敌视党和人民政府，敌视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各项政策，抗拒各种运动，留恋过去，憎恨现在。在他加入民革组织后，即和极右分子王治歧、蒋云台、俞方皋等在甘肃民革内组成了反党集团，形成了甘肃反动势力的核心，并利用合法地位和两面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突现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的目的，在大鸣大放时，水认为时机已到，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发表了纲领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曾先后在省委召开的文教座谈会、统战民族座谈会、政法座谈会、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谈心会，以及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的座谈会上，以伪装的“善言”，从司法部门、人事制度、六法观点和仁政观点，“士”与共产党的关系，及肃反问题等五方面，向党向人民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企图夺取党的领导，使国家重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使人民再过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生活。兹将他的主要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综合如下：

一 妄图推翻革命法制，取消人民民主专政

水梓在法制方面否定了法律的阶级实质，公开的宣传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法治观点，企图推翻党在政法部门的领导；迫使国家放弃保障人民统得利益和革命成果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法制，树立反革命的法制。他在政法座谈会上说：“法院、检察院应依照宪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干涉，不能以党代法，由党在司法机关操纵左右，否则就是违反宪法。”他假惺惺地促请中央从速制订各项法律，偷梁换柱地否定了法律的专政性质。他狂妄的叫嚣“执法要有专门人材，不能拿政策和政治来代替。”他反对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六法”，他说：“我不同意批判六法观点，……六法观点有什么不好？”他居然振振有词地说：“试问在我们将来的法律中，要不要制定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违警法等，如果要制定，那这也不是六法吗？那么批判“六法观点”，又作何解释呢？所以，旧六法也是可以参考的。”另外他还侈谈“仁政”，颠倒黑白，混淆听闻的说：“我不同意批判仁政观点。……‘仁政’是各代的贤君圣主都一致重视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施行仁政呢？”他故意从形式上，数量上和名辞上把我们现在的宪法和将来要制定的民法、刑法等也说为六法，混淆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和国民党反动的伪法统，显然是要模糊法律的阶级性，实质上就是企图恢复已被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的伪法统。他反对批判保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伪六法观点，目的就是要使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重新成为合法的。他企图削弱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也就是为了削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幻想使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复辟。至于他所侈淡的“仁政”，则是诬蔑和影射人民政府不施“仁政”，只施“暴政”，其目的是在于为反革命分子请命和撑腰，要党和人民政府放弃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和对反动阶级的专政，要求对这些反动分子施以“仁政”，其阴谋是极为恶毒的。

二 反对党掌管人事工作，企图篡改党的干部政策

水梓在政法座谈会上对人事制度大肆攻击，诬蔑党的人事制度，以达到削弱以至取消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他说：“人事机构应酌量参加非党人士，免使人事机构成为宗派主义的枢纽。”并说：“我们是联合政府，何必独掌用人大权，一党包办呢？”他诽谤说：“省人事局做人事工作的人员，大都很年青，不懂得人情世故，态度异常骄傲，有特权思想，自以为自己是‘吏部天官’‘天官赐福’”。“有些人反映人事部门掌握的档案材料是‘生死簿’，很了不起”。他要求改变德才兼顾的干部政策，采取一种不考查历史，不问政治情况，只看学历，只看技术的干部政策。他说：“人事安排上，用干部除了政治、历史外，还应重视人的学历、品质及其专长，做到学用一致，各尽其才。分配工作时，对于能用的人，不要遗弃，亦不应限于党团员，以免造成特殊权利，使野有遗才。”他还举例说：“省政协会派了一批人到西安学习，回来后，省人事局使一些有技术的人做了其他工作，把一部分很有专长的人处理回家生产，理由是说他们是地主，可是他们有些人本来就不会劳动，我也是个地主，我就不会劳动生产，为什么硬要不会劳动生产的人劳动生产呢？”他知道要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首先就得反掉党对政法和人事等要害部门的领导，因此，他所说的“人事机构是形成宗派主义的枢纽”，实质上就是要反掉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他强调任免干部要考核“学历”，实质上就是反对重视政治条件选拔工农干部，他反对人事工作的档案制度，实质上就是为了使一些坏分子的混入革命阵营，打开方便之门。所以，他所要求的改变人事制度的目的，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对人事部门和政法工作的领导，就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三 捏造夸大肃反缺点，为反革命分子张目

在肃反问题上，他不但造谣惑众，夸大肃反缺点，企图翻案，公然为反革命张目，并气势汹汹的要惩处肃反干部。如说：“在肃反当中，见闻所及，问题很多。”因此他建议：“对重大错误案件的逮捕，审讯人员予以应有惩处，进行法律处理，以重人权。”并公然造谣说：“听说兰州市某机关在肃反中，逮捕了三十八个人，经中央检察机关检查后，发现其中有三十四人是错捕的，又无罪释放了，判决书也追回了，判刑的只有四个。这是重大的错误，这不能算是小事吧！应追究责任，予以处分。”但经有关方面反复调查对证，此事纯系捏造。水梓和黄绍竑一样，居然以“包龙图”自居，要求“对重大错误案件的逮捕，审讯人员予以应有的惩处”，要求“追究责任”“以重人权”，但对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则熟视无睹。为什么水梓要虚构一些错捕错判案件而大声疾呼呢？原来他的用心是旨在对党进行诬蔑，企图降低党的威信，妄图从肃反问题上打开缺口，动摇新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主义基础。

四 离间党和知识分子，切齿仇恨共产党员

在光明日报记者来兰“点火”的座谈会上，水梓大谈“士”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把“士”解释为超然于群众之上的人上人。他说：“‘士’包括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为什么叫做‘士’，而不单称之为‘人’呢？因为他曾读过古书，有文化。”想把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所器重的“士”强加在所有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头上，并恶毒的挑拨说：“‘士’不只有学问，而且还有道德，他的品质高尚，他‘落落难合’他‘难进而易退’，他‘行不由径’，他不‘夤缘奔竞’，而经常抱‘群而不党’的态度。解放以后，‘士’和共产党因此有着相当的距离。所以不能让士为知己者死。”他不仅这样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而且攻击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领导。他在交代问题时说：“我认为士为四民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的地位应放在工农之上，摆在领导地位。”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现在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将知识分子退出，劳力者进于治人的地位，我思想上有抵触，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居于领导地位，觉得把我没有以国士看待，我有未逢知己之感。”水梓在这里把‘士’的概念完全抽象化，掩盖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东西。他要知识分子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就是不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他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归根到底，就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专政论，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

水梓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切齿咒骂党员和积极分子，他说：“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党员的八项条件是不容易的，做到八项条件差不多是圣贤了。起先我对党员看得很神圣，几年来耳闻目见，减低了我的信仰。”他还血口喷人的说：“有的所谓积极分子，拆散人家的婚姻，侵吞救济款，捏造材料打击别人。有些积极分子本来不好，但领导上偏偏相信，人民就要把毛病看在党的身上。”他对共产党员已经恨入骨髓，恶毒而无耻的说：“关于思想作风问题，可以和风细雨，但违法乱纪的人，应该以法律处置，对别人的罪还要追究既往，为什么对党员的罪不究既往？为什么对地主是咎既往？很多党员根本就没有道德……。就是好党员也只能畏其威，而不能爱其德。古云：‘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水梓这些谬论的实质就是诬蔑共产党是靠不住的，党员八项条件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没有道德。其反党的凶恶面貌，可谓完全暴露出来了。

五 诋毁歪曲党的政策，挑拨破坏民族团结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不满把水梓提名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到处贴标语反对，他就说：“我看到门上有几个小学生在贴反对的标语，这是我得罪了小人。”镇反时他阴晦的说：“杀人者人恒杀之”。实际上他对当时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头子是极为不满，言外之意是说：你们杀了反革命，你们也不得好。他曾经为寇永吉、宋恪等反革命分子请命。在政协学习时，有人动员他参加民革，他回答说：“我向来不参加党，有党就有党祸，譬如历史上的西汉党祸，东林党祸。三青团、国民党动员我，我就是不参加。我恨透了党。”但事实上他早就是国民党员，也曾和伪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勾勾搭搭，过从甚密。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水梓常在会上拿从前唱戏的故事作比喻，影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唱对台戏，唱不过了也会打起来。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水梓有意诋毁，说“宪法是一种不祥之物”，“每逢行宪，就会发生战争”，并宣扬英、美议会制度有多么好。在讨论“刑法草案”时，又说：“大清律”和“天坛宪草”有多么好。

1954年回族“尔德节”，西关回民举行座谈会，水梓在谈到民族团结问题时，竟然恬不知耻的说：“我当教育厅长时就提出了民族团结，并且自己和马云亭先生（马匪鸿达之父）团结得很好，树立了榜样。”当场就有阿訇质问：“你说的民族团结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不是一致呢？”问得他闭口无言。他更荒谬的认为：就全国来说，过去是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而甘肃历来是回族压迫汉族，所以不同意在甘肃批判大汉族主义，并且在讨论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会上，提到了历史上的回汉仇杀，他说是“至今思之心有余悸”。他还认为：统战部只统了回族，没有统汉族，歪曲回汉民族应当互相尊重的意义，提出既然拆了汉族的城隍庙，为什么独保护回族的清真寺？有意挑拨民族团结。他更恶毒的说：“回回虽多不怕，钱多不怕，就怕念书的人多了。”实际上这正是他的大汉族思想的本质暴露。

水梓还强调“甘人治甘”，极力排斥外省各地来甘肃支援建设的工人和干部，他居然煽动破坏的说：“甘肃再发展下去，就没有甘肃人了。”他不仅抱着浓厚的狭隘的地域观念思想，而且企图在这个幌子的掩饰之下，迷惑煽动拉拢一部分人和他共同反党。

六 一贯反对社会改革，破坏各项运动

从土地改革开始，每一项社会改革运动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以及文字改革等，水梓都要出来反对。

在土改运动中，他希望“和平分田”，不主张斗争，农民要求斗争水梓，由统战部帮助协商，水梓写了悔过书，给农民退出了二千二百元的果实，保护过关，但以后他却无耻的说自己是，“开明地主”，“土地是自己拿钱置下的”，“地租剥削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还暗暗将分配了他所赔偿的果实的农民姓名记下来，准备“有一天要和他们说说理”，企图“反水”“倒算”。他还同情临洮大恶霸地主杨世昌及武山的李克明、甘谷的李象德等，认为“不应该受到人民的制裁”。鸣放时，他还在政法座谈会上公开无耻的说：“不为人王，便为地主，当个地主也光彩”。可见他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是根深蒂固的。对于“三反”运动，他也极为不满，形容“三反”运动是“不见阎王，小鬼把人逼死了”。

水梓在反动统治时代，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而在1950年募捐寒衣救济贫民时，却只捐了旧币几万元。1951年广大群众踊跃认购折实公债时，他假装穷酸，并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发行公债一样的，甚至比国民党还厉害。”还造谣说张维和王藻虞之死是公债“逼死的”。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反对美帝侵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热情，参军、捐献一时形成高潮，水梓的房客王永玺的儿子和曾给水梓当过雇工的张长生自愿报名参加到朝鲜当志愿军，水梓却向他们宣传美国如何厉害，并说到朝鲜去送死，百般进行破坏。当基层干部动员他捐献时，他竟然认为“国可亡家不可破”，对捐献极为不满。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统一调拨粮食，根据运输便利的原则，把甘肃陇东的一部份粮食运往关中，又从陕西给甘肃运来了一部份面粉。水梓却无视统一调拨的优越性，俨然以“甘肃主人”自居，反对“甘粮运陕”，说：“甘肃粮食历来不够吃，不能外调。”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拥护统购统销政策，而水梓则“深恶痛绝”，竟然大肆诋毁说：“民国十八年还有个黄家面铺，可以买到好白面，现在连黄家面铺都不见了”。53年甘肃一度出现旱象，水梓说：人说北山董家（大地主）不好，如果现在董家斗行还在的话，还可以接济一下。”公开歌颈地主的剥削罪恶。他对肉食供应也不满，不让家里人排队去买肉，反而叫嚷说：“五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我现在已经是非肉不饱的年岁了，不但买肉要站队，站了队还买不上肉吃。”另外他还恶意歪曲食油供应情况说：“去年提倡种菜，今年的萝卜都卖不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油么！”

水梓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样认为搞糟了。和他的花园毗邻的五泉合作社要筑一道墙来保护果园，也遭到他的反对。今年他还想把他的花园租给合作社经营，企图剥削合作社的劳动力，坐收地租，被合作社严词拒绝。

在城市建设方面，水梓也不顾车马行人的事故时常发生和兰州城市建设的需要，一再反对拆除雷坛河的桥及修建新桥。对于拆除市中心的城楼和修建五泉山公园，他也反对。当他听说未来的城市拓路规划中，将有一条道路通过“水家花园”时，他就到处埋怨诉苦。不仅如此，他还讽刺我们的城市建设成就是：“兰州建设大了，城外窑洞多了”。他对于改变甘肃落后面貌的一切措施，都是怀着极深刻的仇恨的。

七 留恋反动统治，抗拒思想改造

水梓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留恋，处处都表现出来。他参加参观团参观南京雨花台时，其他人都为蒋介石屠杀革命烈士遗留的血迹伤心落泪，但他却无动于衷。在参观伪总统府时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边指点，一边夸耀的说：“这儿是蒋委员长的办公室，那儿是当年文官处参事室的旧址，我就在这里办公”。得意忘形，如逢故人。

在1954年一百零八天的总路线学习以前，水梓谈起伪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和谷正伦等人时，他总称为“朱长官”“谷主席”，或者亲切地说“益民”（朱匪字）长，济常（谷匪字）短。在去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会上，他说：“我们国民党从前是光荣的，现在还是光荣的，从前是伟大的，现在还是伟大的。如果中山先生还活着国民党也可以成为领导党。”有意混淆视听，进行反动宣传。有些政协委员和干部去逛他的花园时，他在送客出门时也意味深长的说：“从前还可以招待招待你们，现在不行了。”可见他是如何的留恋过去。

对待思想改造，水梓一贯敷衍搪塞，顽强抵制。1954年思想改造学习期间，他装病抗拒，在小组会上说：“我是听批评来的”。他在会上应付差事的给裴建准提了些意见，会后在厕所里却给裴建准说：“孟成（裴的字），对不起你，我是出于不得已，我们心心相印吧！”在今年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水梓还表示对思想改造学习很不满意，他说：“一百零八天的学习，现在想起来，是很伤心的事。”

八 自命“西北完人”，实为反共专家

解放前，在1948年，水梓为了扩大他的丑恶政治影响，拉拢了伪和平日报社长易君左为他鼓吹，恬不知耻地将他的照片印在一个刊物封面上，题目：“西北完人”。其实揭开他的丑恶历史，他却是一个卑鄙龌龊依靠贪污盗窃压榨剥削起家的政客和阴险恶毒的反共专家。

远在1922年水梓担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就贪污了学生的津贴，因而发生学潮，要水梓滚出学校。1925年伪甘肃督军陆洪涛离甘肃时，为了封群众的口，并带走大批赃款，曾留下十五万两银子，指定兴办陇右公学，由水梓经管，他也从中贪污了一批。1929年甘肃遭受大旱灾，饿死人民三百多万，到处发现千人坑、万人坑的惨剧，水梓作代表到南京呼吁赈灾，赈款由水梓经手汇兑，他不仅从中贪污商号倒贴汇水，还利用赈款大做生意，置受灾人民死活于不顾。水梓把这些贪污盗窃来的巨款，用强霸硬占的办法，选买了大批的良田和房屋，并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水家花园”，自己享受。他当年坐上轿车子，带上狗腿子，每年下乡收租，租子交不上，就要夺地，并且他家斗大，又要上好的北山麦子，逼的佃户们走投无路，被吸干了血汗。水梓剥削房客的方法是：全院出租，不分租，逢年过节还要向房客预借租金。直到今天，水梓的地主本性仍然原封未动，他曾指使给他办了一辈子家事的吴淮安向房客李松年等逼要解放时已减去的房租，但当吴淮安死了之后，他又把吴的女人赶走了。

水梓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标准官僚政客，专事吹牛拍马，阿谀逢迎，钻营奔竞。自北洋军阀以来，他对统治甘肃的历任反动头子，谁上台就歌颂谁，并为之谋策献计。对回民军阀献“以汉治汉”的计策，对汉民军阀献“以回治回”的计策，对外地军阀献“以汉治回，以回治汉”的计策，对本地军阀则又献“甘人治甘”的计策。在朱匪绍良统治甘肃时，水梓为了勾结权势，以儿子水天明拜朱绍良为干爹，经常在其家中招待朱匪抽大烟，打麻将，并趁机献策说：“共产党如洪水猛兽”，“治乱世用重典”等，要朱匪杀尽共产党人。

马匪步芳就任伪西北长官公署长官时，水梓在欢迎会上谄笑取宠，丑态备至，他指国民党反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说：“全国都赤化，西北仍然是青天白日，因为西北有太阳，马长官就是我们西北的太阳，有了马长官，有了马（指马鸿逵）、郭（指郭寄峤）副长官，西北就有了救星，甘肃六百万同胞就可免“共匪”的蹂躏……”。又说：“共匪是有形之人，不是无形之鬼，既是有形之人，就可以消灭它。”马匪继援带领伪八十二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水梓在欢送会上对马匪继援备加歌颂，赞扬马匪“给久旱的甘肃带来了嘉雨”，是“仁义之师”，“师长姓马，此次东去‘剿匪’‘戡乱’，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水梓还对人说：“马家败了，除了内患，歼灭共匪，除了外患”。在解放前夕，水梓受马匪步芳使命在伪广播电台广播说：“我们要保持悠久的历史，共产党一来就保持不住了；我们要恢复固有道德，共产党一来就没有了；我们要争取自由生存，共产党来了就活不下去了。”他以这三点来煽动广大群众反对共产党。

水梓的反共宿谋是由来已久的。远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时，水梓当时在兰州市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说：“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什么革命，都是捣乱的家伙。”他在担任伪甘肃省教育厅长任内，于1934年去南昌见蒋匪介石，曾上手折一本，向蒋陈述反共教育意见，并保证甘肃学生中不出一个共产党员，深得蒋匪的嘉许。在给他母亲祝寿时，蒋匪曾题赠匾额，解放后他还一直当作至宝保存。水梓又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鼓吹“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在伪国大开会期间，他十分活跃，担任了主席团主席，迎合蒋匪作了几次演说，动员“戡乱”，叫嚣消灭共产党。蒋匪介石就任伪大总统时，他为这个大反动头子的莅新而欢呼，称蒋是“文武神圣”，并祝蒋“戡乱兴邦，寰宇永定”。同时，水梓也是李匪宗仁的忠实支持者，李竞选伪副总统时，他在南京大三元酒店请客，为李拉票，事后李宗仁把他提为伪考试院考选委员作为酬谢。水梓对他这一段丑恶历史经常夸夸其谈，诩为光荣，并卖弄什么“国大之花”，“国大之老”，“国大之水”（即水梓）。实际上他所欣赏的这些所谓“荣耀”事迹，正是他的一本反动史和全部血腥账。由于水梓反动透顶的本质和吹牛拍马卑鄙钻营的作风，他和历任反动统治者，一拍即合，因此，他在反动政权中一直是“红人”，人们叫他是“不倒翁”，又叫他是“水性杨花的妓女政客”。由于他的无耻反动行径，这就在他的身上集中的表现出了一个地主、官僚、政客三位一体的所谓“西北完人”的本色。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