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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捷三：革命青年的死对头 封建道德的传教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1958.00.00

王捷三，陕西省韩城县人，现年59岁，家庭地主成份。

现在职务：西安师范学院教授，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 迫害革命青年的刽子手

（一）依附反动匪帮，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

右派骨干王捷三解放前的30年历史，是一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当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1919—1925）就与已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温天纬、李芝庭等，接受陕西省伪督军刘镇华的指示和津贴，在陕西旅京学生中组织反动组织——进化社，对抗进步组织，打击进步青年，进行反动宣传。王由北大毕业后，即依附反共军阀岳维峻（西峰），任其秘书长、民政长，为岳匪镇压革命策谋，是岳匪反共的一员得力大将。以后，岳匪被工农红军俘虏，王便投靠了戴匪传贤。

王曾受杨虎城将军的资助，在1931—1934年到英、美留学。而王捷三归国后，忘恩负义，曾公开辱骂杨虎城将军，反对“双十二”事变，干了许多反杨虎城的勾当。从此，王便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加信任。

王受到反动头子陈诚和胡宗南的赏识，被委派为伪陕西省教育厅长（1939—1945）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常务监察，胡匪还支持他当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在这期间，王捷三死心踏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

当胡匪宗南1945年疯狂地向人民进攻时，王当了胡匪的秘书长。王曾再次向胡匪表示他坚决服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为胡匪联络地方人士，分析国内外大势，策划反共活动，称为胡匪的“智囊”。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捷三又投靠了反动军阀李宗仁，充当了伪华北行辕的政务处长。李匪的许多重大措施，都是由王捷三与肖一山等为之策谋定划。王与军统特务张家铨勾结，包庇汉奸，与李宗仁老婆勾结，控制华北燃煤，从中大量敲诈、勒索。当国民党选举伪总统时，王为李宗仁四出奔走竞选。王捷三还组织了许多反动小组织，除“进化社”外，还有“民友社”、“经世学社”等。并协助李宗仁组织“宪政实施促进会”，为李宗仁献策，谋划，走第三条路线。

（二）镇压学生运动，迫害进步青年

王捷三在任西安高中校长时，就扶持特务学生，迫害进步青年。在就任伪陕西省教育厅长后，更变本加厉，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忠心蒋家王朝，即亲自发布了一个“整顿学风令”，对陕西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大事诬蔑：“……为维持校纪，根绝歪风起见，将首要分子予以开除，并将别有企图者暂为管押……”。他参加敌人的特种联合汇报会，积极镇压学生运动，迫害进步青年。

例如：1939年9月27日亲自叫来伪警，逮捕了三中分校进步学生代表陈唯诚、华心诚、韩启文等三人，送进胡匪的“劳动营”。王命令伪华县县政府于1940年12月27日晚，逮捕了咸林中学学生时万成、时万俊（党员）、李祥文（青救会员）等八人，送入“劳动营”。1940年9月3日，临潼县长奉王的指示，逮捕了鲁宗周（党员）、崔伯魁、张树功等十七人，送入“劳动营”。鲁宗周被敌杀害了。其余各人，到现在除张树功外均无下落。1939年10月王命尧山中学校长李浩（特务）一次逮捕了该校进步学生戴明仁、王涯佛等十一人。1940年在乾县中学逮捕了张海等五人。1941年，邠县师范部分学生反对王的大将特务校长范仲仔（已镇压），王一律给扣上“红帽子”，一次开除了四二人。韩城中学学生反对该校校长温君伟贪污，王亲赴韩城，大骂学生，并即开除了张玉印等十余人，……等等罪行是很多的。王捷三就是这样血腥地镇压学生运动。这就是他自命“爱护进步青年”的具体行动。

王捷三在当了伪教育厅长后，首先要把自己家乡（韩城）的共产党的活动肃清，对薛子芳等六人，从各方施加压力，送到胡匪的干四团受训。以后这六人完全变成了三青团的骨干。王捷三1941年到郿县视察时，手谕该县县长：“查郿县中山街小学教师董锡钧、任光烈、邱凌云思想不正，着即送劳动营”。该县当即将以上几人五花大绑地逮捕了。

解放前夕，北京市的青年革命运动已在蓬勃发展，王和肖匪一山、陈雪屏等共谋镇压策略，使出一个怀柔的“疏导”政策，以李匪宗仁的名义通知当时各学校，对青年学生进行“疏导”，阻止学生游行示威。

（三）积极推行法西斯教育，毒化青年学生

王捷三为了推行其反动的法西斯教育，在沿陕北边区各县，都设立了“中山民众学校”，企图使群众不接受革命教育。1940年，王又颁布了“整顿沿边区民校计划”，“加强三民主义文化教育计划”，专门宣传反动政策，诬蔑、咒骂共产党。1941年王又极力推行其“统办特种教育计划”，扩大反共施教区。王捷三还选拔外县的反共“中坚分子”，集中到所谓“特种教育工作人员训练班”进行训练，专门在教育界监视进步青年和进步教师。

1942年，王曾发布命令，大量查禁进步书刊。在1943年王捷三曾对他施行法西斯教育作了回顾说：“当时的环境是敌寇逼关，奸伪（按：指共产党）在郊”，“陕西士习学风，久趋败坏……每借宪警之力量，以维持学校之秩序……赖我全体教师与党团同志，同心同德，共加矫正，比年人知响学，校风转肃。”王捷三得意地认为他法西斯教育政策已经收到成效。

（四）积极进行反苏、反共宣传

王捷三一贯无耻的给蒋介石匪帮献媚，宣扬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措施。他颂扬蒋匪说：“其精神的伟大，学识之渊博，而实堪称圣贤”，称蒋匪为“拨乱反正、领导复兴的人豪，……民族的救星”。他认为抗战的胜利，由于“总裁领导得法”。1937年蒋匪颁布通令“要修明政治，首先铲除贪污”，王认为是“探骊得珠，至理名言”。王一贯宣扬蒋匪“宪政与训政并行不悖”的谬论，他说“这一面显示本党青白光明的本质，一面更显示本党负责到底的勇气”，为蒋匪的所谓训政鸣锣开道。王说蒋匪的“新生活运动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中华民族疾病的症结，是‘贫、愚、弱、私’”，以掩盖反动阶级统治剥削的罪恶实质。

王捷三一贯仇视苏联，诬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说苏联是“以名为治的政治”，诋毁马列主义是“武断偏跛的曲解”和“邪说”。他说苏联“国内所谓民主与自由，已成了一句名实相反的空话”。说苏联人民反托洛茨基匪邦的斗争是“党争之烈，昔友今仇，待开国元勋如此之酷，此岂唯物精神的流露欤！”他还大骂苏联“野蛮”，“共产共妻，生下娃娃分不清大（父亲）”，“什么马列主义，牛列主义，狗屁！”等等下流无耻的恶言。

王捷三一贯仇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人极尽造谣诬蔑的能事。他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早过时了，唐尧虞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如朝露夕阳，霎时即逝，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纳污藏垢。所以共产党人皆是丧家失所的亡命之徒，鸡鸣狗盗无识无知之辈。”又说他“尽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深知其中谬论百出，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共产党硬要削足适履，定必失败。”他把进步青年说成是“迷途羔羊”，要他们“及早回头，用毕生精力，精研总裁的力行哲学，方能继往开来，成家立业”。他更恶毒地骂共产党人“扰乱抗战阵营”，是“共匪”，“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是“思想公而行动私，是共产起家之流，是红皮萝卜，以其外红而内白，固亦深恶而痛绝之也”。他还把革命根据地陕北说成暗无天日。他说：“只要到陕北便可以看到，如果你对他们的纲领路线，敢说半个不字，便立刻叫你去出差”（活埋的意思）。

二 解放后，一贯仇视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解放后，人民对王捷三不咎既往，给予极大的信任和政治地位，但王捷三仍对党和人民政府抱着刻骨的仇恨。他骂土地改革是“活鬼闹世事”。一贯抗拒思想改造，自矜进步，说他“没有什么可改造的”。1956年西安师范学院发现他在教学中的非历史主义的比喻上的错误，教研组开会给他提意见，他即以极端粗暴的态度，大骂教研组主任是“什么东西”，是“教授的教授”。

王捷三诬蔑我国的工业发展和抹煞人民生活提高的事实。他说：“现在一般人的生活都困难了”。又说：“这几年来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地富阶级的挥霍，现在地富阶级已经挥霍完了，又靠什么来发展工业呢？”

王捷三借口“我是教古典文学的，苏联有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吗？”来反对教学改革，他诬蔑教学改革的一系列办法是“多此一举”，认为教研组对他的教学大纲提出的意见是“清规戒律”。文学教研组有一次讨论“文学的人民性”时，他说：“什么人民愿望，人民感情，说那干什么？”反对学术讨论。

王捷三利用讲坛，散布毒素。他在教学中有意发挥古典文学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他说：“人生就是如此，要及时行乐”，“人生若梦，刘希夷道破了‘天机’”。他对学生说：“男女恋爱，争风吃醋，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他在讲课中歌颂秦始皇和曾国藩，叫学生“多读些曾文正公家书”。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犹如现在的镇压反革命”。他在课堂上还极其庸俗地大谈自己在美国看“女人大腿戏”的情景，向学生宣扬资产阶级的色情观点。

三 利用整风机会，疯狂地向党进攻

王捷三在借口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采取阴险毒辣的两面派手法，积极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

（一）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威信

王捷三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他说：“党领导不等于党员领导”，“对革命有功者崇德择功，方法尽多，不必都叫他们当领导”。他又提出“党和非党的有才能者，合长或分长一机关……分长更可竞赛。”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地位。

王捷三企图与共产党平分天下，窃取政权，因而反对在制定政策时党所提出的草案或建议。他说，在制定政策时。“逐层先让民主党派与闻其事”。又说“政策制定后经过政协（有人比作参议院）提供意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再交政府执行，这样就不会‘以党代政’了”。他是支持章伯钧的两院制的。他还借反对教条主义，恶毒地歪曲和攻击党的马列主义教育。他说：“传播马列主义用不着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他诬蔑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用宝剑强迫别人接受马列主义，实质是企图取消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

王捷三阴谋取消党在学校中的领导，要学校党委退出领导地位。他说：“学术领导和行政领导性质不同。科学造诣不容易翻身，我觉得由于各科学部门领导上让资历造诣浅的领导资历造诣深的，无疑是各级学校教育质量一个重要原因”。他为了达到取消学校党委的目的，他进一步具体地提出：“大学院校党组织应当在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之外。”关于学校党组织的作用，他认为：“要党组织实质上能发挥鼓舞推动作用，不要它有指挥能力。”正因为这样，所以王捷三就积极支持“党团退出学校”的主张，他竟说“提这些意见的人是爱党的人”。

王捷三极端仇视党团员。他认为解放后入党的人都是“动机不纯”，并恶意嘲骂的说：“全国解放后热心入党的知识分子，难免没有在稳当的局面下，‘既光荣，又领导’的思想”。又说：“目前入党，正如鲁迅说的‘既英雄又稳当’，起码可以做个领导。”他还大肆造谣说：“这几年学校吸收的党团员，从已揭露的情况来看，坏学生多于好学生。”他恶毒的说这些人“党组又恃为心腹，既给以‘特权’，又付以‘特务’，怎能不制造矛盾，降低威信呢？”

王捷三诋毁党员是专门打击别人，制造矛盾的人。他说解放后入党的人“缺乏锻炼，又急于立功，现在阶级斗争已过，只好在人民内部按甲打乙，惹事生非，老党员忙，‘墙’‘沟’多半是他们筑掘的。”又说“刚刚起来的青年人迎合领导，为了自己上进，往往打击别人，制造纠纷。”他大骂在运动中表现好而入党的人说：“因为善于歌功颂德，希风承旨，便成了校院长的心腹，常常假借领导威信，自便私图，因而为学校制造出不应该有的矛盾”。

王捷三企图改变党的组织路线，改变党的性质，使党脱离工人阶级，他恶毒地‘建议’共产党发展党员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吸收：“（一）在学校中尽先在前十名成绩中挑选。（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应不偏重学自然科学的，要观素行，看品质。（三）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因形格势禁脱离了党的人，今天民主人士中很多，究竟大多数一贯还是进步的，人望也好，听说再入党偏很难，我不懂，我以为应再多吸收他们。（四）阶级斗争大体过去，在和自然斗争时期应多吸收才能出众，经培植能领导的青壮年入党，应缺勿滥。”他的目的是要把党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什么学术团体，变成脱党、变节分子的组织。

（二）挑拨党群关系，辱骂党外进步人士，诋毁党的统战政策

王捷三借口反对官僚主义来挑拨党群关系。他说：“领导者就是易于把他自己的威信等同于党的威信，盛气凌人，每每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他认为官僚主义除所谓辛辛苦苦和糊糊涂涂的以外，还有两种，即“张张狂狂的官僚主义和羞羞答答的官僚主义”。他说前者是“盛气凌人，瞧不起群众，”后者是“才小位大，怕群众瞧不起，故意瞧不起群众，其结果嫉贤害能，压制批评，最为误事”。

王捷三还挑拨党和非党教师的关系。他说：“关于党群关系，人人喊有墙有沟，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相反的却高估了一部分党团员，如以耳代目，光听党团员的汇报，这样一方面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另方面也造成青年人自高自大，对教师不尊敬。”他又说：“一般说来，学术水平高的老教授老教员不受尊重，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限制，也就影响了课业传授和学术研究”。

王捷三挑拨领导干部与下级的关系。他说：“人民勤务员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公仆’的漂亮口号，从人民中来，凌驾在人民之上了”。他极端歪曲事实，企图煽动非党团员反党，他说：“留助教、送干部、挑研究生和留学生，只有他们（按：指党团员）有机会”。

王捷三恶毒地辱骂党外进步人士为“善于歌功颂德的新贵”，把他们的同党亲密合作诽谤为撒“铁丝网”，和新党员一同筑‘墙’掘‘沟’。王捷三对于说公道话的党外人士大肆辱骂，骂卢郁文、李仲公是“世故太深，借机献媚”，说这是“对党不忠诚的表现”。并声言“如果他们再升官的话”他“对党要提意见”。他认为葛佩琦、储安平比卢郁文、李仲公“要老实些”。他并将储、葛比作“忠臣”比干，而将卢、李暗射比作向殷纣献媚的费仲。

王捷三打击积极靠拢党的人，诽谤他们说：“学校领导之所以借重这些人，因为他们靠拢组织紧，能听指挥，其实他们的品质是否好，思想是否进步，还成问题”。他就这样的造谣侮蔑来挑拨党群关系，能说不是别有用心吗？

（三）攻击党的教学改革和戏剧改革的方针，政策

王捷三恶意地抹煞成绩，夸大缺点。他说教学改革“搞得很糟”，说“口试制度使师生痛苦不堪，工作量将脑力劳动当成车间生产。”王捷三在课堂讲课，一贯不负责任，东拉西扯，海阔天空，信口开河，不受任何教学大纲的约束，他反说：“课堂授业……不许多说一点，也不许发挥几句，不许说教本上或权威者没谈过的话。你如果作个比喻，说个新见解，他们就大惊小怪，乱扣帽子。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空气就这样被窒息了。”对教学改革极尽恶毒诬蔑之能事。他反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说：“难道我教哲学的教授，上课还要替学生检查卫生吗？”王捷三还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完全否定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成绩，把党的思想教育工作诽谤成是“土木建筑，筑墙垒沟一样：按时计工，按图式办事”。

王捷三毁谤秦腔改革，夸大剧改中的缺点。他说：“在秦腔改革上，教条主义的流弊还很大……他们固执地想拿新教条打倒旧传统，拿洋规矩否定民族形式，把许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目‘一言以毙之’。现在虽有改善，但据说仍不让老艺人担任实际的导演工作。”企图煽起老艺人对党不满。

（四）诽谤、攻击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王捷三恶毒地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故意歪曲和夸大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他说：“民主集中制在各个机关中还没有制度化和具体化，大家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也不够，似乎是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

王捷三采取否认社会主义法制存在的毒辣手段，阴谋取消社会主义法制。他说：“社会主义法制应早建立”。他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时，应体现诸葛亮治蜀的名言：“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和韩非子“严家无悍勇，而慈母有败子”的话，他特别认为应“吸取法家的精华”。

他诬蔑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说：“人事制度太死硬，是养成官僚主义的温床之一”。他借口批评官僚主义而攻击人事制度和其他制度说：“等级森严，特权滋长，学校衙门化”，甚至对开会设“首长席”的习惯，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王捷三别有用心地把官僚主义强加在社会主义上面，用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三害’三位一体，唯独官僚主义很严重，产生在社会主义内，尤没道理。”他进一步提出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有它的社会根源以及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他说：“中国古称官国，官僚主义有其深远的根源……可惜它的社会根源仍在潜滋暗长”。又说：“飞车华屋，帘远堂高是官僚主义的物质基础；一唱百和，歌功颂德是官僚主义的精神基础。”他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王捷三仇视基本建设。他把我们迅速发展的各项基本建设说成是“首先大兴土木，扩大官舍”，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修阿房、筑承露台，盖陵园官邸”，诋毁为“具有阶级镇压的政治作用”。

王捷三对于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这样的仇视，他在讲台上和社会群众中进行恶毒的诽谤诬蔑，已经起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五）散布所谓“新五伦”谬论，企图恢复封建旧道德

王捷三曾煞费苦心的在“谈新的伦理道德”的名义下，盗用了许多马列主义词句，大言不惭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礼作乐”，散布“新五伦”谬说。（本年5月23日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议上的发言）王捷三为了遮掩自己的不可见人的丑恶面貌，首先来了一套障眼法。他说：“道德并不是什么‘第六感觉’，‘无上命令’或‘天理’、‘良知’，如唯心论者所说”，要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马列主义者”来欺骗大众。他虚假的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全体人民都应以共产主义道德来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却捏造的说：“截至现在为止，无产阶级的道德尚未制定所谓道德律，如象‘十诚’、‘五常’、‘五达道’、‘三达德’”；同时，他又说：“马列主义文献，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以指导革命，至于谈论道德，则比较少些”。王捷三就根据他这些歪曲和诋毁的谰言认为：“倘若旧德条目，一经扬弃，尚有许多为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东西，尚有‘合理的内核’可取，而我们却自顾创新，弃旧如遗，那岂不正象泼洗澡水连婴孩一并泼出一样损失也不小吗？”于是他就大加提倡所谓“新五伦”谬论。

王捷三在“第一伦”（君臣）中，恶意歪曲集体与个体、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不伦不类的把我们新社会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比作封建社会君臣的关系。他还别有用心的说：“群众要民主，领导则爱集中，二律背反的矛盾如何处理，”是要把领导与群众割裂，挑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他还说：“孟子手足腹心犬马国人之喻，所宜深戒”，他是在咒骂和吓唬我们：你们要小心着，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危险的境界了，人民要起来，要把你们当作寇仇一般来杀！

王捷三在“第二伦”（父子）中，有意夸大一些个别现象，诋毁新社会。我们在反对愚昧的封建主义的孝道，提倡孝敬父母，瞻养父母约新道德。而王捷三却造谣的说：“子方则借口反封建讳言‘孝’字，独不亲其亲的青年遍地皆是”，说什么“令人触目惊心”，“闻者酸鼻”。他的居心是在恢复“以孝治天下”的宗法道德。他还说：“中国泱泱大风人口达六万万，或与孝德不无关系。今天诚有提倡节育的必要，但我又想：若不批判地接受这一美德，谨防将来人口又会锐减到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数字。”这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其用意不过在于诋毁党的政策，诬蔑新社会而已。

王捷三在“第三伦”（夫妇）中，狂妄地诬蔑自由婚姻，否认新社会中男女夫妇关系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他说目前“不结合敬爱二德”了。他还嘲讽和谩骂的说：“有些人一吃小灶穿制服便思遗弃糟糠……这些人倘能提高感性到理性，使社会上少有几个秦香莲、赵五娘或朱买臣、武大郎，空气岂不更愉快些，法院工作也可清简许多了！”这除了恶意地攻击和诬蔑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王捷三在“第四伦”（兄弟）中，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把学生给先生提意见叫作“管教”先生，说“学生管教先生，青年抹煞老汉的偏向相当严重”，他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他认为青年对老师必须盲目服从，绝对服从，否则，就是“犯上作乱”。

王捷三在“第五伦”（朋友）中，对新社会风气进行了恶毒的诽谤，对党群关系进行了阴险的挑拨。王捷三说：“现在社交沉默，友道不存，有些人自矜进步，六亲不认，遑言朋友，不待说，这种风气和宗派主义都是要不得的，而拆墙填沟，把党和非党人士之间‘敬而远之’的冷冰冰的情况改变得更亲密点，倒是当务之急。”这些话，把王捷三的反动原形，已真正暴露无遗。他的企图很明显，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代替共产主义道德观，从伦理道德上向党进攻，以达到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

四 在大鸣大放期间，到处煽风点火

（一）在民革陕西省委员会的点火活动

王捷三在民革的几次常务委员会上总是说“民革‘鸣’的不够，‘放’的不开。”他在6月4日所主持的文教工作成员的座谈会上，一再动员说：“帮助党整风，意见再尖锐也不要怕。”右派分子程元斟诽谤肃反运动时，王插着说：“真想不到是这样，几次的整（指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都没整过我，我可没受过这样罪。”煽动在肃反中有问题的人积极向党进攻。当李慎谈到西安教育界一些不好现象时，王说：“想不到能糟到这步田地，为国民党时代所未闻！”王在听到某人对党提出攻击的意见时，一再的问纪录的人“你都能记下吗？要很好的记”，还一叮咛“这些意见，必须反映到有关方面去”。对个别成员，还施用拉拢手段，尽其鼓动煽风的能事。

（二）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的点火活动

王捷三早在4月25日就在他主持的市政协文教组座谈会上煽风点火。他说：“还没有看到放，听到鸣，可是就有些人已经觉得放的不好，鸣的不好。”他又恶意造谣的说：“矛盾发生多由于领导”，“歌功颂德的情况，除了斯大林外，是不是就没有了，大小领导还有，特别是有些领导把党的威信当成了自己的威信，如有的学校把不能开课的教师评为一等，这个具体例子太多了。”他还说：“大小领导作风不好”，“政府要把今年适龄儿童的学期推迟一年，是有意制造文盲”……等等。在一次座谈会上，当右派分子刘不同恶毒地攻击“年青教师到堂上教条地念由人民大学抄来的讲义，人民革命大学是教条主义的老窝……那里教材完全是苏联教材的翻版”时，王捷三立即表示赞同说：“刘先生说的很好，我们要象他这样无顾虑的鸣放。”当右派分子李瑞阳向戏曲界恶毒地进攻时，他说：“说的很好，快写材料送到有关部门去。”

（三）在西安师范学院的点火活动

王捷三在6月11日曾到西安师院找马师儒老教授说：“我的发言（按：指他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荒谬论调）你看了没有？”又煽动地说：“你不能守口如瓶啊！”他还去找右派分子梁益堂，对梁说：“你看到我的发言没有？我把你的脱党问题说在内了”，还与梁交谈了关于反动小组织“复活社”“正义社”问题。王与曹冷泉教授议论陕西师院大字报，他幸灾乐祸地说：“比之西安师院大字报，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安师院右派学生赵东府、白平甫等都与王捷三有紧密的连系。在鸣放期间，赵东府到王捷三家中说到“党一元化的演导不合理，是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问题，王纠正说：“人家现在都提以党代政，不提一元化领导。”西安师院批判王捷三时，白平甫公开替王作辩护，并诬蔑批判王捷三是“赶时髦”。在鸣放中，以赵东府为首的右派分子，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复活社”，这个社曾经提出“我们的目的不是反三大主义……主要目的，是借群众力量，推翻学校领导”，“要影响农民，让全国闹翻”。西安师院的“六、五”事件就是以赵东府为首的一部份右派学生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就在这个期间，在师范学院出现了“拥护王捷三当院长”的大字报。

（四）积极参与光明日报记者在西安的纵火活动

5月4日光明日报派来西安的三个纵火犯，在西安所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捷三燃起了第一炮（按：王首先发言），对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进行诬蔑和诽谤，又恶毒地攻击党的宣传工作。在会场他一再的鼓动别人发言。在当天吃饭的时候，右派分子刘不同对王捷三说：“今天的会议，大家谈得舒服，想不到会有今天，要是前两年，人们一定会说我们是胡风反党集团了”，又说：“我们这些人，真是难兄难弟！”王捷三对刘的这些反动言论，极其称赞地连连点头称是。会已经由下午2时开到11时了，王还兴奋地说：“会开的热闹，这样的会再开下去也感觉不到疲倦。”

五 一贯反对民革的组织路线，企图把民革引向反党、反人民的道路

王捷三一贯主张恶性大发展，常说：“30岁以上的人，那一个和国民党没有关系，都可以发展。”他极力赞成那些早已受到严厉批判的“原国民党员归队”的荒谬论调。他主张把原国民党员、旧知识分子、脱党分子不加区别的一律吸收。他说：“在陕西民革应团结的对象有四、五万人（按：系王捏造的数字），几年以来，只发展了一、二百人，对照之下相差太远了”，又说：“农村地主都入社，工商业一包揽，而对于知识分子还要想照过去那样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办法是不行的。……知识分子永远摆在大门之外，很成问题。”他主张“共产党开除了的或脱了党的人，我们都可以吸收”。还主张“今后应当把民主党派作为业余学校办”。

王捷三反对各民主党派协商的重点分工原则，认为发展组织，可以不受统战分工的限制。他经常说：“民盟分工为文教界，但也在机关发展，我们何尝不可以在学校发展呢？”他认为，民革愿意在那里发展，就应当在那里发展。他为了在一些学校去发展组织，经常和组织部门吵闹。

王捷三反对以中上层为主和以大中城市为主的方针，力主大量向下层发展，他说：“机关里除了党团员兄弟党派外，剩下来的人还多得很，我们都可以发展。”在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王捷三说：“各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长期共存，我们的成员大半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再过几十年都死完了，怎样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呢？要长期共存，就要向下层大量发展。”在1956年8月民革省委会召集业务会议，讨论到民革中央指示中关于“适当发展下层”这一问题时，王捷三硬要把“适当”两字取消，他说：“老是中上层，还是老一套，开这个会有什么意义呢？”和大家争吵不休。

王捷三一贯主张在小城市吸收党员，他说：“小城市虽不是我们的重点，有对象也应大量发展，这样更便于了解情况，发挥监督作用。”他的所谓“了解情况”实质上是想到处找共产党的岔子；所谓“发挥监督作用”便是得机会向党进攻的作用。所以，他的兼收并蓄，尽力扩大数量，扩大阵地，其反动的阴谋是昭然若揭的。

王捷三抹煞陕西民革几年来的工作，企图夺取民革的领导权。1955年选举出席本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酝酿代表人选时，因工作需要及名额限制，没有王捷三，而王却用政客的伎俩说：“委员不当都行，代表非当不可”。他到北京开会时，对陕西省委员会几年来的工作，一笔抹煞。他说：“我是民革的委员，我就看不出陕西的社联工作有什么成绩，如果把这提到中央工作报告中还要表扬，那末，其他各地的工作可想而知了。”他说：“我怀疑我们有无思想领导，除发民革汇刊，学习资料以外，还有什么思想领导？……”他说：“六年来，省委员会没有讨论过发展多少人，发展什么人，我作为常委介绍一、二人，老是推延不决，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作风，只有集中而无民主，只有少数人的幕后活动……”。他嫌发展的人少，嫌联系的人少，嫌给社会人士不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等等。很明显，他所以一直对民革省委的工作攻击的原因，就是由于限制了他的任所欲为。他的目的是企图想篡夺民革的领导权，作为他向共产党进攻的政治资本和基地。

六 王捷三反党手法的特点和检讨态度

王捷三在解放前夕的长期的反动政治活动，主要特点是一个惯用两面手法的朝秦暮楚的马路政客。在反动统治时期，给国民党反动派作反共、反人民的“打手”，进行反共宣传，镇压学生运动，迫害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但同时也拉拢—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伪装自己，投机取巧，迷惑青年。解放后，王捷三仍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思想改造，采取两面派手法，反党、反社会主义。八年来，一面表示“拥护”党，“热爱”新社会，但是另一面却对党极端不满，敌视党，怀恨党。整风运动中，王捷三便公开向党进攻，仍然是采用两面派手法，表面高唱“爱党”（这是假的），实际积极反对党、攻击党，企图推翻党（这是本质）。这充分表露了王捷三是一个万分阴险毒辣的右派骨干分子，他的反共反人民是一贯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批判右派开始后，王捷三仍然玩弄两面手法，百般狡赖，企图蒙混过关。从王捷三的检讨态度和手法来看，王捷三一开始就暗地里布下了几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承认错误言词失当，语焉不详；第二道防线是思想问题，认识模糊；第三道防线是立场错了；第四道防线是有政治野心，为了表现自己……狐狸的尾巴是掩盖不住的。经过民革省委员会，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西安市政协委员会，师范学院，雁塔区人民代表会多次的斗争，王捷三才承认自己自“五四”以来就是右派，放了“最毒的毒草”，“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现在王捷三的威风是被打下去了，伪装学者的面目被揭穿了，自诩进步的丑态被戳破了，开始低头认罪了。但是，他还企图拉长战线，不作全面彻底的交代，要取得彻底胜利，还得继续斗争。

注：本文所引证的王捷三的反动论调，都是摘自王捷三的文章或发言，均已在报刊上先后披露，为了叙述方便，节省篇幅，未一一注明出处。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