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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勋甫: 骂共产党员“新贵族” 要国民党“借尸还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1958.00.00

这次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在民革武汉市委揪出了以晏勋甫为首的一个右派集团。这个集团的分子和其他所有右派分子一样，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成是远在大鸣大放以前的事情，其中有些人多年以来就互相勾结，干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自从解放以来，他们在民革的市级领导机构中就占有较大的优势，在组织内部和接受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的力量进行着经常的、反复的斗争，只是到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才明朗化、表面化而已。正如人民日报在“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那篇社论中所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就可以看得出，在工商界、在知识界、在民主党派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已在进行；就已经看得见有许多人希望长期保持‘新民主主义秩序’，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得其所’，实际上就是不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让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使中国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民革武汉市委领导层中的斗争也恰恰就是这样。不过，这一斗争还有它独自的特点，那就是：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思想，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说，虽然已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而瓦解了，但是它那些残留的“碎片”仍然大量存在，八年来一贯地抵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进展，尽一切可能保持它的残余阵地，遇有气候适宜，它虽然是零散地、孤立地，但却是顽强地扩展，为夺取新阵地而斗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身代表就是市民革的右派集团，晏勋甫是这一集团的首脑人物。这也再一次地向我们证明，反动的政治力量是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的，不管看起来它继续生存下去是如何没有希望，它还是要作垂死的挣扎的，一有时机它还会对革命对人民造成相当的损害。

这种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思想，自民革市级组织建立以来就开始形成一股力量，有时表现得较为嚣张，有时表现得较为停滞，形成了暗流，在陈铭枢调离武汉以后，以晏勋甫为首的，武汉市民革领导层中的一批右派分子，过去都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上层核心人物，富有多年的反动统治的经验和反人民的嗅觉，所以他们采取了比较隐蔽、比较阴暗的手法，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或此或彼地、或明或暗地进行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但是，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总是反映各自的思想的，只要把右派分子的一些乍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但又是相当大量的反动言行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就不难剥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伪装，露出那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

晏勋甫的反动言论和行为虽然很多，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是他对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却不难识别，那就是一个一贯的、无所不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他这个立场还有个特点，只要人们稍微留心地嗅它一嗅，就可以觉察出它那国民党思想的腐臭气息。让我们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对晏勋甫识别一下吧：

一 八年来一贯坚持国民党反动立场

从晏勋甫对待不同的人们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看，八年来他并没有抛弃他原有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镇反运动是全国人民拍手称赞的一件大喜事，晏勋甫却说：“蒋介石到处杀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是报复”，他那种站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上来看待镇反运动的嘴脸，在这句话里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大反动头子夏斗寅是他帮助逃往香港的，去香港后就住在他女儿家里，他却说：“还是夏斗寅走得好！”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捕，他很关心，还要找人去说情，有的刑满释放，他十分同情，说：“搞得很惨，真可怜！”对肃反运动，他又攻击说：“有些单位硬用5％比例找对象，扩大了斗争面，这也是唯成份论的一个结果。”又说：“……肃反打击面大了……要怪中央的政策……。”他还鼓动肃反对象翻案，叫他去上诉，大鸣大放中他去参事室进行点火说：“……你们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受过冤屈的要趁此机会‘放’出来，出了问题我负责，有了报复，我去统战部拚命！”又在各基层负责人的会上鼓动翻肃反的案，要“调卷出来翻案，我支持你们”。他那为反革命请命，为反革命当宋士杰、包龙图的冲天浊气，真是不可一世。对土改和三反、五反他也很不满意，他曾经说过：“地主和资本家是旧制度下产生的，他们犯了什么罪呀！现在亲朋中不死的也都穷了。”他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也不满：“过去，我有现洋二万元，房子两栋，而现在经济困难，连肉也吃得不多了。”他投资的扬子建筑公司在三反、五反中偷漏税收的罚款，对他减免了，他还大骂：“共产党是混蛋，逼的老子几乎自杀！”这一类的事例还很多，用不着都列举出来了。这些事实鲜明地告诉我们，晏勋甫本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层中多年以来的高级军政官吏，历任国民党少将、中将参谋长，兵站总监，南昌行营第二厅中将厅长，武汉行营中将处长，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秘书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国防部测量局局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要职，武汉解放前夕，他任伪汉口市长，当时他是勉强留下来的，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复亡大哭了一场。解放后他并没有放弃他那反动立场，相反，他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浸透他的骨髓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思想，使他对于构成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十分抵触不满，对于在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涉及的他的亲友故旧十分同情、怜悯，为他们忿忿不平。他这些亲友故旧不都是旧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吗？不都是一些剥削分子、反动分子吗？其中有的人甚至还是双手沾满了人民膏血的反革命分子。晏勋甫凭他那反动的阶级嗅觉很清楚地感到，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他回复到旧的荣华富贵、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可能性也就越少，甚至就完全消失了。因此他切齿痛恨这个社会、这个制度；相反，对每个旧势力的代表，以至反对或者只是不满意、不习惯社会主义的人他都关怀爱护，曲意拉拢，煽动和帮助他们中的某些人来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案。土改中夏斗寅的儿子愿意接受农民清算，他还表示不满。晏勋甫对反革命、对人民是一爱一憎，可真是爱憎分明了。

二 实行“国民党员归队”，要国民党“借尸还魂”

从晏勋甫对待民革的工作来看，他的反动立场也是十分鲜明的。

首先他是参与策划和负责执行所谓“国民党归队”组织路线的重要人物之一。顾名思义，“国民党归队”的组织路线就是主张民革组织，向一切国民党员开门。理由是：是反对革命的都逃刭台湾去了。他们估计，国民党员有6百万人，除少数逃到台湾外，多数都留在大陆，都可以发展。晏勋甫进一步估计，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在武汉的约有5万人，1951年内先发展十分之一，就是说发展5千人，这个计划曾经付诸执行，只是因为各方面的反对，特别因为土改、镇反两大运动的开展，不久就中止了。但就是在那短短一段时期内发展的成员，镇反中被逮捕和管制的就占20％。“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晏勋甫这一伙右派分子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搬出“国民党归队”这块臭招牌来，但是实际上还是偷偷搬用了这一反动的组织路线，发展时强调的是“要多、要快、不问好坏。”他还为滥发展找理由：“经过这么些运动了，没倒下去，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不必审查历史。”并且采取拉夫方式，可以不交自传就吸收入民革组织，主张“肃反对象只要未受刑事处分的就可以发展”，结果，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民革发展了237人，占全部成员43％，其中右派分子占相当比重，这二百多人中晏勋甫、邓介松、肖作霖等人亲自介绍的占15％。

必须指出，我们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吸收前国民党员为民革成员的，可是事实是国民党内部有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这是个重大的政治分野。民革本身就是国民党的革命派，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因此在组织发展上有明确的敌我界限，这一点晏勋甫等右派分子不是不知道，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们这些政治野心分子偏偏要在组织发展中取消这一界限，把反革命分子大量地拉入民革组织来，这种居心，说他是以民革为躯壳，使国民党“借尸还魂”，不是再恰切不过了吗？各式各样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是高级骨干，有丰富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经验）以及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分子，大批地进入民革，为自己找到一件合法的漂亮外衣，先是逐步地作暗害工作，然后等待时机起而扑灭革命，把人民浸入血泊，掷于牢狱之中。这难道不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吗？事实上，民革武汉市组织只吸收了一定数量的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已经在大鸣大放中听了晏勋甫的号令，弄得民革乌烟瘴气了。我们说，晏勋甫等右派分子以几十年反共反人民的经验和嗅觉，是完全预见到这一必然结果而私心窃喜的，因此就极力主张执行臭不可闻的“国民党归队”的方针。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三 对社会人士进行拉拢、煽动、挑拨，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

其次，在社会人士的联系工作方面，晏勋甫也展开了反动活动。社会人士的工作中有问题，这是事实。社会人士除极少数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和坏人而外，都是好人。但是由于他们年龄、地位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多数没有参加工作，接受党的教育较少，其中有部分人生活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可是由于我们国家建设的发展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就业，或找到适当的工作，部分地或基本上解除了困难；有的因为年老体弱，完全地或部分地丧失劳动力，很难就业，而生活确实有困难的，政府也给予社会救济。还有不少的人生活有一定困难，但是勉强可过，在本人政治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下，困难就是可以克服的。谁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口多，生产水平还低，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有太多的提高，兴办任何事业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偏废固然不对，偏重也是不对的。对这许多问题，民革组织就可以也应该协助党和政府分别不同的情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在晏勋甫的操纵把持下，社会联系工作由另一个右派分子傅正模负责，他们这一伙右派分子不但没有本着上面所说的基本精神认真进行工作，而是到处进行联系拉拢很快就联系了二、三千人。并在鸣放前、鸣放中唯恐天下不乱地在社会人士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社会人士要求就业的，晏勋甫都加以支持，并用来向党要挟，他提出：“民革联系社会人士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不能不闻不问，他们有些是有工作能力的，实际就业的只三几百人，完全包下来也只几千人，去年就业不就冒了几百万嘛，共产党不管，我们民革不愿意背这个包袱。”请看晏勋甫这付为社会人士请命的嘴脸！他先无中生有地责备共产党不管社会人士，再责备共产党宁可去年冒进几百万人，不愿今年包下这三几百人或几千人。言外之意，自然是“厚此薄彼”。然而，去年武汉市就业人口并不算少，其中就没有社会人士吗？在晏勋甫看来，社会人士究竟是不是武汉市人民的一部分呢？为什么偏要把社会人士就业与其他人口的就业对立起来进行挑拨呢？至于今年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与原因，晏勋甫也是完全清楚的，他不顾事实向党要挟，用心是什么也就很显然了。他自己就表示过：“很多社会人士都感激我替他们讲了话”。看来他对于把这笔政治资本很轻易地捞到了手，很觉得高兴。

四 晏勋市右派小集团是陈铭枢在武汉的反党据点

必须指出，晏勋甫右派集团是陈铭枢在武汉的据点。晏陈在解放前原有30年的反动政治关系，1950年陈铭枢初来武汉时，便把晏勋甫拉进市民革分筹会，晏也自命“老武汉”，熟悉地方情形，为陈设谋划策，与肖作霖、田竺僧等共同研究，规定了一个“国民党归队”的组织路线，大为陈所赏识，更取得了陈的信任。陈铭枢为了篡夺民革中央领导权，曾与晏勋甫、肖作霖密商，企图在二届二中全会时对李主席发动攻击，夺取领导。这个阴谋失败后，陈铭枢仍不死心，便以武汉市民革作为基础，蓄积“实力”，准备新的进攻，这时，晏勋甫成为陈铭枢所依靠的主要力量。1953年10月民革武汉一届市委成立，陈铭枢任主委，晏勋甫在他的支持下任副主委，并内定晏勋甫为他的继承人。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陈铭枢离开武汉时，便把民革的事完全交给晏勋甫，以晏为代主委，临行前对晏作了“民革要抓大专学校，发展一批人”的指示，并与干部谈话：要提高晏的威信。此后，陈、晏的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起来。一方面，晏勋甫关于民革的问题，总是经常向陈铭枢请示会报，尤其是民革三全大会前夕，晏勋甫把湖北省、武汉市民革出席人选，省民革改组的人事安排，市民革的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都向陈铭枢作了详细的会报；另一方面，陈铭枢在民革三全大会期间，同田竺僧、晏勋甫密商，把晏勋甫提名为民革中央委员，肖作霖、傅正模为中央候补委员，邓介松为中央团结委员，此外还拉拢了一些人：这样一来，既壮大了晏勋甫集团在武汉的声势；又为陈铭枢在中央增加了政治资本，以便篡夺民革中央的领导权。果然，三全大会时，武汉（还有山东）便有人提名陈铭枢当副主席。由此可见，陈铭枢是晏勋甫集团的主子，这个集团是在陈铭枢的卵翼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1956年武汉民革二届市委改造后，晏勋甫由代主委而主委，正式窃踞了领导地位，他的“狼子野心”大大地发展了起来。他采取了团结右派，笼络、蒙蔽、煽惑中间派，打击、排斥左派的方针，完全掌握了这个地方领导机关的实权。晏勋甫与肖作霖、邓介松原有20多年的反动政治关系，晏、肖是分筹会时代的老搭挡，这时通过肖作霖拉拢邓介松，由邓任副主委，肖任常委，刘叔模与陈铭枢也是20多年的旧关系，晏勋甫因此也把刘叔模拉在一起，以增加常委名额为名，报经中央批准，使刘叔模由委员而为常委。另一方面，对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的进步分子和交叉党员，则以他们行政职务忙不敢“偏劳”他们为理由，使他们不便出席常委会，加以排斥。于是常委会内晏勋甫集团占多数，委员会内他们也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席位。晏勋甫还进一步使邓介松兼任秘书长、傅正模任社联会主任、刘曾若任组织处长，并计划把两个肃反对象当时未作结论的人任组织、宣传两处长。这样一来，从常委会到整个市委机关，完全成为右派集团的天下！他们把持一切，为所欲为，关于重要问题，他们先开黑会研究决定，再提到常委会作形式上的通过；甚至有时并不通过常委会，利用主委或秘书长职权就决定执行。他们完全把持了民革市委机关，便进一步开始在基层中选拔反党骨干，安排亲信人物，把魔掌伸入到基层组织。如武汉大学的粟寄沧、华中农学院的施正可，中南财经学院的胡善恒、江汉区支部的刘曾若、江岸区支部的严敬，硚口区支部的邹勋，都是这个集团的喽罗；在鸣放中互相呼应，向党猖狂地大举进攻，尤其是大专学校的一些右派分子起的作用非常恶劣。——上通民革中央的陈铭枢，下达基层组织的粟寄沧等，于是晏勋甫集团便成为在武汉的一个反共堡垒。

还必须指出，在民主党派对党的关系上，晏勋甫也不放松任何向党进攻的机会，他发现利用民革这一合法工具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就发出与党分庭扰礼、争夺领导权的叫嚣。“中国民主党派没有权。仅仅做一个应声虫”；“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有如羔羊与老虎作伴”。

总的说来，以晏勋甫为首的一批右派分子把持了民革，力图全部实现“国民党归队”的反动组织路线，篡改民革中央联系社会人士的指示精神，并利用他们作为向党要挟、进攻的工具，歪曲党的政策，直接号召向党争夺领导权：这一切就是晏勋甫在民革的主要罪恶活动，他的目的和锋芒都是针对着党的。

五 谩骂共产党员是“黄马褂”“新贵族”

由于晏勋甫仇恨党和社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就直接向党进攻，幻想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如前面所指出晏勋甫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就是对于党的其他重要政策措施他也是反对的。当然他更仇恨制定这些政策领导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实现这些政策的中国共产党。譬如，他就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认为现在人民的天下是“党天下”。和马哲民、肖作霖等右派分子一样，把自己装扮成人民的朋友和保护者，把党丑化为人民的敌人，对人民实行专政，这就是他们说的“党专政”、“党天下”的真实用意。而共产党员在晏勋甫心目中也是恶劣得无以复加的一群人，他谩骂共产党员“是天使，是改造人的人”，“黄马褂”，“新贵族”，“连做人的条件都不够”，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共产党的歪风一定要整”。可是，共产党果真要是听他的意见去整自己的“歪风”，那结果不会是别的，只会把党的马列主义原则、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整得一干二净，丝毫不留。只会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整得一干二净，丝毫不留。因为，很显然，根据他的意见，党不要领导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党天下”；不要进行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对一切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都不要去触动，对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关系都不要去触动，特别对他那些有反动统治渊源的亲友故旧等等，既不要镇压、管制，又不要审查和教育改造；而且政府无论如何还得无条件地把他们“包下来”给以工作和生活待遇，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能工作的还是不能工作的。

六 晏勋甫对国民党一片忠心

问题已经摆得十分明显了，大家都知道，晏勋甫在历史上是个反共、反人民的大刽子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当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的中将厅长，专搞反共军事情报工作，参与策划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抗战初期，他一手策划和执行黄河决口，直到解放后他还得意地夸口说，“黄河决口是一箭双雕，既阻止日军西进，又使新四军无立足之地。”就是在这次黄河决口中，河南大片地区无数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惨被大水一扫而空了，他对人民犯下这么深重的滔天大罪，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咎既往，宽恕了他，而且在不办旧罪之外，更给予他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希望他终于能洗心革面，好好为人民服务；可是晏勋甫回答党和人民的是八年来始终拒绝改造，大鸣大放期间更猖狂地号召组织并直接参加向党进攻，与全市以至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妄想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晏勋甫到底想要把我们的国家改变成什么样子才合他的心意呢？从他一贯的反动言行表现不难看出，他想的就是用国民党的那一套反动政治的蓝图来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他想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八年来的革命成绩来个翻案；对一切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残余力量不但不要镇压和改造，还应该十分爱护，发展他们的反革命倾向，纠集他们的力量，与晏勋甫一道上台。因为，晏勋甫不是已经攻击过共产党在发展党、团员和使用、提拔干部上是“唯成分论”吗？其实这是晏勋甫使用的代名词，他就是责备党，不要他们那一种反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对的；政权中不使用或提拔他们那一种反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不对的，当然，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也应该上台。

我们说，晏勋甫是幻想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就一直抱定希望要蒋介石卷土重来。显然，不论晏勋甫敢于作多么大胆、热昏的狂想，蒋介石打回大陆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他自己是清楚的。但这也不是说晏勋甫就不希望蒋介石复辟，相反，他是十分愿意这件事终于发生的。过去他曾经对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表示惋惜和痛心，叹道：“蒋介石混蛋弄糟了！”当党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以后，他就表现得很高兴，曾经对民革的干部说：周总理说蒋介石回大陆给他一个部长还小了啦！大家要体会体会”。又说：“我们的宪法要修改，应设两个副主席。”请看，他是如何忠诚于蒋介石；因此，说他根本不指望蒋介石回来，不指望借以加强他们的反动声势和向党要挟、进攻的力量，那决不是事实。问题不在于晏勋甫对待这件具体事情的具体态度，而在于他十分喜爱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为它的灭亡而痛心，为它的任何可能的复辟机会而高兴，当然，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那一套原封搬来是难以设想的，必须加以伪装，以便于欺骗人们，晏勋甫实际上也给他的野心加了伪装的，他们这一批右派分子就是这样以这个腐臭透顶的反动思想为指导，以民革为基地为工具，纠合一批力量，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手段，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妄想为反革命复辟打开道路，再骑到人民头上去。斗争证明了，他这些作为都是枉费心机的。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