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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苏右派集团的一小丑：刘皓宇的反党罪行暴露无遗
1958.01.00

在右派分子刘皓宇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工商部的小组会上作了交代以后，在会上，同志们愤怒的质问右派分子刘皓宇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恶劣，托词搞业务，对反右派斗争那么冷酷无情，在斗争会上老是打瞌睡，别人喊你，还说是“养神”。你自认为没有参加丁家会议，这是避重就轻的谎话。你真实的执行蔡克诚在丁家会议上布置的一套“安定老官、排斥老孟、包围省委”的反党策略，他们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也是邓、苏集团的一名小小的但是十分忠实的爪牙，这还赖得掉！你在底下搞农村报道，什么时候插秧都不知道，三包定额一窍不通，你从那里得来的结论：我们报上发的经验技术是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了不解决问题呢？……你答复。这样像连珠炮弹一样的质问把他诘问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好久还答不上话来，只得承认，“我是资产阶级立场顽固、卑鄙、恶劣。”

右派分子刘皓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呢？汪时亮、陈时若、李唤超、吴辛、任振华等同志在会上揭发的材料作了很好的回答。

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刘皓宇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监督，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他反对刊登党委的指示、文告、会议消息，认为登多了这些东西，报纸就会成“传声筒”、“布告牌”。他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在鸣放期间，否定党报的成就，提出要办“同人报”，和新湖南报唱对台戏，他强调报纸的权力，反对党的审稿制度。他在整风小组会上发言说：“审稿，还是层层卡住，怕犯错误，专门怕犯错误，倒会犯大错误。省委为什么不看上海的报纸。”周惠同志来报社时，他公开提出稿子审多了，要求缩小审稿范围，他质问领导，为什么新闻界座谈会的消息要送审？

刘皓宇强调“报纸特点”、“读者兴趣”，反对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他对中心工作报道感到厌恶，认为这是压中心，赶浪头。他说“农业的宣传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到了插秧时满版插秧，到了捉虫时满版捉虫，这只要一本皇历就够了，根本用不着报道”。他说“过去农民几千年来没有报纸，谷子不还是种出了么？现在天天登，农民也不一定看了”。主张报纸除了党委的中心外，还可另搞一套中心。称之为“第二中心”。他在整风小组会上提出：“如今新闻报道范围受了中心报道的限制，单调枯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多登社会新闻”。1956年他在安仁采访向记者部写回的信中，曾公开主张边远县份记者不必“赶中心”，要抓冷门。

他极其反对先进经验技术的报道，提倡抽象地报道思想。去年三月份报上用比较多的篇幅宣传了先进的经验技术，他大喊不得了，说这样报纸会脱离群众，会变成内部刊物，他积极主张搞的却是“相思鸟”，“稻香鱼”等所谓有“思想性、鼓动性”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很欣赏“梁山伯结婚了”这一类的新闻，很欣赏新民晚报过去提出过的“软些、再软些”的口号。

刘皓宇主张揭露新社会的所谓“阴暗面”。他曾经写过“奇怪的关心”、“郴县专区工农矛盾紧张”、“解放军随便乱找女学生谈恋爱”、“增产节约一阵风”、“领导上不关心勘探队的生活”等一系列的稿件，把新社会描写得“一团黑”。

他提出要向资产阶级报纸学习，向旧记者学习，他对篡改了方向的文汇报很感兴趣，认为它生动活泼，独具风格。对所谓“老报人”很称赞，认为他们“有经验有技术”。右派分子徐铸成提出要继承旧报纸的传统，他非常赞赏。去年五月，他去飞机场采访，碰到香港来的记者，他一再夸耀他们“抢新闻”、“互相封锁消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认为他们真有一手，硬不错，后来，他也学习着这种作风，对长沙日报、湖南工人报的记者封锁消息。

恶毒攻击党的领导

刘皓宇反对省委：他认为省委不行，官僚主义，否定省委对报纸的领导，鸣放开始，他和陈望岳等一道签名写信给省委，名义上说报社有许多问题牵涉到省委，要求省委来解决，实际上就是要省委向报社承认错误。省委来报社和群众见面以后，他在小组会上公开表示不满，说“省委这次来，没有把大家积极性鼓起来，使人听了泄气……，老是说顾虑，顾虑，其实我们意见已提出来了，只是尊重不够、听取不够”。他责备周小舟同志对报纸成绩的估计是过高，对我们改进报纸没有好处。唐麟部长的发言，他极为反感，在小组会上攻击说：唐部长感到报社内部“闹哄哄”，也与事实不符。报社内部还是在有领导有秩序地搞“小小民主”，并没有搞大民主，省委的讲话，并没有加强我的信心，反而挫折我的信心，使我迷失了方向。他极其嚣张狂妄的指责省委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说省委犯了官僚主义。周惠同志不同意发“株洲工人闹事”的稿件，他攻击周惠同志说“这是官僚主义”，是看到“罢工”两字就怕了，这说明他(指周惠同志)对中央方针认识上有问题。有一次，他听到周惠同志说“最恼小资产阶级的火”这一席话以后，他就认为周惠同志在发新湖南报的脾气。他说“不得了。周惠同志发我们的脾气，问题严重了”。省委以前不久在报社调走了一些干部，他表示很不满，说“报社的头头调走十多个了，派来的都是不熟不懂的，这叫报纸怎能办好呢？”

刘皓宇攻击报社领导：他说官健平同志报告空洞，不熟不懂不钻，是原则领导。指责官健平同志身为全国新闻协会委员，既没有开展新闻协会的活动，更没有维护“报人”的利益。他恶毒的建议官健平同志看徐铸成的文章，要官健平同志下台。他对孟树德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骂孟树德同志象个鼹鼠一样。软弱无力，没有热情。

他是苏辛涛反党小集团的应声虫，苏辛涛、蔡克诚讲什么，他就听信什么。蔡克诚在丁家秘密会议上布置的一套“安定老官、排斥老孟、包围省委”的反党策略，通过李均传授给他，他表示完全同意。他上述的反党行为就是按丁家会议精神及在苏辛涛——蔡克诚——李均——严伯嘉这条黑线贯穿之下进行的。

他还恶毒地攻击报社的人事部门，骂人事科象幽灵一样，说他感觉不到人事科的作用。

刘皓宇对其他各级党的负责同志，他也散布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他认为工农干部没有文化，干不了什么事，是些老油条。他说省委委员翁徐文同志“能力低，进步慢”；于明涛同志“杂乱无章”。至于下面厂矿的负责同志，他更瞧不起，说杨梅山煤矿党委书记赵美玉、水口山刘亚球等这些同志都是“老油条”；他把很多负责干部都说成官僚主义，吃饭不做事的人。他说郴县地委工业部陈文理副部长“肚子里没有货色，装模作样，俨然象一个大干部，动口训人，扣大帽子”，资兴煤矿党委书记宋英林是个“官僚主义的典型”，他还诽谤省委委员杨第甫同志骄傲自满，架子十足。

他对文汇报的“解冻”“乍暖还寒”“早春天气”这些毒草非常感兴趣。对上海的某些报纸乱鸣乱放认为有气魄，要求省委向上海的鸣放看齐。文汇报借发表一封读者来信攻击湖南省委不敢大鸣大放，他认为这是“批评”得很对。

当省委向报社提出的五项鸣放指示，他坚决反对。说鸣放还要个范围，这是“划地为牢”。右派骨干分子钟叔河在评报栏质问周惠同志“如果对百家争鸣规定了什么范围，也请一并公布出来”。他马上写了“同意钟叔河的意见。请早些答复”。

他惟恐天下不乱，主张乱放乱鸣，坚决反对省委的五项鸣放指示。说鸣放还要个范围，这是“划地为牢”。在评报栏里，他和右派分子钟叔河等一唱一和攻击省委。质问处理“陈局长寸步难行”这件稿子的立场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并限令公开答复，他说对陈局长的批评，表现得毫无党性，又无骨头，对这样的事，应该严厉攻击。而对攻击党领导的“这是鼓励鸣吗”的毒草，却认为是最精彩的，湖南医学院学生闹事的“民主墙”，他也认为可以报道。更恶劣的是，当党外右派小集团正要为办“同人报”点火煽风，争夺舆论，向省委和报社领导作激烈斗争争取办“同人报”的消息见报的时候，他在小组会上支持他们，为他们助火升焰，扩大反党声势。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