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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
褚葆一
1958.11.00

右派分子叶元龙在1957年4月2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同时在上海财经学院以“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为题，向学生作公开演讲。在乌云蔽天的日子里，叶元龙用上述论文和演讲，大肆宣传资产阶级的适中人口理论。

叶元龙在他的论文里对最适当的人口数目，提出了三个标准。他说要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适当，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如果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内有大量失业人数，显然这个国家在这时候的人品数目是不适当的。”其次要看“平均每人产量增长的速度。平均每人产量增长的速度表现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除了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组织改善等因素以外，还表现着每一个工人所使用的设备、工具等的量和质都有所增加，或有所增进。若人口过多，设备工具等不够用，那末许多企业不得不多用手工来代替机械，平均每人产量就不会增加或增加得很慢。”第三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或降低。“如果某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都一直上升，那末就表明这个国家在这一时期内人口数目是最适当的，至少是适当的。因为，如果人口的数目不适当，就是说，如果人口到了过剩地步，就必然粥少僧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必然每况愈下。”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叶元龙所提出的测量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三个标准。

叶元龙所提的第一个标准，正是37年前凯恩斯所提的标准。①(参看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第298页。)凯恩斯以失业现象的存在，证明人口过剩。叶元龙用失业现象证明人口数目的不适当。如果叶元龙不是有所师承，那倒可说是和凯恩斯所见略同了。

究竟可不可以用失业现象作为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标准呢?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失业现象的产生，根源于社会制度，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与人口数目的是否适当无关。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原始社会人们不会感觉失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也没有失业问题，虽然那时的剥削阶级大都是专事剥削的寄生虫，但是他们自己不承认“失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有很大一部分要就业而不可得，才成为失业人口，失业才成为劳动人民的绝大灾难。前面已经提到，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同时，失业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生存所必需的。失业工人组成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有的附属品；如果没有他们，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依靠了这些产业后备军，因为只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才有可能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并以解雇来威胁工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劳动市场增加了压力，起了保证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作用。产业后备军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须拥有的。如果在萧条时期，失业工人都跑到外国去了，那末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到了繁荣时期，就要增雇工人而不可得。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想方设法，把失业工人保留在国内，不准失业工人大量的外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失业问题，即就可以知道失业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不是真正的多余人口，工人即使是失业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还是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把失业数量规定一个正常数量，只有失业人口超过了“正常数量”的时候，才感觉问题严重，因为这是标志着经济危机的来临。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根源于生产力的性质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要求劳动力和机械等价值较高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生产，而生产关系却阻止一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投入生产。这种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与人口多寡无关。人口即使减少一半，失业现象也还不能消灭。这个制度的本身，要求有百分之几的劳动力作为产业后备军，生产机构才能正常运用。所以把失业人口归咎于人生得太多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劳动者获得广泛就业的机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根本适合，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制造失业。但在过渡时期，失业还是有存在的可能。第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口，不能在解放的第一天，就把他们都安排妥贴。第二，旧社会中许多投机性行业以及一部分非生产性行业，在新社会中或者是没有需要，或者是很少需要，其中有一部分人需要转业，在转业以前，也可能成为失业。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的人，原来是不参加劳动的，或者虽然参加劳动，但并无职业，例如参加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到了新社会里，也要求就业，这些人不是失业人口，但要求就业。所以，在过渡时期，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些失业的或待业的人，决不能认为是多余的人口。这些人的存在，不能认为是人口过剩的标志，也不能认为是人口超过了适当数量的标志，这些人在新社会中并不受到歧视，他们的劳动力，还是新社会珍贵的财富。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可以获得职业。周总理在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指出：“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1，300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叶元龙用转弯抹角的话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根除失业现象，因此中国的人口数量还不能认为是最适当的数目。这种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叶元龙是这样说的：在短短七年中间解决了约1，300万人的就业，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尽管目前还不能如苏联一样完全做到根除失业现象，但可以断言，过了过渡时期以后，失业现象是完全可以根除的。到那时我们的人口是可以达到最适当的数目的。”这段话有些令人费解。从叶元龙所说的话看来，目前因为没有根除失业，所以人口数目是不适当的。几年以后过渡时期结束，失业根除，人口数目就适当了。那就是说现在是人太多了，再过几年以后，人当然还要增加一些，人口数目就不多了，人口就到达适当数目了。这样的推论，如果不是逻辑混乱，那是无法理解的。

叶元龙在上面所引的一段话里面，是对周总理所讲的“基本上得到安置”表示不满。他认为“基本上得到安置”是不够的，他要求“根除失业”。我们先不忙来辩论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先看看，“基本上得到安置”究竟是怎末一回事。

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全国各大城市，有不少事业、企业单位，由于通货猛烈膨胀等关系，都停顿着没有开工。因此在解放的第一年全国在业的职工，只有800万人，而失业的职工，倒有400万人。在经济恢复时期，生产不断增加，就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952年底，全国职工数已到达1，580万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的1957年，在业职工更增加到2，400万人。比之解放初期，短短八年期间，职工就业人数，增加了两倍。这是查遍世界历史也找不到的稀有奇迹。1957年比1949年职工人数增加了1，600万人，其中有300万人，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是私营企业里面的小业主、资本家代理人、资本家等转变为国营或合营企业的职工的。其余1，300人是新增加的就业人口。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极大部分在这期间都已就业、还有一小部分，不到总教的2％，约7万人，由于年老体弱等原因未曾就业；这些未曾就业的人，大部分是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周总理所讲“基本上得到安置”，就是这末一种情况。叶元龙叫喊要根除失业，目的就是要这7万年老体弱没有劳动力的人都来就业。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难道只有让没有劳动力的人去就业，才能达到叶元龙所讲的“最适当”吗?这样做，究竟对什么人有利呢?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把失业当作是人口过剩的一个标志，这是仇视人类的马尔萨斯学说的基本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叶元龙所大力宣传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

叶元龙提出来量度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第二个标准是平均每人产量增长的速度。他认为人口如果超过适当数目，设备和工具不够用，有很多人就不能不用手工劳动来代替机械，每人的平均产量就不可能增加，或增加很慢。关于这一标准，叶元龙交代的很不够，为什么要把平均每人产量增长速度作为标准之一，有什么根据，这问题没有说明。同时究竟平均每人增加好多，才算适当，增加在好多以下，不能算适当，明确的界线在哪里，也没有交代。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一向是在平均产量上做文章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硬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速度，也就是以粮食的平均每人产量下降来论证多余人口的存在。这理论已经破产，因为事实证明，世界上按人口计算的粮食平均产量，是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资本主义国家的适中人口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适中数以后，各项生活资料的总产量虽可按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边际产量的增加数，是在减少。叶元龙在这里，不敢用边际产量这个名词，因为用了这个名词以后，那就很明显是在贩买资产阶级的货色了，所以含含混混不敢把什么叫增长快、什么叫增长慢这个问题交代清楚。其实在瓦尔夫等人的适中人口论里，他们是交代得很清楚的，快与慢是有明确的界线的，从增长快到增长慢的转折点就在边际产量增加数由不断上升转为不断下落。

边际产量增加数为什么会从不断上升转为不断下降呢?这是根据资产阶级捏造的收益递减律而来的。这规律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批判过了。这规律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技术水平不变；而在目前技术水平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来使用这个规律当然是严重的错误。

根据上面的分析，那就很明显，叶元龙在这里是在贩卖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的道道地地的货色。在贩卖这些货色的时候，虽然是藏头露尾，使用了一些手法，但是错误的东西终究是错误的；有毒素的东西，虽然经过乔装改扮，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要退货的。

所谓每人平均产量增长的速度，在政治经济学上称之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决定于生产关系是否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而与人口数量的多寡并无多大关系。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那末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迅速增长。一旦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末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增长或增长很慢。中国解放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很快的。周总理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0．4％，每年平均增长了14％以上。这是高速度的增长。这个速度比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增长速度还要快一些，大致和苏联近年来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苏联1932年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为1928年的141％，平均每年增长10％多一些。苏联1957年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等于1940年的2．2倍，17年中每年平均增长13％；但这中间包括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在内，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没有战争，这数字还要高得多。叶元龙在文章里这样说：“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曾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五年内工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各提高50％左右。五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将增加600万到700万人’，……平均每人产量这样增加下去，到了过渡时期终了时，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是可以达到的。”①(叶元龙所引周总理的话，实际是“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中的话，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叶元龙惯于用隐晦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实际的意思是说：中共建议五年提高劳动生产率50％，那是太低了。从这样低的增长数看起来，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是超过了最适当的数目了。

叶元龙这段话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劳动生产率增长慢，归罪于人口数目的太多，这是错误的。上面已经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所决定的。但资产阶级学者从马尔萨撕开始一向把平均产量低解释为人口太多，他们以为人多了，消费就一定多；消费多，那就积累少，那就劳动工具少，设备不足，因此平均产量就一定低。他们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人，因此有这一种仇视人类的看法。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指出了这种看法的错误。他说：“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多应该是平均产量——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原因，而不是产量低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的原因。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的原因，不在人多，而在其他地方。少奇同志这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叶元龙提出来测量人口是否最适当的第三个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或下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那是因为粥少僧多的关系，是表示人生得太多了，超过了最适当的数目。他并且举例说，从1950年到1956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虽有增长，但增长数不及物价增长的快，他说“这些都表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是增加而是下降。这也就表明在美国人口数目是不适当的，是过剩的，不然，何以工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在这一期间反而下降了呢?”

很清楚，叶元龙这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马尔萨斯的说法，所不同的是马尔萨斯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人生得太多，叶元龙归咎于人口超过了适当数目，用词虽有点区别，实际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剥削，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受到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的缘故。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它推翻，把不合理改变成合理。而马尔萨斯学说就是掩盖真相，掩盖剥削，把劳动人民的贫困推之于不相干的因素，以瓦解工人阶级斗争意志的一种毒药。马尔萨斯主义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叶元龙却还在这里贩卖那早已破了产的马尔萨斯学说。叶元龙为什么对这样臭名昭著的东西蔽帚自珍地紧抱着不肯放呢?我看没有别的理由来解释，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因为他还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之故。

叶元龙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平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根据总理报告叙述了近几年来我们职工的工资福利增长的情况以后，他说：“不难想象，到了过渡时期结束时，人民的生活将会比现在更高。到那时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无疑地是可以达到的。”他的真正意思是说，虽然我国近年来职工的工资福利有些增长，但是照目前的生活水平来看，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说明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最适当的数目。当然我们也承认目前我们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富裕的，是低下的。但是造成我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不正就是叶元龙自己所亲身参与的解放前反动统治吗?解放前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使我们人民长时期中度着饥饿贫困的生活。那时候，饿肚皮是常事。好的年成，“糠菜半年粮”，有一半的日子要吃糠咽菜(草)，才能塞饱肚皮。解放后，八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量不断增加，人民已经可以不饿肚子，即使遇到灾荒，也可以有吃有穿。这在饱经患难的人民看起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在这里，叶元龙的错误有两点：第一，他故意把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人口数目的不适当，这样便为解放前反动派的罪恶统治作了辩护。但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学习了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不再上当了。第二，他故意抹煞了八年来通过生产建设在人民生活提高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好象这些成绩是不值一顾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批判，可以看出，叶元龙所举出来的测量人口数目是否最适当的三个标准，都是道道地地的马尔萨斯学说的翻版。马尔萨斯把失业、饥饿与贫困，劳动人民的三种灾难，归咎于人口太多。叶元龙把失业、平均产量增长慢与生活水平下降来代替马尔萨斯的失业、饥饿与贫困，在名词上稍加变动，实际的内容并没有变动，认为这三种灾难都是人口数量超过适当数目所致，所以把它们列为测量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三个标准。马尔萨斯把人口数量这一因素的作用夸大，认为它是决定人类的幸福生活，决定人类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叶元龙认为如果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推迟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主张采取晚婚、节制生育等办法，以降低人口增加率，使我们能够早日到达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把叶元龙文章的内容和马尔萨斯学说对照起来看，我们看不出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当然在外表上、所用名词上是有所不同的。叶元龙是在人口最适当数目这题目下做文章的。本来，资产阶级的适中人口理论也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改头换面，叶元龙的文章在这一点上确是帮了忙，证明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人，改头换面来贩买马尔萨斯学说。除了叶元龙外，还有吴景超，还有其他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口口声声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说明他是和马尔萨斯不同的，然后搬出他的货色来，却是和马尔萨斯的一模一样。从他们的声明里，可以看出来，他们也知道马尔萨斯主义是见不得人的。但是内心里还是舍不得丢弃，还要继续搬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阶级立场上，在世界观上，他们和马尔萨斯有其共同之处，血肉相连，无法割断。

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来驳斥叶元龙的反人民反科学的理论，其实，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他们的冲天干劲所取得的成就，早已有力的粉碎了这些谬论。我们只要举两件事情来看一看。第一件事是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所创造的中稻亩产60，437斤的高产纪录。这样一个高产纪录，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以后还将有更高的纪录来超过它。就拿这个纪录而论，我们来算一算这一亩田可以养活多少人吧!如果每人每年以消费原粮500斤计算，那末一亩田就可以养活100多人。如果算上这一亩田在生产一季中稻之外，一年之中还生产其他作物，那当然就不止这个数字。即使以一亩田养活100人计算，那末我们全国有1，690，000，000亩以上的耕地，岂不是就可以养活1，690亿人吗?那就是说，比现有人口还可增加265倍以上。如果打个对折，也可养活800亿人，比现在还多130倍。适中人口论者说我们人口太多，已经超过适当数量，那不是在大白天说梦话吗?第二件事是山西省洪赵县雄火社1957年有20亩被称为七等地的劣等土地，亩产只有60斤小麦，但到了1958年大家的干劲提高以后，亩产量提高了10倍，平均每亩产600斤小麦，有2．3亩还提高到亩产2，391斤，比去年跃进40倍。一年之差，小麦的产量可以增加10倍到40倍，这样的跃进，全国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都有不少的例子。在工农业生产这样高速度的大跃进形势前面，适中人口论者的任何论点都站不住了!我们的人民，可以使钢铁的产量一年增加一倍，粮食的产量，可以一年增加60％到90％。(在执笔时这只是党中央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但有充份信心，相信一定能实现而且能超额实现!)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生产大跃进的速度，不仅仅是使适中人口论在我们这世界上已无立足之地，就是从马尔萨斯以来的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口论观点，都将一扫而光。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要生产关系对头，就永远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日子！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提出一点是：叶元龙对于我们批判马尔萨斯学说是不服气的。他说：“这种欺骗人的学说(指马尔萨斯学说——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人口问题还没有科学的有系统的理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其他经济问题都有较详尽的说明，而对人口问题独付阙如，未免美中不足。”叶元龙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们虽然批判了马尔萨斯学说，但是你们并没有更好的东西来代替他。

以后，叶元龙发现上面这个说法是不符事实的，这个说法，只能证明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知，证明他的夜郎自大，于是他在对财经学院学生的讲演中改变了语气，他说：“这种欺骗人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批评得一钱不值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百科全书，以及波雅尔斯基、舒舍林都已经根据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口实际情况，作出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使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有所遵循。这一贡献是巨大的。但过渡时期的人口规律如何，对过渡时期的人口问题的看法又如何，对这些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都还没有提到，未免有使人未窥全豹之感。”叶元龙在这段话里，语气是改变了，但不服气依然存在。究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对过渡时期的人口问题有没有加以研究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之外，是不是还有一条我们没有发现的过渡时期人口规律呢？这问题有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必要。

本章小结

1．叶元龙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目是否适当，要用三个标准来测量。第一个标准是就业与失业的情况。有了失业现象，就说明人口数目不适当，意思是人太多了。这原来是凯恩斯的说法，也是马尔萨斯的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叶元龙的第二个标准是平均产量的增长。增长快就表示人口数目适当，增长慢或不增长就表示人口数目不适当。这说法和马尔萨斯“人多了，粮食不够吃”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3．叶元龙的第三个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或下降。生活水平下降证明人口数目不适当。马尔萨斯原来的说法是“贫困是由于人太多造成的”。这也是错误的。

来源：褚葆一著《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