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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
张骏祥
1958.01.23
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他反党是有一贯性的。远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石挥就煽动人脱离当时党领导的剧团上海剧艺社，破坏剧运。解放以来，石挥随时随地，从讲笑话、说相声到写文章、拍电影，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诬蔑、讽刺和咒骂党，反对党的政策和党的文艺路线。在鸣放期中，他更认为“翻身”的时机已到，猖狂地发表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喷吐出蕴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石挥是从事电影工作的，因此在电影问题上他的反党的面目也暴露得最清楚彻底。可以说，从电影的创作方向到电影的生产制度组织形式，没有一样他不是和党抱敌对的态度的。石挥一贯地打击、讽刺、诬蔑党所提出的正确的路线，也同样一贯地吹嘘和推销他的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艺术创作思想和没落的资本主义电影道路。他企图并且积极筹划组织自己可以操纵左右的集团，篡夺党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那个做封建把头式的“皇帝”的旧梦。
石挥在电影界反党的第一个步骤，是诬蔑和丑化领导，挑拨群众与党和领导的关系。他把电影事业的领导说成是外行，他说：“不怕领导外行，就怕领导假充内行！”这样一来，领导对创作就没有了发言权，否则就不免是假充“内行”！这样一来，不仅一些从其他革命岗位上调来的同志不能领导电影，因为他们是“外行”；而且就是从电影创作人员行列中抽调来的同志也不能领导，因为在石挥看来，这些同志不过是硬充“内行”的“外行”！
石挥一笔抹煞了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绩。他不看年达十六亿人次的观众数字，硬说“我们在厂里谈来谈去思想性强、拍得好的影片，可就是出了门没人看！”他在座谈会上阻止人家谈电影事业的成绩，在各种场合说相声，对“成绩是主要的”这句话加以讽刺。当有人指出某部思想性较强、大家认为好的影片确是受到群众的欢迎，观众很踊跃的时候，他就以诬蔑的口吻说：“邪乎！青年团倒是真起了作用！”这正是石挥常用的一石二鸟的惯技，轻轻一句，既否定了观众上座踊跃的事实，又顺带着诬蔑了青年团。
石挥还随时随地，不论是在摄影棚里，是在人行道上，是在饭馆里，总不放弃任何机会，用说笑话说相声的方式诬蔑党的领导，往他们的鼻子上涂白粉，企图使某些人在哈哈一笑之中，不知不觉地中了他丑化领导的诡计，逐渐地接受了他的看法：领导是一群庸庸碌碌唯唯诺诺的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石挥再进一步进行挑拨，企图使某些创作干部和党对立起来，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以达到他的篡夺领导权的目的。
在他和其他右派分子此唱彼和地反对党对电影创作的领导的时候，石挥貌似谦虚实际上是挑拨地说：“许多人在台上做一些‘从人物出发’，注意节奏感之类的文艺性报告。这样的报告说给我这样年龄的人听，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是有好处的，但对在座的许多前辈，似乎就欠考虑了！”又是那个一石二鸟的惯技！轻轻一句，既否定了事实上绝大多数创作干部都从而得到益处的创作问题的学习，又对许多较有经验的创作人员放出挑拨的毒液。
在他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反对电影生产的计划性的时候，他更彻底地反对今天的电影生产制度。他不仅认为好、快、省的要求妨碍了“创作自由”，不仅捏造说是导演“要接受任何一种片种的导演任务”，并且“在前一分钟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任务，因此“导演丧失了主动性”，而且又极尽挑拨能事地说：“有些问题简直构成了讽刺喜剧：许多老导演变成了外行了。摄影场里的一套新规矩，使得许久没进摄影棚的老导演手足无措！”（见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日文汇报石挥的“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
其实，社会主义的电影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事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又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它从生产方式到生产制度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盲目的商品化的生产方式与制度。久不拍戏的老导演走进摄影棚感到有些生疏，本来毫不足怪。这一套新的制度尽管还不够完善，甚至有很多缺点，应该改进，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几年来的实践也说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石挥却想全盘否定新的生产制度，并且企图利用这一点来挑拨一些老导演，一些解放前就从事电影工作的创作干部。应该指出：石挥正是第一个公开提出“传统就是人”这种说法的。当电影界的右派分子敲锣打鼓叫嚣党不重视电影传统的时候，是石挥首先在文章里提出：“解放后，对中国电影的过去既然不谈起，因此，对从旧社会中生活过来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重视。有些人社会关系复杂，能信任他让他放手去做吗？……”（见“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一文）这样，石挥不仅把对传统的看法问题扯成对人的看法的问题，而且挑拨离间地把前些年有少数人由于生活局限不适于拍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的事实歪曲为政治上的歧视！不仅如此，石挥还在电影圈内散布这样一种谣言，说电影界有三种不同等级的人：一种是延安来的，一种是重庆来的，一种是老在上海的。他不顾佐临、桑弧、柯灵等同志这些老在上海的编导，张伐、白穆、王丹凤等同志这些老在上海的演员（也应该包括石挥自己）受到重用的事实，硬造遥说“上海人最不吃香”，“现在应该翻翻身了”！石挥就是这样恶毒地在电影工作者当中挑拨离间，企图煽动起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来破坏电影界的团结，来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石挥的企图十分明显：他要把党和电影事业的领导丑化成为一批不仅仅是庸碌无能的外行，而且是蛮横的骑在创作人员头上的人物。他要使人家受他的蛊惑，认为这些领导不但自己不懂电影，把电影事业搞坏了，而且束缚了内行们，妨碍了像石挥这样的内行的“主动性”，不许他们把电影事业搞好！那么，这样的领导除了反对掉还有什么办法呢？电影不叫像石挥这样的“内行”来搞怎么搞得好呢？这就是石挥施展他的“声东击西”、“歪打正着”的花招，想叫受他蛊惑的人自己得出的结论。
在解放的头几年，为了迅速抵制好莱坞的黄色影片，为了把电影事业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事业，为了电影工作者的迫切的学习与改造的要求，电影有集中管理的必要。由于缺乏经验，这种集中有某些超过必要的地方，近年来也有不够结合实际逐步地及时分散下放之处，在创作领导上，也有某些个别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不否认这些缺点，也正是针对着这些缺点，电影事业的领导主动提出问题，要求大家讨论，并且积极提出分厂下放等措施，以求在电影事业中贯彻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时候，石挥正像其他估计错误的右派分子一样，认为争取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一面写文章，一面在各种座谈会上大肆攻击，质问电影事业的领导“究竟肯不肯放手，敢不敢放手”？在会场上拍桌子高叫“要放什么都放！”不仅是说，石挥还利用组织创作合作社的机会，具体行动起来。他用请吃、请喝、答应给高酬等等卑劣手段拉笼人马，预备组织一个他可以指挥操纵的集团，并且向上影厂的领导提出“一年包拍五部戏”的旧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办法。当然，石挥在他所组织的集团里，是坚决排斥党员，拒绝靠近党的创作人员参加的。当然，他所“包拍”的戏领导是不得过问的。
是的，也像很多右派分子一样，石挥说过领导在政治上可以点头摇头，在艺术处理上就无权过问。但是在具体作品中，政治思想是否能和艺术处理截然分开呢？一个剧本，是否只要在文字上不犯政治政策上的错误，就可以保证在处理上不会造成歪曲，不出毛病呢？不但我们很清楚这是不行的，石挥更比任何人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以他最近编导的一部影片“雾海夜航”为例，从印在纸上的文学剧本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但是在导演过程中，通过他的“艺术处理”，石挥却极尽其歪曲工农和解放军形象之能事，他把正面人物几乎无例外地处理成为歇斯底里的，他大量贩卖资产阶级的噱头、趣味，他大力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的“能人”——坚持错误的船长，甚至不惜暗示会意地把船触礁归罪于必须完成国家任务计划。石挥对于通过“艺术处理”可以左右一切，难道不是胸有成竹的吗？很明显地，石挥所谓“领导政治上点头，艺术上不要管”，不过是要领导替他在政治上负责，替他写包票，然后由他为所欲为，去贩卖自己的私货！
所以，石挥不仅仅是企图与党分庭抗礼，叫党只管政治，他管艺术，而是企图在实际上篡夺党对创作的领导权，搞一个唯他之命是听的集团。在某些时候，他不也的确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这种想法了吗？他在创作合作社里对“情长谊深”提出意见，竭力主张把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家黄蔚文写成“能人”，不能批评，把去过延安的党委派作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洪磊光写成庸碌无能、一切仰赖于黄。当原作者兼导演表示迟疑，提出是领导通过的剧本，作这样修改怕不妥当的时候，石挥沉不住气了，他大喝：“他们通过了怎么样？我们不通过就不能拍！”在石挥心目中，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创作，不是很明白了吗？尽管石挥放出各色各样的烟幕，说创作集体的“合作社”应由集体成员轮流负责，说他不愿作固定的社长，他的真正用心还是遮掩不住的。在他写的“我对‘谁是中心’的看法”（见１９５７年大众电影第一期）里，不是说得很露骨吗？他说：“创作关系以谁为中心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什么是具体情况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有像卓别林那样的才干，把制片、编、导、演、美术……集于一身的能力，那也未尝不可以让他一个人成为中心。”这个编、导、演集中于一身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正是石挥自己。正如同他所指的没有被重视的传统的代表者也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他所说的应该翻翻身的“上海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归结一句话说：石挥始终没有忘记他在解放前的封建把头式的“皇帝”美梦，他不要做一个对党、对领导负责的创作集体的领导人，他要做一个由他指挥操纵的集团的幕后人物！
事实说明，他也已经在操纵着这个集体，影响着许多年轻的编导，往人家的作品里灌注着他的毒汁。例如“情长谊深”就是在他的干涉之下，突出地歌颂了资产阶级友谊；例如“女篮五号”就曾在他的主张之下放弃主题思想去追求悲欢离合的情节。他要一个年轻编剧在写儿童问题的剧本里把今天的社会描写得十分阴暗，坚持要写进一段越剧女演员在台上演戏时把孩子绑在后台桌子腿上的戏。在不拍惊险样式片的口号遮掩之下，他坚持不准那个创作集体拍反特影片！
看看石挥在集体内部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纲领吧。他公开标榜他那个集体不搞重大题材，只写日常生活；他公开地说，影片不要管什么主题不主题，只要情节曲折观众爱看就行。请问这不是胡风的“随处有生活”的臭名远扬的理论的翻版是什么呢？这不是抗拒党的文艺反映当前主要斗争，文艺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不写重大题材，不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斗争，不要思想性，要什么呢？石挥提出的是要“趣味”，要“生活感与人情味”。在“雾海夜航”的短叙中他自夸这是他的努力目标。恰恰这部影片所拍出的样片具体地明确地说明了他所说的生活感是什么样的生活感，他所说的人情味是什么人的人情味。在他的描绘之下，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成了只知道自己的箱子网篮的人，色情狂的人，歇斯底里的人，悲观绝望的人！他硬把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生活感”套在工人、农民和战士的头上。他所说的“人情味”不过是些资产阶级趣味的庸俗噱头。
当然，石挥这种反对思想性的噱头主义还有他自己的理论根据。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石挥诬蔑说思想性赶走了观众，强调票房价值。只是他更走远一步，他公开提出“谁的影片卖钱谁就多分酬劳”的市侩主义的主张！所以，石挥不仅反对电影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而且恬不知耻地以多分钱来号召，企图诱惑一些创作人员跟他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把电影作为迎合少数人的趣味，满足他个人名利欲望和野心的工具。
本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电影界是提出过题材限制不应过于严格，要根据作家水平来鼓励、诱导，也提出过要尊重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但是石挥想在这里钻空子是徒然的。因为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放弃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谁也没有说过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让步，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文艺创作的目的降低到追求“多分几个酬劳”。这样的文艺必然地不是有利而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又允许创作工作者走这样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其实石挥也并不是真正反对作品应该有思想性。说到底，他不过是企图哄骗一些人，使人违背党的文艺方针，放弃马列主义的思想性。而石挥自己，在他的创作里，特别是在他的相声里，倒并不是没有思想性的（当然只能是反动的思想性）。正好相反，他的思想性是毫不含糊的，也是十分坚决的。
前面说过，石挥到处说相声，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新社会的一切讽刺诬蔑，用嘲笑打哈哈的“歪打”来“正着”他所仇视的一切新的事物。绝不能把这看作是石挥的说笑的天性，是他的“风格”。为什么在解放前对于反动统治黑暗势力，他从来不流露他这种“天性”，运用他这种“风格”加以嘲讽呢？这也还不能以石挥胆小怕遭反动派迫害来解释，因为他甚至对于当时报纸上口头上大家都在诟骂的投机倒把的奸商、黄牛党、米蛀虫，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恶狠狠地嘲讽过。当然，在电影里面，石挥就不可能像在相声里那样露骨。电影有成千累万的观众的监督，有领导的审查，石挥就不得不“弯弯曲曲地讲话”，偷偷摸摸地贩运他的私货。然而他的思想立场，只要稍许注意分析一下，仍然是遮掩不住的。“关连长”的思想性还不够明确吗？“雾海夜航”的思想性还不够明确吗？在后一部影片里，尽管石挥表面上装出歌颂新社会歌颂解放军的姿态，事实上他歌颂的是坚持错误的船长——像石挥自己一样的“能人”——指责的是国家任务计划，歪曲的是工农兵形象。石挥爱什么，憎恶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出石挥对青年演员的罪恶的蛊惑手段。石挥曾公开地对一些年轻演员们宣传他的“滚”的哲学。我们知道，石挥是反对各种学习的，从看书读报到创作会议都在他讽刺之列，认为是妨害了导演、演员的“艺术生活”的东西。在上海青年报召开的青年演员座谈会上，他公开地煽动说：“演员的职业就是演戏，不应搞其他的事！”上影厂有新参加工作的演员请教石挥该看些什么指导书刊，他回答说：“你只要多演两个戏，那些书看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石挥是既反对政治学习，又反对业务理论学习，更反对深入生活与工农结合改造思想的。今天党所号召的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在石挥看来，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了。因为照石挥说来，一个演员只要像他石挥一样，在舞台上“滚”他两年就可以“滚了出来”的。他公开地对新参加电影工作的女演员说：“你只要跟定我，两年之内包你红！”所以，一个演员能不能成功，问题只在于能不能得到石挥的提拔，而党所大声疾呼号召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以及提高自己的政治、生活、业务水平等等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只有“浪费演员的青春”，使他们成为“被积压的人材”。
是的，我们也强调业务实践，我们也不反对有经验的老演员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人。但是不难看出石挥所宣扬的“滚”的办法与我们所主张的以生活为基础的有理论作指导的业务实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石挥宣扬他的“滚”的哲学，其目的就是要蛊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演员，使他们成为石挥的崇拜者，抗拒党对艺术工作者提出的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要求。不需要深入生活，不需要与工农结合，不需要学习政治理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学习改造过程，只要多演两个戏，“滚”他两年，学会一些“控制观众”的窍门，就能吃着不尽，就能“包红”——试想，这对于某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演员听来，岂不是一条很有诱惑力的“捷径”吗？
我们必须拆穿石挥这种阴谋，使受到石挥蛊惑的青年演员们惊醒过来。首先应该指出：石挥这一套“滚”的哲学是行不通的。他自己奉行“滚”的哲学抗拒改造的结果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他那一套“窍门”、“技巧”，离开了党的监督和帮助，只能拍出“关连长”、“雾海夜航”这样的影片，只能歪曲新人物的形象，只能产生出毒草；他对资产阶级立场的坚持最后只能使自己走上右派分子的反动道路！更必须指出：石挥以“滚”的哲学来蛊惑青年演员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造成一群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祟拜他、为他所利用、盲目执行他的腐朽的反动的创作意图的，他所谓的“群氓”。
石挥反对学习，反对改造，反对艺术讨论，反对强调作品的主题思想，他这一贯串动作的最高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演员永远是政治上糊涂、思想上落后、甘心情愿受他搬弄的演员，编导永远是能听任他往作品里灌注毒汁的编导，换句话说，都成为他可以驱使，用以歪曲新社会反党反人民的工具！这就是石挥最恶毒的地方！
所以，石挥不仅是在艺术路线上坚持和党对立的路线，宣扬什么票房价值，反对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斗争，不仅企图在变相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在所谓重视“生活感与人情味”的论调的掩护之下，贩卖他的资产阶级私货，而且有意识地迷惑青年，煽动创作人员，企图组织他可以操纵利用的集体，以达到他称孤道寡的目的，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盘和工具！
石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仇视新社会，是和他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从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从他的卑劣的个人欲望出发，他自然感觉得“今不如昔”，自然感觉得旧社会处处于他有利，新社会处处于他不利。
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石挥很多的东西：给了他各种各样的荣誉，给了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市人民代表的地位，给了他拍摄影片的优先机会，并且具体帮助他拍出像“鸡毛信”、“天仙配”这样的较好的影片；但是他反而认为是糟蹋了他，认为是束缚了他的自由，他不但不感激，反而仇视党，仇视新社会，原因是他所重视的所需要的东西，党和新社会没法子满足他。党和新社会不能允许他像解放前一样投机倒把，不能允许他帮会把头式地剥削别人欺压别人，不能允许他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侮辱女性，不能允许他的特务哥哥逍遥法外，不能允许他恢复他的杨柳青八大家之一的地主门庭，因此他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
有人为石挥的才华惋惜。是的，石挥可能是有一定的才华的，但这不是讨论石挥有没有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的时候，因为他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用他的才华来反党反人民，我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才华。这个才华越大，只能是与我们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