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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研组揭露与批判右派分子何成钧的反党言行
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部
1958.01.25
去年六月下旬到9月上旬，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了七次大会，揭发与批判了何成钧的反党言行。
何成钧是普通物理教研组的付教授、物理教研组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他在解放前曾经参加过一些反蒋、反美的进步活动，作过当时清华教员联合会的付主席。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他当成进步分子看待，给了他很大的信任。1950年派他去中国科学院作计划处付处长。在此前后，又两次送他出国代表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此外又让他参加土改、三反等运动，帮他改造思想。
1954年他因对科学院领导不满，断然离去，回到清华。清华党委和行政负责人找他谈过话，关心他的进步，希望更多地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何成钧却抱着极端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怨报德，长期对党不满，拒绝改造思想，一直发展到这次整风竟然投靠钱伟长，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他对党怀恨在心
何成钧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资产阶级的教育下，滋长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十分羡慕欧美的生活方式，崇拜它们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有着极为强烈的个人名位观念。但是在那时他只能作个普通的中学教员或大学助教，连温饱都成问题，哪里还谈得到什么个人前途。所以，他也响往解放战争的胜利，希望得到个人出头之日。可是，他从未想到要接受党的领导，改造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他把党对他的信任与器重视为当然，甚至想摆脱党的领导，站在党和群众之上，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一切。当他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碰了壁，受到党的批评时，他就怀恨在心，认为这是党“不信任他”、“闹宗派”、“官僚化。”
否定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诬蔑教学改革搞糟了
1953年他回到清华，碰上了教学改革，他对高等教育战线上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完全不能接受。他反对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干部，仍然留恋旧清华的教育。他向学生宣扬：“学习应该凭兴趣，不应该凭政治责任感”，“我过去每学期只抓住一、二门主课学好，其他的课平日不念，只凭会考试，到时候也能拿到80多分”。他反对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合理地规定课程学时，他说规定学时就是“否认学习有客观规律性”。他完全附和了钱伟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传专业课无用，要求无限制地扩大基础课的学时，他还公开宣传“普通物理教学中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或现在物理的教法都是一样。”他把自然科学和教育制度混淆起来，否认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制度的必要。他极力夸大教学改革的缺点，把教学改革的结果说成一团漆黑，到处散布“现在学生的实验报告不如家庭主妇写的账单”“现在学生都是大少爷、大小姐，毫无独立工作能力，好比在牛奶中放了糖摆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会搅一搅再吃”、“现在的毕业生到科学院连电炉都不会用”。他甚至对学生说：“你们总是口试，将来要连家信都不会写了。”他的这些言论在师生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一贯反对学习苏联
何成钧还一贯反对学习苏联。他虽两次到过苏联，并且能够直接阅读真理报和苏联原文刊物，但是他却到处给人留下“苏联一片黑暗”的印象。早在科学院工作时期，他就对学习苏联抱着很大反感。他不但不承认苏联专家对中国、对中国专家的帮助，反把学习苏联同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党只听苏联专家的话，不听中国专家的话”。他不同意我们应以学习苏联为主，同时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经验，认为这样就是“只学苏联，不学英美”。回到清华以后，他对物理教研组的苏联专家极端轻视，时常在背后诽谤专家，后来竟然宣称：“专家来清华是最大的失败。”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何成钧抱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更加深了他对苏联的错误看法。他四处奔走，设法寻找美国诬蔑苏联的材料，大肆煊染，四处散布，他把苏联形容成“恐布”，“黑暗”“科学界落后”，“哲学界教条”，“社会生活十分紊乱”。何成钧的这些反苏言论严重地动摇了教研组教师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长期与党敌对，恶意地诬蔑党，攻击党
何成钧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对党的看法和态度上。刚一解放，党的地下组织在清华公开了，他看到周围有些人已入了党就十分不满。他曾当面质问党的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门外?”其实他并不真心要献身革命，参加组织，相反地他从那时起就把积极参加革命争取入党的人一概视为在胜利形势下“趋炎赴势”的“投机分子”。他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与当地的党组织抱敌对态度。他用他那腐朽的资产阶级目光看待党，无中生有地诬蔑清华党委，到处对党委同志进行人身攻击，说“清华设辅导员制度是为蒋南翔培养嫡系”、“蒋校长身为高校党委书记、市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手遮天，中央未必知道清华如此黑暗。”他又对清华其他党委造谣中伤，说“某某人气量狄小”、“某某人象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某某人是某人一手提拔的，看来某人用人不当”。何成钧不仅对清华党委如此，就连市委和中央也不例外。整风一开始，一看到上海市大鸣大放的消息，他就对孙念增说：“北京市这次鸣放得真不象话，彭真大概有问题。”他还支持反动大字报“我们的忧虑与呼吁”，向科学院右派分子许良英等造谣说：“党中央内部意见分歧”等等。
由于何成钧长期与党敌对，因此一贯同情各种反党议论。1955年肃反初期，他同情胡风分子。这次整风中他更怀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性质。他还十分赞赏林希翎，说她如何“勇敢”。1957年春钱伟长在教学改革问题上明目张胆地提出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后，何成钧就完全站到他的一边，到处替他宣传，支持钱的观点，直到整风中又和钱伟长一起向党狂猖进攻，并鼓动党员反党，长期腐蚀了教研组，反对领导。
整风一开始，何成钧就一反平日消沉、多病，变得精神焕发，十分活跃。他对别人说：“这次整风好了，我就不再去科学院了。”原来他并未安下好心，他的面目很快就暴露了。5月16日在党委召集教授座谈会上，何成钧喊出了：“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会下他就大肆活动，找了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党员陈纲，张泽谕，向他们灌输“蒋校长对待钱伟长无原则”、“蒋校长如何本位主义”等流言蜚语，藉以瓦解他们对党的信任，使他们背叛党的组织。5月24日，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贴出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字报以后，他认为这次可抓住党委的小辫子了，于是几乎跑遍清华园，见人就说：“党委把我们看成皮毛”，“校长在教授座谈会上受了气，无处发泄就到学生中去骂教授。”其实早在那份大字报出来的第二天，就有人告诉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非是蒋校长提出的，而是毛主席讲的。5月31日何东昌代表党委作了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以后，他诬蔑“何东昌的报告没人情味”“肃反搞糟了，何东昌不敢认错。”他又当场煽动肃反中批判对象华荫曾出大字报攻击何东昌的报告。当他看到“新清华”上报导基建委员会职工鸣放情况后，认为有机可乘，就去找吴良镛等探听基建情况，并且向他们点火煽动，随后他就主使青年讲师廖理几以“广场颂”为题出了大字报攻击学校的基建计划。他又从政治课教研组右派分子口中听到政治教员中有强烈的反党情绪，于是就到处传播，用以说明党内也有宗派主义。他在那短短二、三周内真是捕风捉影、无孔不入、到处寻衅、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
煽动党员反党，攻垮物理教研组党组织
何成钧在物理教研组中的反党活动更是无比猖狂。早在1956年他就通过党内右派分子向党支部提出一整套取消党的领导，否定教学改革成绩的反党纲领，促使物理支部迷失了政治方向，堕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沼。其后他又撺掇物理教研组的党政领导核心和工会部门委员会，两次煽动该教研组群众上书控告教务处和总务处。到了这次整风，五一节刚过，他就在5月6日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委员会上建议他们“学习上海市的作法，立即召集一系列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当时清华党委尚未布置如何领导群众鸣放，但是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就接受了何成钧的建议，于是他们就在完全没有上级党委领导的状况下召开了老助教座谈会，结果一下子就毫无准备地陷入了右派进攻之中。这时物理教研组内右派分子华荫曾等就乘机而起，要求开全校教研组大会，准备在会上控诉肃反运动，就这样物理教研组党支部于5月27日召开了斗争党委的“鸣放大会”。这次会完全被何成钧、华荫曾、何玉琪等把持，会上一片斗争、谩骂之声，党员在右派施加的压力下纷纷投降，跟着右派“控诉”党。何成钧更是拍桌子，打板凳，指着蒋南翔等负责同志破口大骂：“这是什么世界”，“这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他辱骂党委书记们都“蜕化变质”了，“已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良心”了。辱骂党的积极分子是“无耻的积极分子”。这次会后何成钧看到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已澈底瓦解，就心满意足地表示：“对支部已没什么意见，现在的问题在于党委了。”
与钱伟长勾结一起，策划向党猖狂进攻
何成钧为了澈底搞垮清华党委，就去投靠钱伟长。5月17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刚一发表，他就到钱家去喝采。当晚还和钱一起大谈清华的宗派主义，6月2日钱伟长通过常迵把何成钧找去，何向钱汇报了5月27日他在物理教研组的一手“杰作”，又把他处心积虑搜集到的一些清华“宗派主义”的“材料”供给钱伟长。他还与钱一起把清华各单位鸣放情况排了队，为钱献策，要钱去找周总理报告清华的“黑暗”，以便由中央给清华党委加压力。6月6日钱伟长拿了何成钧提供的各种情况到章伯钧处参加六教授会议，大放厥词。当晚何成钧又到了他家，钱向何分析了整风形势，告诉何：“武汉学生已上街了”，何把“新清华”刊出5月27日物理教研组大鸣大放的报导和他亲手抄好的制七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字报稿样托钱当面交周总理，以作清华党委的“罪证”。6月7日清晨何成钧又跑去向钱伟长报告他从党内右派分子口中了解到的党内鸣放情况，对钱说：“党内某某干部已向某党委负责的人提意见了”。又把周寿昌等在6月4日第二次物理教研组鸣放会上的错误发言报告了钱，钱当即问何：“今晚我可能见到周总理，我们应向他提出怎样的办法?”。6月8日早晨何成钧在广播中听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反击右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就立刻跑去向钱报信，与他商议对策。可以说在资产阶级右派所掀起的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的几天里，何成钧与钱伟长已完全连起一气，相互呼应，共同策划，向党进攻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继续抗拒运动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何成钧就抱着极端仇视和抗拒的态度。他背地里对校外右派分子诬蔑说：“党中央背信弃义”，中央这次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芦郁文就是一个小丑，这封匿名信是他自己搞的，从而抬高自己身价”。他还说：“这次上了毛主席的当。”他又在物理教研组党支部讨论反右派斗争的会上大发谬论，散布什么“人民日报社论杀气腾腾”，“今后，人们再不敢说真心话了”。“人民日报还在三大主义中打圈子，看人民日报要独立思考”等等谰言。直到党组织召开大会对他开展批判以后，他还曾企图蒙混过关，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我一贯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我的问题就在于不能接受年青党员的领导”。
何成钧必须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重新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