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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林默涵
1958.01.26

历史是不重复的。但是，有时候使人感到有些历史事件似乎真地会出现两次。当我们这回在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在延安时期同王实味所做的斗争。马克思说过，一些历史的事变和人物，往往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马克思所指的那些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历史上演了重要的积极角色的人物，而过去的王实味和现在的右派，则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小丑，他们不自量力地妄想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就不能不始终扮演一种十分可笑的喜剧角色，而且很快地得到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混进革命阵营中来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总是会利用革命在一个时期的困难处境来施行他们对党和革命的攻击。王实味和他的一伙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了对党和革命的进攻呢?那时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都处在一个十分严重的状况中。在苏德战场上，希特勒匪帮正在猖狂地进犯苏联，苏联红军还没有能转入攻势：在国内，我们正受到日寇和蒋介石的两面夹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下，粮饷断绝，几万干部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整个边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开荒生产运动。但是，也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困难处境和艰苦斗争产生了畏怯和动摇的情绪。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极端平均主义的要求和对於领导的不满。王实味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时机到了，他就挥起他的羽毛扇，到处煽火，在青年同志中散布了许多污蔑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流言蜚语，同时公开发表文章，企图煽动起一个反党的大火灾，“野百合花”就是一篇在革命阵营内部煽风、点火的文章。

王实味的活动并不是孤单的。那时和王实味相呼应的，就有丁玲、陈企霞、萧军、罗烽、艾青等人。丁玲不但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且她自己也写了跟“野百合花”互相竞赛的毒草“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丁玲策动下，萧军、罗烽等联名发表的“太阳里面也有黑点”，陈企霞的“鸡啼”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文章，还给他们的反党言论和反党行为建立了理论的根据。他们眼中的革命根据地是一片黑暗。他们说歌颂革命根据地的光明，是等於把暗夜当黎明。他们主张“枪口对内”，主张要像鲁迅先生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样，挥起他们的“使人战栗”的“短剑”来攻击党，攻击革命根据地。

他们这些文章发表后，立刻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欢迎。“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文章被国民党大量翻印，用作反共的宣传材料。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被当时西安的特务机关改编成剧本上演。

但是，王实味和他的伙伴们的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他们的真面目很快地被识破了。他们本来想煽动起一场反党的火焰，而结果却引起了一场反击王实味的斗争，煽火者自己给火烧着了。广大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最后粉碎了王实味的阴谋。

“野百合花”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

和一切混到革命阵营中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们所常做的一样，托派分子王实味的这篇文章也是冒充着革命阵营内部的“自我批评”的姿态来对革命进行袭击的。它一开始装模作样地叙说了一个革命者被国民党惨杀的故事，然后笔锋一转，就把箭头射向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了。他说：“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好像延安是一个腐败透顶的骄奢淫佚的地方，这里的人似乎是一群毫无心肝的陈叔宝，他们早已把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忘记了。只有王实味才记得他们。这样，王实味就十分巧妙地一只手给自己抹粉，另一只手就给革命根据地的延安涂上了一层污泥。

自从中国人民最忠实最勇敢的儿女——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以后，延安就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它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堡垒，是领导抗战的心脏，是给全国人民照亮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的灯塔，是千千万万青年所向往和投奔的革命圣地。而王实味却把延安描写成漆黑一团，简直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王国。看呵，这里是丝毫没有民主的，谁要是在墙报上写文章批评一下“首长”，就要遭到打击，以致陷於疯狂，“连稚弱的小鬼”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这里统治着的是“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不必要的‘享受’”。这个地方是冷酷无情的，“什么阶级友爱”只是“说得好听”的骗人的话，实际上是“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他说青年们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看到的却是“丑恶和冷淡”。延安为什么会这样糟呢?是因为上面的领导人坏，是那些“大头子”、“小头子”、“大人物”、“大师”们可恶，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是“异类”。於是，王实味就号召青年们起来反对这些“大头子”“小头子”们。图穷匕首见，——打倒党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这就是王实味的真正的目的和企图。

我们现在用不着一一驳斥王实味的造谣中伤了，因为它们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而且历史早已作出结论了。但是，让我们来看看王实味和他的一伙如何躲藏在革命阵营里面，利用他们认为适合的时机，从内部来攻击党攻击革命的手法，却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在将来都还会发生。要攻破堡垒，最好是钻到堡垒里面去放火。当我们的敌人已经丧失同我们正面作战的力量的时候，就更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同我们进行斗争。

王实味的手法之一，是打着“内部批评”的幌子出现，好像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克服缺点似的，他说：“1938年冬，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是的，我们的党是不怕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是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即使其中包含了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捏造事实或有意扩大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破坏我们的党，削弱党的领导者的威信，瓦解革命的队伍和政权。哪一个好人会说延安是“直接制造黑暗”的地方，会咒骂延安的天“必然要塌下来”呢?显然，王实味的从内部瓦解人心的战术，正是党内暗藏的奸细和托派分子所惯於采用的手法。

王实味的另一个手法，是利用青年们的弱点来诱骗青年，使青年成为他的反党的工具，他看到当时延安的一部分青年同志中，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就特别在这上面进行煽动，说什么“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其实那时延安所有同志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为了照顾某些负责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的身体，他们的生活比一般同志稍微好一点点，这完全是必要的，合理的。而王实味却把这种情况夸大成为“等级制度”。绝对平均主义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反动性的幻想。在革命队伍中，如果让这种平均主义发展起来，那就必然会产生有了一匹马谁也不让骑，甚至一副担架两个伤兵，谁也不让谁先走的怪现象。显然，这是完全不符合工作和斗争的需要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办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各人的胃口和需要，无论就质量和数量来说，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在共产主义时期，都不会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样和彼此平等的。”(斯大林)在革命队伍中由於工作需要而产生的物质分配上的差异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劳动的差别而领取不同的报酬，这同旧时代的反映剥削关系和私有关系的“等级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两回事。王实味硬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一方面诽谤了延安，同时就更加煽动了一些人的平均主义的情绪。实际上，正是这个咒骂“等级”的王实味自己，是曾经大吵大闹地争着要吃小厨房、穿干部服的。

为了利用青年来进行反党，王实味又装出热爱青年的样子，拼命的拉拢青年。你看他说得多么甜蜜呀！“青年是可贵”的，“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还有，“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如果你真的接受了他这一堆廉价的奉承，那末，对不起，你就被他牵住鼻子，只好跟着他去反对他所认为的“黑暗”、“肮脏”，跟着他去说他所要说的话，一句话，就是跟着他去反党了。在他写的一篇题为“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杂文里，他向青年们发出热情的呼唤：“同志，你们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这是用激将法来煽动青年反党的。在他的激励和煽动下，由於一时的糊涂而受了他的欺骗的青年，并不是没有的，不过很快地都觉悟过来了。我们知道，托洛茨基也曾经虚伪地谄媚青年，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风雨表”，同时污蔑老布尔塞维克，说他们已经蜕化，企图把青年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指望青年帮助他进行反党的勾当。王实味的这一套，正是从他的老祖宗托洛茨基那里学来的。

王实味口口声声说什么“爱”呀，“温暖”呀，这也是很投合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的。可是，王实味的“爱”是什么呢?他是在“爱”的幌子下撒布怨恨的种籽，挑拨人们仇视党，仇视党的领导者，来达到他破坏党、瓦解革命队伍的目的。“野百合花”从头到底是充满了对党对革命的冷酷的怨毒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和“温暖”。在延安，有的是以革命利益和阶级利益为基础的真正同志的爱和温暖，这同反党分子们所要求的“爱”和“温暖”当然是格格不入的。王实味所爱的是那些具有反党思想反党情绪的人们，而对於忠实於党的同志和党的领导者，则咬牙切齿地恨之入骨。他的爱憎是很分明的。

王实味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混进党内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在他感到自己的政治面目似乎已被人看破的时候，曾经大起恐慌，迫得去向组织报告他加入托派的经过。但是，两面派和钻空子，正是托派分子特有的手法，他一方面假装着向组织坦白，另一方面还是继续进行托派的活动，暗中布置他的活动阵地。等到革命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企图利用这个困难，抓住革命队伍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情绪，认为时机已到，打起赤膊上阵了。他的这种反革命活动，正好跟当时日寇和蒋介石对我们的进攻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还要危险，因为它是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瓦解我们的。正像树上的蛀虫一样，如果不及早地扑灭它们，是可以使一棵大树致命的。难怪国民党反动派对王实味和他的一伙们的活动那样高兴，他们拿到“野百合花”之类的东西，竟如获至宝，把它们大量翻印、散发，大事宣传。凡是革命的敌人所喜欢的东西，一定是损害革命的。这永远是一个可靠的准绳。

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手法，也和王实味的手法差不多。这是有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基础的。而且有些右派分子本来就是王实味的老搭当。可是，王实味也好，今天的右派分子也好，他们都把形势估计错了。他们把天空一时的阴暗，当作永久的现象，以为天真会塌下来，革命真的会被困难所吓退；他们不知道，先进的、新生的东西总是会排除一切困难，开辟自己的道路，取得最后的胜利。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阻碍历史前进的车轮，而终於被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过去的王实味和今天的右派分子们所扮演的可怜的喜剧。

感谢王实味他们。由於他们在十五年前的革命困难时期，抛出了这一批毒草，这就提高了我们的警惕，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同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做斗争。同时也更深切地认识了存在於我们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害处。正是这些思想，给了反党分子们以便利的条件去进行他们的反党活动。毒草变成了肥料。我们的党展开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给后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这次新的整风和反右斗争，是又一次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保证我们顺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