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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57年一些影片的评价问题
袁文殊/陈荒煤
1959.03.04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袁文殊和陈荒煤两位同志就陈荒煤同志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交换意见的来往信件。这篇文章是去年１２月２日在本报发表的。我们认为，袁文殊同志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 ＊ ＊
（一）
荒煤同志：
听说你已经从国外回来了，近况谅好。
读了你在去年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之后，觉得有些意见很想和你谈谈，但是那时你已远在国外，又想到你一定很忙，所以未便写信相扰。现在虽然事隔二月，但是那些问题觉得仍有商谈的必要，因此特将我个人的看法提出来，请你指正。
首先，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在对１９５７年我国电影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肯定之后，对一部分影片中所表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其中许多意见也极可宝贵。回想１９５６年冬至１９５７年春夏之间，在右派进攻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之下，整个电影战线被弄得乌烟瘴气，邪说纷纭，许多创作人员迷失了方向。因此产生了一些有错误思想和歪曲了生活真实的影片，这确是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诚如你所指出的，“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对一些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影片进行了批判，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受到了教育。……不过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并没有完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又浮了上来。”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幸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剧烈的整风反右斗争之后，电影战线上的上述情况才改变过来，党的领导巩固了，电影事业的方针端正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孤立了。在大破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艺术观点的基础上，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觉悟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给１９５８年的电影事业大跃进创造了条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１９５７年的整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事实摆在眼前，１９５８年的影片产量比１９５７年增加了两倍还不止，创作人员开始和群众接触了，创作人员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观了。当然电影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为了更好的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使所有创作人员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而加紧自己的思想改造，提高电影创作水平，对过去影片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所以你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但是，当我读完文章，除了得到上述的教益之外，也还感到有些不满足和看法上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愿意提出来和你商讨。
首先，我觉得你从影片样式上来区分问题，把喜剧影片归到一类来进行批判，就势必把许多错误性质不同，或只有一些缺点的喜剧影片都混淆在一起了，这是不恰当的。你在“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的小标题下面，批评了“未完成的喜剧”和“谁是被抛弃的人”、“寻爱记”、“球场风波”、“三个战友”、“幸福”等等许多影片。这些片子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或错误，个别片子错误还很严重，但不应把他们一律和“未完成的喜剧”相提并论。比如“寻爱记”和“未完成的喜剧”就有极大的不同。影片“未完成的喜剧”，的确如你所说的，是一部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庸俗不堪的影片，它不论是主题的构思，人物的设计，情节的安排以及种种细节描写都恶毒地在攻击和诽谤我们的新社会，歪曲我们党的政策和丑化我们的负责干部，而且狠毒到要一棍子打死的程度。在吕班的眼里，一切新社会、新制度、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等等都一无是处，应该打倒。应该让资产阶级的庸俗腐朽的东西复辟，让他们来坐天下。这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片。但是影片“寻爱记”，则虽然为了追求喜剧效果，不顾场合，不看人物乱用了讽刺，结果对不该讽刺的人物给了许多嘲讽，而对真正要讽刺的对象却反而加以宽容，这就弄得观点模糊，是非不清。这样的影片的确反映了我们创作人员的思想感情的庸俗和情操的低下，对观众不会产生提高道德品质的教育作用。但这些只是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或错误，同恶意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的“未完成的喜剧”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因此，把这类影片和“未完成的喜剧”划在一道，都归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感到话有点说过了头了。其结果就势必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错误混淆起来，把错误严重化。所以我以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
其次，你把所有在表现党的领导上存在着缺点的影片，不论其情况如何，都一概划为“抹煞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这也把问题扩大化了，好像那么多影片都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错误似的，这也不够恰当，因为实际情况并不是完全如此。实际上是，有许多影片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像你所指出的那类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在那些影片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更不是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还是正确的。因此你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有很大的片面性。
不错，像影片“护士日记”、“母女教师”、“牧人之子”、“幸福”、“乘风破浪”、“凤凰之歌”和“洞箫横吹”等等，诚如你所指出的，是“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进行斗争，可是，作者只着重表现了他们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表现，因而，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不近情理。”这种批评是合乎事实的，是正确的。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些影片的一个侧面，还有另外的更主要的一个侧面你没有进行应有的分析和估计，因此，就显得很不全面，结果就把消极面扩大了。
例如，像“护士日记”那样的影片，尽管它把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实际斗争锻炼的过程写得比较简单，从而不能深刻地反映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实际锻炼中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在主人公简素华参加工作的全部经历中，党、团组织对她思想上的教育和帮助也还写得不够，而为了显示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在某些细节描写上也有过分突出她的作用的地方，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这部影片的基调是向上的，基本上是健康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宁愿暂时离开爱人，不怕艰难困苦，到工作需要的遥远的地方去从事建设事业，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表扬的优秀品质。在全部影片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新又新的气象和周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的变化和发展。所以，虽然影片还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从创作人员来说，应该汲取经验，引为教训，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提高，但是，这部影片的客观效果，基本上是好的，有一定的鼓舞人的力量的。
其它如“母女教师”、“乘风破浪”、“牧人之子”和“幸福”等等，虽然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但是它的主要方向还是正确的。而你在这方面却忽略了对影片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对影片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也缺少正确的辨别，因此而说：“去年有相当数量的影片，其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正如在前面说过的，在右派妖风刮来的当时，的确有一部分创作人员迷失了方向，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发生动摇，从而造成创作上的严重错误，但是依我看来，对大多数创作人员来说，还是你在文章开头时候说的对，主要是“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罢了。除了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外，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问题，不能说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也就不应该肯定他们都是有意识的“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既然大多数影片是属于思想问题，就只能得出思想错误的结论，而不应该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结论，你说是不是呢？
当然，政治问题和艺术思想问题往往是关系密切，难于区分的。但是两者究竟有所不同，特别是评论到１９５７年在右派猖狂进攻下的电影创作的时候，更需要仔细而谨慎地加以区别，哪些是政治性的进攻，哪些是思想上的错误，恰如其分的给予评论，才能使有关创作人员得到正确的教育。因为艺术思想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而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了。
再次是，关于在影片中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也说得不够清楚，因此有使人产生误解的地方。首先我要说，你对于“青春的脚步”和“情长谊深”的导演们在创作过程中表现的错误思想进行揭露、批判是准确的而且是有力的。有些创作人员认为作品中出现了党团员和党团负责干部，就会使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因而有意回避描写党团员，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你说到在影片中表现不表现党员和能不能表现好党员的形象的时候，问题就说得不够清楚了。我以为应该把它分开来说：对那些不愿意在影片中表现党团员形象的创作者，可以指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的错误想法，对那些表现了党团员形象而表现得不够恰当、不好的创作者，应该分析他们为什么表现不恰当的原因，实事求是的把他们的缺点指出来，使他们引为教训，更多的从正面来谈会更贴切一些，不知道你以为怎样？
最后，把“白旗”这个名词用来批判艺术思想，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你的看法如何？
末了，我还要说一遍，你的文章所指出的我们１９５７年电影创作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牢牢的记住这１９５７年的经验教训。我完全同意你在文章的最后所指出的，１９５７年的电影创作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右派进攻固然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它和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员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分不开的。这对于在做直接组织创作和制片工作的我们，责任尤其重大。正如你所说的，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工农兵方向，强调要创造新英雄人物，但是却放松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和督促所有的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锻炼改造；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党的领导不够，政治没有挂帅，脱离政治轻视政治的现象不但在创作人员中间十分普遍，在我们这些负责干部中间也相当严重，在日常工作中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政治工作极不深入也不经常，这样就难怪当右派的妖风刮来的时候，完全经不住考验而被弄得乌烟瘴气了。拿我个人来说，你所指出的一个怕字贯串三个阶段的情况都存在着，的确，开始时候过多的强调电影的特性，怕放手之后会乱，会放出毒草来；到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时候又不敢进行思想领导，怕妨碍“百花齐放”；到出了坏影片的时候又不敢正视错误，害怕批评，这实际是一种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思想的表现。
由于党的英明领导，经过整风反右之后，把坏事变为好事，现在创作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观了。１９５８年，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指示，光是艺术片就完成了四十八部，美术片五十四本，科教片一百一十三部。显然，如果广大创作人员的觉悟程度没有提高，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完成这个空前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的。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过去的一年间，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接触了实际，并且已经开始体会到深入生活的重大意义了。我们相信，在１９５８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继续深入生活，锻炼改造，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就不但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而且将逐步建成一支又红又专的电影队伍。所以整个说来，情况是良好的，前途是乐观的。
匆匆写来，不妥当之处，还望教正。
此致敬礼！
（二）
文殊同志：
来信收到。最近工作较忙，同时，你所提出的意见很重要，需要仔细地考虑一下，所以没有立即回信，请你原谅。
我那篇文章是在去年出国之前赶写出来的，写得比较匆忙，发表的时候也没有机会亲自再修改一遍。经过莫斯科时，我还曾经写过信给报社文艺部的同志，请他们再仔细斟酌一下，把毒草和一些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的影片区别开来，以免发生误会。可是那时候文章已经发表了。今年回国来因为忙，又没有及时写文章纠正这个缺点。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很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篇文章涉及到许多问题，如果事先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多修改一下再发表就好了。
我基本上同意你对我的这篇文章存在的缺点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
我觉得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
我个人认为：１９５７年电影艺术片的创作情况，确定是严重的。这一年一共完成了四十部影片，其中有十部是戏曲舞台纪录片。而三十部故事片中，有六、七部影片表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还有好几部影片也表现了很多错误。这就是说，有十几部影片有相当严重的错误。当然，其性质与程度也还是有所不同的。（附带说明一下，我文章中所提到的许多部影片，不完全是１９５７年的产品，还有五、六部影片是１９５８年的产品，只是为了说明错误的倾向而提到它。提到某些影片时，也只就其某一点错误而说明某一种倾向的共同性，也并不认为这些影片都是毒草。从１９５７年以来，电影界无论发表文章也好，在会议中发言也好，公开宣布了毒草的还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喜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比如，滥用讽刺，有意回避或不愿去描写党的领导和党员形象，以及实际欣赏和宣扬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趣味等等现象。１９５７年是我们近几年艺术生产量最多的一年，然而艺术创作中思想上的混乱却也是惊人的。所以，我认为，这一年电影艺术创作中的错误确是一种带倾向性的问题，不是一种个别、偶然的现象。这一点，我个人感触很深，痛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写文章就强调了错误的倾向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指出错误倾向的同时，仔细区别影片中错误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区别，只就作品中所流露的某一种错误倾向而归于一类，既没有首先从政治上来区别错误的性质，也没有能细致地判断错误的程度了。
例如，滥用讽刺这一类的错误，“寻爱记”、“三个战友”等，显然和“未完成的喜剧”有所不同。作为作品来看，当然不能只强调创作者的动机，最后还是要从客观效果来评价作品，但如吕班那种明目张胆、有意攻击新社会，以及作品之坏，显然和某些作者企图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立场不稳，表现不深刻，滥用讽刺手段，追求庸俗低级趣味的效果而形成某些错误是不相同的，这是应该严格区别开来的。正如你所说的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也要看到一个根本的教训，立场思想不改变，尽管不是有意识地却也可能创作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来。除了“未完成的喜剧”外，前年有个别的讽刺喜剧片，也确实可以说是和“毒草”相差无几了。
自然，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趣味还是要经常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问题需要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才能帮助创作工作者进一步克服弱点，大步前进。
从这一点来讲，我深深感到我们电影理论工作的落后。我们现在很需要认真地从１９５７年艺术创作的错误中去吸取教训，正面地去探讨一下（通过作品的具体分析）真实与党性、讽刺喜剧、表现党的领导形象、如何描写知识分子等等问题，使得有些创作者对这些问题具有正确的认识，消除某些误解；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题材上更广泛，在样式上更多样。正是如此，我觉得，你指出我文章中的这些缺点，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它很可能在创作人员中间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意见我还保留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从１９５７年影片的错误的倾向来看，有错误的影片这样多，某些错误又带有共同性与普遍性（自然，性质与程度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讲，说是“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我觉得，从错误的倾向和思想的实质上来看，这个看法还是可以的，是不过分的。问题是从对工农兵方向动摇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中间还有很大距离，我说的太笼统，缺乏对各种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同时如果我不用“叛变”、“白旗”这些字眼，而只说这是对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违背，个别影片竟达到了反党的地步，这样也许更恰当，更符合事实一些。这自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这个看法还有片面性。但仍提出来和你商讨。
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作“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白旗”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当时，是一般地指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看来，用“白旗”这个名词来批判创作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很不恰当的。红旗和白旗应该是指政治上的两条道路、大是大非、香花与毒草的区别。而文学艺术创作现象是复杂的，恐怕很难以此作简单的判断。
谢谢你提出的许多宝贵的意见。这对我们更好地帮助、推动创作，特别是很好地总结１９５８年的创作，有很大好处。也希望今后能经常通讯来交换一些创作上的看法和意见。我复信中如有不妥当的看法，还请你指正。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