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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档案:专案组与杜高谈话记录
1955.07.16 --



第一次 之华、蓝光找他谈常熟一段,杜承认隐瞒此段

第二次 七月十六日谈话


#小春秋报--娱乐性黄色报纸(经理李力邀去)

#晚晚报--进步报纸,由阎怪如关系(阎父总编)进晚晚报(一同进的)

#××报中间去过一家小报,与王晨牧一同。(此即以后承认的新城日报。

#没有写这些报的原因是由于忘了,不是故意隐瞒。

又原因,纪芒不可信,这段无可靠证明人。

主要谈常熟及南京到常熟之间的情况。

#剪烛残余--原美国电影。

#新生报--帮助改稿子,标标题。

#离南京到上海找范泉出版稿子。

#由于李金声要找一批人去解放区,找到戏剧学校学生,又找到杜高。

#梁中夫经常收到大众月刊,新华日报,公开阅读。

叫杜高骂共产党,骂的不让人相信了。在香港陆诒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香港,廖沫沙、陆诒叫杜高去夺取阵地:罗宾汉报国民日报,不会广东话而没去。

#在南京中国时报先在外勤后在内勤工作,每天去抄新闻。

#和曹明不太熟,只一日看过一次《小城之春》和杜谈到过骆宾基解到特刑庭,他们报社(人报)有人被捕。

#没有见过路翎。

#承认隐瞒了《小春秋》《××报》《新生报》及李金声往来南京常熟之间的情况。

#在贵阳民教剧团小徐叫杜参加国民党,没有干。

#旧社会没有骂过共产党,问心无愧。

#在新生报写过反动文章,想不起来了。没标过反动标题。


第二次 七月二十一日〔无记录文字〕


与杜高谈话记录

七月十六日(竖排稿纸)


“小春秋社”不清楚面目,晚报,娱乐性报纸,共四版,主要一版本市新闻,第一版一般新闻第三版副刊,第四版连载黄色小说,四八年因湖南竞选参议员出了不少小报。

“小春秋”原来是程晓华办的,后来卖给姓李的。

原来在湖南日报,后来才到“小春秋”去的。

不涉及共产党和进步艺术家的。与此报相对的是《晚晚报》,进步的报纸,由于阎怪如是一同学的爸爸,在晚晚报当总编,我们一块进的《晚晚报》。

进“小春秋”经该报负责人李力(?)邀去的。由于在湖南日报跑外勤认识的。杜主要写地方新闻,如剧场花絮之类的,当时是四八年六七月间,中间又曾与王晨牧进过一个小报。当时的稿子有的靠捏造,有的靠投稿,稍加改动。

到力报是邹今铎写了封信就去了,与邹并不太认识,当时曾征求梁中夫的意见,梁说这个人还不错,可以去。

当时没写,主要是忘了,并不是故意隐瞒。像新生报那样。

当时不写新生报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明人,纪芒这人,对他也不信任。五二年曾问过纪芒他弟弟,曾与一个被镇压了的人有关系。和这些人搞在一起不光荣。又看到纪芒弟弟被捕了,纪芒又当过国民党军。曾给过我衣服,是国民党军官的衣服。

李牧子谈起来对纪芒也不满意。解放后到北京也感到他不好,(但所有材料都写纪芒如何好)不能凭印象来说他不好。

五四年田兵谈过话,又曾找纪芒谈过。田兵说有人检举纪芒说有人写过骂八路军的文章说是杜高写的,杜否认,田说天下同名同姓多得很,可以查报的。谈完回来又找到纪芒谈。(第二三天,在剧院收发室门口,问他杜在常熟写过什么文章,他说写过剪烛残余,骂美国电影的。问他报纸性质,说负责(人)已镇压了,姚丹与石的关系是老关系。

当时把田兵告诉的话也告诉了记芒。

五二年纪芒的妹妹在李维时家,问他家中情况,姚丹在新华书店,妹妹入党了。

杜在新生报帮忙标标题,改稿子。他们也没什么正式记者、编辑,稿源不知什么地方来,只知道有些店员爱写稿子,写些东西,改一改就发了。(在新生报是四九年初到解放共两个多月。)

离开南京记得是直接到的上海,找范泉,在刘艺家住的。同时记不清是和李金声先到的常熟还是先到的上海。

李金声和钱其在上海同学,放假到长沙去玩,住在钱家,由此认识的。

李金声,张仁富,当时在上海军乐学校学吹铜管。

当初李金声要到解放区去,住在戏剧学校,有一批学生要到解放区去,当时李知道我在《中国时报》便来找我。相邀一起去解放区。

汤炜的爸爸是国民党[湖南日报]当经理,所以可以公开朗诵马凡陀的诗。

到北京之后才知道梁中夫不是地下市委,说地下市委的是湖南文工团小熊说的,之后回家遇到汤炜,说不是市委书记,只是领导新闻界。

四六年三四月回到长沙,梁中夫在搞《湖南日报》,常接到《大众月刊》、《新华日报》,毫不隐讳的。在他家玩,谈到写文章,梁中夫讲不要太过火,可以骂共产党,骂得不狠就行了。在香港,陆诒也说过同样的话,陆和廖沫沙叫杜去夺取两个阵地,(《罗宾汗报》、《国民日报》在《华商报》隔壁)当时主要没做过记者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不愿去,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报纸。

在南京《中国时报》做外勤,后在内勤工作,每天下午去市府抄新闻,四八年九月十月,当时看到演 《悬崖之恋 》改编的《卖油郎》和《原野》,当时没演《云雀》,所以没看。当时和曹明不熟,只与他看过一次招待场《小城之春》当时骆宾基解到南京特刑庭,扯到他们报社有人被捕。

当时在南京不知道路翎。没有读过蚂蚁小集。

《小春秋》,《退伍军人小报》,《新生报》,“和李金声来往与上海南京常熟之间的问题”,是隐瞒了的。

《常熟日报》

在贵阳民教剧团演剧,小徐叫杜参加国民党,没有干。

在旧社会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问心无愧。

有个困难在新生报写过什么反动文章,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标过反动标题。

下次老实的把一些真实的事实写出来,包括历史与北京小集团的问题。欺骗做假的纠正过来。


七月二十一日杜谈话(活页纸)


湖南省党部曾省斋(原稿字迹不清)湖南日报社长,

当时正在竞选。经常招待记者,当席发表新闻,

湖南晚晚报康德、傅白芦。

谭惕吾(女)当时也在竞选,曾介绍过她。

当时以TK 发表关于修路拆民房的消息,为警局注意,之后写过小条消息说政府正在安抚。

戴哲民湖南日报总编辑。此人一方面与国民党关系很密,同时又与梁中夫等人也很密。杜高入该社也通过戴和汤(汤炜)。

每天写经济消息,汤炜这一栏,杜跑外勤。

长沙的情况当时政治情况不怎么紧,不像衡阳,从衡阳回来后才紧张起来的,当时民盟尚未解散。

邹今铎当时在中央日报副刊当编辑,由投稿关系认识邹,当时杜写的稿子比较进步,邹到衡阳找不到人才找的杜。回长沙问汤炜当时傅紫荻解放前入的党,邹今铎说是从新四军来的,地下党员。

从香港来带了许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放到书架上,桌子上,邹到屋子里,和他谈到新四军来的。

从衡阳回来后,汤炜说邹不要是特务吧。因为有一个特务当时与梁中夫很要好,梁并介绍了许多进步书报给特务(赵××)看,当时梁未被捕。

在衡阳写了许多特写,没有一篇反动的。

当时以记者身份列席参议会,写写“花絮”。

当时主要为曾省斋捧场。

当时回长沙失业,杜母见到欧阳敏纳,叫杜去看欧阳敏纳,在没在国民日报做事记不得了。可能试了两天。

在四0年桂林李仲融接到过一封信,里面有一条报纸新闻,李声玄自首的消息,李仲融当时很气愤。失业时也曾找过李声玄,也没搞成。

到小春秋去时主要认识该报的记者。

在国民日报记得吃过饭,对过新闻看过打球,

小春秋报的社长是李力,程晓华是名誉社长,与程无关系,主要把牌子卖给了李,后来程到长沙住在报社里,见到程。

陈襟湘,是个老记者,老油子,平时不大接近,退伍军官(地主)很老的军人, ××与陈同乡 当时生活很糟糕,常打牌,便有时到他家去打牌,当时他想办报,很愿意和记者一起打牌吃饭,很傻的样子。

有一次打牌谈起办报,要托这些人去帮忙,主要有个王晨牧,编第一版,杜编第二版,另外又介绍六队某人去做记者,待遇比较好,(几块袁大头)六队人做外勤,杜做编辑。

当时社长要为他们退伍军人讲话,这些人经常打妓院,乱来,而报社便主要为这些人呼吁。

湖南日报参议会写了一些特写,参议会为何热烈,与汤炜合写的,汤炜标题“米价又贵了,参议会先生作何感想?”

经济特写主要是粉饰太平,米价小涨。

当时主要立场是盼望参议会能为老百姓办事。

在南京发表教师复课,物价平稳。

在南京见到吴满有在茶话会与记者谈话,会后出来蓝岗说这消息中央社已统一发了,不必再写了,回到报社有一个油印的稿子,当时没有发,第二天第一版登出来了。

在长沙、衡阳一篇反动稿也没写过,只有反动标题。

在长沙介绍过杜斯屠也夫斯基,之后才发现是反动的,

纪德的《窄门》当时很流行,在力报写过“我们要走窄门”。


八月十日与杜高谈话记录

为何离开《中国时报》?

到南京去的目的是想出版剧本,混到上海去当作家。

到中国时报,报纸初办,都住在一间楼里。

社长袁××美国留学生,不常来报馆。

程信上说是民营,到京后见到信纸是“国防部”。

宋冲有手枪,很害怕宋冲,

马丁,画漫画(中央大学学生)的,当时北京要解放了,当时告诉他要到北平去他很吃惊,并告诉他宋冲是特务。

退剧本不是范泉,是熊佛西。过去剧展时认识的。当时熊看后便退给杜,后持中国时报名片找范泉,把剧本留给范泉,之后范寄信退到南京,经宋冲转到苏州,离南京时没留地址,只在上海告诉刘艺(中报记者)

宋冲信说杜误会了他,他并没有恶意对杜,这种解释可能是由马丁把杜的话告诉了宋。

离南京想到上海作作家,出名。另外非常羡慕剧专的一群人,想去解放区。由于社长请吃饭,问杜高父亲到哪里去? 曹明告诉抓人,怕被抓。 最主要原因,一个是想与李金声搞在一起,能走就走,不能走在一起流浪,另一个想出版剧本。

离南京时正在十月,徐州吃紧,当时跑去告诉刘年(现在武汉)。

程晓华曾告诉杜,中报主要以民营面目出现,当时拿国防部津贴,今后办到自营。

《罗宾汗报》在上海,香港可能是别的报纸。

当时想到《中央日报》一些大报去,更好一些。当时有一种想登龙的思想,(登反动派之龙)

《小春秋》待遇很低,而《新城报》每月十块大头一月,待遇比前者高的多,便跑到后一报纸上去,《新城报》只有两个人编,(王晨牧与杜)每天搞得很紧张,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种奴才思想。

到大二条之后与妈妈写过一封信,给白天写过一封信。给舒巧父亲,(告诉搬了家。)

 李之华 范景宇谈

八月十八日与杜高谈话记录

之华 景宇


去香港的目的,汤炜有个朋友赵克盾,汤本人也都想去香港达德学院学习。

蒋牧良写信给梁仁农。

去香港找父亲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读新闻学院。进报馆没有资格,年纪小。新闻学院夜校,一年,很快便可以出来做事。

同时去的有张自强,(与蒋牧良编副刊)谌震的爱人,蒋给我写了个湖南日报驻香港记者证明(路上要检查的)。

到香港之后新闻已停办。

廖沫沙见了一面,引见刘思慕,说是李仲融的儿子,廖问杜读中学,要杜继续学习,学英文,廖自己也因为会英文,在新闻界比较方便。

当时介绍给陆诒进民治新专,要出一部分钱。

带金圈(约九钱)卖了七十元港币。

原写的约半年,实际三个月,因为在湖南要以香港学历混新闻界。

当时与长沙的两个人(两个新闻学校同学)住了间小阁楼,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蒋牧良介绍考达德学院的。 (此人认识赵克盾 )这个人带赵克盾来,谈到汤炜认识赵克盾。

三月初到长沙,六月回来的。

(原来住在国际新闻社--陆诒主办)

后与蒋牧良介绍姓唐的住在一起,

去香港一个读书,一个找父亲,一个汤炜写驻香港记者证明。所以要我写经济新闻,湖南日报,以后写过稿子,发表了。

找到廖沫沙,廖说你父亲已去了山东,留在这儿学习吧。这一段是假的(现在说法是真的。)


离开《中国时报》的原因,主要是李金声要我去搞政工队。

原来要被抓的说法,是夸张的,假的。

当时主要与程晓华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好,泡文化沙龙。)

并没有因为小学教师罢课、被扣钱,埃骂。鲁迅纪念的文章根本也没发。根本没给《中国时报》写文章,给曹明写过《论<原野>主题思想》。

社长问杜父亲的事是没有的,夸张了的, 只问过香港听过邓初民的演讲。


二次大会后,八月二十三号晚范与李悦之找杜谈,无记录,杜只讲填过两个表(《中国时报》及“政工局”的)


八月二十四日 下午与杜高谈话 之华 蓝光 赵寻 景宇


汤炜,解放前参加民主同盟。

由贵阳到长沙之后,见到一种《文艺周刊》的小刊物,是汤炜编的。

当时高宇组织演出《雷雨》,到后台找到高宇、认识了他们,之后又去找汤炜,而后我们三个人便都熟了。

四队的小徐在贵阳便认识,常去找他。

后与汤、高三人编了一种《戏剧艺术》周刊在湖南日报上连载。

在中国时报,写过发刊时的祝词。写“特写”写过几篇。其中有一篇写三轮车夫罢工,其中有共产党从中挑拨的字样。

在《中国时报》填的表格上,参加党派的一项填了“国民党”字样的,不但在这张表上,别的表上也可能填,向别人谈话时也吹过自己是“国民党”。

48年杜姑姑告诉杜,王西彦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杜非常惊讶。

《中共杀害和平胎儿》一题是纪芒标的。


八月二十五日杜高谈话

蓝光 赵寻 景宇


在《中国时报》,填过政工局表之外又填过似乎是“调查局”之类的表格。(可能调查统计局)

《湖南日报》、《力报》、《中国时报》三张聘书和一些剪报丢在上海总工会(走的匆忙)忘了带了,以后没去找。(聘书除中国时报是印的样式,其余都是八行信纸写的,盖了一颗印)

在香港,有一次陆诒和几个学生闲谈,谈到昨天和廖沫沙谈到,像国民日报、骨报(不是罗宾汗)一些黄色报纸我们也可以到里面去工作,夺取新闻阵地。骨报是家用广东地方话编的小报,内容很多黄色新闻。

叫杜去《国民日报》、《骨报》去工作,是另一次谈的。

长沙舅,大:陈国钊(教书),二:陈国铭(学徒),只有这两个舅舅。北方只有陈西夫妇,和陈西哥哥在张家口教书。别无亲戚。

陆诒谈过可去《国民日报》、《骨报》去之后,杜过后又向陆谈找工作时,陆劝他去《国民日报》去工作,可以跑跑经济新闻,和《华商报》记者一同跑,当时答应代杜去问问,后可能没问妥,问过一次就没再问。

青岛新闻记者马路,张见(李仲融学生),山大学生贾世兴看过杜。与贾讲话内容:

1),胡风问题,有人批评胡风派反对体验生活,现在路翎已去朝鲜,做出来给人家看,路翎这些人(胡风派)是很厉害的。

2),文艺整风有人打瞌睡,(起得很晚)乱扯,扯到马连良很卖座。

3),对胡风展开批评展开不了,有很多人写文章同情胡风,听路翎讲的。

4),《战斗在朝鲜》正在修改,谈到出版,贾问到稿费,国家出版社稿费高。

(之后曾找贾问过向学校谈些什么)(之华写信之后。)

之华写信后曾写信给王里,田庄北京传了些什么。王里曾去青年剧院打听陶冶。)

耿林莽、孟力都是下厂的当时认识的。

孙子健(工厂工作组)

当时耿林莽、孙子健要在工厂找爱人,谈找爱人问题。

知道李希凡反映的事之后问马路(党员,比较可靠)马骂了李希凡一顿,说原先吕很看重李希凡,在吕荧受到大学批评时,李反过头来批评了吕荧,吕荧恨李希凡。

问到贾世兴,贾说没和李希凡直接谈,和别的同学谈,传到李的耳里去了是可能的。

孟力在不远另一工厂搞工人文艺小组,邀去讲文艺问题。和孟谈到李希凡事,孟力说他也是文艺报通讯员,也可以反映一些意见。(张见也这样说)和他们吹嘘是有的。

李纳在厂体验生活,找他们玩,回来孙子健说过,他也可以为杜高写证明意见。(说是给创作室)

李之华写的信曾给党委会的人看过。(刘俊卿、马路,孙子健、贾世兴,张见,孟力都看过)

关于青岛文艺界主要是孟力谈,对文联不满,他与领导关系搞的不好。

马路讲吕荧了不起。

张见很佩服路翎。

他们说高兰排斥吕荧。

没有谈过方未艾,不知道这个人。

贾世兴来后多谈的路翎胡风这些人。

王里写的信比较多。田庄的信比较少。


杜高谈话记录


九月一日上午 赵寻、 蓝光、 景宇


路翎刚回来,在李维时的房内,和汪明三人说去作家协会去汇报,我当时刚出《祝福人们》,正在召开文代会,他们要把我剧本说一下,我当时不要他提,他们回来之后汪明与严文井说到创作室有个同志,写了个剧本摆了很久,很苦恼。

还有李维时的女儿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我到李维时的房里,路翎和李维时正在谈把李女儿介绍给张羊尤。

小家族,有一次陶冶想调工作,到艺术局去,要我写信给沈贤,要求到艺术局。说服沈贤,以他名义写了两封信给沈贤、李超,结果调到艺术局去了。

三批材料出来之后在公园见到陈西,当时没谈什么,时间很短,回来见到汪明说不要他们也和胡风搞到一齐吧。(因为潘在日本和胡风在一齐,常问到胡风。)当时很紧张,当时在院子里逛了一下,遇到陈西,问他潘开茨为什么不出来,(不要和胡风问题的事搞到一齐吧。)这个话对汪明也是扩大的,因为汪明呆的不耐烦了。

和汪明当时也总是扯谎的,当时并没有见到陈西。

和汪明在“来今雨轩”主要扯肖崎、王肇烟的事,当时提到写一个剧本,主要以我们和路翎为题材。

当时六月二十几号,上午去了一次,前面谈的是下午的事。

我那天在公园里正喝茶,见到一个女人,穿红衣服,一个人走过去,很可疑,汪明指给我看,见到后来有几个男人跟着女的后面,就好奇的跟上去,怀疑是个妓女,一直跟着一个多钟头,,见到汪明时还在跟着那个女的,回来之后,一个人坐了三轮车,十一点又去公园,第二次没见到那个女的。

第二次,又一个星期六,又见到那个女的,我向汪明说一定是个妓女,汪明说不是,跟上去,见到那个女的,在黑暗中垂头在那里,汪明说是失恋的。

我这说谎倒是连累了陈西。

有一次,潘开茨到我家里,汪明也来了,在路上碰到(饭厅旁边),我们就问他,我们这样有没有什么,他问我和胡风写过密信没有,只是向别人说胡风的作品很好,他说这样就没有什么。

在家里,(不晓得是否这一次)谈到刘雪苇,说到批评刘雪苇了。他问在那天报上,告诉了他,回去看了报,又一次来了。许仪耀来了,介绍一下就走了。当时就谈到和刘雪苇在延安认识,后来,就打算去找汪明,在路上就见到汪明。

前面谈到刘雪苇,是许仪耀谈到刘雪苇被捕了。

我单独去找潘开茨,都是为了找陈西,家里的事,他非常关心胡风,问到胡风的事怎么样了。(当时正在批评胡风)

潘开茨所以对胡风感兴趣因为他在日本读书,后来在上海以为胡风是党派去的,办了很多杂志,是萧军带他去见的胡风。

还讲到胡风解放后还搞宗派。其实周扬对他不错,人民代表不是周扬,他怎么当上代表。

我们接触到的陈敏凡,文椿,罗坚追的贺小书,汪明追的贺小书朋友,和张自疑在一起的女同志,打算介绍给汪明,汪不干。

罗小华,(以下我认识的)舒巧,王英之,徐小俭, 从爱莲,邵景坤(王里介绍的)最多是接吻,性的关系一次没有。

到潘开茨家只看到过金瓶梅的木刻春宫。谈性关系的只有陶冶、杜鸣心。

和汪明曾谈过,说“我想和舒巧发生性关系”,他不懂,后来又问到肖崎。

有一次和蔡亮到潘开茨家要看木刻(金瓶梅),陈西找没找着。

(谈女人,谈性交)为了维系感情,因为没有什么更坚实的基础。

生活上,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也是维系感情的办法。陶冶这次到印度尼西亚,是吴祖光向夏衍说的。吴祖光说夏衍带队,陶冶很愿去,听吴说后,便要吴祖光去向夏公说,田庄在旁也帮着说。

潘开茨谈到胡风,在上海提到民族文学问题,他主要搞宗派,但在进步文学上还是有贡献的。

二流堂的人——吴祖光、郁风、黄苗子、冯亦代、丁聪、张正宇、张光宇、艾青、戴浩、盛家伦,只有田庄全部认识。

他们的活动——谈女人,吃吃喝喝,谈论文艺界。



与杜高谈话 -- 九月二日(晚八时)

之华、赵寻、叶群、景宇、戴再民


开会以后我是想把问题交待清楚。在沙土山(赵寻所住剧协宿舍,崇文门外)的谈话我态度很不好,主要有些问题的确搞不清楚。组织上一提出叫我交代组织问题我就慌了。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我以为只是交代一些隐瞒的反动报纸工作的情况,当时把南京曾填过两个表格,其中有一个特勤处的表(国防部政工局特勤处)这个表不是我一个人填,是《中国时报》记者都填了这个表。我当时编了一些新闻都是“特勤处”名义。

杨铁山,杜高母亲讲是特务,投稿关系(杨编副刊)在湖南日报同事。

在常熟和李金声认识的一个王国昌,少爷,要拿钱演戏。

上海《新少年报》比较好的郑马、郁青,同事,还有个唐微风(现在出版社)画插图,后听说开除党籍,很少接触。当时谈到党内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党龄长工作上便好搞一些。

另外还有个邢舜田,他告诉我唐开除党籍的事,包蕾到北京之后曾约我给《新少年报》写稿。唐湜(已写过)

邓西愚在北京铁路工厂技术工作,回北京后找过我一次。

在青岛曾为我写信的老干部叫孙子健,青岛市委干部,他写信给艺术局。

陈国铭,(长沙)曾写过信给我。

陈国健,在北京读书时见过几次,在去朝鲜之前见过。

杨明志,表哥,逃难到贵阳,一直在一起。(父亲报纸消息便是他告诉我的)这次到重庆曾看过他一次,已入党,在师范当校长。

徐保衡,在常熟认识的,到北京曾邀我去机关讲过朝鲜故事,他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会计。

除去七人之外,还有陈敏凡、张自疑、胡秀玉,(田庄、蔡亮、陶冶的爱人)谢容明、吕伦。

所以不同意谢容明,因为见到过给田庄的信,他不满意领导,生活上很颓唐,主要与田庄很要好。田庄和罗坚要他参加,我认为不应当要他。

家族之友,有肖崎。

到吴祖光家去时,曾常见到王肇烟,我今天见到他还那样……我想检举他。他讲的话比我们严重的多。东北小集团主要是他领导的,有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

回到北京之后,在屋里曾嚷着,说有人说他有血债,说“在东北时(正镇压反革命时)他说他在重庆……这次学习时开会在文联见到他,他说你们没有什么,我在部队写自传,有许多历史没有讲,这次都向党支部讲了,好像他说在矿山当过老板,后讲到东北文工团时有人检举他有血债。

他现在还担任《新民报》驻北京记者,一月一百块钱薪水。他主要写文联听到的一些消息,在批评路翎时,他写了消息的。他当记者的事是告诉肖崎的,他们接触比较多,常谈一些国内外大事。

我回来以后,听汪明说,陶冶认识到公安局一个人,专管房产的。他准备结婚租房子,后汪明和我都要租房子。陶冶回来又走了,没租成。又一次吴祖光要买房子,我们要他把曾住过的房子给我们。后盛家伦要租房子,要他租后让给我们几间。

赞成招待小家族的,有朱琳,我们常到她家去,另外还有孟超,我们到他家去,无话不谈。朱琳最熟的是陶冶,对其他人也都很好。和田庄在一起工作的一些人都比较接近,还有小文椿,到她家吃过饭,她不是小家族。

想参加,而且他知道,他曾要求我领着他搞文学,便是陈刚。他和王正一样,很羡慕我们,到东北后找过陶冶爱人,到艺术局之后不大接近了,他和陶冶比较接近还有一个许仪耀,也比较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罗坚还有一个朋友程若,搞党的工作的,也很愿意和我们一道玩,小家族他是知道的。

电影局有个俄文老师,曾介绍给汪明,汪不愿意。

尤在曾在邓初老家里请我们大家吃过饭,当时谈到丁帆。尤在顶恨丁帆了,他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罗坚、程若说,没想到丁帆碰到我们小家族的人啦,将来把……写成材料,搞他一下子。(丁帆正调到罗坚的团体工作)。

在重庆招待苏联专家,尤在举杯“为我们家族”。吴一铿问过什么家族,搞小集团不大好,当时也没在意。

上海王蓓,当时没说她是否小家族,将来很可能成为家族。

“十年之后便登上文联主席台”,只有一次向蔡亮说,明年有希望参加文代会,几十年之后我们都老了,便都希望列在主席团的名单上去。

汪明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接触多的便是公刘,他们在香港便认识的,田庄也去,常请吃饭、送书。汪明还有一个人,和小家族认识的,在电影局当科长,;青岛田庄,(名字我忘了)还有巴鸿,李露玲,和汪明很要好,在香港认识的,汪明单独去找巴鸿,汪明也常找陈卓猷。

田庄经常去找葛一虹,常吹聂绀弩。

最早认识吴祖光的是王肇烟,汪明,田庄关系也很好,最密切。第一次是王肇烟拉我去吴祖光家的,汪明在香港便认识吴祖光。洪遒也是从小认识的,和小家族最要好。

通过我认识的有潘开茨、陈西、王里。

路翎只认识我和汪明、田庄,其他人都不认识。

汪明出版《第一次功勋》是我介绍给邢舜田,交涉出版,先付稿费的。邢见到报纸上发表儿童剧团写《红领巾》消息找我,便介绍他们认识。邢在上海工作认识的。

大会前(今天)和我握手的叫西彩,市文联工作。原在铁路文工团创作室工作。

遇到潘开茨的一次,在大庙,我去打开水,碰到了汪明,我和汪明问潘开茨会不会有第三批材料,不要提到我们。潘说不会有第三批材料了,胡风面目已很明显了。

在洪遒家田庄与洪遒争论肖洛霍夫的发言,又提到中国的文艺界只能一律的讲话,不像苏联那样自由。蔡楚生进来,也发了一通牢骚,马上把胡风三十万言意见书初印稿拿来,把组织部分翻开议论起来。

第二天到吴祖光(家)也看了同一文件,大家读了一部分,吴祖光说你们可以找来看一下,这里面很有道理。

田庄最感兴趣的是现实主义问题,过去他……并不同意胡风意见,之后回来田庄反而对胡风的意见很感兴趣,他以为电影局对现实主义解释的不统一主要是周扬的关系。

我刚回来时,他说周扬不当部长,恐怕是发生了问题,主要是没有搞好工作。很起劲的说这一次青年人恐怕要抬头了,毛主席谈到青年人如何如何,他说这一次我要好好整一下电影局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主要发泄自己对他待遇不好,又举出电影局一个整编掉的青年作者,到海军不久寄来的剧本被采用了,简直是讽刺。

看三十万言稿时,田庄叫我读现实主义这样一段,说胡风谈巴尔扎克,证明通过现实主义达到马克思主义,又翻到阿扎也夫是一个非党作家(我立即补充阿扎也夫是在监牢里写的书),马雅可夫斯基被逼得自杀了。

一开始学习时,汪明说过田庄如写材料不会写他,写我,说田庄对我有意见。

在思想批判时,罗坚刚从乡下回来,到北海一起喝茶, 告诉罗坚我们准备交代小圈子的问题,不会扯到他。罗坚说小圈子没有什么,这里面是有好的方面,这一点一定要坚持。他说“我交待一定这样讲”。

我们当时有少牵连一个人便少牵连一个,我们三人(汪明、田庄)承担了,他们不搞创作,有些无辜似的,汪明也提到不要扯到小蔡吧,我当时以为不要谈陶冶。

路翎授意我做的事情:有一次在工地写了一篇小说,搞了很多心理描写,《人民文学》退回来了,叫路翎看了之后叫我再寄给人民文学,或直接寄给邵荃麟同志。

关于汪明的剧本有很多也是路翎授意的,汪明曾向我说过路翎对他剧本帮助很大,精神支持很大,这里面也一定会有很多接触。

关于田庄去苏联的问题,也征询过路翎,路翎没有发表过意见,态度很冷淡。

肖崎的小广播多带有政治性的,记得有一次谈到肖洛霍夫签名,派农民去苏联的问题。又如马林可夫辞职时,他说美国很注意这事,说肖洛霍夫排斥马林科夫。肖崎本人是脱党分子,而他的朋友也都是这种脱党分子。

他讲三次大战还有考验我们的机会。

(晚十二点)

有一次好像在《湖南日报》,有很多老记者都是国民党员,我印象当中记得,专管写聘书的一个女办事员,跟我讲过,加入国民党,填表没有忘了,因为当时填的表很多,有没有国民党的表记不清,介绍人可能是社长(陈大仁)可能是女办事员盖的章。


来源: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