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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益文案件材料之四：焦益文问题查证材料
1968.04.00
焦益文问题查证材料
一九六八年四月印
查证人：
第一部份 原省委当事人：
刘文珍、张广钦、王吉祥、陈弘、金 石
第二部份 原石油工业部党委当事人康世恩、唐克、刘放、魏玉晶
第三部份 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党委当事人：
黄凯、李滋润、王合林、欧阳天、许培德、王爱中孟庆瑷、张忠良
第四部份 原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当事人张文彬、陈李中、郑 浩、马文林、杜志福
第一部分 原省委当事人的查证材料
原省委城工委付书记、工业部长〈李廖死党的西南、四川文革负责人、西南局宣传部长〉 刘文珍
《关于参与对焦益文同志处分的交待》
一、在一九五四年时，我由重庆 610 厂调回原四川省委城工委任付书记。当时李井泉兼城工委书记，陈刚任第一付书记，我在陈刚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调回城工委时， 原省委正在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精神。传达后，陈刚主持研究了工交系统所属各单位党的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当时城工委石油处的同志反映四川石油勘探处党委存在不团结的问题。党委书记何千里有个人主义，党委委员温亦然吹捧何千里，在何千里生日吃酒时喊何千里万岁，是党委委员宋国鑫反映的。付书记焦益文骄傲自满，对党不尊重，脱离党的领导等。陈刚认为问题严重，即亲自挂帅，组织调查组，检查解决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问题。
在调查组检查过程中，由陈刚主持在城工委研究过一次。当时检查组否定了温喊何千里万岁的问题，肯定党委书记何千里、委员温亦然、杨伯华、宋国鑫、党委付书记焦益文都存在问题。并说何千里、温亦然检查比较好，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问题严重，应当给予处分。我当时没有直接插手处理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问题，但在参加研究中同意了检查组的意见，我是有责任的。
检查组还提出为了加强四川石油处党委的领导，应该增派干部到四川石油处党委。当时城工委研究从地委调人的名单时，我曾建议李滋润看是否可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报省委批准，即调李滋润任石油处党委书记。
在这次焦益文受处分的过程中，我没有直接听到李井泉有什么布置，只是听陈刚说过，他把检查组和城工委的意见给省委汇报过，李井泉同意检查组的意见，要城工委和石油处党委研究写一个报告，报省委批准。
一九五五年陈刚曾告诉我，焦益文同志在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中，焦所建议的方针，不符合石油部原定的方针，石油部和李井泉都不同意。要我到石油局党委讨论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既定的勘探方针。同时， 我到石油局参加过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强调过不能动摇中央规定的勘探方针，是针对焦益文同志讲的。如果（特别）因焦益文同志向中央提出建议而对他进行党内斗争，更是错误的。
二、一九五七年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中，焦益文同志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我是参加了的。我初步回忆，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工业大口成立了领导小组，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运动一开始，根据省委统一布署，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大呜大放，进行整风。石油局运动开展，焦益文同志曾向我提出批评李滋润开会迷的大字报，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也认为李滋润开会太多。当时却没有想到“挑动焦益文同志写大字报逗出右派”。在反右斗争中，大约是八、九月分，李滋润、何千里等人向工业口汇报过焦益文参加石油部整风会议中的问题。主要是（1）抵制寻找天然石油的既定方针，强调利用天然气。（2）诬蔑石油部的领导片面主观，抹杀现实资源犯主观主义思想改变客观规律，结果是天鹅未看到却把麻雀放飞了；重油不重气，要油不要气，都是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3）攻击付总理薄一波大权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其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兼有之。（4）有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随之而来，不少人不听取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人任加排斥。（5）石油部和某些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川省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待科技问题上还有宗派主义……。陈刚听了汇报很生气，强调这是反党的方针，攻击党的领导。我也认为问题严重。据陈刚以后向我说过，他曾把焦益文的问题向李井泉反映过，李井泉也很生气，也说这是反党的方针， 攻击党的领导。并叫局党委发动群众揭发焦益文的问题。工业大口即向石油局党委李滋润、何千里作了布置。运动后期，根据揭发的材料，局党委和工业大口领导小组认为焦益文应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向省委作了汇报。陈刚认为焦益文应划为“极右分子”，并要石油局党委写报告报省委审批。局党委和工业大口领导小组向省委的报告和省委的批示具体内容记不清了。现在根据焦益文同志这次向中央的报告中摘要的“七条罪状”和“分析结论”，我认为把焦益文同志划成“反党”或“右派分子” 甚至“极右分子”是错误的。当时还认为是对的。当时认为：1、石油部对四川规定的现行勘探方针，是党中央批准的。在整风中把现行的勘探方针斥责为“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方针，就认为是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2、丑化付总理为“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皂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 的主观主义的独裁者，说局党委、省委、石油部各级党组织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宗派主义，就认为诬蔑党政领导同志。3、认为省委五五年对焦益文的处理是正确的，因此，就错误得出诬蔑攻击省委企图为自己五五年的处分翻案。4、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一贯对领导不尊重，缺乏组织观念，散布对局党委书记不满，反对并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一贯对知识分子盲目信任，甚至说党的领导是从主观主义出发的，行政手段对待科学技术，以宗派活动手段来扩大地质钻井的矛盾……。这些都是根据当时局党委的报告和我们的错误认识所得出的错误观（论）点。由于以上错误的论点就得出了荒谬的分析结论：焦益文同志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野心，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十分抵触不满，对五五年省委给的处分怀恨在心，整风运动中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向党进攻，公开反对党的勘探方针，以至把党组织恶毒的诬蔑为三大主义的化身，以此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
现在我同意焦益文同志的正确分析，一个专业部门对一个地区，一项具体的方针不能笼统叫做“党的勘探方针”，这个方针已经推行无效，其中有三个主义。反对这个方针，不能说有什么个人野心。按照党章规定对李井泉给予的错误处分向中央申诉，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决不能说怀恨在心。响应石油部的号召，帮助党的领导整风，决不能说成是时机已到向党猖狂进攻，过去的分析完全是李井泉的帝王哲学“只准皇帝杀人，不准百姓眨眼”。
把焦益文同志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同时按照李滋润、何千里等以“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名义，据李井泉的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关于焦益文的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清算，肃清其流毒。
从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历次运动中，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 保护一小撮，对革命干部进行政治迫害。我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参与处理焦益文同志的问题，跟随李井泉、陈刚等人作了他们的帮凶，维护了李家王朝的利益，我低头认罪。并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对受政治迫害的焦益文等同志彻底平反。我从一九五四年初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原省委和城工委和工业部工作期间追随李井泉、陈刚等所作的坏事， 我决心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予以彻底清算。诚恳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揭发批判，以便肃清流毒。
附：关于李滋润结婚和离婚问题的交待：
我于一九四九年底到五二年秋合省前任绵阳地委书记，李滋润开始任付专员，后任专员。我在绵阳地委工作期间，李滋润曾与地委组织部徐文佩（地下党员）搞恋爱， 要求结婚。因为他家里有老婆还未离婚，后来，李滋润经候富珍关系办了离婚手续，地委请示省委批准了他的结婚。结婚后他原来的老婆告了状，说办离婚手续并未经过她同意，并说李滋润是利用职权而办离婚手续的，地委当时就批准李滋润结婚是犯了错误的，是违法的。我应负主要责任。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原判无效”，是我离开绵阳地委以后的事，我并不知道。
注；此材料经西南局革命造反指挥部“打倒李井泉战斗队”审查，认为刘文珍交待尚不彻底，勒令其继续、进一步彻底交待。
对焦益文问题的定性者 刘文珍 的查证记录
查证时间：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上午十点三十分
查证人：石油学院彭老师、小王、小林、小彭同学、邓四等，川油司谢显炎，6.12 陈太彩。
刘文珍：我是老老实实的，有根据的，是根据多次回忆的。我错了，有罪便认错……。我当时怎么批的回忆不起来了。当时秘书是陈弘，干部处王吉祥，李井泉是城工委书记，我是付书记。有关石油局问题陈弘最清楚。上次有五个组织来了解过。
我曾经去过两次，54 年处理焦益文时去过一次，57 年反右斗争前后去两次。一次去开过会，是勘探局党委会， 研究有关焦益文的事情，说他反对勘探方针。
（彭老师；你作为西南局工业部长，难道不知道焦益文怎样反党？反对勘探方针能否叫反党？你是如何处理的？）
我错了，我认罪。我实再记不清了。
（问：你怎么知道焦益文在北京开会？）
（整风反右期间，你去过石油勘探局几次？有什么活动？）
去过几次有陈弘在。研究过焦的问题，参加过党委会。呜放期间我也可能去过，我同意焦对李滋润写大字报，说他开会多。我同意他写大字报，大字报我是否看过，我记不清了，运动后期我派人去过石油局，具体人我不清楚， 是否陈弘还是王吉祥。
（你们所派的某人去石油局调查后写了个报告，还说焦益文是较好的，为什么你们在接到此报告后却开展对焦的斗争，并划为极右分子，这是为什么？解释矛盾。）
焦益文的定性是陈刚，有我，其他人记不清楚。另有杨超。那时我对李滋润接触较多，对何千里联系不多。当时石油局上报是右派，后陈刚定为极右，我同意极右。对焦给部党组写的那封信我没看过，石油局给我汇报的，有王合林、李滋润、何千里（我不认得）……。
刘文珍 对焦益文问题的补充交待
根据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补充如下：
（1）焦益文同志在北京参加石油部整风的情况，是李滋润、何千里等人向工业部汇报的，时间大约是五七年六、七月分。陈刚、陈弘都参加听了汇报，汇报的内容已经在六七年十二月分写了材料。
（2）在整风期间，我到过石油局几次，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运动开始前，根据旧省委布置石油局党委研究，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础上开展运动的问题。党委书记，付书记都参加了。一次是李滋润、何千里等人向工业部汇报了焦益文参加石油部整风情况，谈到焦益文诬蔑石油部的领导是“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攻击付总理“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皂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其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兼有之”。石油部和某些国家领导人及四川省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技术问题上还有宗派主义……等情况。陈刚听了很生气，强调这是反对党的方针，攻击党的领导，我也认为问题严重。据陈刚以后对我说，他曾把焦益文的问题向李井泉汇报过，李井泉也很生气，也说这是反对党的方针，攻击党的领导，并叫工业大口向局党委布置发动群众，揭发焦益文的问题。我们根据李井泉、陈刚的指示到石油局和局党委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人都参加了，工业部陈弘等人也参加了。我提出了不但是群众揭发焦益文的问题，局党委其他人的问题也可以揭发。本着整风的精神克服缺点、错误，然后突出重点。另一次是局党委的扩大会议，李滋润报告后我讲了话。主要内容是支持局党委的报告，并动员大呜大放，写大字报。谈到上级的勘探方针时，我则提到据康世恩讲过油气不能分开，和人们的拉屎放屁一样， 它是结合着的。会议除局党委有关人员参加以外，下边勘探区一些负责人也参加了，工业部陈弘也参加了（以上会议三次时间大约是八、九、十月份）
（3）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李滋润、何千里等人汇报过几次。我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焦益文在北京石油部参加整风的情况（已写过材料汇报），一次是运动中呜放的情况， 大约十月分。一次是运动后期整理出焦益文的材料后，向工业大口汇报，大约是 11 月份。是李滋润、王合林、何千里等人参加了，由李滋润报告的。陈刚、杨超、陈弘都参加了。每次汇报后，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至于具体提出过些什么问题确实回忆不起来了。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没有单独给我汇报过焦益文的问题。
至于焦益文的定性问题，是根据石油管理局党委提出来的，定为“右派”或者“极右”，经工业大口研究，同意局党委意见，向省委书记陈刚、许梦侠等作了汇报。陈刚认为应划为“极右分子”并要局党委写正式报告，工业大口提出意见报省委批示。我们就按陈刚的指示作了。局党委的报告，工业大口意见，省委批示的具体内容，确实记忆不起了。时间是在运动后期，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派人调查焦益文的问题，也听取了李滋润、何千里汇报了。焦益文在北京石油部参加整风以后，派谁去以及调查报告的内容，记不得了。同志们提出勘探局最后结论和调查报告相反，这是由于对焦益文最后作结论是根据管理局党委的报告和工业大口意见，陈刚的指示，当时是相信局党委的，并从陈刚指示办的。石油局鸣放后，局党委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人交给工业大口的，也可能是通过陈弘从局党委带回来的。时间可能是在整风反右开始前。
以上的回忆是当时处理焦益文同志问题的情况和过程。关于责任问题，虽然石油局党委提供了材料和处理意见，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省委和工业大口承担， 而工业大口应由我负责，因为我当时是同意了陈刚、李井泉的指示并坚决贯彻执行了的。
原四川省委组织部付部长(水电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广钦
《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迫害焦益文等同志的材料》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原省委命令省委组织部，叫派人协助原省委城工委去解决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 的问题，当时由干部处王吉祥、吴志远去参加城工委检查组。经多次调查材料，原省委决定由陈刚负责到该党委处理具体解决党委“不团结”问题时，原省委组织部根据原省委指示，部务会议决定，除干部处去人以外，也要我去参加会议，并嘱主要以原省委书记陈刚意见为主，当时陈刚兼任原城工委书记。
我参加过两次陈刚主持召开的会议。当时主要以解决焦益文同志与何千里不团结问题为招牌，当时何是党委书记，焦是付书记。会议主要焦点集中在以焦益文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对党委书记何千里批评意见最多，主要是党委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委报告报原省委，何私自修改后未经党委讨论通过，即上报下发。焦益文同志认为擅自修改集体讨论通过的报告，且涉及到重大问题，是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并对何千里的有关重大问题，不经党委讨论，自己召开科长会议贯彻下去，是削弱集体领导，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且对党委书记何千里违反毛主席禁止请客、送礼、祝寿的指示，在何千里祝寿时，有人呼何万岁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提出批评意见。而何千里则认为焦益文同志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他攻击，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原则，所谓对书记有意见就是攻击党。
这个斗争实际上，也是焦益文同志为代表坚持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书记何千里一个人说了算的原则斗争，也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同伙陈刚却按照李井泉混蛋意图，把一场原则斗争说成是一场“无原则斗争”并把一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按党的原则办事的焦益文等同志颠倒黑白的说成是“个人成见”，“攻击党委书记”，决定撤消焦益文同志党委付书记职务，保留付处长职务。
但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为首的原省委不得不承认“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又作了研究，认为其主要问题是从原则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纠纷”。既然党委不团结是原则斗争，而且也承认“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自以为是，擅自决定重大问题，对于党委不团结应负主要责任”，为什么不处分何千里而偏偏地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党的原则的五个委员中的三个成员都进行纪律处分。相反地，对两个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民主集中，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个委员加以包庇，并美其名曰是“态度诚恳，免予处分”。所谓“态度诚恳”，主要是对以走资派李井泉为首的省委唯命是从的人，都是李家王朝的“好干部”，凡是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党的原则，提过李家王朝意见的好干部，三反分子李井泉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出发，都是颠倒黑白，混淆事非， 实行白色恐怖，认为是“坏干部”。并且利用自己篡夺的党政大权，从政治上加以打击陷害，这是李井泉坏蛋一贯反动本质。根据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材料，焦益文同志在五四年省委工作会议上，对三反分子李井泉同伙肉麻吹捧“李政委如何指示”有意见，递了一个条子，虽然李井泉同伙陈刚不得不表示：“对焦益文同志提党内不称政委称同志是对的”。但这是表面上假象，而对焦益文同志从政治上陷害根子就是从这里开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任人唯亲的一套。
事实证明，三反分子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凡是他打击陷害的革命同志，都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好同志。长期以来，李井泉以土皇帝自居，“我即是党，党即是我。谁反对我即是反党”， 就要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而且每次“运动”，不管本人政治表现，抓住不放，记一辈子仇。这完全是混进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李井泉反动本能的表现。
我在李家王朝统治下，一九五四年陈刚控制下参加两次所谓解决，实际上是打击焦益文等同志的会，由于自己身受修养较深，我当时立场站错了队，也表示了错误的同意调查材料和陈刚的错误结论，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坚决与李廖死党及其同伙划清界限，和革命同志一起， 把李家王朝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同李井泉及其同伙斗争到底。并向受到打击的焦益文等同志赔礼道歉。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与革命造反派一起，坚决支持焦益文等同志造李井泉及其同伙的反，支持焦益文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
由于李井泉黑手伸向四川石油系统，贯彻了一条刘、邓、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了四川石油工业开发，打击陷害了一批好同志。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要罪魁祸首就是李井泉。凡是中央工业到四川来，三反分子李井泉都要控制在他的独立王国之下，听他的指挥棒转；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业单位和同志，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陷害，或者采取组织手段， 或用撤、调、换负责干部加以控制。石油系统就是打击一部分好同志，派了一些听他的话，所谓对李家王朝唯命是从的人，这就是李井泉破坏四川石油工业开发的罪证。
此材料经省红联水电厅《井冈山》红色造反团审阅。
原省委工业部付部长〈省委付秘书长〉金石
《关于焦益文被旧省委迫害的材料》
一九五四年四、五月间，旧省委以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团结为名，由当时省委常委兼城工委付书记陈刚率领组织部和城工委几个中层干部，对石油部西南勘探处党委的所谓不团结问题进行发检查，并用组织部和城工委的名义向旧省委写了报告，省委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正式批示，决定给焦益文撤消党委付书记处分，另外两个党委委员，一个是杨伯华给当众警告处分，一个是宋国鑫给党内撤职和行政降职处分。我当时是城工委办公室主任，检查组我虽没有参加，但原来这个报告我是看过的。由于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陈刚等的盲目信任和组织服从，根本没有察觉到那个报告和所作的组织处理有什么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我认识到陈刚等人当时对焦益文的组织处理有问题的，现提供如下：
（一）西南石油勘探处的党委当时不团结的问题，是有原则争论的。如关于是否坚持党委制的问题，关于党委委员中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关于成立下一级党委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都是属于原则问题，而当时陈刚和陈刚授意下写的报告，却把焦益文等人说成是向党委闹无原则纠纷。
（二）西南石油勘探处当时的处理所谓不团结问题， 在给组织处分中有明显的偏袒情绪。从党委所争论的几个原则问题来看，当时党委书记何千里应负主要责任。就是对于一九五四年未完成国家计划的原因分析方面，何千里强调由于计划的盲目冒进，焦益文认为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造成的，错误也是在何千里方面。但作组织处理时，何千里没作任何处分，而焦益文、宋国鑫、杨伯华等却给了从当众警告到撤职、降级等重处分，支持何千里观点的另一委员温亦然也没有给任何处分。
（三）旧省委当时为什么对勘探处党委的问题那样看重？而对焦益文的处分那样严厉？我现在认识到，主要是焦益文批评旧省委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致使李井泉、陈刚等人怀恨在心。李廖死党在干部问题上一贯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路线，这又是一个具体罪证。
（四）一九五五年年初，给焦益文处分以后，焦益文一直不服，两次向中央监委控告。但旧省委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仍无理坚持原处分不变。而另外却在此不久正式取消焦益文、宋国鑫的处分，想就此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
对焦益文在一九五四年被撤消党委付书记的具体情节，在当时报告上写的较详细，有许多事我记不起来了， 仅凭能回忆到的提供以上一些情况，供革命组织参考。
注：此材料经省委办公厅《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审阅
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王吉祥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一）
焦益文这个人 14 岁参加革命，家庭是个革命家庭。父母是共产党员，没有读过书，但学习得很好。〈看来这个问题要翻，要平反〉焦的问题没有处理前，对他印象很好。脑子聪明，钻研精神好。他的钻研精神，在当时转入工业部门的干部中是少有的，达到工程师的水平。
后来，开始在石油方针有争论，焦写了一万多字的东西（没有批判前二年），关于四川石油开发上的意见。里面有意见、措施、方针，与石油部的方针有抵触（油气方面），就说他抵制石油方针，反对石油方针，因而说他反党，后来就批判他。陈刚、刘文珍、石油部也来了人。开会时刘文珍发了言，陈刚插了话，反正是说焦错了。何主持会议， 何也受警告处分。我脑子里有这个印象，但何为什么受处分我记不清楚了。杨和宋都受了处分，大概说他们拉拉扯扯，搞宗派。温亦然是何一派，宋国鑫说温呼何万岁，温不承认。原来有些偏爱焦，但是想批评从严，就批评焦、宋。当时，陈刚批评得很凶，说宋不正派，焦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省委、石油部的话都不听了。宋就与陈刚顶起来，陈刚发了脾气。后来开几次会批判焦、杨、宋，并处分了他们。陈弘在批判时也发了言。当时，焦也顶了陈刚几句。焦本来想得远，想把四川地区的气搞个大规划出来，结果没有搞出来就遭到反对。
陈刚对焦的批评当然错了。人家是关于石油开采上的争论，就是错了也不能说是反党。陈刚自己没有提出来， 别人提了还要反对，说成反党。焦的问题并不复杂，这完全属于政治迫害，应当平反。何千里有个警告处分，当时何在大会上还痛哭流涕。这个问题属于打击报复，迫害。别人顶了你，你就给别人处分，好象是反党性质的处分， 但没有定成“分子”。处分决定上好象有这样的话：不尊重省委、石油部等等。这个问题肯定应平反，我是支持的。
焦第二次打成右派，是否是石油局搞的。后来摘帽子， 是我们搞的。反右时有没有算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与第一次有关。这个问题与陈刚有关。我认为宋年轻、肯钻，原来对宋印象好，杨年纪大了，爱说闲话，当时说他自由主义，此事可能和石油部也有关。
五四年我清楚，五七年我在乐山不知道。五四年我和陈弘一起去石油管理局的。焦和何的矛盾我不知道，陈弘比较了解得清楚。生产上的争论，油气上的争论，他比较清楚。其它方面争论不太清楚。
开会的内容主要是批判，会议的内容记不清楚。何千里主持，温、宋等发了言。开会时，他开始没有承认，后来没有办法了都承认了。陈刚当时批评他，个人主义，闹名利地位，自己是专家了，就不听别人了。苏联专家有的同意他的问题，有的不同意。批判他时，石油部来了人的， 是站在批判的地位上。温亦然呼何万岁的事，查了一下没有，在请客吃饭时喊，不会没有一个人听见，我想是不敢的。杜秀屏有点自由主义，当时说杜的问题不是作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杨与宋认为焦工作积极肯干。杨现在看来， 对焦是对的，但杨主要是支持焦工作积极。宋是管干部的， 宋对焦的评何（？），是从了解干部中知道的，以后认为宋是说闲话。（焦和宋下去后，一直没有怨言）
（二）
王吉祥《关于焦益文同志问题的材料》
焦益文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时是四川石油勘探处的党委（付）书记兼付局（？）长，何千里当时是该处党委书记。在这个时期里，由何千里向省城工委付书记陈刚反映说， 石油勘探处搞的很不团结，无原则纠纷很严重，说他们那里有宗派情绪。以焦益文、杨伯华（付处长）、宋国鑫（人事科长）为一伙。说焦益文骄傲自大，不听招呼；说杨伯华严重挑拨离间，说宋国鑫是跟着焦益文跑等。当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刚听到这些问题后，认为问题严重， 管理石油地质的陈弘也认为问题不小，因此叫有关单位参加检查组检查。我记得省委组织部有组织处长张广钦和我（王是工矿干部处长），城工委有陈弘（石油地质处长）。大约经过了半个月调查，先给黑省委写了一个检查报告， 主要内容说焦益文他们搞无原则纠纷，杨伯华自由主义， 挑拨离间搞党内不团结等。当时，黑省委是同意这个检查报告的。以后又开了不少会，对焦、杨、宋进行批判，对何千里进行批评，批评后说何检查还好，没有处分；焦益文撤消了党委付书记的处分；撤消了杨伯华党委委员的处分（按：应为当众警告）：宋国鑫同志是否处分，记不清了
（按：撤消党内工作，降职使用）。
当时，所谓无原则纠纷，焦益文同志对何千里有这样的意见和争论。如：何千里经常以党员大会或党委扩大会议来代替党委会；一九五三年没有完成计划，焦认为是没有发动群众因此任务完成得不好，何千里则认为是国家计划“盲目冒进”的问题；焦认为何千里和温亦然关系不正常的问题，但何则认为是杨伯华挑拨离间；何不经过党委讨论，个人决定成立“隆昌分党委”的问题，何则说请示了陈刚可以成立等等……。其它详细我就记不清楚了。
现在看来属于原则问题的争论。焦益文曾给省委和工业部写过一 个开发四川天然气和石油的方针措施的报告。是根据四川地层特点和构造情况在方针上应以找气为主， 气油并重。本来我看他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刚就说他反对省委和石油部方针，因此说他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不听招呼。这当然是原则问题争论。在给焦益文同志处分后，因他本人有意见又向上反映，又说他对党不满，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同伙刘文珍就亲自出马，把焦益文同志打成了“极右派”，戴上帽子下放劳动。一九六一年时， 因他表现较好，才给他摘了帽子。一九五七年把他打成“右派”，我因不在家没有参加，应交刘文珍老实交待。关于一九六一年摘帽是我办的，我们同意给他摘掉帽子，调回原机关任生产付处长工作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焦益文同志的问题应该平反，建议革命组织重新查处。
王吉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注：这个材料尚不彻底，详见王吉祥补充交待。
关于李瘳死党打击迫害焦益文同志的情况
（1）问题的提出是这样的。一九五四年时，焦益文同志是西南石油勘探处的党委付书记，何千里是石油勘探处的党委书记。我记得那个时候何千里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党分子陈刚汇报反映说，勘探处搞的很不团结，无原则的纠纷很严重，领导干部有宗派情绪。以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这几个人为一伙，一天起来说闲话，搞得我很不好办。说焦益文骄傲自大，不听招呼，不尊重党委的集体领导。杨伯华自由主义严重，挑拨离间。宋国鑫思想意识不好，拨弄是非，因而搞得很不团结。陈刚听了后认为问题严重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就由他亲自领导和城工委的办公室主任陈弘，还叫组织部组织处长张广钦和我参加（干部处付处长）。由陈刚亲自领导到石油勘探处去调查处理。工作组去后对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等同志进行批判斗争大约搞了半个月的样子。批判后，工作组向黑省委写了一个调查处理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陈刚、陈弘的意图写出的报告，大意是这样的，经过调查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团结问题作了分析研究，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从原则的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党委书记何千里与党委付书记焦益文的意见分歧上。如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总结报告问题，何千里说任务完不成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盲目冒进了，但焦益文等却认为主要是发动群众不够的问题。但何千里不经党委讨论就将这个报告上报下发了。又如， 在贯彻党的集体领导问题上，何千里经常以党委扩大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焦益文则认为重大问题应在党委会议讨论决定，不能以党委扩大会议来代替党的委员（会）。又如成立隆昌气矿分党委的问题，何千里没有经过党委讨论就个人决定了。当焦益文同志提出意见时，何千里还说是陈刚同意的，但焦益文同志认为这是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这个报告最后作了如下分析的处理：“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对党的不团结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但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免于处分，责成其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错误”。
“党委付书记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付书记，已开始发展到脱离党的领导”，“对何千里领导，对何千里领导上的缺点，不是从帮助、改进与团结出发，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予撤消党委付书记的处分”。
党委委员杨伯华他对于党委书记怀疑和打击情节比较严重，有意攻击何千里，其错误是严重的，杨伯华是党员负责干部，因此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予以当众警告处分。
党委委员宋国鑫同志说温对何吹吹拍拍，在何生日的请客吃酒喊何千里万岁，搬弄是非夸大和虚构事实，甚至怀疑省委检查组的同志偏袒何千里，因此应予严格处理，予以撤消党内工作的处分，行政降职使用。
党委委员温亦然同志，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不利于党的团结。但对错误已认识检查，故不予处分。
（2）现在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从当时的几个主要问题来看焦益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何千里意见是错误的。如一九五三年工作总结问题， 何千里强调任务完不成的主要原因是计划大了，盲目冒进了；但焦益文同志认为主要是发动群众的问题，如果群众发动得好，可能争取多完成些。又如，对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何千里经常以党委扩大会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理由是说，这样子可以一下贯彻下去，但焦益文同志却认为重大问题应该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能以党委扩大会来代替党的委员会。再如成立隆昌气矿分党委的问题，不经党委集体讨论何千里就个人决定，当然这是违背党委集体领导原则的。从这几个主要问题来看，显然焦益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何千里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刚的包庇下就把问题颠倒了。虽然对何千里也进行批判，但却没有给任何处分，相反地却给焦益文等同志进行了处分。我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对焦益文等同志的一种迫害。焦益文同志虽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如他在工作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在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在对技术人员的使用上也有不注重政治的倾向，在对干部的使用上也有重才轻德的倾向，但他在主要的方面，大节方面还是好的，因此我认为一九五四年的问题应予平反。
（3）关于把焦益文同志打成右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我不在家，大约是一九五八年一、二月时，我才回来的。据我了解把焦益文同志打成右派的是原黑省委基建部（注：应为工业部）部长刘文珍亲自搞的。把他打成右派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条：
①反对党的勘探方针。大约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时，焦益文同志根据四川盆地的实际情况，向黑省委、石油部、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在四川石油勘探方针的建议。大意是这样，开气找油，用气化油，用气制油，找到原油的勘探方针的建议。当时他提出的这一方针是和石油部提出的不同（石油部怎样提的我不大了解），但黑省委就说他是反对省委和中央的方针。
②说他污蔑各级领导同志。由于当时石油部和黑省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他就曾提过他们的意见，说他们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大主义的化身。
③攻击省委领导，说四川党不民主，企图为自己翻案。
④整风中煽风点火，企图攻垮局党委。
⑤反对与篡改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干部政策上重才轻德。
⑥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对领导不尊重， 组织观念不强等。
⑦说他搞宗派主义，扩大钻井和地质的矛盾。
以上这几条，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焦益文提出的勘探方针的建议是正确的，不能认为他是反对省委和石油部的勘探方针，即便他提的不合适，或者是错误的， 应向他说清楚，因为他是搞这一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向上级党提出自己工作上的建议，因此说，他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至于他提出建议后，石油部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方针，他向有关领导这一工作的部门领导和负责人提出批评，虽然有的地方也可能不太妥当，但他的总的精神是好的。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焦益文同志对勘探局党委鸣放中提出的那些意见是比较尖锐的，给党委书记李滋润等人的大字报三字经等就比较尖锐，也可能有个别地方不大 妥当，但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焦益文同志在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使用问题上以及对干部的使用上确实是存在缺点和错误的，如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轻德等情况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焦益文同志应自己注意改正。总的来看， 焦益文同志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把他打成右派反党，我认为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以上就是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因反右时我不在家，一九六一年摘帽子时石油管理局报来后说他表现比较好。
陈弘《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有关焦益文同志的情况》
五四年，原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之间因原则意见分歧， 发展到争论，影响到党委的领导。原党委秘书康心浩写信向原省委反映后，原省委城工委书记陈刚了解党委之间存在的分歧意见后，经和原省委组织部长许梦侠研究，由原省委组织部张广钦、王吉祥和我在陈刚亲自领导下参加处理党委的团结问题。
在处理过程中，虽然希望原处党委通过互相检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促进党委的团结一致，但由于我们处理中，没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党委分歧意见，达到巩固党委的团结。而是贯彻了一条刘邓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不是突出政治原则，而是强调修正主义组织原则。这样对党委委员焦益文等向党委书记何千里所提出的原则意见，虽然也认为涉及原则争论，但站在维护党委书记何千里的立场上，却把焦益文同志提出的原则性意见，错误地认为仅是有关党委领导上的作风问题，反而对焦益文等同志坚持原则，要求展开充分讨论的作法，错误地认为是不尊重党委领导，破坏党委团结。特别在处理过程中，原城工委付书记陈刚， 站在修正主义立场，只讲组织原则，不讲政治原则，认为党委提出的问题，经过会上讨论，他已明确作了结论，想制止焦益文等同志展开原则争论。把焦益文同志坚持原则的作法，当作是抓住党委书记的问题不放，发展到无原则纠纷。这样处理党委团结问题，表面上看来，是根据几个党委成员的错误和各自在会上的检查情况进行分析处理， 但实际是压制焦益文等同志坚持原则的争论，支持了何千里。因此，使焦益文同志受到不应有的处分。这种处理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以后，焦益文同志几次要求申诉解决，但我们始终认为原处理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是正确的，未予重新处理，使焦益文同志长期以来思想上背了包袱。而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又作为焦益文同志定为右派的反党思想根源，这是错误的。
五七年七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当时在原省委工业部长刘文珍主持下，讨论各厅局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原石油勘探局党委提出：有的同志认为焦益文同志在鸣放中给党委书记李滋润提的意见，讲李滋润工作中独自包揽了行政工作的一切，这是反对党委领导。同时又联系到五四年期间，又反对过原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何千里，这样初步确定要把焦益文同志划为右派。但当时感到划为右派的材料依据不足，就由原石油勘探局党委继续收集材料。以后又一次会上，石油勘探局党委报会报了焦益文对四川石油勘探工作方针曾向党组写过意见书，认为这是反对党的方针。同时意见书中又涉及原付总理，大叛徒薄一波安排石油勘探的投资问题，以及领导中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问题。这样，就不仅是反对局党委领导的问题，而且是反对党的方针和攻击党的领导人，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样在刘文珍主持下便确定划为右派。以后，石油勘探局又进一步研究分析了焦的意见书， 认为这是比较系统的带有纲领性的反党言论，就进一步划为极右分子。我主要参加过开始研究焦益文的问题，至于以后怎样划为极右分子上报材料我都不清楚。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在开始研究焦益文同志关于反对党委领导的材料，主要是焦益文同志对党委书记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意见，这是根据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允许党委委员和党员对党委书记提出批评和意见。但是当时我们执行了李廖死党的修正主义组织原则，把凡是党委委员和党员对党委书记提出批评和意见当作反对党委领导，这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样做正是适应李井泉大搞独立王国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否定。
至于焦益文同志对石油勘探方针和石油工业部以及当时的旧省委提出不同意见，这也是合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而且提的意见主要是涉及党的建设工作方针，而不是党的政治方针，这也不能认为是反对党的方针。至于对当时石油勘探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提的意见内容和措词有不当的地方，但从提意见的总精神，还是建设性的意见， 而不是攻击和反对党的方针。而在当时反右派斗争中不加区别，笼统作为反对和攻击党的方针，这是错误的。
由于我们执行了李廖死党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使焦益文等同志受到政治迫害，我愿向毛主席请罪，向同志们请罪。
当时为什么搞？对李廖死党的总的意图我是不明确的。但把焦益文同志划为右派开始，最初是抓反对党委领导入手，认为焦益文同志长期以来对党委不满，实际是对党委（书记）领导有意见，却无限上纲提高到反对党委领导。以后研究焦益文同志的意见书，就认为反党言论更系统了，这样就进一步划定为右派。
同时，当时反右斗争中，对厅局级干部未抓出几个， 这样就狠抓焦益文同志的问题。我所知道的情况大概如此。至于李廖死党如何布署安排，我不清楚。
陈弘查证记录：
刘文珍五三年到城工委工作，我搞办公室付主任，后我当基本建设处处长。五六年刘为工业部长，我是部办公室主任。五三年到五六年我是管石油部门的。我是五六年四、五月份下去了解的，还有陈刚带一个干事。我们觉得这不是焦与何的问题。后来开了个党委扩大会，后研究结果认为焦提的意见是原则性的意见，但却按党委作风上的问题（解决）。在党委会上，焦说问题没有解决，宋国鑫说陈刚偏听偏信。焦提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党委不开党委会， 用党员科长会代替党委会；何千里讲工作没有完成是任务是计划盲目冒进，焦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党委有责任。陈刚认为焦益文是抓住何的问题不放，搞无原则纠纷。五四年下半年，在一次会上，李井泉曾经讲到：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有个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委员还闹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闹得乌烟瘴气。
五七年七月研究焦益文同志问题，我参加了的。五四年处理焦益文问题是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去对待焦与何的斗争，把原则争论说成是无原则纠纷，五七年定焦为右派，当时感到条件不够，后认为焦反对党的勘探方针， 把性质定下来。在反右斗争中，当时工业大口没有抓到一个大人物，为了抓个大人物，因此工业大口刘文珍等人就把焦定为右派分子。
——陈弘是我委的斗批对象，到目前仍然顽固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及李廖死党一边，对过去的问题尽量推卸责任，不老实交待，此材料仅供参考。
四川省经委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8.4.3
第二部分 原石油工业部党委当事人的查证材料
对石油部党委书记，付部长 康世恩的查证材料
化工部一直扯供气问题，但我没有向下面说过在总理面前张珍（化工部长）问我什么时候供气。
石油部党委给长纳管线投产去贺电，确实记不起是否我签发的。邓小平去视察，不只是视察长纳，他是全面视察。冬训中我曾批评四川两怕，我记得曾说过你们就是怕焦益文。
长纳投产，化工部没有在总理面前将军，但他们一直催石油部赶快供气。弄虚作假应该受批判。
一九五七年刘文珍没有找我谈过四川勘探方针问题。四川省委（对焦益文的）处理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四川报来后，我没有参加研究。按干部管理原则，那时只能按省委意见同意了。
原石油部付部长（六机部付部长） 刘放 查证
用天然气做油是一条路，我曾支持。地质的事我不懂， 曾介绍焦去东北了解气做油，当时是缺接触剂的问题。五七年焦写给部党组的材料我看过，但记不清了。我为此事曾到四川调查安排气的出路，记得还提了好几个书面方案。到四川看到焦的工作，他对地质情况掌握较熟，并提了很多意见，是为了找油，在组织上也并没有不按部决定执行的行动。
| | -- 摘自 1967 年 6 月 30 日查证记录 |
刘放 查证材料
——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调查报告
查证时间：1967 年 7 月 8 日晚
纪要：一九五七年夏去四川，解决气用于重庆问题等。张忠良是局长，焦益文是付局长。在成都开了一个会。他搞勘探、地质，陪着到隆昌等地转重庆，看来对情况很熟的。他的政治情况那时是没有什么言论，好象对四川的天然气特别有信心，对四川的找油也不能说不积极，但没有一套规划、具体方法等。
那时工业部门用气还不多，当时看最需要的是油。用气制油肯定要比用煤搞油肯定要便宜得多，合成油当然成本也要高。
他中心问题是找油找气问题，我认为他对气有信心， 好的。但找油也有具体钻研。后来向总局，上级提意见， 争来争去，态度不太好。
在全国油还没有完全解决时，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 立足于找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能把气抬得过高。
以后怎么打成右派分子，我就不知道了，摘帽也不知道。
57 年左右到 64 年立足点，突出重点还是找油，气也要。焦的方法也有一定道理，按他的方法可能气越打越多，
但油也可能找到，也可能解决不了。
原地质司长（石油部付部长） 唐克 查证
57 年焦给部党组的书面勘探方针意见是经我转交的。打成“反党”就是为了这个材料吗？我现在才知道。
第三部分 原石油局党委当事人的查证资料
原石油局党委书记黄凯
关于摘掉帽子问题《对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一）
〈一〉省委摘右派帽子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下放劳动改造比较好的，对错误有了认识。在劳动改造单位领导和群众同意摘掉右派帽子的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二〉基层单位当时认为焦益文劳动是比较好，是认真在劳动，当时看他也有决心改造自己，在他劳动单位群众对他的反映还比较好。
〈三〉管理局党委在讨论焦益文摘掉右派帽子问题， 党委委员有哪些人参加了会，现在回忆不起来，我记得没有提出不同意（当时党委委员参加会，是谁参加了会，现在回忆不起来，要查记录）。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是王合林同志，他是管干部的，也是监委书记，是王合林。
〈四〉康世恩说过，焦益文这个人还是可以用，他还懂得些业务。康世恩是什么时候说的，时间地点回忆不起来。经同学们提出之后回忆，才有个印象。焦益文原来是管地质工作，康世恩对管地质的人他是比较了解的。
对摘焦益文右派帽子，我们没有到他劳动单位去认真了解调查他在劳动改造时到底怎样，应不应该摘他的右派帽子，这是我们的错误，要作深刻检查。由于我的封建奴隶主义思想，上级怎么指示，我们就怎样照办。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李井泉搞起来的翻案风，在四川省是严重的，我们执行了他的黑指示。过去认为李井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他的指示是“中央精神”，贯彻的毛主席的指示。那时我们不知道刘少奇、李井泉他们是修正主义反革命，他们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过去我是没有想过他们是反革命。
要坚决打倒刘、邓、陶、李。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我没有给川中矿务局打电话，关于摘掉焦益文右派帽子的电话可能是何千里打的电话，或者是王合林他们打了电话没有，要问他们才知道。
焦益文右派帽子是一九六一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四川搞翻案风是一九六二年，我记得这个时候。摘掉焦益文右派帽子是六一年，这时还没有搞翻案风。焦益文关于油气争论，如果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定为右派是错误的，应该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我过去也是这样认识的。
（二）
六一年摘掉焦益文的右派帽子，当时是省里指示，发了个文件催促说六一年的右派，如系合符几个条件，比如： 群众反映好，劳动好，积极改造，没有什么活动，还有我记不清楚了，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当时在我印象中，康世恩也好象说过，焦益文这个人在业务上还比较行，也可以让他出来抓一下嘛。后来，焦益文劳动的基层单位写了个材料来，说他劳动很好，改造积极。又考虑到他一家都是共产党员，他的妹妹在印尼（度）大使馆工作，经常去信督促他积极改造。他的表现也符合省里的那几条，根据基层报的材料，我们党委讨论通过，报省委批准后摘了右派帽子。当时党委委员何千里、王合林、张忠良都是同意的。那时我们有官僚主义，基层报的材料没有调查。
（打）成焦益文的主要依据，听李滋润说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找气，觉得四川找不到油；还有他反对上川中，迟迟不到地台，几个钻机迟迟在江油不愿撤，他认为地槽有油。当然现在我认为油气争论是学术问题，不应定为政治问题。当时摘帽子主要是基层报的材料，勘探方针的问题，当时或有考虑。
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 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 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有关焦益文同志的材料，我在六七年七、八月分就写过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把焦益文同志打成右派，我是五七年十一月底到四川石油勘探局的。我到局正在开勘探会议。该会结束之后，我和张忠良就到南充地区去了。我是十二月底回到成都。焦益文同志问题，这时我还没有插手。我认为李滋润同志在负责管运动，我当时急于了解各探区情况。记得五八年一月开一次焦益文同志批判会，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还记得陈大成同志发言。这次会议在我脑子里还有点印象。局党委开会讨论焦益文同志问题， 定案，向省委报告，我现在没有回忆起来是怎样讨论的， 当时是哪些人参加会议，当时大家意见是否一致，有无不同意见。这些情况，我再也没有回忆起来。我也没有看过焦益文同志的材料。总之，当时我对焦益文同志是：“一不认识，二不了解，三对成为右派的根据、事实，我没有去作过调查了解，四我没有找本人谈话了解情况和意见”。因为我刚来，我是相信了原来局党委同志的话和搞运动负责人李滋润同志（他原来是局党委书记，我来后他任付书记），相信党委委员，我就相信了他们的意见。我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我向焦益文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定案以后，只有报了省委，没有报中央。当时认为局党委委员直接归省委领导，所以只报了省委，就没有报中央。
后来，我同焦益文同志接触过几次，特别是焦益文给我谈过他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妹妹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做外事工作，焦益文同志是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就想根据这些情况，焦益文同志不一定是一个反党分子，但是当时我还不敢说出我 的看法，没有把握。同时又经焦益文同志在劳动改造时表现很好，群众反映是好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省委也指示说，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因此，我们在六一年就把焦益文同志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之后，就决定派他到泸州气矿气田处处长，后来提为付矿长（管生产），工作很好。不幸会战后，又被张文彬这个黑帮分子，又把焦益文打成反革命分子。张文彬这个大混蛋，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给焦益文同志加在他的身上，说他破坏长纳管线投产计划等等。而焦益文同志对长纳管线提的意见完全正确的。他提出的要保证质量，这完全正确，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而张文彬完全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张文彬必须彻底给焦益文同志平反，彻底承认错误。
六七年一、二月，我在四川石油学院搞工作组，犯了错误，回院作检查时，欧阳天同志等人揭发和批判我包庇了“极右派”焦益文，后来我回到红村之后，筹委会也揭发批判斗争我包庇了焦益文，我说我没有包庇焦益文同志， 摘掉焦益文同志的“右派”帽子是对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错必改，知错不改那就是大错特错，这就不利于党的事业。
何千里一贯说焦益文不好，说他爱闹意识形态，搞党内不团结等等问题。我昨天听了焦益文同志的控诉之后， 我才知道何千里是勾结黑省委陷害焦益文同志。焦益文同志坚持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他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坚决地斗争。焦益文同志当时提出的一些勘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石油部没有采纳，这是错误的。当时根据这些材料来就定为右派，这是完全颠覆了是非，混淆黑白，这完全是错误的。
康世恩在六六年三月在东营召开的厂矿长会议上还批评我们怕焦益文。他说的怕的意思，就说对焦益文还整得不够狠。可见康世恩和张文彬整人是下了毒手。焦益文同志成了康世恩和张文彬的眼中钉了。
焦益文同志受害的总根子，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是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国家改变颜色的反动路线。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同它划清界线，彻底批判，彻底肃清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影响和流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能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李井泉，打倒康世恩， 打倒张文彬。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关于焦益文定为“右派”的查证材料
（一）
查证对象：原石油局党委书记 李滋润
五七年反右开始以后，大约是焦到贵州去之后，石油部党组把他给唐克的信转回来，要求我们把他的问题解决一下。大概意思是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要他作检查， 弄清楚。因为这关系到方针的问题。石油部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讨论，是叫我们检查一下。党委会开会讨论一下焦益文的问题，我们就把材料打印下来散发。
在他的材料没有转下来之前，我们没有重视他的大字报，后来，才比较重视他的大字报。把这几个问题联系起来想，感到问题比较严重，认为他受党培养多年，又是一个领导干部，还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整材料时是由我主持的，后来整了好几次都达不到要求，这时陈弘、吴志远等人便拿去整理上纲，陈弘等人是陈刚派来的。我们向陈弘汇报过几次，我们也请示过，他们认为问题很严重①反对党的石油方针；②反对国家领导人；③对处分不满。因此就定为反党。根子是骄傲自满，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
他转业时间比较早，技术钻得快，因此他在技术干部中有威信。他有单纯技术观点，对工程技术人员政治上帮助得不够，不是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前都是这样认为。在五六年中央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总理作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对他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个反复。他曾在红照壁会议上说他是对的。五七年反右时，城工委会议上，认为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右倾。
石油部的材料是他去贵州去时转来的。他在贵州待了二十几天，如果先接到材料的话，就不会派他去贵州了。当时写焦的大字报不多，在反右时我的印象里是没有的， 如果有也只是政治（工）干部写的。因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在群众中有影响，所以我们把他的材料弄出来，让大家识别考虑，赞不赞成，当时叫钓鱼。如果先说出他是右派，那么群众就没有表示赞成的了。群众当时没有写他的大字报，当时我们在小组会上“启发”群众，说某某人你们去想想，暗示此人有问题，这是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这个办法城工委是同意了的。
把他定为“极右”，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领导干部， 又犯了上面提到的三方面错误，三是借整风给敌人配合， 认为更为危险，所以定为“极右”。这是城工委的意思。在一次汇报会议上，陈刚刘文珍认为问题很严重，有定为“极右”的意思，所以我们回去就定了“极右”。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具体规定了右派怎么定。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写的。
城工委过去认为他（4 字不清）派他到石油局得行。以后又认为他骄傲自满，拿了知识分子（2 字不清）向党进攻的本钱，他在群众中还有市场，要把他搞臭。
在我们提他付局长后，有次我去给刘文珍汇报工作， 许梦侠还批评过我们，说我们政治上不挂帅，对焦益文迁就。说不要看他的表面，他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根子没有解决。
康世恩在 56 年来了几次，以后是川中会战的指挥。他原对焦益文是很看重的，因为他和焦的情况差不多，到石油部门也钻得快，情况熟悉，所以他经常要焦向他汇报， 反映情况。
焦益文发生问题后，一次在川中谈起这个问题，康说焦骄傲自满，发展到极点，所以反党。以前有所察觉，但了解不够。他还打听了焦下放的情况，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信心爬起来。
57 年反右前，在金牛坝二楼会议室，我、张忠良、司徒愈旺、郝凤台等给邓小平、陈云汇报情况，邓说四川石油很有希望，国家需要石油，带有鼓励性质。
57 年（可能是 58 年），在金牛坝，刘少奇、王光美来四川，接见我们，还有地质局付局长李亚明等一起接见。
——“八·二六”调查组记录
(二)
我 54 年转入石油部门,1959 年又调离石油管理局.在54 年调到石油部门时,焦益文是西南石油勘探处付处长、付书记。何千里当时是书记，杨伯华是付处长（现可能在南充专区政协），还有宋国鑫。我任处长、党委书记。我去之前，他们就闹不团结，焦和杨伯华对何千里有意见。在（53－54）年，焦益文曾被处分过，撤消了他党委付书记职务
（虽然也是党委委员）。事后焦益文给我谈过几次话，讲他对处理不太满意，认为省委领导包庇何千里。我当时（2 字不清）有意见（11 字不清）因这事是我到西南石油勘探处以前处理的（11 字不清）后不久，勘探处就分为两摊子： 一摊子（缺几字）钻探处，有孙继先、何千里、郭××（现调任西北）；另一摊焦益文、杨伯华组成西南石油地质调查处。
1955 年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张忠良任局长，我任党委书记，王合林任付书记，何千里任付局长，焦益文担任地质调查处长。56 年因他工作负责，认真，业务水平较高， 对已往处分思想上也比较通了，就提升为付局长，主管地质方面工作。
57 年整风，我动员党、团员带头大鸣大放，焦益文贴出了大字报。何千里对我说：老焦的大字报不对头，有问题。王合林讲焦益文骄傲自满。那时认为给我们党委、给我党委书记提意见是对的。后来石油部转来了他写的一个文件，里面是主要讲石油方针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油， 四川也确实需要油，也有油藏。当时我们联系到五几年陈毅（注：应为薄一波）到四川来提的以采油为主的方针， 而焦说陈毅（薄一波）的大刀一挥就决定了，是官僚主义。又联系到他过去对省委处理有意见以及石油勘探方针的不满，我们又在群众中收集了一些意见，认为他反对党的领导，定为极右。定为极右后，他思想不通，曾找我谈过几次。
我处理以前，认为焦参加革命早，年轻有为，钻研技术业务快，群众关系比较好，重业务轻政治，对工程技术干部在业务上要求多，骄傲自满。与我谈过去处分情况， 思想不完全通，认为处理不公平，省委包庇何千里。
我个人认为，对于他个人来讲，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有权提出意见。这条不能定罪，在提出意见后，但不能在群众中议论，这也是错的。他本人对于组织处分不同意，可以允许他保留。对个人来说，不能说反对党的领导。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定为反党。焦益文是有骄傲自满情绪，重业务，轻政治，对他这个定为什么性质还分不清楚。从以前的观点看来则属于敌我性质，是反党。以上的整理记录材料基本属实。
（三）
省红联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派》、石油《八?二六》、川油院《井冈山》对原石油局党委书记（化工厅党组成员、化工厅付厅长） 李滋润 查问记录
△：我们来了解 1957 年整风你任石油局党委书记时， 把付局长焦益文打成“反党”情况。
李：中央有十月二十六日通知，我不知革命组织（5 字不清）中央有别的精神，或者省革筹对革命组织有指示。如果有，我可以谈，如果没有，我不知道该不该谈。
△：首先你要明确，中央没有任何一个指示允许你用来作庇护李廖死党迫害革命干部的三反罪行，更不允许李廖死党的任何亲信分子的走狗作掩盖行为的护身符。焦益文的问题我们支持搞清，是为了对李廖死党的批判，同时弄清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和认识。现在就从你们为焦益文作的结论，逐条来谈。
△：（一）关于焦益文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问题？李：我是这样认识，如果当时石油总局或石油部的方针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就没有权利反。（问：经没有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党委书记不清楚，谁清楚？既然不清楚，怎么又会在结论中叫作“党的方针” 呢？）是没有经过党中央或毛主席批准。那个方针就是主观主义。这条结论是定错。
：（二）关于焦益文“诬蔑各级领导同志”的问题。李：当时我的认识是，对省或中央领导批评，就是不妥的。现在认识到这条定的是错误的，各级领导并不能代表党。
△：（三）关于焦益文“企图攻垮局党委”问题。
李：对党委工作的批评建议是应当的，“企图攻垮局党委”这种提法是错误。
△：（四）关于“攻击诬蔑省委，企图为自己翻案，及说四川的党不民主”问题。
李：过去我也觉得李井泉骂人不对，时间长了就习惯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有时他骂两句，还感到亲切。我初到地质（勘探）处，焦益文曾给我谈论说，李井泉在省委会上哼哼哈哈，家长作风。现在我才认识清楚李井泉这个反党分子土皇帝的真面目。这条结论是错误的。
△：（五）关于“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问题。
李：在党的会议上，或按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把工作中的分歧或会议上的争论，说成是“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是不恰当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六）关于“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问题。
李：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过程中，当时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可能是有的，说不上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这条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七）“以宗派活动手段，扩大地质与钻井的矛盾”问题。
李：这个问题不能成立。
△：关于对焦益文的分析结论：“焦益文长期以来， 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对党的监督十分抵触不满， 对省委五五年给其处分更怀恨在心，整风运动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向党进攻”问题。
李：以上七条结论看来，现在我认识，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所以这个分析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当时我们也从各方面作分析，就是找不出为什么反党的原因。这条结论是经过好几次分析，才定的。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提问记录经化工厅《红造队》校对 |
（四）
李滋润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川石油局焦益文通过磷矿指挥部革命组织要我说明以下问题：
一、关于反对党的勘探方针问题。
四川的油气勘探方针问题，曾有过大的争论。记得当时一种意见以找油为主，以气为辅，积极找油，抓紧利用天然气；另一种意见，放着天然气不用，硬逼着找油，有如讲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后一种意见以焦益文为首。当时鉴于国家迫切需要原油，国外帝国主义美国叫嚷什么：“中国根本上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四川更是有气无油”，“气是废物”。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如黄汲清也说四川是贫油论。因之，为了粉碎国内外舆论上的反动观点，保证国家需要原油的计划实现，我们曾和焦益文在这个方针问题上展开过一番大争论，以致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在处理他的问题上，曾列入首要一条。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认为当时四川的油气勘探方针， 如果不是报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认可，而是石油业务部门提出，或某一个负责干部提出来，有不同意见，又是按组织手续，报请上级审议，不能笼统叫作反对党的方针。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看法，我在今年八月一日所写的材料上，已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二、党员、干部对一些党政个别领导人员工作中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以至用书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我现在认为遵照毛主席教导，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有的问题涉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反对意见，更是应该。（如对李井泉、薄一波、刘文珍等人）。如因此被定作诬蔑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呀，企图攻垮局党委呀，攻击诬蔑省委呀，是不对的。
三、由于批评我担任局党委书记工作期间，开会多， 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了解实际情况少，说话开黄腔，会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毛病或错误，而被定作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我现在认为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
四、在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上， 是存在不少问题的，但我现在认为叫“篡改”不恰当。
总之，在处理焦益文问题上，我认为遵照毛主席教导， 用毛泽东思想检验过去结论中有关问题，值得根据原材料加以核实审查。
由于我个人在石油系统执行李廖死党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文珍其它的黑指示，另行揭发，写好后交革命组织。
以上仅系自己有关的几点，加以说明，供革命组织研究。
李滋润说的问题是不够负责的，但也不能不承认一点。供参考。
| | 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
67.12.18 日 |
（五）
1968.3.29 日对李滋润调查记录
一、整焦的前后过程：
最初是焦写了大字报（在小关庙），开始没有注意。提到我官僚主义不深入，我是触及灵魂，认为自己有官僚主义。叫党内外鸣放，党外后放。党内提出我接受，何千里却找我说焦有问题，我不认为对书记有意见就是反党。后王合林也找我谈焦不对头。后又贴第二张，何又找我谈， 是党内动员鸣放后（群众不放）后又提出，我开始脑子里想，我们动员群众鸣放，讲的虽事实，但群众不放，只有焦放，是否对过去处分不满，须研究。就向省委刘文珍汇报（当时列会汇报每周两次到一次）。第三次汇报后就叫整理材料（过去有几次汇报）。一次是掌握群众思想动态，第二次反映了些什么问题（材料排队，人头排队），第三次重点问题，第四次汇报就归纳焦几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处分有意见问题、方针问题、鸣放当中问题。汇报后，刘文珍就认为严重，要整理出材料报去（根据六条标准和中央规定）。第五次嫌材料啰嗦，上不了纲。我说就是这个水平，请陈弘、吴志远帮助。记得陈弘、吴志远还在星期天去了一次（后来他说没去）。
记得当四次材料初步汇报后，问什么性质，局党委研究是右派言论，刘文珍说是右派，还是极右。厅局一级干部借整风鸣放，构成极右，最后是按极右报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报的）。
宣布“开除党籍”定“极右”的情况：
我经常汇报是找刘文珍汇报，重大会议都是去的。办公会议有时其它人去。但确实记不起是谁这样决定，谁告诉我的并决定到西昌的，但我决不会没有人讲，我擅自宣布。
极右不是我提的，是刘文珍说厅局级问题这样严重的还不多，是极右，我们又把这个意见带回研究，也认为是如此。
开除一个党员党籍，应支部讨论，党委讨论，交省委批准。为什么不这样做，我是无权这样做的，是上级决定这样的，而我接近的上级就是一个刘文珍，我要好好再回忆证实。我宣布的，我不推责任。这样大的问题处理（如十一月就宣布了撤职，降低工资到 68 元等），决不是我也决不是当时的党委，我现在只能证实决定传达者是刘文珍。我能交待的人头只能是刘文珍。陈刚我没有直接联系。
刘文珍在小关庙去过两次还是一次，鸣放材料人头落实，正是大字报极少的时候。还有一次，刘在大会上讲过一次，发动群众鸣放。以后在一号桥斗争焦益文，是刘文珍又参加过一次，是一天还是两天。
在省委开会，都是刘文珍主持，有时陈刚参加，有时不参加。
在党委讨论中，党委常委和五人小组除我和何千里、王合林外，其它同志谁参加，党委会议记录可查。
对确定降低工资，撤消党内外职务，戴帽子，开除党籍，我是无权的，局党委也是无权的。我现在只能谈到刘文珍。详细过程我还记不起，交待不清楚。我任何时候我不推卸自己书记应负责任。
我汇报，材料整理上报，这些我都负主要责任。但开除党籍我无权决定。要旧省委批准才有效。是哪个决定的， 我只能交代个刘文珍，就象当时的“极右”一样，也是他的意见。
我三月底去焦家中，向焦宣布开除党籍，去西昌监督劳动，决不是我李滋润擅自有权这样干的，也不是局党委研究就能决定的。我只谈个刘文珍，现在我对这个详细过程还回忆不起，当时作为反映意见处理，我是负主要责任的。
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好好想一想，下个星期三上午弄清。
此系我队合同石油系统分团同志一起要李滋润交待的材料。
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 1968.3.29
原石油局党委付书记兼监委书记 王合林
对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按：从这个反证材料看出，他们要比当年更加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是，王合林到底是哪家的人马？他的葫芦里一贯是装的什么？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道貌岸然的“革命领导干部”到底是站在哪条路线上？ 他现在在想什么？干什么？
焦认为四川没有油，只有气。四川不应当搞油，他学的是搞天然气。他刚来时搞气，后来又搞油。他的理论根据无非是他那一套名词。从这个论点开始，搞油他就不满意，国家给四川的天然气投资减少了，他就很不满意。
薄一波、李富春一起来川研究过投资，他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三字经我记不住了。上川中焦迟迟不上去。油气的争论在局里争论不大。我认为他是右派，上面的东西不执行，要找油不找， 要找气。再就是焦对省委一些人和石油管理局党委有意见， 焦与李滋润、何千里矛盾大，互相攻击。他很右，支持画画，把党委的人都画进去了。当时贴焦的大字报内容多， 有一张漫画，一大堆天然气，他睡在中间，只要油，不要气。
长纳集输工程，焦益文是对的。焦强调搞好再放，冒犯了张文彬，后来斗争了焦。这样处理是不对的。但这不是方针政策问题，而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这个焦是完全对的。
焦益文这个人家庭出身好，十四岁参加革命，没有上几天学，但很会写、能干、能写、能讲，焦定成右派与他家庭无关，人是变的嘛。
何千里这个人很坏，赫鲁晓夫一样，当时没看出来， 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顽固。
李滋润出身富农，工作踏实，深入群众，不爱写，不爱讲。
一九六七年八月 日 查证记录
原石油局党委付书记（轻工厅付厅长）欧阳天同志
对焦益文问题材料
我是一九五八年来石油管理局的。焦益文的问题我是到了那里听说的。焦益文的问题比较复杂，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是承认了，写了检查并签字。当时给定他的第一条就是反党，对党制定的石油勘探方针不满。第二条是对党委的领导班子有意见，闹不团结。
现在看来，焦提的勘探方针是对的，有一系列资料可查。焦益文出身一个革命家庭里，就有一些自来红思想， 有些骄傲自满。石油局领导班子乌七八糟，净是些什么叛徒、历史不清、乱搞男女关系、鸦片烟鬼。比如李滋润， 原石油局党委书记，现化工厅付厅长，他接了一个老婆没有离又接一个老婆，焦就说他是陈世美，此人有历史问题， 曾脱离过革命队伍，是薄一波、阎秀峰直接下级，杜心源的学生，李井泉的秀才，刘文珍的好朋友、老同事。曾负责修李井泉搞兵变在金堂搞“磷矿”基地修的秘密铁路。比如王合林是个鸦片烟鬼，曾开除党籍，47 年又重新入党， 还当了个付书记，他根本不象个共产党员。焦益文就说他是鸦片烟鬼，因此他怀恨在心。张忠良是叛徒，36 年带枪被俘，现在当局长。付局长何千里，现在是石油学院的院长，隐瞒成分，自称放牛娃，一贯打击迫害干部，他出身大地主，岳父被枪毙，老婆是国民党大官的小姐，非党员， 三青团员，反而管党的文件。总之，石油局党委内部很乌七八糟。焦就反对他们，因此说焦闹不团结，反对党的勘探方针，这样上纲反党。当时处理案子的有陈刚、刘文珍、康世恩。焦写的申诉材料基本属实。
原局党委常委、局长 张忠良
《有关焦益文的查证材料》
我受“修养”毒害，过去对李滋润、何千里、张文彬都认识不清，对李井泉及其黑省委是绝对服从。我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坚决支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因为：
经过十多年来看，当初焦益文提的对勘探方针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一九五五年到四川工作，就听说焦益文对四川勘探方针曾争论了好几年，向中央、省委写过建议。记得李井泉还曾找焦去专门讨论。以后这些年还一直是这方针，那方针。后杨超提找气，石油部不同意，张文彬来会战又提开气找油……。
四川明明有气，为什么不开发利用？一九五七年薄一波大叛徒来“视察”，陈刚叫我去汇报，当时正巴九井的大火，我没有汇报完，他们就作了消减勘探投资一半的决定。就是焦的意见错误，也是为了找油，可以批评，可以解决，但根本不能叫“反党”。
过去我光知道实干，奴隶主义绝对服从，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就是国家变了颜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怎么能行呢？
长纳“投产”，是张文彬为捞取政治资本。我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去实地检查过，管线没有全部吹扫试压， 气井不能开井，绝缘法兰漏气，打 1 井开了井出水……。怎么能在三、四天搞好？我提出说化工厂又不急等用气， 再突击十天半月完工不好吗？张文彬却有意把我支到成都搞钻头。现在看来，他就是嫌我在里面碍手碍脚。我当时一听说，就肯定他“五个一次成功”是假的，是捞资本。当时我也说他“示威性投产”。
阳高寺是局、部的五好样板，石油部叫日本、法国代表团去过。我在一九六四年也去过，根本没有看到有花草。工人管气井很严格，修了一点房子都是普通低标准的，他们却说成“和平演变”。
过去我对这些问题是糊涂，现在才明白李井泉就是利用一条黑线专门整不同意见。
张文彬、陈李中、郑浩干了很多坏事，实际上取消了党的领导。……不是文化大革命，还看不清楚。
关于薄一波 57 年来四川消减石油投资问题
据我回忆薄一波是在五七年四、五月分来川视察工作的（据焦益文同志说是五七年五月分来四川的），那时也正是石油沟巴九井失火烧了七十多天以后不久的时候。我那时经常在下面跑，我回来啥事也 不知道。省委在电话上说， 陈刚（省工业（书记）部长）指示说：中央有一首长来四川视察工作，要了解四川石油情况，叫我去汇报，啥也没有准备。去了后，别的人我不认识，只认得陈刚、薄一波。中央领导只有薄一波，没有其它领导人。我把四川石油勘探情况汇报以后，薄一波问石油计划投资情况。我汇报了石油投资情况，很简单，具体数字记不起了。以后，薄一波又问了巴九井情况，我汇报巴九井气很大，失火烧了七十多天，损失很大。该井是苏联钻井队打的，他们到重庆过年去了，留下我们学习人员操作，技术上有些问题，又没有经验，汇报很简单。我汇报完后，陈刚就说，气打出来了，马上利用不上，而且技术上还有些问题（是说我们在勘探技术上有问题，还是省里在利用方面技术上有问题）。薄一波接着说：“看这个样，石油勘探投资可以减少一些（是勘探投资还是探气投资，原话记不起来了）。四川就是铁路、石油投资多一点。”当时我一听要减少石油的投资，如果投资减少了，四川的勘探工作如何安排？当时焦益文正在北京，我就给他挂电话说，陈刚书记说气打出来马上利用不上，薄一波接着说石油投资可以减少。要焦益文把陈、薄意思给部里汇报一下。如果真的是减少投资， 四川勘探工作如何安排，请在部里研究后定一下。当时， 在我思想上还是想争取投资在四川多做一些工作，这就是大致情况。
原石油局党委常委、付局长 许培德同志
关于 57 年石油勘探争论及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焦益文问题的材料（1）
我和焦益文都是付局长，党委委员。57 年焦益文打成右派时，我不在家，在基层工作。我对焦的看法是这样的： 焦益文在四川石油地质上，钻了些业务，因而产生了骄傲自满。平时接触技术干部多，在技术方面比较突出，谈不上政治挂帅。因而对李滋润有很多意见，认为李滋润不懂技术，不能领导。另外，据说在石油部开会时，石油部叫他在四川找油，他说是逼着公鸡下蛋。这也是一条理由。57 年反右开始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大意是写党委领导不得力，没有提到李滋润，实际上是写李滋润。还有些问题我记不清了，有的我不了解。他们整材料报省委后定为右派，以后石油局还斗过他，具体内容要找资料， 我不清楚。
对石油部方针上，局里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对石油部的方针，当时如何提法，现在记不清了。至于他有没有反党言行，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上面情况。
我记得陈毅没有来过，薄一波也没有来过。
在处理和决定焦时，我都没有参加，参加的有何千里、王合林、张忠良、黄凯、李滋润。当时是报给省委工业部批的，当时工业部长是刘文珍、金石。金石很清楚，当时金石领导反右的，李滋润是领导反右的。
当时对石油方针在干部中是有争论，焦益文是强调气的，国家非常需要油。55 年是没有大庆，只有玉门，国内油很困难，部要求在四川找到油。当时川中的油还没有搞出来，川中是地台，石油部强调上地台。焦认为在四川找油希望不太大，强调天然气，利用天然气。地下东西看不到，必须经过工作。现在四川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当时在四川搞气已经清楚，但石油不清楚，曾展开过辩论，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石油部强调找油，在南充打了三口井，喷得很好嘛。事实证明四川是有油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焦益文只是对李滋润和局党委有意见，而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就定为右派，从现在看来，就有些问题。究竟是焦益文有意反对呢，还是工作上的意见问题，认识问题，这个问题要考虑。我不了解他究竟是不是反党，思想上怎么想的。我认为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和骄傲自满有关，当时我就认为，是骄傲自满发展到突出个人的地步，但到底是不是个人主义发展到同党对抗，这个我没有根据不能下结论。
许培德同志对《焦益文同志有关材料》 （2）
一九五五年八月到四川石油局，通过两年时间，我觉得他对石油地质特别是对四川石油地质情况了解得多。但， 焦益文同志确实也有骄傲自满情绪。从政治上说，他全家参加革命，他本人从小参加革命，这是好的。在党委讨论问题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五七年下半年我到基层工作直到五八年才回局，这时局对焦益文和李振斗争，据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反对石油勘探方针，反对党的领导。那时石油还很落后，焦益文同志认为气的资源比较现实，而且气可以直接代油使用，也可以搞合成油。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看法是，石油部从国家需要油出发，以油为主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焦益文同志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的。即使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党的原则完全允许的，而且他仅仅是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至于四川执行的方针，那都是由组织确定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反对
党的勘探方针。在党委会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 是党的原则所允许的。如果说对党委讨论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那谁还敢提意见？所以也谈不上反对党的领导。如果某些人把自己化身为“党”，对他有意见，或局党委个人之间有意见，这都涉及不到反对党的领导。因此， 我认为五七年对焦益文、李振同志的定性，是李廖死党对他们的陷害，应该重新考虑。
许培德67.12.10
省红联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审）
原石油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省建局政治部付主任)王爱中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一）
焦益文是搞地质的，我是搞钻探的，钻探处工会主席， 是 54 年、55 年。56 年成立勘探局。焦搞地质处长，在合并后，焦与何闹过不团结。省委去解决这个问题，焦受了处分，我们当时有个感觉，好象他们互相瞧不起。勘探局成立以后，他对四川油气问题发表了看法，当时认为散布一些悲观情绪，四川没有油要找气，找油是逼着公鸡下蛋。还说过曹植的七步诗。他当时主要还是技术问题。如果说是工作上的探讨和争论，那就不能定为右派。现在也很难说有没有政治背景。当时还有些言论，他说过一些话，好象是右派言论那方面的。他瞧不起何千里，认为何不懂技术。和技术干部拉拉扯扯，还在底下说过什么，当时对石油部方针有违背，不贯彻执行上面的指示，自己搞一套， 大部分是这些。生活作风方面有些问题，不艰苦。他家都是共产党员，很早参加革命，当时有人说为什么这种人会成右派？定为右派的条件：
油气方面发表的东西与石油部东西有抵触。
有过一些三字经，诗等等（但我没有看过，想不起来了）。
具体想不起那些东西了，究竟是四川搞油、搞气，现在还说不出来，当时是作为领导来说，不应下结论，散布悲观情绪。
现在新眼光来看，哪些对，哪些非，要重新研究研究。可能当时焦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否则
不会定为右派，当然还要看材料真实不真实。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二）
五七年我为局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但对焦益文问题我没有参与，记得只参加过一次机关干部批判会，当时批判的主要问题是仅仅所谓反对石油部对四川石油的勘探方针，油气关系，我是外行，弄不懂，没有发言。为此在一次党委会上受到了（王合林）的点名批评。不管怎样，我作为一个领导成员，也有一定责任。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理。
我认为制定工作方针，既要根据国家需要，又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既需要又可能，不能片面地只从愿望出发 。另外制定方针也必须是群众路线，有不同意见提出来完全是应该的。结论上把建议说成是“带有纲领性的反党文章”，作了主要罪状，我认为是无限上纲，混淆黑白，是刘、邓、李、廖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
“攻击诬蔑各级领导同志”的问题。我认为对局党委、省委、石油部某些领导人有意见，提出批评，这不是诬蔑， 是帮助。批评的三个主义，某些领导人不但有三个主义， 而且还相当严重，有少数而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从当时局党委某些领导来说， 个人独断专行，不民主，不走群众路线是比较严重的，对书记有意见就是对党不满，听书记的话，爱奉迎吹捧就是好干部，特别是何千里表现最突出。现在事实证明焦益文的批评是正确的，不是过分而是不够。
对“企图攻垮局党委”问题，主要是说局党委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会议时间长，大刀斧把会减。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当时不只是焦益文一人有意见，而且都有同感。开会太多太长，疲劳不堪，开会打瞌睡，效果不好，李滋润不但不接受，反说：“我们的工资都比别人多嘛！”以此来表现他的辛苦。
说“攻击诬蔑省委”问题，主要是说“四川党不民主”。四川的李廖死党不是不民主，是根本没有民主 ，他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敢给他提意见？有多少同志提了意见受到打击陷害，不是很清楚吗？
还有“扩大地质与钻井矛盾”的问题，当时确实有矛盾，打探井应取地下情况，当时却只追求进尺。当时石油部，局都制定了不少鼓励进尺的各种奖励制度，这才是扩大矛盾的要害，而不能反嫁祸于焦益文身上。
仅从以上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意见。
原局党委常委，地调处长 孟庆瑗 的有关交代
焦益文反对勘探方针的问题，勘探方针是要经过大家讨论的，现在看来，不同意石油部的勘探方针，不能算反党。勘探方针经过实践证明，当时我们有奴隶主义思想， 只认为上级决定的，就不能提意见。
当时焦李反党联盟的根据主要就是“反对石油部的勘探方针”。
第四部分 原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当事人的查证材料
关于长纳管线投产问题
张文彬
一、为什么要在六五年十月间投产？
长纳管线主要是为了配合泸州化工厂用气而铺设的， 在管线铺设之前，国家计委曾几次催泸州化工厂投产，泸
化多次说，气未送到不能投产，国家计委也曾催过石油部叫快搞管线（这情况石油部康世恩，张定义都知道些情况）。在四川成都开三线建设委员会时，化工部付部长张珍也向三线建会提出此问题，当时他们已定了大概是六六年五一投产，要求我们气必须在六五年送到。当时我也参加此会议，我和张珍当面讲：好，我们十月把气送到，不误他们试运转。我们为了保险起见，积极突击长垣坝到纳溪管线。
二、关于管线投产问题
长纳管线在十月间施工完毕，我们又派生产付指挥郑浩和设计人员，川南气矿共同检查，检查后回来向我汇报
（我当时就在泸州气矿）。 气矿焦益文提出些问题，具体问题我记不准确，大约主要是某几个阀门漏气，某些焊口还需要加焊，最后提出留点维修工等。基建付指挥李芳白也在场，我要他们再修理一下。我当时批评了焦益文，我说：有些问题投产以后生产单位还可以再搞，不能什么都要求基建单位。维修工问题，生产单位派人，让基建单位帮助训练一下。
当天晚上半夜多了，焦益文和基建科长张道霑报告说， 管线试压时爆炸了，还打伤了人，郑浩等立即赶到现场查看没有此事。以后，我批评了焦益文和张道霑，他们也说听人电话上讲的，没有查清。我批评张道霑当官做老爷， 自己不去亲自看清楚乱说话。
以后又检查了几天，试压合格后，就正式决定了个时间开大会剪彩投产。投产的那天请了泸化工厂代表，省委杨超、有我，附近的职工也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基建代表向气矿交了投产验收资料文件，有设计代表签字，有验收的代表签字，这是正式的投产文件，这个文件川南指挥部保存得有、基建指挥部也保存得有。
验收的数据我记不清了，在移交文件上都有记载。 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是付指挥郑浩，基建付指挥李芳白他们直接经办的，他们了解比我清楚。三、关于对焦益文的批判
焦益文是过去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摘掉右派帽子做川南气矿付矿长。这一段是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办的，我未来四川不清楚详细情况。
在六五年十一月搞冬季整训，这次冬季整训根据石油部康世恩的指示，按照“四清”精神进行。所以在冬季整训时学了头十条和二十三条，川南机关对领导干部提意见， 大家对焦益文意见大，主要集中在阳高寺气田管理上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管理方法：
1、大搞美化，井场周围栽三层树，而且是几十种不同时间开花的花草花树（当时职工叫奇花异树）井场的钟表都要“三五牌”的，而且是半小时打一次的，其它如桌子等都要一样的油漆桌子，房子要重修成砖瓦房等（原来是小草房）。
2、冬天上班工人要买暖水袋暖手，还要买护耳器。
3、在此影响下，女工人生活上百般讲究，有个女工人有十多种鞋子。
还有很多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外矿也有很多反映，隆昌矿区反映说：“能看得起学不起”。
一个老工人的女子在那里工作，生活上变得百般讲究， 那个老工人把他女子狠骂了一顿。
当时机关井队意见很大，整训时批判了焦益文，在阳高寺开了个现场会。冬季整训后，焦益文就下放现场劳动去了，继续改造思想。
当时在川南负责搞整训的是我们干部部长魏玉晶，以后陈李中也去了几天。
川南负责的是马文林、董金壁。这就是当时的大致情况。
按：张文彬当够了婊子，又在这里大立牌坊。不料想，
我们将更可从他所谓“检查”、“验收”、“签字”、“移交” ……，通篇鬼话中，去认识这个大叛徒薄一波宠儿的庐山真面目。
张文彬对焦益文批评的交待
焦益文过去被打成右派，这是我来四川之前就知道的。我来四川会战后，焦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川南任付矿长，对焦益文因为什么被成右派，以后又是怎么摘掉右派帽子， 我都不了解详细情况。
我来四川会战后，第一次接触就是六五年长纳管线投产，在十月分，焦和夏云昌、李芳白还有设计院代表，汇报过一次长纳管线工程。焦益文对管线质量提出了很多意见，这是对的，也有些是实际上有困难。如，当时提出沥清针入度不够标准，这是从外面调运来的。当时不用就没有了（按：这个问题发生在张文彬来四川以前，管线防腐层针入度而不是沥清针入度未达到设计要求，设计单位向石油部提出后，石油部却用降低设计标准的办法来达到“合格”。这个问题根本未向张文彬提出过）；有些管线闸门等都是从各个库房收集代用的，这些不合标准的东西代用了。我当时知道我们材料上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没有多说，只是把能办到的，没有做好让基建再修理一下。以后让张忠良同他们一路检查。当时提出有几十项需要修理完善的，大概也有十几项是属于材料质量规格的问题，也有些是投产后继续完善的。以后焦益文提出维修队伍问题， 我叫川南派人，基建负责培训。在这次会上，我对焦益文批评过，我说大家都是办的一回事，不要以为你们是甲方， 基建就是乙方，好像乙方对质量上不负责，有些事情你们也可以一块协同着搞，不能什么都等人家搞得齐齐备备的。焦益文说，他们搞完后一拍屁股就走了，我们找谁？我说， 那不行，基建指挥部要负责到底（按：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我认为焦益文过分不信任基建指挥部， 而且还有设计代表，是在现场一块参加劳动的，有些问题设计代表并没有提出意见来，所以我那时错误地认为焦益文给基建指挥部为难，这是我的错误看法。
另外一次，是十月二十九日晚上，本来已决定十月三十日开投产剪彩大会，二十九日晚上焦益文报告马文林说管线爆了，明天会不能开了（按：焦益文未向马报告），马文林和我讲了，我当时很发脾气，我说，不行，会还要开，连夜突击。叫马文林他们下去检查，以后来说没有这回事， 是一个地方刺破了，一个老工人当时就修好了（按：马文林从未到过现场）。在大会开完后追查这事情，焦益文说是听气田科长张道霑和他讲的（按：无此事）。以后又叫来张道霑，张说是一个技术员电话讲的（按：无此事，张进门就被其撤消科长职务），叫技术员来问，技术员说，没人这么说。我就很发脾气。我说谎报情况，你们是不想让投产， 狠训了一顿，把张道霑科长的职撤了。对焦益文很不满意， 觉得发生了问题你也不去看一下，就这样向上一推，给我们出难题。
以后就是冬季整训。开始一段是给川南领导提意见， 这一段我未参加，是听陈李中和魏玉晶给我汇报的情况， 说大家对焦益文搞的阳高寺意见很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在气田栽种四季花木。要栽五层，要栽成四季开花的，究竟是搞气田还是搞花园？又说搞得特殊得很。在值班室都要买油漆桌子， “三五牌”闹钟，还要半小时打一次的，是为了检查压力方便。把草房都换成了瓦房，要买鸳鸯暖水瓶等，据说都是为了规格化。
2、为了练严细作风，在井场撒大头针让大家捡，看捡回来多少就是收获率百分之多少。
3、推广过阳高寺气田经验。隆昌工人反映阳高寺气田经验说能看起学不起。
我们听了这些反映，也未查证是否真是这样，还是有夸张的地方就偏听偏信，说这是往修正主义道路上引，这不是勤俭办企业，这种现象要反。陈、魏策划了在阳高寺开现场会，批判这种现象，以后是魏玉晶主持开的现场会， 我未参加。就这样批判焦益文，我没有定什么性质，就是批判他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搞修正主义的东西。冬训后， 认为他没有改造好，下放劳动锻炼。
焦益文这个问题，我在整训工作会议上举例讲过，在六六年三月东营会议上也举例讲过，他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过去是右派，现在又搞这个，认为他是没有改造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八月分又把焦益文、安增彬、廖超提出来，交群众批判斗争，做了我们的替罪羊。
这是我对焦益文迫害的前后情况交待。
最高指示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 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
张文彬 对搞“奖金挂帅”的答复所提问题如下：
一、当年钻探局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后果。 张：我是一九五三年上半年从部队转业就担任了钻探局长。这个钻探局是归石油总局领导。我那时刚转业，对企业的一套东西根本不懂，在钻探局所用的一些工作制度， 都是过去西北石油管理局所制定的一些东西，这些制度的来源：一部分就是源于甘肃玉门油矿。因这个矿一解放就是在中国比较老的油矿；另一部分是来源于苏联，那时， 各个工业部门都有不少的苏联专家。在制度方面有不少所谓专家建议，那时执行专家建议是一项专门任务，谁不执行就不行。
钻探局是新成立的单位，所用的制度都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确实不少，如“超额任务奖”、“年终奖”、“加班费”、“发明创造奖”、“节约油料奖”、“节约钻头奖”等等。总之，凡是做好一件事情都用钱来奖励，大搞物质刺激。
我们开始转业不习惯，也曾经提出过意见，但当时旧的习惯势力和一些苏联专家都认为我们是一些不懂办企业的人，因此，我们的意见也行不通，以后我们也就习惯了， 也就这样做了。这个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腐蚀着工人阶级队伍，它严重地冲击了政治挂帅，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顺利进行，而是沿着苏修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了，这个后果是严重的，这样下去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二、焦益文针锋相对地批评竟定成“用宗派手法扩大地质钻井矛盾”的反党大罪，到底谁在用资本主义手法扩大矛盾？四川是谁？谁才是真反党？
我在五五年下半年钻探局撤消被调到新疆石油公司工作，一直到 60 年大庆会战。焦益文是怎样定成“用宗派手法扩大地质钻探矛盾”被打成“反党”的，我不清楚，我那时也不认识焦益文。五五年下半年后是张忠良任四川石油勘探局长，黄凯当时任（7 个字不清） ，焦益文是归他们领导。
三、勘探方针建议是对党的负责还是反党？十年实践证明什么？为什么打成反革命？
焦益文同志当时提出什么勘探方针我不知道，如果是一九五五年以前提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地质局负责， 当时地质局长是张俊（现石油部监察组长）。如果是一九五五年以后提的，石油部的康世恩、燃料工业部时期的李人俊知道。我那时是新疆石油管理局长，所以这些情况我不清楚。
我是在一九六五年来四川会战之前，在一次会议上听康世恩讲过焦益文是右派，当时没有说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原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付组长石油部基建司长 陈李中
关于长纳集输管线投产问题的交待
焦益文在长纳投产时的问题，我不在，我在北京。事后我听他们讲 ，张文彬当时在长纳工程批评了焦益文。焦益文当时在长纳工程就搞什么甲、乙方。强调甲方乙方， 不搞协作。发现工程质量有问题，自己不修，一定要基建单位来修。当时张文彬批评焦益文，说他搞的这一套不是会战作风，走修正主义的一套。焦曾有一次在点火通气前一天晚上，报告说管线破裂，然后一查不是此事，当时就说他谎报军情，破坏建设破坏投产。
搞冬季整训时我在，还有魏玉晶等人。整训开始也是大呜大放，十二月二十九日时康世恩从重庆来，我向康世恩汇报川南整训情况，当说到焦益文的问题，康世恩说： “焦益文是大右派，摘帽后才提为付指挥”。接连几天的汇报（一月一日），张文彬都在场，在一月一日汇报会上，张文彬还插话说焦益文在长纳集输管线的问题。因此，康世恩随众说，焦益文最顶部长，是资产阶级的高级作品等。实际康世恩同意我们冬季整训的作法。
实际上冬季整训整焦益文早就定了的。在长纳管线上， 张文彬就在大会小会上点了焦的名，说：“决定点火焦又说不（2 字不清），组织点火供气”，就是有意破坏“投产”（ 大意）。阳高寺气田（缺 3 字）是决定整他大搞的，以后揭发出来的。
阳高寺气井六四年曾树为模范井，十面红旗中的一面。当时他们井队有个焦永兰，学习主席著作，技术比较熟练， 对井下情况了如指掌，井管得很好。当时听魏玉晶讲，焦益文当时在井上搞绿化，搞花花草草，搞和平演变（秦文彩插话，六四年树为模范井，当时我在川南时了解到，看到他们财务处开的单子，有几种花草，就曾在局里电话会议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这样把职工引向何方， 当时并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去时，阳高寺的工人的作风有些不好，后来经过五好竞赛逐渐转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十月分，会战领导小组就有了十几个死老虎， 其中就有焦益文。整理材料的是政治部主任刘捷搞的。材料的整理从他的历史到现在。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后来形势大势所趋参加了共产党，他当区委书记就枪毙了一个警卫员，以后当付局长，已不在找气找油的问题，一直联系到长纳管线，阳高寺，当时批判他是打死老虎，不是想在他身上捞什么。
简单如此，我将再写一个材料。
关于焦益文情况的材料
六五年川南泸州长纳输气管线张文彬限令要在国庆节前竣工投产，并把基建指挥部和泸州气矿统一组织起来共同完成此任。气矿是由焦益文参加。当时据说焦益文强调甲乙方，强调由施工单位负责搞完，他只负责验收，因此对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组织收尾投产的布置（直接由会战指挥部郑浩负责组织指挥）采取消极态度，诸多推脱，诸多刁难，挑出毛病又不积极协助施工单位解决，投产准备也不积极进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投产，郑浩他们给予批评也不改变，在投产的前一天焦报告说某地管线突然爆炸， 根本不能投产，经查无此事。全是他们谎报军情，使之不能按期投产。张文彬已约好省委杨超参加点火典礼，所以知道此情况后大发雷霆，在大小会上都大骂焦益文破坏会战，破坏投产。此情况（3 字不清），因为当时我没有来会战。六五年十一月，冬季整训开始，由于焦益文被张文彬点名批判，大呜大放揭发中又说他在阳高寺采气队大搞修正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花园式井场，财务上揭出来的报销单中买有几十种花草，什么四季花、夜来香……， 还说用盐酸除草。把原有土房子推倒盖起庄园式房子，要给工人护耳器。房子有点漏也不修，要维修工人帮修，一些青工人好玩好吃，鞋子十几双，穿花衣裳上班。有一个老工人谢子才的女儿变得特别严重，所有这些都是焦益文搞修正主义腐蚀工人队伍而产生的。据说，原来这个队是“红旗队”十面红旗之一。队长焦永兰是很好的红旗手。因此在冬季整训期间魏玉晶和（2 字不清）主持大小会议对焦益文进行了多次批判，还组织阳高寺工人进行控诉，组织物资展览。冬训完后不久，下放劳动。
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左右，康世恩、张文彬到泸州， 我在汇报中谈到焦益文问题，张文彬插话说他破坏会战， 破坏长纳管线投产，搞修正主义。康世恩很生气说为什么又把这个大右派提起来当付指挥还管生产？他指着马文林、董金壁说：“你们就是不抓阶级斗争，一怕歪风邪气， 二怕焦益文” 。并同意冬季整训对他的批判。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概在八月底，在红村由张文彬主持的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点出战区一批死老虎， 拿出来斗。以此来装所谓斗争大方向，并在红村赤卫队成立的誓师大会上由杨文彬代表领导小组点出了这批死老虎，其中有焦益文。九月下旬，我亲自布置川南矿区要组织对他进行批斗。除冬季整训揭发的问题加深批判外，主要着重从历史上，说他一贯反党，犯错误，并不是革命家庭出身，说他父亲原是绅士之类，迫于形势投机参加革命， 焦当区长时曾报复枪杀通讯员，违法乱纪，解放后当军代表就蜕化变质，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就这样用大字报逐段历史进行批判。历时一月后最后宣布撤职，下放劳动。
这是我所了解的过程。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 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交待
六五年冬我根据张文彬这个大坏蛋的黑指示，在川南泸州气矿负责领导冬训，把气矿的付矿长焦益文同志作为重点来进行批判斗争，实行政治迫害。我们搞的所谓冬训， 就是推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贩卖桃园经验的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诬蔑焦益文破坏长纳管线投产，对抗张文彬，要把气田科搞成独立王国，与矿区分庭对抗， 对抗领导小组，对抗首长，破坏会战这个罪名，是这样强加在焦益文同志头上。十月分，张文彬为了要捞取政治资本，欺骗周总理，压化工部，不顾工程能否完成，不顾工程质量，一定要在十月底点火投产开庆祝会，并伙同三反分子杨超来参加开会。为了实现他这个卑鄙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强行贯彻张文彬这个黑指示，他还决定成立统一指挥小组，由二鬼子郑浩挂帅当组长。有施工单位夏云昌、李芳白，生产单位焦益文等人参加组成。泸州气矿为了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在收尾工程中一定要保证质量，把收尾项目做完，按验收程序验收，但施工单位主要是二鬼子郑浩，他们为了赶时间，抢任务，完成张文彬按期点火捞取政治资本的黑命令，所以有忽视质量，忽视收尾，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气田科，焦益文他们就提出抵制。说我们是搞生产的，如果你们不搞好质量，搞完收尾，我们就不接，不然马马虎虎接了，你们一走，将来出了问题找谁呀！因此就发生一些争执。本来焦益文同志他们是坚持原则，按国家规定竣工验收原则进行工作，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但二鬼子郑浩向张文彬作了汇报，说气矿气田科焦益文、张道霑他们不执行部长的指示，强调甲乙方的关系，无视会战统一指挥，消极抵抗，各行其是，对抗领导，破坏长纳管线投产，于是张文彬就不顾客观事实真相如何，认为触怒了他土皇帝的尊严，小小一个气田科，焦益文就敢对抗我部长，破坏我捞取政治资本的会议，于是就大发雷霆，在大小会议上大骂气田科，焦益文，张道霑他们，对抗会战领导小组，破坏长纳管线投产，破坏会战， 特别听到说气田科他们（或者说是焦益文，记不清楚）谎报军情，说有一处管线爆炸着火，认为他们更有意破坏点火投产庆祝大会，说要撤他的职。就是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把上述这些所谓罪状强加在焦益文身上。上述这些情况，因为我当时没有在，是根据张文彬、郑浩、夏云昌等人汇报的。
我们是怎样在冬季整训中策划布置对焦益文进行批判斗争、实行政治迫害的？
在冬季整训开始之前，张文彬就传达过康世恩他们对有关四川如何进行冬季整训的黑指示说：“这次冬训很重要，一定要舍得拿出时间来，下定决心把生产停下来，搞它几个月。所谓要以四清精神，抓阶级斗争为纲，把队伍整好，把领导班子整好，明年好正式开始会战，把不符合所谓会战的思想、作风、歪风邪气进行整顿”（大意）。所以在泸州气矿冬训开始前由张文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有我、魏玉晶、马文林等参加就决定在冬训中要很好批判焦益文、张道霑，整顿气田科，抓住典型，把气矿机关的所谓歪风邪气压下去，根据会上定下的这个黑调子，我们就开始策划布置了。
第一步，要作好一个冬训动员报告。原来马文林他们已经作好了一个动员报告草稿，向我和魏玉晶作了汇报。我们觉得这个报告太平淡一般化，没有列举出机关形形色色的所谓错误思想，错误作风，歪风邪气的典型事例。特别没有把一些重点人点出来，不够劲。要求按此重新修改， 并确定把焦益文、气田科名单点出来，把所谓破坏长纳管线等事实抬出来。修改的报告是由马文林作的，我和魏玉晶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在这个会上，我们觉得马文林报告作得不够有力，我和魏玉晶都赤膊上阵，大讲气田科焦益文、张道霑等所谓罪状，制造與论，煽动蒙蔽，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们。
第二步，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对马文林、董金壁等人施加压力。冬训一开始是党委扩大会和群众所谓揭发结合进行的。并以党委扩大会来带动各科室揭发会。我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曾说：你们川南机关的不少，根本的就是你们党委，特别是你马文林，董金壁不抓阶级斗争，不敢和各种思想作斗争。你们重用焦益文，还给他搞了一个好鉴定， 他们在搞独立王国，想搞第二个矿党委，想把气田科管生产搞成自己系统，你们都不察觉，不斗争。他们对抗领导， 破坏长纳管线投产，你们不批评，不斗争，你们的原则性哪里去了？你们党委很好检查，多揭发焦益文的问题。在我们这样颠倒黑白，夸大捏造地施加压力之后，党委就连续不断地对焦益文进行无中生有的围攻批斗达一、二月之久。
第三步，在各学习小组汇报会上，在大小会上我都煽阴风点鬼火要大家起来揭发批判焦益文，在群众中进行與论。所以就这样上下夹攻，大小会结合，对焦益文围攻批判，开始时还是我们从上而下点出来的所谓破坏长纳管线， 气田科搞独立王国的问题，跟着我们定的调子在那里进行重复批判。
第四步，从财务科揭发出焦益文批的买花草种子事件中，把焦益文的问题逐步升级扩大化。我们说他是在阳高寺采气队那里搞和平演变，腐蚀职工队伍，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归纳起来有如下所谓罪恶：
〈1〉建设所谓庄园式井场，砖围墙围起来，象地主庄园围墙一样，隔绝工农关系，腐蚀工人队伍。
〈2〉花园式井场，在井场上大种奇花异草，什么四季花、夜来香等好几十种，应有尽有。
<3>创业起家的草房子、土房子不要了，不住了，有些推倒了，重建砖瓦房，丢掉了艰苦奋斗传统。
<４>大搞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资财，以搞规格化为名， 要置清一色的特光漆办公桌，三个五的钟表，鸳鸯牌的热水瓶。
<５>井场上用盐酸除草，提出要给工人买护耳器，为了好看，管子的油漆刮了又漆，漆了又刮，劳命伤财。
<6>提出技术挂帅，技术第一，培养一个算盘为尖子， 说要走焦益文的路（或者是要走铁算盘这个人的路，记不清了）。
<7>说在这样腐蚀下采气队工人歪风邪气，讲穿讲戴， 好逸恶劳成风，有一个女同志有十几双鞋（魏玉晶说他看到的），上班穿花衣服，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说一些人定了五年计划，第一年皮鞋，第二年手表……。说这些都是焦益文搞的修正主义的结果。
以上这一些所谓罪证，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别人干的还是焦益文干的，是否带全局性的，或者已经改正了的， 或者是生搬硬凑捕风捉影的，我也不调查了解，查对核实就一股脑儿颠倒黑白，随意上纲，都加在焦益文头上。我们就如获至宝，马上策划布置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派了一个宣传科长，亲自到阳高寺去所谓“发动群众”，挑动群众说：焦益文在你们这里搞修正主义、搞和平演变，你们受腐蚀了，上当了，赶快起来和焦益文划清界线，不要上当，勇敢的起来揭发，控诉。强迫这些工人同志们在我们蒙蔽挑动下，就都奉命起来，所谓揭发控诉。我们看条件成熟了，就在矿区召开大型控诉会，并举办所谓演变的实物展览会，阴谋要把焦益文搞臭搞透，这样的会大概开过两次。经我们这样策划布置，反复斗争迫害他，最后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下放劳动改造。准备六六年冬四清时再作最后解决处理。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批判，斗争，迫害焦益文的经过情况。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十六条公布了，张文彬这个大坏蛋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但不检查，纠正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下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相反的继续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抗十六条，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 耍阴谋，放暗箭，转移斗争目标，企图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蒙混过关，因而在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张文彬主持开会抛出了一批所谓死老虎，假老虎来，挑动群众进行斗争， 以转移斗争大方向，作替罪羊，保护我们这一小撮。这批人中，就有川南的焦益文。并在第二天，八月二十八日红村召开的保皇军，赤卫队成立的誓师大会上，由杨文彬代表黑会战领导小组点了出来。
九、十月分，我两次到川南都亲自向刘捷进行了黑布置，要迅速把焦益文弄回来斗，因为焦的问题，过去斗来斗去，就是那些无中生有强加在他头上的问题了，群众并没有提出把他弄回来斗。而他们则假说根据群众要求，要把他弄回来批判。因此，新的批判、斗争、迫害又开始了。但是批来斗去还是那些问题，群众也厌倦了，于是我又策划新的黑布置。我告诉刘捷从历史上来清算他，解剖个所谓老干部，入党二十多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蜕化变质走向反党，变成右派的。于是就组织专人查阅焦的档案，从批驳他不是革命家庭出身开始，（说焦自称是革命家庭出身，我们要先揭穿他的底，因而硬说他祖父是伪军官员，父亲在青岛由于害怕敌人，投机跑到解放区的等。）到当区长枪毙警卫员搞阶级报复，受处分后对党不满，解放后当军代表与资本家吃吃喝喝，被糖衣炮弹击中。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分析批判到会战开始，破坏长纳管线投产，破坏会战，搞修正主义。并要他们写成连续大字报，逐段批判。经过这样策划批斗，认为差不多了，最后于十月分才宣布撤职处分，但撤销他付指挥职务并未经正式报请石油部批准。我擅自决定宣布的（自认为过去康世恩、张文彬都说过要撤他的职，而实际上也下放劳动了）。这完全是非法的。
补充一段：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底，康世恩、张文彬到泸州，我向康汇报了冬训情况（即上述交待的那些情况），康世恩这个大坏蛋说：川南马文林、董金壁不抓阶级斗争， 一怕焦益文，二怕歪风邪气。并说焦益文是个大右派，你们为什么又提起来当付矿长呢？焦益文搞花花草草是低级作品，搞修正主义作品才是他们高级作品。他这反对部领导，你们批判得很好，要把他搞透搞臭。所以对焦益文的批判斗争和迫害就更加凶了。
以上是我的初步交待，将继续检查交待，再一次向革命同志，向焦益文同志低头认罪。
焦益文同志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应该平反，彻底翻案，认真地批判我们的罪行，肃清流毒。
原四川石油会战付指挥 郑 浩
关于长纳集输管线投产问题上对焦益文迫害交待材料
长纳的施工和设计我没有来。投产时到了泸州，开了一个技术投产会，大约是九月底十月初。主管投产的是夏云昌，他检查管线，张文彬指示要开个大会。这个工作是张忠良抓的，有三个情况：
（１）为技术座谈会壮大声势。张文彬主持，地质人员都去了，各井队也有人。张文彬说长纳要完成了，快通气了。
（2）泸州化工厂要气，他曾向张珍吹过，哪天投产， 他履行了诺言。还要树基建队伍，夏云昌直接向张文彬作的汇报。
（３）基建与生产有关系：基建已经完成，生产单位不接，当时要投产。我从纳六井到长三井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当时我的思想是官官相卫，认为夏云昌同意了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同意那天投产。焦益文与基建单位矛盾很大，焦说沈一井的管线崩了，结果没有此事，我们就批评了焦，说焦投产时就说这说那。焦与基建系统是有矛盾的， 付三井的锅炉问题，发热不够，放在露天中，二是集气管线上的争论，我没有处理。我的任务是抓投产，是突然派我去的。张文彬的命令不能违背。二十七日我去看了一下回来，二十八日就与焦等人一起去了，在我去之前是张忠良抓的，我就在投产前一天去的，去了一天多。五个一次成功的材料，是夏云昌、李芳白汇报情况时总结的。夏云昌给我们说是五个一次成功，我就讲了要对外口径一致， 生产和基建要一致。在生产基建会议时我说了这个问题， 还说管线施工是个新问题，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要改的要当夜改完。以后提给设计单位改。
试压时我没有参加，他们说试到了设计标准，我也不知道。竣工图纸当时没有做完，我说竣工图纸以后补，先把设计图纸整理出来全部移交，没有说要做一个漂亮盒子， 里面装什么图纸，草纸等。拨压力表的事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在纳溪。那些事是夏云昌管的，那天下午（十月二十九日我路过纳溪集气站看见是２５公斤），以后怎么升的压，升压系数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我听人家汇报达到了标准，听说输给化工厂的气是 60 万方。阴极保护站当时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汇报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向上报，是否往石油部报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国家计委是否来检查过这事。
我去主要是检查，布置开大会，写大标语，安排人，竣工交接仪式。还布置了鸣炮九响。我说了要把声势搞大点，新影厂的摄影师也去了。李芳白的竣工报告我没有看过，给杨超介绍情况我没有参加。在外面布置开投产大会。当时杨超住在泸州化工厂，我在纳溪输气站。杨超是由马文林联系接来的，所有的事都是张文彬、夏云昌在泸州化工厂定的。
在投产以前，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文彬，开完大会回到泸州，向张文彬汇报了投产情况，给张文彬汇报情况时有夏、李以及设计院的付熙付书记，他没有系统地了解所有情况，我们也没有系统地讲。夏、李讲了管线的问题，介绍了管线的焊口等等，试压的问题我也没有汇报。
在投产前，我在电话里给马文林讲过，这边准备工作都好了，搞了开大会仪式以后投产的压力、日产量等，但我都记不得了。我认为线路上没有问题了，我当时知道有三个地方漏气。
焦益文这个人我过去不认识，没有接触过。夏、李在汇报时说他是个右派，投产前有意刁难，当时是在车子里讲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谁揭发了他质量上的问题，他们就说人家的缺点。十月二十七日，焦反对马上投产，他还说了个谎话，半夜打电话说纳六井附近管线爆了，夏当时就坐车去了，回来说没有，我当时相信夏的话，也说焦有意破坏，后来在会上焦说哪里破了，哪里断了，不能马上投产。夏就和他争论起来了。焦后来说，可能你们修好了， 我没不亲自去看过，是别人汇报的。那时给井上挂电话又挂不通。工人没有调来开会，我说焦有意刁难，在会上批评了他。
当时我以为夏是抓基建的，队伍也最熟，因此就相信他的，投产前一天晚上，一点多钟，夏回来说，这下我放心了，线路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还一起去看了看， 以后检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输气的只有付一井，用不了那么多气，所以多的井就关了。都是修好了的，付一井的产量大，因此，当时说可以输气是一百万方，将了化工部一军。
在我印象中，没有说周学厚要与焦翻案，和周的讲话记不清了。有那么一封信，我看见了，在泸州他比我先去， 说沈一井的锅炉有问题，我还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专题解决。我亲自去了，夏百般打包票，说锅炉没有问题，还叫了烧锅炉的老工人来问，也说没有问题，当时说要盖锅炉房，不然这样容易爆炸，当时说在北方都是在露天，泸州这么热，更没有问题。我还记得工人在那里烧。以后是否换了锅炉，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有依赖思想，认为别人主管的问题不清楚，我就没有多管。
对长纳管线投产事宜我所知道的情况
长纳管线是在十月分投产的，当时的工程进展也是十分紧张的。最初的说法是泸州化工厂二期工程即将投产， 需要天然气。此事是在三线建委由张文彬和化工部的张珍议定的，要在十月分一定达到供气试车（指泸化）。在泸州召开技术座谈会之际，张文彬为了实现他的诺言，说什么石油部一贯说话算话的，不管他泸化二期工程竣不竣工， 我们一定要把气送到他门口，将他们一军。（暗含之意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泸化工程完不了）。因此就抽调人马，把夏云昌、李芳白都连夜调到长纳管线工程上抢修这项工程。这个工程将近竣工时，张忠良亲自去检查的，到离投产仪式还有两天的时间，张文彬又派我去搞竣工投产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时间里，我和夏云昌、焦益文、李芳白等人，曾跑了几个井（有付一井等）和沿途管线，输气站等地看了一番，因管道均已焊成埋于地下，也只能在地面看几个观察压力点和输气站内部，当时的情况是张忠良、夏云昌和焦益文等生产基建上的一些矛盾已定了些整改项目在收尾，从我思想上；（一）张忠良都检查过定了些问题。
（二）夏云昌是分工主管基建，设计的，只要你们通过了， 我自己就不要乱发表意见。因而从一切准备工作都多半着手于开大会上，如何布置会场，如何准备大会，给会作准备。在二十九日下午听了李芳白准备的竣工报告，工程质量全优的几个项目（焊口、试压、试运转等方面），综合了五个一次成功，我是在他说的基础上给加上了几句吹捧的话，当时认为基建队伍会战开始打下的第一仗，并没有别的意思。在交接竣工书及图纸问题上，因生产部门（指焦益文所率的投产队伍）提出了些修改设计或施工不当的一些意见，都在整改，因而竣工图一时完不成。而张文彬非卡死要在十月投产，当时是我提出先把设计图纸交出去， 反正大会后根据生产实践的一些要求还要整改嘛，再一次出竣工图吧。这是我讲的话，二十九日下午正在开明天大会准备会时，突然焦益文说不能投产，由纳六井×段昨晚上爆破了，我当时很急躁，认为为什么不早讲，要投产了才说。夏云昌、李芳白一再否认这件事，并说昨晚是有这件事，已整修好了，于瑞波同志亲自检查试压才回来休息的。当时夏云昌也批评了焦益文，说他不深入，只听汇报， 我也说了他几句。他说是听张科长说的，基建上的夏、李等人就认为是焦、张等人有意刁难投产。我因刚到四川， 从来未接触过这个人，就听信夏、李的意见，认为焦益文不积极配合投产，就把夏、李所反映的情况在开过大会后汇报工作情况时，向张文彬汇报。原话是这次投产工作很顺利，就是在支节问题上有矛盾，主要是焦益文等人配合不利，（引用夏云昌说的话，不深入现场，在投产准备会上喊叫不能投产，说纳六井管线爆了的事）。其它方面我未向张文彬汇报。说的投产前晚上，夏、李去泸州汇报的，是向谁汇报，什么内容，我没有过问。对工程质量方面我是没有汇报过，都是李芳白一手搞的，我是听过汇报并提过意见的。大会上有省委来了个杨超，是怎么来的，听说是马文林亲自去接的（因我在纳溪工程处），接后是怎么汇报的，我确实不清楚。因未参加。参加会的还有宜宾地委、省建委的秘书长等人，当天还有电影制片厂的人参加了。这个工程等我去时，已变成了竣工定型工程了，生产上和基建上设计上是有些矛盾，我自己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了这个问题，认为张忠良在四川输气有经验，已经检查过，夏云昌主管基建一路，质量问题要负责的，他说没问题我们还有啥可以说的。只有周学厚提出过付一井锅炉问题，我亲自和夏云昌去了，当时夏一再说没有问题，他找了几个老工人研究过，同时锅炉在外边操作也绝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一点我因在东北用过室外锅炉，所以也同意他的看法。当时生产上还有些同志在井场上也没有什么意见就算了，至于后来又换锅炉和其它问题，我就再没去过长纳管线了。
对这次投产的看法
我认为张文彬是为了吹嘘自己，履行诺言，说话算话， 来抬高自己的声誉，阻住化工厂的嘴巴。看我的气按时送到你的门口，但你自己工程未完怨不得我们。用这一手来抬高石油会战的声誉，显示自己，打击别人，这是他的狼子野心之所在。正因如此，不顾质量，迫不及待地催交投产。我在这里也起个跳梁小丑吹鼓手的作用。没有深入细致地检查质量，没有按设计要求认真检查，思想上有私心杂念，认为是夏云昌主管，自己不要过多干预，只要按时投产了，完成张文彬所交给的大会的任务就行了，这就是我的主导思想。至于有些存在问题也觉得生产上未满足， 就给基建上交待留一个小队登门拜访和设计结合，整改完了为止。就这样就离开了纳溪，前后两天的情况就汇报如上。
对焦益文，张科长因过去未接触过，当时只听夏云昌等人的反映是右派等，并不知道细情，也未说过什么话。
以上
补 充
当时我曾听了几个人说长纳管线方面的数据资料，其说不一。我曾经提出搞一个长纳集输线路简介，为统一口径，这个打印的材料可能基建指挥部还有，此事系我提出的，确有这个事。内容包括长度、管径、投资、技术规格等方面。另关于管线试压情况，我和夏云昌等人由井上回到集气站前末端试压观察站时，当时升压到 25 公斤时我去观察过以外，以后升压我均未去现场，试压情况是由李芳白汇报的情况，说均达到设计要求。
在二十九日会上，焦益文等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是讨论明天如何开大会的问题），焦当时提出管线爆了，明天不签字，不能投产，但夏、李等人一再说那是昨天的事， 已作了修补，于瑞波亲自在现场修的试压后才返回休息的， 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已解决了，所以就说这你还有啥说的。
在我去之后，夏云昌、李芳白只口头上汇报了工程质量，进度情况等，并没有对工序检验情况得按阶段的检验情况（包括工序验交资料）和我谈，仅在要投产前的未完项目说的多些。
最高指示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有关长纳管线竣工投产的阴谋”和我在竣工投产大会准备工作上的罪恶交待
长纳集输工程在投产前两周左右，土皇帝张文彬就急如心火的把夏云昌、李芳白相继由其它工程来抓这项工程， 并强调一定要在月底前投产，当时土皇帝张文彬，就说出了石油部走资派康世恩曾讲过化工部在给周总理汇报泸州化工厂二期工程投产的时候曾说过工程可以如期投产，就看石油部的原料能否如期供上的问题，康世恩之流认为这是“化工部在周总理面前将了他们的军”，因而就千方百计地不择段地要把这管线工程搞上去。为表示他们这套说话就算话，说办到就办到的“过硬作风”，他们竟不管工人的死活，把已知泸化工程因国外料的原因不能按原定日投产的情况，不需要一定要抢工程赶进度按时投产的不急工程， 而硬要基建工人昼夜兴工，就是为了要倒将化工部一军的阴谋诡计，而我在这项工作中也是充当了吹鼓手的。土皇帝张文彬在七、八月分在成都开三线建委会议上和化工部的一个张珍付部长，也吹牛皮，一定要按期供气，说话算话，因而就不惜一切不顾工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了顾全他们的狗面子，而强制在十月底前一定要给泸州化工厂供气。事实上焦益文也给张文彬汇报了暂不用气。张忠良、夏云昌、焦益文也检查了工程进度中的存在问题，给张文彬讲了。但他为了一箭双雕，及保全他的狗面子，又履行了黑主子康世恩一定要按时投产达到将化工部一军的罪恶目的。我在这里面也充当了鸣鼓手和后来迫害焦益文的导火线，是有罪的。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上面就是我知道的石油部康、张之流走资派要强行长纳管线定期投产的阴谋诡计的交待。下面把我在长纳管线投产典礼中搞的弄虚作假的罪恶交待如下：
于十月二十八日上午，由杨文彬通知我抓长纳管线竣工投产大会的准备工作。上午土皇帝张文彬交待了要按照××地区的投产规格搞，要有个声势。就这样我和几位搞技术座谈会准备工作的人一起来到纳溪工程处。当时听了夏云昌、李芳白的汇报，看重是工程进度和开大会的准备情况。当时因我的丑恶灵魂有这样几个想法：第一，工程已进入收尾，大部分进入隐避工程，现在来讲工程质量是给基建泼冷水，同时自己又不是内行。黑会战领导小组是分工夏云昌负责，又是他在这蹲着搞的，因而就以他为标准。同时张忠良又在前几天亲自来查过，我是不过问的好。， 因而对生产上边的问题，我只是听夏云昌安排，我不表态。第二，给我的任务就是准备的大会，所以我是忠心耿耿地执行黑主子张文彬的一定要在月底前投产的黑指示，如果推迟工期的事，我是不支持的，这是确实的思想。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就听不进焦益文话，发展到二十九日开会我竟在会上以势压人，蛮不讲理地说过焦益文“不了解现场情况来瞎叫喊不赞成投产”的罪恶话，成了后来整焦益文一条罪状，这是我的罪恶。事情经过是焦在会上汇报说纳十井管线爆了，夏云昌给李芳白讲，昨晚就修好了，于瑞波亲自在那里搞好后才回来的等等。我就说他一到现场就在瞎叫喊，并说烧伤了一名工人。西线一个分水包阀门未关，工人吸烟点火引着了烧了脸，这些当时我都未到现场了解过，反正只听夏、李两人怎么说就怎么听，而以势压人听不进焦益文等人的意见，这就是我丑恶灵魂的所在。只要是符合于黑主子张文彬布置的能按时开这个大会就行。其它的罪恶思想，在对竣工大会怎么开法上，我是出坏主意的。因当时我对现场工程未有详细的了解，仅听李芳白的工程进度和质量汇报，就为了完成给我“开好大会的任务”，而对基建单位的竣工报告，当时李芳白提出了十几个一次成功，我说多了不好，还是搞几个过硬的行了， 就搞了五个一次成功，并提出搞生产上配产方案（那时我只听李芳白的汇报说井口工程也完成了，实际上这次批判才知道是假的）。但当泸化不通气，我只说点完火就是了， 不要开那么多井。所有井口根本没有连上，据说没吹扫试压（我没调查），因此这一套完全是弄虚作假的，还叫搞个竣工书，由施工单位移交生产单位，设计单位各一份。事实上这也是假的，根本没有搞的竣工资料，而移交一部分设计资料。这些都是我的罪恶，我为了不使基建生产单位矛盾尖锐化怕影响了黑主子的投产日期，我特别强调不要搞甲乙方，一定要基建负责到底等话来掩盖这个矛盾，这都是我的罪恶。
在开完大会我回到泸州，土皇帝张文彬讲你们怎么搞的，都要开大会的晚上说第二天不能开了，管线爆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把夏在会上讲的原话讲了一遍，说当时于瑞波就在现场好了才回来的。我们并没有汇报过不能开大会。他说：“马文林半夜找我说不行了嘛，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焦益文讲的嘛，我说焦未去现场，当时他回矿来了。”
就这样土皇帝张文彬就在晚上召开的会，批判马文林、董金壁。迫害焦益文、张道霑等同志（这些对话是在吃饭后由饭厅到招待室讲的）。对焦、张问题我没有给土皇帝张文彬作过其它汇报。但在一九六六年冬季整训，又以此为导火线，我是有罪的，向革命群众认罪，向受迫害的焦益文赔罪。
因过去和焦益文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也没有其它接触，就是在长纳管线的时候接触，就以势压人，不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是我的罪恶作风的表现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是有罪的。
原四川石油会战付指挥、川南矿区党委书记关于焦益文受批判斗争的情况
马文林
1967.9.3
（一）
焦益文在 57 年打成右派，当时我们在基层不知道。59年到蓬莱劳改，我也是 59 年到蓬莱。他每月一次汇报，从他表现上来看，我们认为他还是不错的。他劳动表现比较好,管理材料房很认真负责,搞得不错。60 年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劳改过程中比较老实，没有歪门邪道的想法，群众也认为他不错。61 年下半年，黄凯和何千里打电话通知川中矿务局，电话指示考虑焦右派帽子是不是可以摘掉的问题，我们就组织调查了解写了一个东西，当时我们的缺点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进行讨论鉴定，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由基层党支部与保卫科讨论、研究，写了一个文件，主要说他对过去的错误有认识，劳动不错，提合理化建议等，没有盖章，上交党委讨论，认为材料可以，只是不具体，叫再补充后上报，后又叫支部盖了章，就报矿务局转管理局给省委批准。
61 年他就调走了，任川南矿务局技术处付处长，62 年就去了。62 年底有个小三反，群众揭发他在川中劳动期间有男女关系问题，不过没有证实这个问题。63 年矿务局撤消后我们到气矿，焦任泸州付矿长，管理局监委转来一个材料，说他与一个（汽）车司机老婆乱搞，是摘帽子前的问题。
长纳管线投产是由会战指挥部直接组织了一个投产领导小组，65 年开始，他们一直在开会，65 年开了一个技术座谈会，我当秘书长，负责生活。投产大会是我主持的， 别的东西我不了解。长纳管线在 30 日投产未完成，但是化工厂在经委告了石油局，说他们工程完不成是气矿没有气， 所以张文彬总要把气烧给他看看，说我们有气。焦认为要交就要把一切弄好给我，郑浩等人认为；我们这个是内部问题，你先接了，以后有问题再修，焦认为不行。这样， 焦、郑就发生了矛盾。因他顶上级，说他破坏生产，最后批判他也是这个问题。29 日晚上杨超亲临，说第二天开大会，不知开成开不成。在投产第二天开批判焦的会，把基建、矿上的领导召集开会，郑浩说有人破坏投产，张文彬就在会上大骂焦，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对抗领导。我们说五个一次成功，你要说没有一外不漏气；我们说基建队伍过得硬，你说都是报喜不报忧；专给领导唱反调。当时还当场宣布把气田科长张道霑撤职，说他是焦的马前卒。以焦组织破坏投产举行了大会，这个事知道不多，只有参加会的才知道，以后联系到别的事，就在冬训中整他。后来我与他谈过一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没有破坏， 我只是为了气矿和我将来负责，我提了意见，他们就说我破坏。
阳高寺采气队的问题，从前没有提过。最初阳高寺没有什么，都是草房，长了许多草，破破烂烂的。63 年底石油部推广大庆经验工作组，传播大庆经验，到队里批评不少，说卫生不好，有王爱忠等。63 年，局里叫焦到大庆学习管理油田的经验，他回来就汇报大庆的经验，我就说你亲自到大庆去过，给你几个人到阳高寺搞个典型以后推广。这样就开始搞，以后就①大练基本工②岗位责任制③规格化④循环检查。弄好后，为检查卫生，他搞了一个捡大头针，我们批评过他，说这是形式主义。把井场围起来，以及房子这是基建设计院画图，管理局同意搞的，不是焦搞的。当时另外许多气矿都搞了。我们在党委会上提出不要搞形式主义。
第二阶段，他以新换旧的，阀门、管线都是新的，要工人被子一样，这样生活特殊起来，搞三清四无五个一条线，他要井场公园化，搞了四季花，桌子，除了花而外， 在其它井上也有。我们当时提出他不应这样搞，提出把花拔掉，搞这些东西，买花用了 120 元，桌子花钱多些，当时批评他，只是说这是浪费，要勤俭办企业，他说他不知道，后来查他，树是他布置买的，花籽不知谁买的。我们批评了财务科，焦当时没有承担责任。他说这儿是固定单位，文件资料柜很需要，工人也要有工具箱，他说他指示， 但具体不清楚，是委托气田科长搞的。有的井场的草房盖成瓦房，是经过矿长同意的，我们批评了一下，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这是在整风会上搞的。会上我们都进行了批评检查，直到 65 年冬训，陈李中、魏玉晶等上了很高的纲，并派了工作组，由张文带领，陈、魏在大会上讲过是资本主义复辟。12 月魏带石油部工作组到阳高寺采气队写了报告，由我讲，共有 5 个问题：1、有地、富、反、坏、右言论，破坏社会主义建议（设），举了两例：①长纳集输工程②阳高寺采气队。2、钱字挂帅，怕字当头 3、顶、碰、怨、扯 4、自由主义 5、作风问题。这是由陈、魏的秘书起草，他们亲自修改，我在会上讲的。后来，阳高寺究竟是什么，我川南群众批判我后想过，认为错误是有的，从大的方面讲，焦对我们讲过花栽上后拔掉了，桌子、柜子都是他亲自拟公文稿发交各地，按规定搞的，花也是他搞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从我当时觉悟看是搞形式主义。
我们要检查三个问题，一是大练基本功，没有突出政治，技术第一，脱离政治。二是阳高寺蹲点时不是按照毛主席的勤俭办企业的观点出发，而是为典型而搞典型，会战领导小组也到处表扬、参观。三是对职工培养上，如何按主席教导的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等作得不够，总的来说是脱离了政治不突出主席思想，不是把井队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是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与焦没有什么来往感情和个人关系，转业后，与他是上下级关系。57 年我不了解，摘帽子是来自上面，在泸州气矿时比较重视些， 当时有三个考虑：1、转业早，业务熟，还可以用 2、曾作过领导干部，能力强 3、过去是右派，摘了帽子后是付矿长， 因此比较放手。我与焦之间，是有斗争的，焦的一些问题， 我也有责任。
焦在蓬莱给我谈犯错误，谈三点：1、过去提的没有错， 但整到大人物了，不是从正面提的 2、犯了错误但不该开除党籍 3、他还年青，一家人都革命，自己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没有跟他谈什么。当时气油方针变化不定，哪个对，哪个错很难说。当时没有考虑他的问题应该翻案，而且我对他的错误也不清楚。
在批判前，群众反映较好。气田科工人都反映他能干。搞出后群众也不清楚。他的问题不是下面搞出来的，而是上面划框框搞下来的。
以上是我对焦益文问题所了解的大致情况，以上问题， 都有材料。
最高指示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 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关于焦益文受批判斗争的情况（二）
焦益文是原四川石油勘探局付局长，于 1957 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1961 年摘掉了右派帽子， 以后任川南矿务局生产技术处付处长，以后泸州气矿付矿长，1965 年冬季整训时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张文彬、陈李中等一小撮坏蛋指名提出批判斗争，打成“反革命”撤消付矿长职务。现将我所知道的以及我经办的一些情况交待如下：
（一）我与焦益文是 1953 年认识的，那时他是西南石油勘探处付处长，分管生产，我在江油探区。当时认为焦益文这个人还不错，对地质勘探抓得紧，又熟悉业务，有一定工作能力，对同志也比较和蔼，听说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全家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工作。但是我在基层，每年只是在开会时见几次面，具体情况是不大了解的。55 年地质和钻探又分成两个单位，这时见面就更少了，以后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他任付局长，57 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什么原因具体情况不大知道，只是听说和以后他在劳动改造中摆谈时是因为：〈1〉对四川勘探方针反对过康世恩。当时焦益文是坚持以按气为主和油并举，而康世恩是非以找油为主。因此，焦益文写了一首诗来反对康世恩。〈2〉57 年薄一波到四川来，未经很好调查，就把四川石油勘探投资缩减了一半，焦对薄一波有意见，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就把令来行，来反对薄一波。〈3〉对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滋润有意见，提过了一些意见。因为他反了这些大人物，因此后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二）焦益文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开始下放到蓬莱大队劳动，59 年下半年我调到蓬莱，焦益文每月要写一份思想情况的报告（向管理局党委及省委），也曾和我谈过几次思想劳动改造情况。当时我认为他对错误认识还不错，劳动态度也好，工作还搞得不坏。一直到 1961 年下半年，川中矿务局打电话说黄凯、何千里指示对焦益文摘掉右派帽子，叫蓬莱大队党委提出意见。后来，经过党支部委员会搞出一个材料，党委进行讨论，认为可以摘掉，主要理由是：〈1〉对错误有认识，劳动态度较好。〈2〉工作好，把仓库管理得很好。〈3〉在材料器材紧张时提出过一些合理化建议。这个材料上报管理局经省委批准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三）焦益文摘掉帽子后，到 61 年调离到川南矿务局任付处长。我 62 年被调川南矿务局，63 年下半年川南矿务局撤消后，焦益文改任泸州气矿付矿长，我任党委书记， 到川南后我对焦益文的使用是比较放手的。〈1〉认为他对气田管理很专心，也比较熟悉业务。〈2〉组织能力比较强， 工作上还是积极的。〈3〉过去虽是右派，现已摘掉帽子， 又是领导干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提出一些问题都是同意的。1964 年管理局号召学习大庆的高标准，规格化，四个一样，技术大练兵，岗位责任制，杨型亮、张仲民等从大庆学习回来，党委提出要在阳高寺搞一个试点，叫焦益文亲自蹲点，搞出经验推到其它气田，那时我们研究主要是搞①技术练兵②岗位责任制③井场设备规格化④报表资料规格化等。但在搞这些过程中，出过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听说阳一井工人把大头针撒在地上检回来，说是井场卫生好；有的井场管线漆了又刮；阳高寺采气队把几个井的树苗费集在一起，在一井种树，花草、果树。规格化中买了七十多元桌子、温水瓶、挂钟等。这些问题焦益文有责任，但有的是队上搞的，我们发现后曾经进行了批评， 认为不符合毛主席勤俭建国，进行了纠正，焦益文本人当时也作了检查，当时把财务科也批评了一顿，说他们把关不严。以后，阳高寺搞得还不错。管理局也表扬，组织参观推广等，被评为五好气田。这个时期我们的错误（不是焦益文一个人负责）：1、没有认真贯彻林付主席提出的四个第一，2、没有按照毛主席勤俭建国教导办事，而是有些浪费，3、在生活设施上强调得过多了一些，4、长纳输气管线投产对焦益文的批判斗争，这是张文彬、陈李中、郑浩打击焦益文的导火线，是张文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焦益文进行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我是参与了张文彬、陈李中打击焦益文的行列的，我是有错误的。现将批判斗争焦益文的情况分述如下：
1、长纳管线是基建指挥部负责施工的工程，65 年张文彬为了给化工部过不去，就提出要提前投产，原因是那时化工厂说他们的工程没有问题，主要气送不过来，影响投产。张文彬听了发怒说，我要提前把气输到他们的门口点火，叫他们看一下，是谁影响谁。就这样，把 65 年底完工的长纳管线提前到 10 月 30 日“投产”。张文彬为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组织了一个“投产指挥小组”，由郑浩、夏云昌负责并由泸州气矿焦益文、基建指挥部李芳白、设计院付熙参加，是由张文彬直接指挥郑浩领导组织搞的。他们投产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他们阀门、仪表、通讯设施， 以及管线的复查，吹扫、工作都没搞好，但他们为了达到提前“投产”的目的，张文彬、郑浩提出“先投产点火， 剩下的问题是内部问题，点火以后再说。”焦益文对此作法有意见，既然是投产，就应正规投产，搞好了我们才能验收。曾向郑浩、夏云昌提出意见并提了纳十井管线冲气爆开裂口，付三井漏气等（这是当时焦向我讲过的）。因为焦益文不同意这种作法，就激怒了张文彬、郑浩，说焦益文反抗领导，阻止投产等。在“投产”的前一天晚上，焦又向郑浩提出意见，说不够条件，郑浩大怒，把焦大训一顿， 压了下去。当时张文彬正在川南召开技术座谈会，我任大会秘书长，长纳输气管线“投产大会”，也叫我来主持。在十月三十日上午召开“投产大会”，由省委杨超、地委、化工厂等单位参加。参加座谈会的人也全部去了，这时我只知道焦益文对“投产”有意见，郑浩批评了他，但还不知具体情况。到“投产”后第二天，张文彬就召集泸州气矿、基建指挥部全体领导干部，以及魏玉晶、郑浩、夏云昌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郑浩“揭发”焦益文对抗领导，阻碍管线投产，百般刁难领导，是有意破坏，并且说，我们是五个一次成功，焦益文却说无一处不漏气的， 我们说基建指挥部工作过得硬，焦益文却说报喜不报忧等。并且说张道霑是焦益文反对领导的急先锋。这时张文彬不容焦益文分说，大骂“焦益文是老右派”，是有意给他们过不去，是反对党的领导，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决非偶然的。是焦益文反对党的领导的总爆发，也是泸州气矿问题的总爆发等等。当时骂气田科长张道霑是国民党作风，不是好东西，立即撤职，并责成川南党委立即检查解决焦益文的问题。这个会也就在张文彬、郑浩的大骂一顿就散会了。以后，我们就根据张文彬的大骂，连续召开了三次党委扩大会议，张文彬、陈李中、魏玉晶都参加了会，我主持会议，除我和董金壁检查以外，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根据张文彬的以上意图，对焦益文进行批判和斗争， 都要说他是有意破坏管线投产，反抗领导，对抗张部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等，并且也联系到阳高寺气田建设上的一些缺点，以及焦益文历史上被打成“右派”等问题都翻出来。这个会开过后，就叫焦益文一面反省检查，一面工作，但这仅是对焦益文斗争的开始，到冬季整训时继续对焦益文进行了批判斗争。
2、65 年的冬季整训
65 年冬季整训是张文彬、陈李中在四川石油战线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广大群众及基层干部，在川南由陈李中、魏玉晶亲自“蹲点”指挥，除了继续斗争批判焦益文以外，还斗争了大批的工人和十几个所谓的“老爷（干部）”。
在上次批判焦益文以后，就由魏玉晶又亲自到阳高寺收集材料，由张文彬的老婆杨艾在机关收集材料，陈李中亲自布置冬季整训计划，他们所收集的材料，除了我们在阳高寺搞的岗位责任制，技术练兵，规格化以及花草，高级桌子，温水瓶和所谓“小洋房”，围墙等以外，又把张文彬、魏玉晶在东营斗争工人李绍武的一些话加上去，如说“油大哥”怎么样，“油大嫂”怎么样等，还说一个女工有十多双鞋子……，硬说成阳高寺工人是完全资产阶级化了， 是焦益文的罪恶。他们根据这些所谓材料，由陈李中、魏玉晶的秘书，整理了一个所谓“冬季整训动员报告”，然后由我在机关职工大会上讲的。这个报告又由陈李中修改发到基层各单位去。这个“报告”共分五个问题：第一说地、富、反、坏、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漫骂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其中主要指焦益文和他们新整理的上述内容。第二是故步自封做官当老爷。第三是怕字当头， 我字第一，钞票挂帅。第四是作风不好，用六个字（粗、顶、碰、推、怨、扯），说明泸州气矿作风很坏。第五是自由主义很普遍。这个报告是在川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纲，也是又一次批判斗争焦益文的动员提纲。接着， 就由陈李中、魏玉晶亲自参加，由我主持连续召开三天党委扩大会议（科以上干部），我和董金壁除作“自我检查”外，主要又是对焦益文进行批判斗争，内容还是以上说的， 但这时更是无限上纲，说焦益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修正主义分子，在阳高寺搞资本主义复辟等。陈李中更说这是川南问题的总爆发，是敌我问题，反对张部长就是反对部党委，就是反党。你们（指大家）整天和老虎在一起睡，还不知道它要吃人等。
魏玉晶也把57 年焦益文打成右派时的问题翻出来要大家分析。以后又派了宣传部长张文到阳高寺，组织所谓肃清焦益文的影响，进行了“忆苦思甜”的对比教育，把工人入厂前后的衣着被单及气田初建前后的工具拿出来进行展览。在机关除了党委扩大会议以外，又开了两次对焦益文的批判斗争大会。这些会都是陈李中、魏玉晶亲自参加， 中间插话煽动。这两次会都是我主持的。直到 1966 年元月底我到大庆学习去，以后他们怎样搞我就不清楚了。我从大庆到东营参加厂矿长会议，四月下旬返泸州，焦已下放劳动，据说那时未定案，只是叫他劳动。
3、文化大革命我已调出川南，据说陈李中又把焦益文拉出来批判斗争，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撤销泸州气矿付矿长职务，宣布监督劳动，这是张文彬、陈李中进一步对焦益文的打击迫害。
打倒刘、邓、陶、李！
打倒张、陈、秦、黄、张！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件是马文林所写，供专案组进行分析焦益文问题时参考。 川油司川南分部 1968.3.12）
原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付指挥、川南矿区党委书记 杜志福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证明
当时在 1966 年 9－10 月分，陈李中来川南，要求我们把焦益文从后勤拉回来进行批判斗争，详细时间记不起了， 我们是执行了陈李中的黑指示，从后勤拉回矿区进行斗争的。我们有错误，应当检查的。在批判斗争中，陈李中又来到川南时，叫我们斗争二天放下去劳动，这我知道的。后又叫刘捷说，宣布撤消职务，刘当时问我，我说他们决定叫他们宣布。刘说陈李中有疾病，叫我宣布。怎样宣布的，我当时没有参加大会，也没有提任何意见。川南党委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处分意见，叫去后勤劳动我知道，因为当时在矿区时有时小孩子打，怕出问题打坏了，叫去后勤劳动，我知道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就知道这些。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