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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安部党组和机关党委关于谢光叛党自杀问题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
1957.07.15


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谢光,于7月14日上午11时酗酒后用手枪自杀身死。

谢光在镇反、肃反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右倾观念。整风运动以来,他的错误言行更有了比较系统的暴露。主要表现在夸大1955年二次镇反的错误,不同意经中央批准的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对二次镇反的估计,认为镇反错误是严重的。甚至歪曲捏造事实,认为四川在二次镇反中的错捕和可捕可不捕至少有30%。认为1956年底第七次公安会议反右倾保守是错误的。甚至发展到公开对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说:“七次公安批评黑龙江右倾,我个人认为是批评错了”。谢光根本怀疑内部肃反运动的必要性,说“提起肃反,担心害怕,搞的结果,冤枉同志,损害团结”。认为内部肃反比社会镇反错误更大。认为第一批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成绩不能说是主要的。对研究室内部肃反一贯采取右倾态度,不仅不积极参加,而且背着组织向肃反清查对象透露组织上审查的意图,并表示“我认为你没有什么问题,是办公厅主任要斗你”等等。

谢光有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平日在工作中吹嘘自己,拉拉扯扯,拨弄是非。例如向人吹嘘公安部的重要报告指示都是他起草的;1955年镇反政策界限54条是他写的;他写的东西上级一个字都没有改。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谢光对于干部常常采取个人拉拢的办法,对人说,我是主张提拔你的,就是领导上不同意。又常用所谓透露领导看法的办法,散布领导上信任谁或不信任谁,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内团结。

由于谢光有严重右派观点,作风很不正派,因此在他负责研究室的工作期间,使研究室的原则空气稀薄,邪气上升。在研究室干部中可以随便散布怀疑农业合作化越优性的议论,怀疑主席说1956年粮食增产的数字是虚假的。认为罗瑞卿同志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就是表现了公安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是违反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谢光不仅不加反对,而且附和支持,有些就是他自己散布的,例如他自己就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认为他家乡发生的抢粮事件,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例如谢光就经常议论领导上对研究室不放手,抓的过紧,实际上是想削弱部、厅对研究室的领导,想搞自己的一套。

谢光的错误言行,几年来曾经受过一些批评,但谢光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很少改正。

在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根据谢光平日的思想表现,特别是整风中所暴露的问题,在排队中,他被排为办公厅的右派分子。但只是在小组会上点名要他检讨,他也只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些检查和解释,抵触情绪很大,检查很肤浅。尽管这样,我们对谢光的批评仍然是和风细雨的,而且还仅是开始,还没有进行更尖锐的批判。组织上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例如谢光是研究室整风指导小组的组长,迄他自杀时止,还没有加以撤换。近几天来,发觉谢光情绪不好,7月13日下午会后,和14日上午谢自杀前,办公厅领导上还专门布置同志找他谈话对他作了思想帮助。但是,谢光竟然自绝于党而自杀。

从谢光的全部历史来看,他所暴露的严重的右派言论,以至他的自杀都不是偶然的。

谢光出身地主家庭,学生成分,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十几年来,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而且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性的错误。1945年任县独立营政委的时候,曾动摇带枪回家,经县委派人找回。1945年包庇他的兄弟反革命分子谢光弟(此人在1951年被镇压)。1946年土改,从破落地主阶级利益出发,搞三亩推平,给地主富农包括自己家庭多分土地,严重地伤害了中农,并打击坚持正确立场的党总支书记。为此在1947年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后改为当众警告的处分。

此外,谢光的历史是有问题的,1943年9月曾被日军俘虏,另在1955年审干的时候有人检举他在1947年曾企图动摇逃跑到敌占区。这两个问题,经过审查,还没有做出最后结论。很可能谢光在历史上还有政治问题没有交代,害怕在这次整风中暴露出来。谢光在1955年审干和这次整风开始的时候,再三向人表示对挖历史问题是畏惧情绪,可能是有原因的。

由此可见,谢光是党内的一个十足的右派分子,他的自杀,对我们是一个警号。从谢光自杀中可以使人们看出,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坏更可恶,如果容忍他们藏在我们内部,特别是藏在重要岗位,是很危险的。因此反右派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警惕地看到,党内反右派和右派思想的斗争,虽然形式和风细雨,但是确实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不应对此估计不足,而应充分做好工作,尽量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

公安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于7月14日晚召开了联席会议,严肃批判了谢光的叛党行为,并一致决定:

一、将谢光的右派言行,整风以来的表现,以及他的历史问题,向全体工作人员公布,彻底加以批判。

二、行政上撤销谢光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三、开除谢光的党籍。


(到会的机关党委委员全体通过,并另送决定报国家机关党委。)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