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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民盟中央整风会议上揭发曾昭抡的错误言论的发言
费孝通
1957.07.23

1．2月16日曾在盟中央文教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赴苏考察观感的报告。有几点引起不良影响，他应当检查自己的思想。

（1）他说专业专门化，毕业设计，口试，五分制等都是帝俄时代的东西，而我们学了过来，他意思是批评我们教学制度上有些改革是盲目的，学习苏联是不加选择的。引起了听者对教学改革和学习苏联的怀疑和反抗感情。他没有说明这些是不是苏联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他们要继承下来，现在实行得怎样。我们学习这些效果如何，存在什么问题。没有分析地加以这样的批评暴露了他自己对教学改革和学习苏联有不满和抗拒情绪。

（2）他说：“苏联在1930—1932，用过一些青年教师担任讲授，到1932年就改成只有教授、副教授才能担任讲课。据说苏联当时用青年教师开课的经验并不很成功。”他还指出我们“今后可以参考苏联的经验”。这一个说法和钱伟长的意见一样，并且用此来宣传我们的高等学校不重视老教师。事实上，我们的情况是不同的，曾昭抡也没有分析我们老教师人数少，质量低和急需培养青年教师的情况，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苏联1932年有条件这样做。单单这样说是会引起一部分老教师的不满情绪，和挑拨新老关系。

（3）在数量和质量的矛盾问题上，在领导关系问题上，他说苏联自己并没有作结论，而曾昭抡在这些问题提出了他对苏联这些问题的看法，作为一个访问团的负责人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是不应当的，是会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的。

2．他对于思想改造运动是消极和抗拒的。他曾经说过：他正在思想改造运动时，1953年，参加高教部工作，他向钱俊瑞部长说，他不会搞这一套，最好他可以不管，这表示了他对运动是消极的。有人揭发他，北大要他回去参加化学系的运动，他拒绝了。为什么呢？他最近有一次会上曾说，杨部长曾向他说，要体会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不容易的，现在才明白‘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他是由杨部长的口气来说出他自己的看法，就是要否定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侮辱。这种感觉是从什么立场上发生的呢？那不是从抗拒改造的立场上出发的么？不但如此，‘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也见于罗隆基的发言中（1957年3月），那是一种向党的威胁。不但表示自己不愿改造，而且鼓动别人不要接受改造，这是极端有害的。

3．他对于院系调整是不满的。钱伟长曾说“高教部已经承认院系调整时把清华和浙大拆散是错误。”这句话的根据是不是从曾昭抡来的？当时，我很受这句话的影响，而且也向别人传过，要曾昭抡想一想，他在交大的迁校问题的态度是怎样的？

4．他对于教学改革也是不满的。他认为过去清华和北大的实验制度是好的，现在却改掉了。他在苏联考察观感里说，在苏联“管实验是副教授的主要责任之一，我们恰在这点上没有学好。因此许多同志不愿管实验，因此，实验也就提不高，这样影响了学生质量。”这点又和钱伟长一致的。钱因此来批评教育改革。

5．曾是城府将而口齿紧的人，他轻易不发表意见，说话很不随便的。有时和熟人招呼都不打。做事是心里用功夫的。他的活动也隐蔽。我过去就认为他对盟务不热心。但是根据所揭发的事实看，他是在策划的。他应当交代他要把民盟搞成什么样？做什么事？他要发动盟员讨论教学制度目的是什么？

6．今天人民日报社论批评了高教部对留学生考试中承认“重政治、轻业务”的错误。这个错误他是有责任的。6月5日民盟“科学规划意见”小组上，我提出了要加一条关于新生力量培养问题，他支持要表示对留学生考试的规定加以拥护。他应当交代在这个问题上他在高教部有什么活动。

7．他在6月5日的会上说今年各高等学校消减招生名额是由于怕闹事，怕将来分配不了工作，支持了钱伟长的学生闹事是为了怕分配不了工作的议论。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这种论调是在挑拨学生和党的关系，煽动学生出来闹事。他是否认识到作为高教部副部长说出这种话来，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8．他在6月5日和6月6日一再强调学生闹事十分严重，他以了解高教部所掌握的情况的姿态出现的，因此他所说的话分量是重的。他应当自己检查，为什么那样肯定的一再强调形势严重。

来源于《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