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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检讨
北京地质学院 林墨荫
1957.08.00

(一)整风中首先点火，并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有纲领地向党进攻，在群众醒悟了后，都一一地被击破了。

在此次整风期间，我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向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发起有纲领、有策略、有步骤的猖狂进攻；掀风作浪，全院一时乌云密布；终于在群众的反右派的斗争之下，阴谋败露，在几次交待会上我已坦白交代整风时个人的一切活动，部分可以公布的已登载于院刊一八四期(七月二十日)三至四版上(只是个别略有出入)。在事实前供认不讳，我向党向人民投降，愿自负其罪，检讨错误。

整风初期，在我的心目中地质学院已是阳光下的黑暗角落，一团糟，对我院党委领导相当失望。五月十五日在大系讲师座谈会上我分析本院主要矛盾是党委领导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具体提出四条建议：一、希望上级党委下来支持，给群众撑腰，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敢鸣；二、希望党委对我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及大字报事件上所提的意见进行公开的检查，向群众拍拍胸脯，表示决心，以争取群众的信任；三、第一批十八人中只有三位教师，建议有多几位与群众有联系的党员知识分子参加；四、第一批时间安排有些问题，转眼暑期快到，是否一拖了之？

事后，我在普地、岩石、水文等教研室、院刊上以及个别接触中散布这种看法。五月二十二日我在普地教研室策划「我们的建议」，发动签名，结果共四十四人，因边兆祥是教研室主任，所以放到最前头，而底稿送给党委会，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建议」内容是认为我院主要矛盾是党委领导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分析当时情况认为要讨论有关治校方针、学习苏联、科研与教本、青年工作等重大问题之前，建议党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一、召开全院大会，处理刘颕与王庆华，对过去二次党代会及大字报上的意见公开检讨；

二、撤销刘颕的领导工作；

三、改组整风领导，接纳马杏垣、曹添、张炳熺、王玉如等同志参加整风领导；

四、电召全体校外党员返校、帮助党委整风。

上述纲领遂此变为公开性反党破坏整风的纲领，可以说是持众要挟党委接受。它受到有右倾情绪的群众一时广泛欢迎，实际上成为第一、二个右派进攻高潮中的主题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其他人又加以补充与发展。

我利用了群众不满情绪，夸大、歪曲党委的某些缺点、到处点火。当时大字报大量揭发党委错误，我误信为真，十分忿满，因而策划普地教研室及其他教研室派代表去市委请愿。

我所以这样做的目的要破坏我院整风计划，让马杏垣、曹添、王玉如等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旨在通过这些同志以我的观点来改变地质学院的党委领导，把被揭发出来错误较多的党委调走。发动去市委的目的就在于要市委来支持。

以上是第一个高潮中的主要情况。

五月二十五日肖英同志报告，我认为这是市委与群众上下夹攻的结果，我期望在很短时间内的主要问题都解决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报告后几天的平静中还出现揭发王庆华的大字报，我认为诚意接受大家意见。

这时，在右倾情绪高涨的气氛中，我为了巩固在教研室的基础与离开以后的合作，逐一与平时对我有意见的同志(孙善平、周珣若、池际尚)改善关系。我在岩石教研室整风小组会上肆意评击我院党委是芝麻抓不起来，西瓜也掉了，我院历史是老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历史，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否定党委一切成绩，污蔑为官僚主义机构，借此煽动群众情绪。我此时挤入大字报编委会，进而掌握了「熔岩流」，以岩石教研室集体的名义散布我的观点，与「火山报」唱对台戏。

在分析我院当时情况后，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在肖英同志身上，因而要打击最主要之点，事先拟好问题，走访肖英，马上在「熔岩流」第四期上发表评论。这个指导性的评论，在稳重的单调中蓄意恶毒，一再宣扬我的观点，打击党委威信。在第二次高潮中这第一把火获得好几个单位的支持。与此同时，「火山报」以王庆华问题及温昌云事件展开向党进攻，吸引了广大同学。「火山联」在温昌云事件中，我见到有报导失实处，并且还出现打击积极分子的「阿Q癞头皮」一文，我为「火山报」应巩固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要打击面太宽。劝告过火山编委，建议他们稍微检讨一下。当一部分同学展开对「火山报」批评时，我除亲自出马劝阻万顺忠同学未遂外，主要是通过「熔岩流」第五期的评论，轻轻批评「火山报」偏激情绪与报导失实，而重重地批评「γ」没有必要抓住几个字大弄笔墨，号召「团结起来指向三害」，在给「火山报」解围，继续向党进攻，企图搞垮我院党委。

第二个高潮形成后，六月七日晚，我建议边兆祥再度去市委，意图是让市委来直接领导。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出来后，学校当即广播，我认为我院情况特殊，不能与全国一般性相混淆。在教研室座谈会上我还为马万钧辩护，企图将运动继续推向我指引的方向。我怕马万钧灰心，曾通过蒋荫昌去找边兆祥，由边兆祥、马万钧去摸一下党委的底，这就是边马二人去找袁局长的原因。当马万钧继续说出反市委、中央的话以后而身陷重围，我才肯定他是右派分子，便于六月二十三日与蒋荫昌、周大荣统一认识，准备投入对马万钧斗争。

当我得知王哲民同志对我的看法以及马杏垣同志要我向岩石党支部交代后，心中相当惊慌，不安，要溜走又溜不了，留下来又怕在全院大会上批判。但主观上仍以为这是官僚主义的打击，因此六月二十五日向蒋荫昌说要经得起风浪，即使痰吐在脸上，脚踢在腰上也无关，准备以后用三十年的工作来证明，我当时企图对党委顽抗到底的。

七月一日下午被群众揭发时，我相当镇静，深夜里我一一回想起我所依靠的是那些人时，特别是中统特务王文魁(过去我不知道)时，我才心惊异常，全身发抖。我知道犯下大错特错，但不敢承担自己在整风中所犯下的罪恶，企图自绝于人民，终于在刘光鼎同志的帮助下，我决心站出来接受一切愤怒的斥责与批判。

以上是我在整风中主要动态，在大风浪中暴露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与疯狂的本质。

(二)对党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以怨报德，忘恩负义。

回忆建校时，我是比较靠近党组织的，一九五三年五月我的历史问题作结论后，对党十分感激，但因入党问题与支部翟裕生同志等产生意见，继而发展与支委会对立，为此韩代望、臧胜远、王哲民、李武元、马杏垣等同志多次帮助，我却坚持己见，顽固不化。直至一九五五年五月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被揭发时，我因想到在这个时代因个人问题发展成与党组织对立的危险性，于是向党组织向翟裕生检讨，承认错误。

一九五五年九月肃反运动中列入思想批判，我的错误是不老实检讨，十分害怕群众斗争，不实事求是地一概承认了大家的意见，滑过去后，反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肃反之后，我十分消沉，我以为党委发动群众批判我，完全否定了我过去的一切，而我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的观点，我没有从痛苦的经验中获得教训，反怨恨党委，特别对王哲民同志更怀不满，我诬蔑党委有意整我，完全出自我平时意见太多，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打击排斥。强烈的不满对抗情绪在肃反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五六年春天，自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报告后及苏共二十大后，我紧紧抓住肃反批判中不正确的论点，抓住检查信件、日记，监视行动等，抬起头来向党委「斗争」。我抗拒党委的帮助。单单是子谷同志，他以党委书记的身份连续谈过四、五次，承认错误道了歉，我还不甘心，反变本加厉。

我抗拒调往成都，并阻挠王文魁、王子国去成都，破坏人事制度，挑拨兄弟院校关系，进而于一九五六年秋天以后，在岩石教研室、五台工作室经常发表对党委不满的牢骚。对肃反被斗或批判的人常加以同情与安慰，一步步的走向反革命的泥沼。

我与反动分子，落后分子情投意合之同时，更恶劣向党中央、市委以及院内外到处控诉地质勘探学院党委，把地质勘探学院形容得一蹋糊涂，并卑鄙的对党委进行人身攻击。

地院建院以来，在原有几个旧大学地质系破烂基础上发展到今天规模，在原来田野坟堆上盖起高楼大厦，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其中贡献最多的首先应该是党委同志。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号召科研，并为之创造一切条件，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党委。在党委同志领导下，贯澈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关怀年老教授进步与成就，关怀我们的成长与团结改造。肃反成绩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应归功于党委的领导……。但在这一切政策执行中，我起了什么作用呢？我是进一步退两步，建设少，拆台多，我可以说从来没有说过党委一句好话。

对于我所深怀不满的王哲民同志来说，我们在沙滩时到现在一直一起共事，他的党性强，作风正派，对同志严肃，生活简朴，学习非常努力，对我的思想行动十分关心，但是因为他平时对我提意见时比较尖锐，说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击中要害，在肃反后还批评我，我就一直怀恨在心，与他的关系发展到遇到他也不理他，背后攻击他，刚复自用，不学无术，整风中咒骂他「败类」。臧胜远同志一向是对我尊重，十分友善，好几次他代表党委会和我长谈至深夜，但当我听到他说我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用错误的眼光看人时，我就是异常反感，即与之疏远，还无中生有的讥笑他想学「赫鲁晓夫」。象我污蔑为只配当生产队长，水平比「怒狮」高，比群众低的顾荣起同志，我过去在昌平教学实习时接近过他。他对党、对同志忠诚、厚道、虚心、负责，当时就对他很有好感的，但是因为他当了岩石教研室的肃反组长，刺伤我自尊心，我常常恨他。至于尹凤翔同志，我找他谈过多次，当他同意我的看法我就说他「太好了」，当他温和地批评了我，我就说他「同流合污」。最昧良心的是我对待韩代望同志的态度，象他那样长期对我恳切的关怀和抚爱，可说是无微不至，有过父兄而无不及，我经常到他家玩，他的朴实、忠厚、谦逊和热情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但一旦他希望我去成都，稍不合「孤意」，我就写信骂他「既狠心又糊涂」。此外还有很多党委……有人问我有那几位党委没有损过，我实在回答不出来。我就是这样对待这些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恶意中伤，无所不用其报。

我可耻的还骂过在肃反中对我自尊伤害的积极分子。我说要打池际尚教授一个耳光；说尉葆衡同志是往上爬的「蛆虫」，想变成「苍蝇」；说批判我的人是党委的『橡皮戳子』……；不时向他们泼冷水、捣蛋。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呢？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取决于对方对我的态度，只能说我好，不许批评我，如果谁触犯了我的尊严，我就翻脸报复，心胸狭窄异常。我从来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看见缺点的同时就忽略了更主要的优点。我拒绝任何人的帮助，丧失一个起码的人民的身份，泯灭良心，一贯采用对抗性方式来对待党组织，忘恩负义，以仇报德，毫无原则。这是不能用思想方法片面性可以解释的，这是由于我坚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出自强烈的阶级偏见。

(三)参加政治活动，原是为了个人向上爬，异端久蓄，岂能认清今日之世界。

我参加政治活动比较早，从小接近党和进步势力，但长期以来企图在革命斗争中扮演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曾半信半疑地受过托派思想影响，对中国革命一度糢糊了方向，加深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解放后，中国革命胜利的现实，粉碎了我的迷梦，也粉碎了托派的理论。我是在党的文献学习中去批判过托匪理论的反动实质。解放后，我对斯大林同志是十分崇敬与感激的，在党对我这一段历史审查清楚时，我认为自己过去没有看过一本托派的书，死水社也不是托派的组织，再也没有去管它了。

苏共二十大后，逐渐揭露了斯大林晚期的很多错误，我怀疑斯大林时期可能也有错误，否定之否定，死灰重燃，因而怀疑在新编的苏共党史上可能会取消托洛茨基的『匪』号。在列宁遗嘱发表后，我私下说：『托洛茨基出国后，到处有工人保护，后被斯派人刺死。』我并不是公开宣扬，想要虚夸个人知识渊博，实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胡言乱语，毫无原则性，这是一种反动的潜在意识的流露。严重的是在『一论』、『再论』发表后，这更是极大的错误。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我并非在托匪理论基础上发展，因为托匪的理论只是几次口头谈话中听到一点，从来没有在我脑中形成体系，几年来，这些印象更糢糊了。

我对国际问题的关心，是在二十大之后。我所说的时代性的错误，即使错误带有时代的特点，认为在那个时代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错误，没有经验，检查起来我否定过多一些，倒是事实。我将二十大认为是近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转折点的意义，是指国际上一系列的激荡和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匈牙利事件上，我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不同意第一次苏军出兵，把镇压反革命爆乱说成「屠杀」人民，且与解放前「七·五事件」相提并论，骂拉科西比第二国际工贼还坏，纳吉政府成立看作「人民匈牙利」的诞生，称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我这样去评论，是受以前波兰事件的影响，确定资料问题，但根本性的乃是立场问题。我向来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估计过低；忽视两大阵营壁垒对立；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混为一谈。我也漠视历史上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公社血腥镇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的十四国的武装干涉，一九三七年西班牙的内战失败，以及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的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等史实。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愚昧无知，对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原则愚昧无知，完全站在反苏、反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不管我主观上不如此，这是受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我的眼中，人民民主政权的错误一旦发展到严重地步，是可以诉诸对抗性的武装斗争，我往往不分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对不合理的一切都要加以打倒，这种无政府主义情绪，增加我大大小小一系列行动中的盲目性。

(四)否定肃反的成绩，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了。

二十大以后，我对斯大林错误一面估计过大，我以敏感者自居，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全国性的，而苏联一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因此在其他国家中一定是有斯大林错误的影响，我怀疑我们党中央也多多少少受这种影响。但我相信党中央是最敏感，最善于学习和改正错误因此在党颁布各项方针政策时，我都认为苏共二十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一直没有否定党的任何方针政策是根据我国所以成熟的具备条件的，夸大了二十大的作用，强调了国际局势中这一因素，实质上是割裂我们党的历史，否认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某些经验教训。我恬不知耻的到处散布这一论点，直到党中央、市委，由此所知，狂妄与无知到何等地步。

肃反问题上。我只根据肃反时有人提到斯大林的影响，并在百分之五数字上兜圈子，说百分比可能过大。我没有否定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也从未说过中国肃反扩大化。对于地质学院的肃反工作看法，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我因个人由被批判转向斗争，又不能及时得到公开解释，就以个人情绪来歪曲严肃的政治斗争，污蔑之为扩大化，肆意攻击，并且向积极分子泼冷水，糢糊本质与主流。我建议党委注意被斗、被批判者的消极因素。我把我的社会工作看作是医治这种人的心灵创伤，行动中却发展向其反面，不自觉的演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五)盲目浮夸，妄自尊大，看不起工农干部，是知识分子思想未经过改造。

我是以右记眼镜看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也就是今年三月与罗隆基在政协上的发言及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产生共鸣的原因。整风中我所以提出我院主要矛盾是党委领导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有较深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

我是从许多旧知识分子群众关怀下成长的，旧知识分子落后习气一应俱全，精神状态空虚，盲目浮夸，妄自尊大，在幻想的自我陶醉中脱离现实，在心理上思想上与无产阶级存在对抗性。解放后在一系列运动中都是去批判、斗争别人，没有反躬自问改变自己的本质。我不愿意全心全意作为无产阶级群众中的一个细胞，企图回避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痛苦斗争过程，自三反运动后，我受个别知识分子消沉的感染，觉得自己过去也太狠心了。

我利用某些论据来掩饰自己，强调自然科学家应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原来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过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我决心下苦功从事浩繁的学术工作，这也是另一面脱离政治，纯学术观点，近年来强烈增长的原因之一。

我没有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不深刻地、科学地分析实际问题，而相信个人的能力与信念。当经济基础迅速产生改变，我没有正视清算旧社会各种影响，我的情感与实际生活就格格不入。我对本院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正是这些干部，他们是党的事业最忠诚的捍卫者，他们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把自己的青春投入残酷的革命斗争，为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贡献一切，他们立场坚定，头脑清楚，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是革命事业中的宝中之宝；今天他们转移到一条新的战线上勤奋地工作，艰苦认真地学习。然而我对他们持有阶级偏见，抹煞他们全部优点和成绩，责难他们文化水平低，不学习就不能领导，主观夸大暂时的缺点，片面强调党委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极尽诬蔑毁谤之能事。澈头澈尾反映出可耻的右派观点，在这种观点支持下的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今天头破血流的处地。

任何党领导的削弱，就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复辟，此时此地我深深体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多么必要！

(六)小人之心，由来已久，与党对立的立场长期未改变。

经过这次强大的外力推动下，多日沉思，在认识上发生深刻的变化。追抚过去，也曾坚决跟着党走过的，但行动中常常动摇和幻灭。作为我最大障碍的极端个人主义，反动思想，有着深厚的阶级根源。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地主家庭，革命战争中逐渐没落，家庭教育我要强存弱食，自我奋斗，从小在旧社会中学会治人的技术。保持着一切为了个人的核心，我对人缺乏诚意与谦逊，每因小事记仇于人，力图报复打击，偶不合私意，即反唇相讥，近年来发展为极端轻狂，毫无原则的小人。

中学时代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学时一度受到托派言论感染，虽一再批判，但未澈底消算。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冲击中又萌生一些错误观点。我的思想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因此，我不能以个人主观愿望来判断个人行动的性质。一个与党对立的人，企图在今天社会上生存，他必然会采取两面手法的。正因我的思想充满着资产阶级毒素，思想方法一定是极其片面，行动也一定具有疯狂的特点。因此，改变立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七)承认有罪，请予受降。

我向党向社会主义投降。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紧密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向社会主义前进，她必然能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正确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消除旧社会带来的三害。长期以来，我却以资产阶级老爷态度对待这年轻事业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对党的热爱是抽象的，我明白任何一个地方的党组织都是伟大党的具体体现，我应该象对待自己生命一样去珍惜每一个党组织，珍惜人民内部的团结。

我谨向地质学院的党委会请罪。长期以来忘恩负义，由于肃反运动中强烈不满为了发泄私愤而报复，在这次整风中采用过去学运斗争方式，打算搞垮党委会，手法十分卑鄙恶劣。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取闹，恳请严加处分。谨向全体教职员工请罪，长期以来带来很多损失，特别在整风中掀涛作浪，严重影响大家工作，我感激一切严厉的斥责与热情的挽救，同时深感羞惭。保证在党与全体同志的监督下，将大家批判的行动转化为自己行动的批判。

我的检讨中可能有不深别之处，请求继续深刻批判。

原载《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195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