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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北京医学院 薛愚
1957.08.10

我以非常沉痛的心情，来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起初，我还以为我只是些思想问题，经过同志们热心帮助、揭发、批评和教育，使我初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现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全部交代。(关于在九三学社方面的问题，拟在九三学社交代)。

在“鸣”“放”和党的整风过程中，我口头上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受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二十年，在旧社会里生活了几十年，解放后学习不够、未改造好、资本主义思想仍然是主导思想、实际上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貌合神离的、是假象、是想取得党的信任、抱着投机心理。因此，在整风过程中、使我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

我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有浓厚的名位思想、骄傲狂妄，一意孤行，自认为是药学界的权威。认为解放八年来卫生部始终不信任我，不重用我，我的职务长期停留于系主任职位上；自己认为解放前做过院长、校长……现在有些人还不如我，也做了院长、校长，而药学系改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个人想做院长的愿望不能达到，因而经常不满，甚至相辞职，退休，不愿在卫生部领导下做工作。不满情绪逐渐发展，有人提到卫生部的缺点，就火上加油，极力夸大，向卫生部攻击，医院药房存在些问题，药房人员不安心工作，我又乘党整风机会，假公济私，向药学界放火，主要是想使药界人员向卫生部进攻。

我的不满情绪只限於卫生部吗？是否对党也不满呢？过去我是模糊的，自认为对党没有什么不满、而且是拥护的。我认为党是对的，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对的，墙和沟是个别党员和非党群众共同形成的。我仅是对所在工作单位的党有些意见，例如，药学系的党的负责人，都是我的学生，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我是独断独行，有事总是党员来找我商议，很少和他们协商。我认为医学院的党委对药学是外行，不能领导药学系，经常和他们发生抵触。我还诬蔑卫生部的党员“尽是长脸没有圆脸”。我对一位副部长粗暴地说：“其实药房存在的问题，比护士方面的还多，还严重，你们是搞政治的，只重视人多，所以只重视护士问题，不重视药房”。这是公然轻视政治、想脱离党的领导。我也曾反驳另外一位副部长，认为他不懂药，尽说外行话。我认为有一个管理药政的部长助理，不懂药，并诬蔑他对药学会而手段。今天经过反右派斗争，认识到党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党员贯彻的，党是个整体。药学事业是党领导的医药卫生事业的一个主要部分。我的反动言行是不利于药学事业的建设的，是使它受了损失的。我反对党所体育场的药学事业，也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我对党不满，有政治野心，我披着学者外衣不搞业务，药学会的理事长既然抓到手，思想上就逐步想科学院学部委员、院长、所长……从而篡夺党在药学方面的领导权。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方式，有下列三种：

一，借着人民代表视察的机会，到北京、天津、武汉三市三十个医院药房，专门收集意见、找缺点，鼓励大家多提缺点，将坏的一面写成报告、送交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借以打击卫生部、从而打击党的领导。

二，尽量参加各种座谈会、借以发泄自己的不满，用各种恶毒语言诬蔑卫生部，并煽动群众向卫生部进攻，以削弱党的威信。对没开过座谈会的，如天津九三学社分社、天津药学分会，则鼓励他们多开座谈会，帮他们出题目、提出药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问题、主要是煽动大家对党不满。

三，在刊物上发表谬论。整风以来，共在“药学通报”“健康报”上发了四篇夸大缺点、诬蔑卫生部、向党进攻的文章。药学事业，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有着辉煌的成绩，我是知道的，并曾写文章向国内外宣扬过。因为我的个人意图和欲望得不到满足，我就别有用心，抹煞药学建设的成就、夸大缺点、疯狂地向卫生部、向党进攻。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主要在下面的几个问题上：

一、党能否领导科学问题：我承认党能领导科学，并且领导得很好，党对药学也肯定是能领导的、但是由于我个人野心没有止境、自认为政治业务都懂得、不仅想做院长、还想篡夺党在药学方面的领导权。我曾建议卫生部设一个药学教育委员会(如能实现，当然由我领导)；在药学会座谈会上有人提到要一个懂药的人充当卫生部副部长，我也同意，可能我也讲过。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认为药学事业的各方面都是轻点、主张集中起来、成为重点、成立第二卫生部和卫生部分庭抗礼、我也附和赞同。我经常讲卫生部缺乏专家、不懂业务、不信任党外专家，我对药四班学生说：这些是卫生部的事、我不是部长、不能替你们解决。并在一次药化教研组座谈会上说：“就全国说党天下是没有的，而卫生部却有党天下思想。”因而发出与右派分子储安平一致的语言。(有人说我要写文章为储安平“党天下”谬论辩护，是绝对没有的，相反的我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党天下”谬论，载六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二、药学教育问题：我想把药学系在中国办成一个最完美的药学教育机构、范围大、学生多，从而增加我的政治资本。我曾建议在首都成立一个药学院或药科大学、应包括药化、药剂、药检、药工、生药、药理和药政管理七个系(最近还想包括抗生素系)。我借口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竭立主张分科重点制。一九五四年卫生部高教会议，决定取消分科重点制，改为一般药尝适应能力，虽然我写文章赞扬过，但不是我心甘情愿的。一九五六年暑假学生中发生不愿到药房去工作的事，闹得很激烈。此时，我并未做说服教育工作，相反地心中称道。我还写了一篇“对一般药学教育计划的几点意见”，强调一般药学教育基础课薄弱，培养出的毕业生没有研究基础，乘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主张培养药物合成、生药和抗生素等专业人才。结果，使全国各校学生更加波动，都说“薛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整风中，我系四年级学生因闹专业问题，开“鸣”“放”大会，我身为系主任，并未给学生以批评教育、相反，更刺激了他们的情绪，说：“你们放得好，鸣的响，还要继续放和鸣？”又说：“你们的要求，只要上级决定，系里一定设法完成任务。”因而学生拒绝到药房工作、要求设立专业，延长年限的情绪更激荡起来了，这篇谬论也引起了全国性的风波。为了实现自己对药学教育的主张，放了一把火，有的学校想罢课，我毒化了天真可爱的青年学生使他们迷失方向、怀疑党的领导，我很痛心，我不配做人民教师、有辱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是全国药学界的罪人。为了达到药学教育的主张不惜口是心非，甚至否定自己的言论。有时主张三三三级，有时主张二二二制，有时主张专科重点制，又主张搞别的，总之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是没有是非的，达到个人企图就是“是”，达不到个人企图就是“非”。甚至以辞职要胁。我披着学者的外衣搞个人野心，我愿在全国药学工作者的监督下去归正。我认为一般药学不重要、没什么好学，对北医药剂教研组没大力支持、对学习苏联一知半解，否定一切、说学习苏联是生搬硬套、今后应认真学习苏联，搞好药学教育。

三、医院药房问题：医院药房有了不可磨灭的成绩，我别有企图把药房说成一团糟、满纸挑拨离间、说药工人员政治待遇、薪金待遇不平等、说“太阳光被乌云遮盖、照不到药房”，“成年经月受到风吹雨打、冤无处申、泪无处洒”，煽动大家“吐苦水”，企图丑化药房、我夸大事实、颠倒黑白、使在职药房工作人员与领导对立，使学生不愿去药房工作，甚至要退学，使学生对前途失去信心，惶惶不安。我用(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党和卫生部。用敌对的口吻说冤无处伸、泪无处洒、吐苦水等等。这不仅和罗隆基有共同思想，也有了共同语言、这是不可宽恕的罪行。我向同志们保证、我终身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检查了我的言行、始终认为是向卫生部提意见、不过是词句尖锐而已，是思想问题。感激党展开了反右派斗争、感激同志们给我帮助和批判、使我认识到犯了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反对了党的药学政策和方针，恶毒地诬蔑了党领导的卫生部，我是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我想领导中国药学工作者走入岐途，脱离或远离党。我是人民代表，未给人民解决任何内部矛盾和给人民服务，反而到处找机会放火，煽动群众、制造和强化矛盾。我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主任委员、我没有起到党的助手作用，巩固党的领导、反而损害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党不弃我的渺小、重视我，信任我、而我却不好好学习改造、竟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贪得无餍、得陇望蜀、为了追求个人名位、不惜恩将仇报、继续发展下去、它将会使我走向叛党、叛国、成为反革命分子。我的心非常疼痛！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向党向人民低头伏罪！我觉醒了、要痛改前非、决心改过，脱胎换骨，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药学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自己的生命！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