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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我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
赵超构
1957.08.25
根据我这一年来的报纸领导工作，对我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作如下的检查，请同志们帮助。
在“反教条”的名义下复活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
一年以来，我是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办报的。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的核心小组中，我的发言中就认为：“就目前的报纸工作来说，主要的敌人是教条主义，还不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容易识别；教条主义却能够吓人，不易识别。所以，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
这一节话不但暴露了我对于“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一个道理的完全无知，并且也暴露了我实际上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办报的。今年5月，我总结了新民报一年来的工作；在总结中，我虽然把“政治宣传，指导当前的斗争和工作”列为晚报基本任务的第一项，但是又提出晚报在“指导斗争，指导工作”这个任务上只好“量力而行”。我曾经认为这个任务主要应该由解放日报来担任，因为它是市委的机关报；晚报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党报，所以只能量力做一点。我又认为党报是一张权威性的报纸；晚报则是通俗化的报纸，只能对日报起配合的作用。所以只好量力做一点指导性的工作。同时我又认为晚报不可能象党报那样登很多的工作经验介绍，以及具有指导性的新闻消息。这些编辑方针上的决定，就表明了我对党的政策宣传缺乏兴趣；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排斥报纸的指导性和思想性；不准备努力创造条件来贯彻党的领导来加强报纸的指导性，而以“量力而行”为借口，有意削弱报纸的指导性，降低报纸的思想水平，日益离开社会主义报纸的根本的方向。由此可见，我的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报纸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宣传。正如7月20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有两种反教条主义：一种反教条主义是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另一种是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前一种反教条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而后一种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借反教条之名来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右的立场。毫无疑问，我的“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的思想和论调，是跟那些从右派立场上反教条主义的论调是气味相投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在新闻工作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对右派分子篡夺新闻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起了声援的作用。
从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出发，我在宣传会议核心小组的发言中，又把我们报纸过去掌握稿件的一些标准罗织为十来条“清规戒律”而加以怀疑。又对解放以后的新民报版面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过去新民报版面是教条主义占优势的。这就抹煞了解放以后过去几年党委领导新民报的成绩。而跟右派分子所恶意叫嚣的“报纸上一片教条声”的污蔑声调相呼应。
一年以来，我不仅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新闻工作之中，我对于鸣放的理解，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的，一味鼓吹无条件的大鸣大放，却避而不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在我的言论工作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已有专文检查。这里谈报纸工作：今年5月，我在报社做了一个总结，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新民报是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认为不论从扩大报道面，增加花色品种和整个报纸的言论倾向来看，都是符合鸣放方针的。在宣传会议上，我也还肯定新民报不是毒草。但是事实证明，恰恰就在前一个时期，正是新民报犯错误最严重的时期，特别是我在言论工作上的资产阶级方向最鲜明的时期。早已脱离了党的鸣放方针而还自夸为符合党的方针，这就充分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是怎样的严重了。
削弱了党对报纸的领导
从我的资产阶级办报的观点出发，不可避免的就在工作上离开党的路线。表现于我的错误言行的有这几件事：
㈠今年2月，市委宣传部召开报纸工作座谈会，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一方面肯定了一年来上海各报改进工作的成绩，同时指出加强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的重要。这个发言是全面性的积极性的；对各报有鼓励亦有所期待，总的是肯定成绩，亦有所批评。这个发言体现着上海市党委对各报的领导和指示。当时我就把发言中的思想性跟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表示忧虑。就在这个座谈会中，上海市的几位同业对新民报的热中于搞趣味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和风细雨的批评，我也把他们的意见当作教条主义的批评来看待，不能虚心的听取同业的热烈帮助，反而表示抗拒的态度，说什么“教条主义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已经露出了我的盲目骄傲自满情绪和离脱党的办报路线。
㈡今年上海市开宣传会议的时候，我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正从北京开宣传会议回来，抱着对鸣放方针的一孔之见，自以为已经全面懂得了。同时在报纸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社内部的青年同志开始怀疑我们的办报方针，提出了加强思想性的要求；这些愿望和意见，基本上是良好的、正确的；但是我却错误地反认为是青年同志的“思想混乱”，并且认为这个“混乱”是报纸工作座谈会的不良后果。骄傲自满的情绪、资产阶级地理解鸣放方针，把我向错误的方向更推进一步。在宣传会议的核心小组上，认为2月间那一次座谈会不能体现中央的“放”的精神，认为那一次座谈会的结果是“收”；我并且无根据的怀疑那一次座谈会是不是从文艺界吹到新闻界的教条主义的风。所有这些言行，表白了当时我的办报思想不但离开了党委所指示的路线，并且进而跟党的领导思想相抵触了。至于说2月间的报纸工作座谈会是“收”不是“放”，那更是对于党的方针的怀疑，对于党的负责同志的诽谤。
㈢脱离党的领导思想，也表现在我对党报的态度上。一年以来，我在报社经常地片面地强调晚报的特点；强调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很少提倡同志们学习党报的报道方向和言论方向。在工作总结中，也仅仅提到不要把晚报办成跟党报一模一样的一面，却避而不谈党外报纸应当向党报学习社会主义报纸的共同方向，应当长期的不断的学习党报的传统，应当首先体会党报的立场观点，然后才能结合自己的特点来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在这些地方，也反映了我在工作上已经脱离党的路线。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就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就必须以党的思想作为报纸的灵魂，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事实上，要不要党的领导，也是区别社会主义报纸和非社会主义报纸的关键性的标志。如上所述，由于我在一个时期内脱离党的领导思想，或多或少的削弱了党对报纸的领导，削弱了社内的党员负责同志对版面的领导，因而使得我所负责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转向右倾，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方向的报道和言论。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方向的言论和报道，已分别有专文检查，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工作中的一切技术，都是为的表现正确的政治内容。技术是为政治服务的，以表现政治内容为目的的。但是在这一年来我的报纸工作中，却推翻了这一个党的办报的根本原则。一年以来，我在新民报的工作是费尽力气搞特点，搞风格，搞所谓“短、广、软”三个口号，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技术。而对于如何表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如何提高报纸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这一个有关社会主义报纸的最根本的问题，则很少关心。在5月间做的工作总结中，在宣传会议上的发言，虽然也提到任何报纸都要宣传党的思想，要有求同的一面，但是我所最关心的而不惜以全力追求的，则仍然是突出晚报的特点和风格的一方面。
但是，报纸事实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断然离不开政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搞工人阶级的政治，就是必然会出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不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会出现资产阶级方向的思想和言论。我的片面、孤立地谈特点，谈技术，结果就推翻了社会主义报纸的“政治第一”的原则，削弱了社会主义报纸的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性能，结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片面强调技术的另一结果，也使技术走入邪路，使得编辑部费尽心血于版面的生动花巧，吸引读者，从纯技术的观点调配稿件。对于如何运用技术，更好的宣传党的政策，表现重大的政治内容，有计划地报道当前国家最重要的工作，往往无能为力。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指出：“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一年我在新民报的工作，却不分主次，把“求同”和“存异”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没有认识到任何报纸如果失去共同方向，那就是根本性的立场上的错误，而特点，对于共同方向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从属的。特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报纸的共同方向，离开共同方向孤立地谈特点，就会使报纸在政治上转入迷途、丧失立场。回忆这一年我的工作，走的正是这一条损伤了社会主义报纸的最根本的东西的机会主义的道路。
专家办报思想的抬头
从脱离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出发，我自然相信了内行人办报之说。
整风期间，在报社内部，在宣传会议上，我都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单位里的党群之间，并没有什么墙和沟，只有内行与外行之别。党员有内行的也有外行的，非党同志有内行的也有外行的。我们的矛盾不存在党群之间，而在于老报人同新生力量之间。
现在检查，这种强调内、外行之说，实质上是专家办报路线的复活。这种说法本身是有错误的，它的影响也是不好的。
错误在于这个内、外行的说法，仅仅是从—些业务技术出发，完全忽略了政治要求。不错，老报人在业务技术上总是有一套经验的，但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正确的政治内容是最最主要的事情。从旧社会来的老报人如果不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不经过长期的自我改造，对于阶级斗争这一门大学问，恰恰是十分外行的。认为单靠一点老报人的编排技术就可以办好社会主义的报纸，是十分错误的。
我的内、外行的说法，在报社内部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其一是动摇了集体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既然内外行是纯以编排写作技术来区分的，那末，技术水平较差的群众和读者，自然不便多过问办报的事情了。对报社内部群众的意见，时常轻率地表示拒绝以至于脱离群众。这就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得社内的青年同志感到苦闷。其次，也使得社内的党员负责同志在“尊重老报人”的愿望之下，束手束脚，不能充分发挥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积极性，不能贯彻党的意图，间接地削弱了党对报纸的领导。
现在我认识到，对于办报，真正内行的还是党。在运用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上，在指示斗争的方向上，在运用报纸进行集体宣传和集体组织的工作上，在领导报纸的思想上，在调度报纸力量和社会力量配合各项斗争任务上，在决定每一家报纸的编辑方针上，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所谓老报人，所谓技术上的内行或专家，也只有在不脱离党的领导这个条件下，才能贡献他的一分技术力最。
盲目提倡趣味
报纸的趣味问题，是过去一年报社内部争论得较多的问题。我是比较地着重报纸要有益有味的，因而是热心支持趣味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下面几个错误。
一、我在社内曾把晚报的基本内容分为四项：1、政治宣传，指导斗争；2、反映生活，指导生活；3、提供各种知识；四、培养读者的健康趣味。把趣味作为报纸的一项任务来提出，这就把趣味性摆在不适当的过高的地位了。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有益有味，这是需要的。但是新闻报道上更重要的是真实性。谈趣味不能伤害政治社会的真实性。离开政治观点片面的强调趣味，就助长了不从表现政治社会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从趣味出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影响了我们的记者同志片面猎取趣味的新闻，而放弃其他有政治意义的新闻。影响了我们的编辑同志不从政治意义和政治实际情况来决定新闻价值，而从趣味观点来决定新闻编排。在纸面上形成脱离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引导读者脱离现实的阶级战斗。
二、错误还在于：我虽然把“政治宣传，指导当前的斗争”列为晚报基本任务的第一项，但是又提出晚报在“指导斗争，指导工作”这任务上只好“量力而行”。一方面热心于提倡趣味，另方面对指导性的兴趣不高，就更加助长了报纸的言不及社会主义、片面追求趣味的不健康的倾向。
三、我曾分析趣味为三种：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我并没有努力争取第一种思想性高的有益的趣味，却强调晚报可以容许“无害的趣味”。使得我们的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无害的趣味”，如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由于这一类稿件的数量比重的过多过大，大大的削弱了报纸的战斗性。
总之，我在对待趣味问题上主要错误，是在于夸大趣味作为新闻报道的不可缺少的属性，动摇了“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这一个普遍的真理，因而陷进了“趣味”成“性”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观点。至于我所提倡的趣味事物的报道是否真是劳动人民所欣赏的趣味？我认为没有趣味的，是否真是工人阶级所不欢迎的，我就更少分析，更少考虑了。
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
在宣传会议的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报纸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发挥独立战斗的作用”。
今天联系到右派分子在新闻界的活动来看，这个想法是充满着资产阶级气味的。
所谓“独立战斗”，究竟跟什么人战斗呢，当时的意思是要求摆脱业务机关对报纸的影响。没有看清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报纸跟业务机关的关系是根本不同于旧社会的情况的。
今天报纸和业务机关，都是在党的统—领导下进行工作的。都只能受党的统一指挥，为着共同的目标，建立协作配合的关系。同在党的领导下而闹什么“独立战斗”，这就意味看党的事业的分裂。事实上对于任何业务机关的“独立战斗”，最后的归趋毕竟是对于党的事业的损害。
“独立战斗”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新闻自由”的口号，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口号。是有利于右派分子的口号。
我的追求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新闻自由”的倾向，还表现在许多篇谈记者工作的文章里。早在去年，我就以“文木”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记者还要争地位”。把新社会里本来不成为问题的“记者地位”问题，当作一个大问题来谈。在这篇文章里，虽然也谈到党的领导，虽然也谈到新中国记者要对党的事业负责；但是整篇文章充满着对于行政业务机关的埋怨对抗情绪，而强调记者工作的特殊性，强调“新闻记者有权利争取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地位”。这篇文章的错误，跟上面所说的“报纸要发挥独立战斗作用”一样，忘记了新闻记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战士，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作为集体战斗的成员，作为党的宣传员，社会主义的战士，这才是新中国记者的光荣地位。也只有勤勤恳恳、忠实于社会主义，他才能受到社会的尊敬。而我所强调的记者地位，不论是“独立战斗”也好，“独立思考”也好，都是片面的突出记者个人，都是脱离集体，脱离阶级斗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谈的。这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由的范畴。按它的逻辑的发展，必然会走到强调个人，忽视集体；强调自由，忽视纪律；强调民主，忽视集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路上去。其次，我只是抽象的提出记者的地位问题，而没有具体分析为哪些记者争地位。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了，我们新闻界有左派的记者，也有右派的记者；有放火的记者，也有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记者。因此，我们给记者的地位和自由，也应当是具体的，不应当是抽象的。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记者，自然会受到尊敬，他们是受到鼓励的，可以自由地实事求是的进行报道、批评的工作。而对于放火破坏社会主义的右派记者，以及具有资产阶级作风的品质恶劣的新闻工作者，就有必要给以限制，给以干涉，而我所提的为记者争地位，既没有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前提出发来考虑，又没有对记者的个人作具体分析；只是抽象笼统的争取记者“独立思考”的权利，却没有考虑“独立思考”也应当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的标准。这正是保护了右派分子在新闻界的活动，而违背社会主义报纸的阶级路线的。虽然这篇文章写在去年，还不能预见今春的右派分子的活动，但是文章发表后，却受到右派分子许君远的引用，这就雄辩地证明了我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思想的言论，是怎样受右派分子的欢迎，怎样的替右派分子的进攻作开路先锋了。
另一篇谈记者的文章，发表于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开幕之日的“先锋何在？”，那更是露骨地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思想。在这篇文章里我显著的流露出一种“今不如昔”的情绪。说是从前还有“先锋”，今天反而没有了；这就意味着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的观点来谈记者的“先锋”作用的。事实确是如此：如果照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看，的确是“今不如昔”了；因为在我们的新社会里，再也不能容许那一种横冲直撞，不负责任，卖身投靠，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记者的活动了。但是如果处在工人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看，无论是记者的地位或者是记者所起的作用，就决不是解放前的记者所能相提并论的了。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记者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先锋”；尽管也有不少正直的记者想为人民说几句公道话，但是他们不是横受迫害，也要落得一个潦倒终身。今天的新闻记者干的是党的宣传员的工作，是集体的宣传鼓动者，是集体的组织者。一字一句影响到千万人的行动，受到人民的空前的信任。他们的光荣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是解放前的记者所绝对不能比拟的。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不但完全抹煞了新中国报纸在党领导下的进步事实，并且污蔑了新中国的记者，加以丑化，说我们的记者是靠“讨”、“碰”、“摸”、“拚”来进行采访的，甚至替他们叫“苦”。这就意味着我的立场的颠倒，把好事说成坏事，把坏事说成好事。把体现着党的领导的具体领导制度，如业务机关的意见，报纸以外的各方面的具体帮助，争取业务机关审阅稿件等等当作“苦”事来看待。忘记了新中国的记者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的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必须接受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而这些体现着党领导的指导和帮助，都正是右派分子所害怕的，所痛恨的。我的“先锋何在？”一文，又一次投了右派分子之所好。
我还就左叶事件，写了一篇“‘滚’非佳兆论”和“列宁回答了左叶的问题”（发表于新华社的新闻业务第六期），用一棍子打死的笔法，对左叶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现在事实证明这一场左叶事件是右派捏造出来的，这就更加重了我的错误。我既不调查事实，而只是滥用自由，煽动群众，诽谤国家干部，损害政府威信，为右派分子进攻党的新闻事业添火煽风。
由于我是一家报纸的领导人，我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的思想所表现的，就不止是言论问题，而是工作和行动的问题了。我把这种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应用在领导工作中，给报纸带来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一年来新民报所犯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的发展和具体表现。
我的实践和王中的反动理论
参加了前几次批判王中反动理论的座谈会，检查了我的办报思想，我看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跟王中的反动理论有着可怕的联系。
王中认为报纸是社会的产物，他以此否定报纸的阶级性。
我的纯技术观点，强调编排技术而忽视编排政治，是合乎王中的意图的。
王中认为报纸的商品性是最重要的；他用商品性来否定报纸的作为宣传工具的作用。
在我的实践中，因为过分的强调趣味性，旨目追求销数，冲淡了报纸的战斗性，削弱了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无异替王中的商品性提供了资料。
王中以“读者的需要”来否定党对报纸的领导，来否定报纸对读者的指导作用。
我虽然懂得报纸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这个重要原则，但在前一个时期的工作中，醉心于搞报纸的特点和风格；醉心于研究怎样从读者实际出发来办报，而很少研究怎样提高报纸的指导作用；比较多关心于使读者感到有味的东西，而较少关心到读者所需要的有益的东西，以至脱离党的办报路线，削弱社会主义报纸的共同方向。这也是跟王中的“读者需要”论相近的。
以王中的反动理论为镜子，也照出了我的办报路线是怎样的危险了。
错误的根源
追究我犯错误的原因，毕竟是还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一、我在解放前有过十多年的记者工作的经历。我所工作的报社，都是在那个时候自称为“民间”报的商业性报纸。也就是资产阶级办的报纸。例如解放前的新民报，是一家商业性最浓厚的报纸。我就是带着这一套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进入新社会的。解放以后，虽然经过各项运动的教育，但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的革命锻炼，对于社会主义报纸的根本性能和党报传统，缺乏深切的体会和经验，并且也还没有运用这个武器的本领。旧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既未肃清，新的斗争本领还没有学会，平时又放松了学习和改造，政治责任心是不强的。政治嗅觉是十分迟钝的，因此经常地自发地倾向于旧的一套经验，露出资产阶级的尾巴来。
二、保留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还没有划清，因而往往不自觉的以资产阶级的一套思想感情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例如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新闻自由”我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的。把这种错误的理解运用在办报上，就必然走上这条资产阶级的路上来。
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了我还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还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感情。
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又经过这一次新闻界的大辩论，我是比较的清醒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危害；辜负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愧对读者，愧对同业，愧对报社内部的全体工作同志。我糟蹋了报纸，糟蹋了全社同志的劳动果实。我应当向他们谢罪。我不是一个甘心自暴自弃的人，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不敢说今后永远不会重犯错误，但是相信自己在党的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还可以在工作中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忠实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