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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检讨”
中央民族学院 费孝通
1957.06.24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6月24日晚）

费孝通在检讨中谈了几次座谈会的一些情况。他说：6月5日中午，民盟中央科学体制小组开会，曾昭抡、钱伟长，胡愈之和他谈完科学体制问题以后，大家谈起了各校整风的情况，曾昭抡和钱伟长估计情况很严重。钱队长说：我的处境很困难，同学常找我谈话，不得不谈，谈了就登大字报，要对说了的话负责。钱又说过去学生运动都是学生先搞，和教师一联起来，事情就合大了，上了街更麻烦，要求盟中央指示盟员应该怎样办？他们觉得盟应当采取明确态度。他们当时的情绪主要是为这种情况着急。下午便找了章伯钧。章伯钧说：民盟要开个会谈一谈。费孝通说：章伯钧利用盟内一部分人的糊涂思想，揑造或歪曲事实，鼓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泛滥，使人忘记了党是有领导的、具有高度纪律的战斗体。

……

费孝通接着说：6月6日的座谈会，他和钱伟长、陶大镛、黄药眠、吴景超、曾昭抡等都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局势很严重，搞下去会出乱子，他自己也同意这些意见。他说，章伯钧当时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盟的组织；提高民主党派的地位；以及加强紧张气氛，如说交通部在汉口办的学校要请愿；其他地方有学生罢课。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费孝通后来又补充说：钱伟长当时认为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若与教师联合，就要出乱子，钱个人在清华处境很困难等等。他自己是同意钱伟长的意见的。……（见1957年6月26日“北京日报”第2版）

费孝通在会上说：6月5日中午，民盟中央“整理科学体制意见小组”召集人开会，谈到前晚听取北京市关于几个大学的情况汇报，交换意见，当时钱伟长和曾昭抡的估计，情况相当严重，我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民盟应该明确态度。我们这几人，就在下午到章伯钧的家里。章伯钧利用当时盟内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糊涂思想，揑造和歪曲事实来迷惑同志，想鼓动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泛滥。

章伯钧听到学生和教师如果联在一起，就会出乱子，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是举足轻重。我们听了没有觉得不对，没有想到决定一切的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工农才能起作用。

6日，章伯钧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曾昭抡、黄药眠、吴景超、叶笃义、陶大镛、钱伟长和我等。大家认为当时的局势是紧张，当时章伯钧是幸灾乐祸的。章伯钧发表了一些意见，有几点应当揭发：一、要扩大民盟组织，就是已揭露的搞几十万民主党派成员。二、提高民主党派地位，说党应当把民主党派看作青年团一样才对。三、宣传形势紧张，说交通部在汉口办的一个学校要来请愿，其他地方有学生罢课。

10日，民盟召开座谈会那天，章伯钧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他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又说：“有人说卢郁文的恐吓信是布置的，吴晗、王崑崙都是北京市副市长”。但是接下去又说：“这些话是说得不对的”。费孝通表示要继续揭露下去，并且检查自己的思想。（见1957年6月26日“光明日报”第2版）

来源：《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