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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在9月20日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1957.09.20

我刚才听到通知，叫我先谈一下，因为时间比较短，感到不能在这样的时间内一齐解答很多问题。现在我对几次的会议表示一下态度。

我进行了两次交代检查以后，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无论在大会上、墙报上、大字报上，大家的发言对我揭露和批判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使我看到自己是什么样子。在墙报、大字报上看到了“李慎之丑恶面貌”时，如果是以前会感到很难受，有抵触，而且在过去也不会感到自己有丑恶，反而感到自己是好的。但经过指出后，现在看到了自己丑恶的面貌，看到了自己的思想活动是违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使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进了一步，有利于以后继续再在党、在同志们教育帮助下交代和批判自己的错误。

对同志们提的意见中揭发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我是谈过了，更多的事实未交代，有部分我向领导上交代过，有些事实，我是思索过，但记忆不清，我可以说同志们揭发的事实是符合事实的。过去想讲了很多就算了，现在认识到这是极坏恶劣的，是反党的做法。

现在我谈一下关于对上次的批判，自己进一步的认识及初步的看法：

第一次的检讨报告有了些批判，但基本上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线索上作出来的，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交代，故贯穿着客观主义的态度。现经过同志们的揭露批判，认识到其实质是反党的，超出党的范围，不是按照党的发展路线思考的，违反了党章，超出了党员应该考虑之外。过去以“忧党忧国”思想出发，现在认识到根本不可能的，我是按照向后倒退的路线去考虑的。“忧党”指的是要党好、要党强，而我的设想是削弱、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应该说不是忧党，而是反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适应党、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是要党服从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不是按照党的纪律去要求，而是要党服从资产阶级个人自由。

在鸣放期间（去年来就如此）曾与很多人谈过话，我认为是“推心置腹”，实质是推资产阶级之心，置资产阶级之腹；我认为可改善人与人的关系，现在认识这样做是可耻的，不是按照党的原则去做的，而是以党的思想来博取个人的想法。几天前，我还以为自己是好意，但这是无原则无党性的说法，就是反党。

我过去强调二、三知己无话不谈是好的。这与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公民不相容的，我多年来未认识到，经过同志们揭发批判才照清了自己。吴学文同志的发言，除个别事实有出入外，我全同意接受。他问我：“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应当说在思想上、行为上我是反对党的。我觉得我拥护的党不是党纲上规定的党，那是我不满的，无视的。我个人与党的关系，我总感到自己与党好。吴学文的分析说：“你不是与党关系好，而是党与你关系好，你是有负于党。”我同意这个意见。实际上我和党是两条心，我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自以为是与党关系是好的。但站在党的立场上，个人对党有怀疑，而且有抗拒，不仅在细小问题上怀疑、抗拒，而且在大问题上，在很多根本问题上与党有分歧。过去自己工作好，就认为与党好，而与党好的第一个标志，是否符合党的原则，我自从入党以后，根本没有决心彻底的改造自己，但总是原谅自己，拖下去。我经历过许多运动，但是随着过关，未在每个运动中改造自己。这样做法，社会在前进，我自己未前进，这样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新社会的做法的抵触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引起了我很多疑问，苏共二十大以后，我的抵触变为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对党，对几乎全部的上层建筑发生怀疑。我以资本主义原则来改退社会主义，背弃了我曾有过的理想，背弃了党给我的教育。我虽然在无产阶级队伍内待了很多年，但始终保持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在党的立场上说，应该说是个阶级异己分子，因此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守不住立场，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阶级敌人的立场。

总之，这次使自己认识了自己的真实面目，错误，这是在入党以来，从未暴露出我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可以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和改造我自己。我从未仇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得意的，认为是思想财富，思想资料，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我虽然现在还不能分清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但自己知道自己是无知、可笑，当然还要进一步的批判。

关于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有义务，而且一定要回答的。但对我个人来讲，有个困难，自己觉得自己的问题在思想上是互相牵连的，在有一些问题上不能很简单直接明确地答复。上次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我感到是有些困难，因为它们是曲曲弯弯的，所以对一些尖锐问题，不知从何谈起，在时间上又不够，所以只能简单回答。不过我有决心交代自己的思想，改正自己的缺点。我现在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要按照主席六大原则检查自己。现在我差不多准备好了，关于“对党的领导看法”，过去是一直埋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里的，现在看来是反动的。我准备逐步来准备，关于党、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运动，关于非无产阶级的唯心超阶级……东西，我保证把思想完全交代出来，才能让大家帮助我批判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是我感到有个困难，当然我要在我可能的范围内，回答我的问题，有些问题与领导小组在个别场合作彻底交代。

我认为同志们提出来的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对于不同的意见昨天整理了一下，已向领导小组汇报，今天时间不那么多，只谈几条事实方面的出入。

一、有人提出，我说匈牙利事件是人民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健康的。那时我值白班，事件刚开始时，有几条消息说匈牙利事件是人民革命，当时我也如此估计，后形势发展很快，所以有转变。当时消息，几乎每条都是请示、讨论，有一些是组长写，有一些是上级直接写的，不管是向上汇报或向下传达都很严格。我个人对匈牙利问题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不能很迅速地跟上形势的发展和中央的判断，那是从未有过的发展得那样快。

二、何疆同志说，我在鸣放期间找过许多同志谈话，我不回避，但我觉得我不是去找对党有意见的人谈话，我在心理状态上倒是相反。我曾在扩大编委会上谈过，我不能与×××同放。×××（原件如此）当然是坏分子。现在我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我不是从思想界限上分明，而是从形式上。当然我不是找有意见的人去谈，而是找对党意见不多，少说话的人去谈。我当然有意见，但觉得传出去不好。

三、《前进》报上说我鼓吹工人阶级反对派，我倒也不是如此。我是看参考资料中说，我们的大鸣大放和苏联1929年工人反对派相同。我在南亚组谈过些问题，我说如果把工人反对派摧掉很好，谈过后，我很后悔，后悔是因为自己对情况了解不多，并不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错的。我自己很浮夸，但未鼓吹这东西，思想上一浮现就过去了。

四、西方组说，我鼓励鸣放。整风期间，我对万光说过，要他考虑大问题，说一些在我认为的“公道话”，我也几次与言彪、王飞同志谈过。我记得万光有一篇文章比较温和，我作为国际部领导人，希望不要批评过多。我不是一味地鼓励他鸣放。

五、苏仲湘同志指出，在波匈事件时，为什么要他们搞第二国际的材料，把资料组引向何方？二十大以后，中央对我们有些要求，认为新华社搞得快，顺手些。许多材料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搞的，但我个人对此也特别感兴趣，我收集了许多关于第二国际的材料，我也要资料组收集一下，如考茨基的材料。关于纳吉的材料是冷西同志按中央的指示搞的，搞卢卡奇的材料是我自己主动搞的，当时想把纳吉政府全部人员的材料搞出，一个是中央要求，一个是我主动搞的。这一些都受到中央的表扬，所以更倾向于此。但我对此特别发生兴趣，是个人情绪问题，没有想把资料组作为第二国际材料的大本营。

六、黄祖民指出，说我要为托派翻案。说锡兰的托派是好的，我说过。出国以前，听别人说过锡兰的情况，到锡兰时，托派穿红衣欢迎我们，人数比共产党人要多和热烈。我这是传达了中央的意图，并不是为全世界的托派翻案，因为我对托派的情况不了解，在编辑生活中接触不多，只是在出国前才听到，对我来说，这个托派的观念是模糊的。

我不多解释了，我认为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同志们所揭发的事实都是对的，这些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另外，对个别事实再另作解释。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二十四》（内部材料定期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