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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景才错误言行的材料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1957.09.21
（按：丁景才原是我校普通班第十五支部的学员。自去年寒假回校后，根据他母亲对家乡情况的片面错误的反映，擅自写信质问中共江阴县委，并对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肆意进行攻击。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期间，他又对农民生活、农民负担，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农民合作化积极性、国家商业工作和党的群众运动等问题和政策，发表了许多错误的言论，虽然经过了小组和支部两个多月的帮助教育，但丁景才竟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支配下，用自杀叛党的无耻手段来对待党，成为党的叛徒。因此，校党委会接受9月21日全校学工人员大会的意见，决定开除丁景才的党籍，并将有关他的错误言行的一些材料和三个附件一起在全校公布。）
一、丁景才的简单经历
丁景才，男，今年41岁，江苏省江阴县人。家庭出身是富裕中农，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是学生，参加革命前会业专科学校读书。1938年参加工作，1946年入党。参加工作后会长期担任农业技术工作，来校前任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后，他于九月十七日离校不返。十九日晨六时，颐和园一园工在该园后山蒙古塔下路上发现他已自杀（未死），当经该园诊疗所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市海淀医院急救无效，延至是日上午八时五十分绝命。
二、丁景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行
丁景才在今年五、六月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大鸣大放期间，会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言论，这些错误言论和行动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认为农民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善，农民负担比抗战前还重
①认为现在的农民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善，甚至下降了。
他在六月五日的小组会上会说：“农村中增产而没有增加收入，农民手中钱少，说农民生活好，我是不相信的。”他又说：“农民到领导机关来开会（指在江西）时，有的连两毛钱也没有，带的被子也是破破烂烂的，有的连被子也带不上。”
他还说：他自己过去（大约在1943—1944年间）“在延安进行过调查，农民生活比1935年有上升，但是过去是自给自足，现在什么都要买，所以实际生活是下降了”。
当同志们驳斥了他的错误论点时，他说他知道有一个村，就有50％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上升（这个村子的名字他没有说出来）。他并且说：“关于农民生活苦的状砚，领导上是不会知道的。就是毛主席去了，农民当面也不会说实话的。”
②他认为农民生活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负担比抗战前加重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织布副业停顿，收入减少，留粮标准不够用的结果。
丁景才在几次小组会上，谈到了他家乡农民生活下降的原因。他说：“小时候我亲自去向国民党政府缴纳过钱粮，一亩地不过几角钱，三亩地也只是一块多钱。”“但现在农村中的名堂很多，什么叫人存款储蓄、买公债等等。”同时他又认为：“购销差价大，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在小组中经过争论后，他仍坚持说：“就只是公粮一项，你们现在没有数字材料，我也不相信负担会比抗战初期轻。”
在七月十日和七月十九日的小组会上，他说：“自从棉花棉布统购统销以后，织布副业停顿了，收入减少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留粮标准只有300斤，不够用，因此农民生活就不会上升和改善。”他在七月十九日的检讨中，承认他对农民生活有意见，“是从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5年就明显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认为1956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否认农民有合作化的积极性，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走向巩固
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他认为1956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合作化慢些比快些好。他说：“合作化如果发展慢些，规模小些，增产就会多些。”他否认农民有合作化的积极性，他说：“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合作化并不是那么自愿，有很多贫农、下中农是随大流进来的。”从而他也就不相信农业生产合作社会逐步走向巩固，他说：“如果现在政府下令允许退社的话，那么，就会有50％的社员会退社的。”
此外，在邓子恢同志来校作报告以前，他还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有些冒了。如乡乡要修公路通汽车，他认为就办不到。现在除四害也不提了，宣传农业纲要四十条也不够全面。
第三、认为政府对农民经济照顾不够，搯的太死；诬蔑国家商业部门“与民争利”
在六月五日的小组会上，他说：“商业部门处处想赚老百姓的钱。”他根据他在江西看到的情况，认为“购销差价悬殊太大”。比如：收购生猪买时一斤三角钱，卖时五、六角；实验农场卖蜂蜜四角钱一斤，商业部门转手在商场出售就成为八角、一元。他说：“江西实验农场赔本,钱都叫商业部门赚去了。”他认为这些情况都是国家商业部门“与民争利”。
他并且说：“政府对农民经济照顾不够，搯的太死，有的副业是政府规定不准搞，有的副业由于政府控制了原料，所以老百姓也无法搞。”他又说：他家乡那个地方，家家都织布，但自棉花棉布统购统销后就大大影响农民收入。他还说：“政府只注意粮食生产，忽视副业生产的领导。”“有些地方因此就砍掉了不少桔子树。”
此外，他还认为：解放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额比解放前扩大了。
第四、否定党的某些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他说：“不一定什么事情都采取运动的方式。农业技术就不能用搞运动的办法去推广。”
他在七月五日的小组会上说：“思想改造不能靠运动，靠压力来解决问题。”又说：“胡风所以至今还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反革命，这就说明靠运动解决问题，总是粗糙的。”
他在一次小组会后向个别同志承认：他常常把组织开展群众性运动，简单的解释为靠压力来解决问题，而且常常把群众性运动与运动中某些过火斗争或非法行为混淆在一起来考虑问题。
第五、写信质问中共江阴县委，肆意攻击农村基本政策
1956年寒假，丁景才回江西，他母亲刚从家乡江苏江阴来到江西，帮助他带孩子，在谈家常中跟丁景才说：他弟弟丁仁才因为当乡干部，带头卖粮，每年卖得连自己都不够吃，只好常常吃些菜饭，以菜和红薯充饥，以致她现在看见青菜就反胃，此外还跟他诉说了许多其它家乡情况，而且边谈边哭。丁景才不加辩别，信以为真，认为他家乡农民生活比过去还苦。在回校以后，不通过组织，只由同支部某同志介绍，给江阴县委写了一封信，完全根据他母亲的哭诉，对江阴县农村工作、农民生活和手工业副业生产，肆意进行攻击。
他说：他家（住江阴后膝区三省乡二甲里）历代以耕作为生。在他1937年离家前，吃的方面非常朴素。他并且又举了以下两件事情做为例证，来说明他家是“贫寒出身”。他说：他家生活过去跟贫苦乡下人差不多，省吃俭用。自从他离家后生活就不如他在家时好了，现在相信他母亲诉说，“比以前更苦了，连饭都吃不饱了”。
关于那两件事情：①就是在抗战前他在每年暑假回家期间，他祖母为了吃得好些，要他母亲做菜时多放点油，但当时丁景才吃起来，还感到比学校里用油还少得多，用来说明他家过去生活一贯省吃俭用。②1951年他回家时听一个亲戚偷偷告他，他祖母在那一年，因为没有米吃，天天吃麦子吃死的。
他除了说他母亲是贫寒出身以外，还写道：“我母亲素不是一个好搬口舌的人”，并且他“想无风不起浪”，“问题的存在如不及时解决是对国家不利的。”因此他“为国家计，为巩固工农联盟计”，也为了自己免犯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不得不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江阴县委，请“详加研究”，并：希望江阴县委将调查结果最简单的告诉他，“以便回家核对研究”。
此外，信中主要还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和问题：
①诬说当地农民粮食不够吃。
③说学龄儿童无钱上学，并且寄钱回家都不能声张。
③诬蔑织布合作社剥削严重，以致妇女参加织布合作社后，收入比过去减少了，“苦不胜苦”，并提出五个问题向江阴县委责问。这里表明了他对农村织布副业合作化的态度。他写道：“总之说非合起来不能叫合作化，那也应该相应解决合起来妇女的这些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减少织布妇女的收入，也才叫做解决了问题。”
④提出对于籼稻改种粳稻的意见。
（丁景才给江阴县委的信、江阴县委书记的信和江阴县委关于丁景才家庭情况的调查材料均见附件。）
第六 狂妄有大，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丁景才的错误，除了上述在农村问题上和家庭问题上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以外，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他狂妄自大，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行为上。
（1）骄傲自满，喜欢吹嘘夸耀自己
①丁景才平时很乐意同志们称他为高级知识分子。而同志们原来也都以为他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大学毕业生，称他为高级知识分子，他很高兴，并经常以农业专家自居。问他是那个大学的，他说是金陵大学的。最近才暴露他并没有在金陵大学本身的院系读过书，只是在金陵大学附设的农业专科学校上了不到半年学。
②他又经常吹嘘自己是“政治上早熟的人”。他说他在1931年就加入过党。后来有一位同志详细询问他1931年入党介绍人是谁，履行了什么入党手续，事后过过组织生活没有？他都答不出来，最后只说了一句：“嗳，也算也不算。”事实上，当时他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但他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却也写着这是一个悬案。
③他又常吹嘘他有20年的农村工作经验，很熟悉农村情况。他说：1939年他就会在晋察冀边区发表过有关合作化的文章。他又说在江西，由他最早创办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是江西省委的试验乡）。他又吹嘘他有着“早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简直把自己描写成为江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始人。
④他自夸他是农家子弟。在一次小组会上，其它同志批判他写信质问江阴县委的错误立场时，他还文不对题地吹嘘自己是“穷苦出身”，甚至把家族中争夺财产的纠纷和他祖母对他进行的“光宗耀祖”的封建说教，也都说成是阶级压迫和革命教育。
⑤六月间江西省邵式平省长来中央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丁景才去看了他一趟，回来后就替他自己吹嘘说：“邵省长要我担任科学委员会江西省分会副主任”。有一次晚上他又会向和他在一起乘凉的几个同志，妄自抬高身价地表示：他还不大愿意干哩。
（2）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目空一切
①丁景才来高级党校后不久，在听了杨校长开学讲话以后，在小组会讨论学习方针时，就对杨校长的报告表示不满，认为杨校长所说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是“强加于人，不是以理服人”。
⑥1956年11月我校社会科学资料室聘请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专家吴汝康先生来校作关于“生物进化”的报告。丁景才在哲学总结时期，读了关于这一报告的记录印刷稿以后，就不懂装懂，片面武断地用质问和教训的口气给社会科学资料室写了一封信，批评吴汝康先生是承认“生存竞争”、“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原因的人，是否认获得性遗传的人。并且又武断地指斥：“凡承认‘生存竞争’的是属反动学说，凡否认获得性遗传的是唯心主义，宣传唯心主义！”他在信中愤慨地责问社会科学资料室的负责同志：“我要问你们发这些材料是叫我们学习这些论点呢，还是批判这些论点呢？”
当社会科学资料室派同志找丁景才进一步征求他意见时，他还责问：“为什么请这样不知名的人来讲课。”并说他曾问过生物学界，大家都不认识吴汝康，就连他自己也未曾听说过并且也不认识吴汝康。因此使这位同志当时深深感到丁景才态度很不谦逊而且武断，好像凡是他不认识的人就没有名气，就没有学问了。并且觉得他“不大对头”。
⑧在平时谈到研究班的学员时，丁景才常轻藐地说，某某人那样的干部就进了研究班，有什么了不起。当整风学习进入反右倾思想时，学校党委会第一整风领导小组吴岱同志（研究班学员，78军政治委员）亲自领导第十五支部的工作，并深入小组参加会议。丁景才却在小组会上傲慢地说：“凡是参加我们小组会的同志，不论是研究班的或学校下班的同志，都应该作为我们小组的一个成员，都要和我们一样发表自己的意见。”会后还去问支部书记说：“校党委派一个省委书记来领导还差不多，来个当兵的，能解决什么问题！”
（3）重技术，追求个人名利；轻政治，忽视党的领导
①据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大川同志反映：丁景才在领导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时，强调科学技术，忽视政治和党的领导。他以为个人有了科学技术就有了一切。他在和小组里个别同志谈话时也常常谈起，他只愿搞技术工作，不愿意做政治领导工作。他并且曾向那个同志说：“我在厅里办公，不愿意看电报，因为看电报对业务没有什么帮助。”
②但是丁景才在科学技术上的态使，也是不老实的。他受着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强烈地追求个人名利。比如：在哲学学习进入思想总结时期，同志们都写学习心得，检查批判自己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丁景才却是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东拉西凑地写了一篇大而无当题为“哲学和农业科学”的论文，洋洋数万言，缺乏阶级观点，并且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科学机关的同志和其它同志，企图借此“一鸣惊人”。
③又如在学校平时学习中，他不惜耽误哲学的学习时间，把精力用在拼命写作电影脚本上。据他自己说，这是应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之请而写的，而且制片厂曾两次请他写的。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的。据了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到江西拍摄红土壤改良的片子。丁景才参与了这件事，事后就多方面拉关系，为了影片土能放出编剧丁景才几个字，也为了可以得到据说是一千多块钱的稿费，他毛遂自荐，自己要给制片厂写的。脚本写出以后，一方面因为制片厂不需要，另一方面因为写的不行，根本不能用，没有被新闻电影制片厂所采用。但他仍并不因此罢休，接着又写了第二部，并且仍要新闻电影制片厂向上海科学技术电影制片厂推荐，结果还是被谢绝。
（4）对个人级别不满，对党心怀不满
①他曾对一位同志表露对自己级别的不满情绪，说：“省委（指江西省委）的处长随便就是十一、二级，政府的副厅长却是十三、四级（他本人原来是十三级）。”
②丁景才自己又承认：在1942年延安整风到审干这一期间，他认为党对他不信任，因此长期没有解决党籍问题。自己计较个人得失，曾对党心怀不满。当时延安党审查他的时候，他曾说：“如果认为我有政治问题，谈话没有必要，送保安处好了。”
③三反期间，丁景才因浪费（买沙发），曾受群众批评，他对此也感不满。
三、对丁景才错误思想行动的批判过程和丁景才的态度
（1）丁景才的错误是严重的，它不只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维护他家庭利益，为自己争名夺利，从而攻击党、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错误，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当丁景才这些错误思想和言行在小组座谈会上暴露出来以后，就立即遭到回击，并展开了争论。但最初丁景才完全采取了坚持错误的顽抗态度。比如：关于农民生活苦、负担重的问题，在六月底七月初，当有同志劝他应好好作一检讨时，他却回答说：“我有什么检讨的？我要坚持原则。”不肯低头认错。当这个问题在小组会上展开争论，同志们用事实把它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却还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地说：“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人专门研究农村经济的，大家都没有可靠的材料和数目字用来分析和说明问题。”并且他表示要在这次学习结束回去后，“用两三年的功夫来专门研究农村经济”。
（2）后来，随着全校运动的发展，经过同志们的多次帮助和教育，丁景才才在七月十九日和三十一日的小组会上作了两次比较系统的检讨，对他所谓“农业技术不能用运动的方式来推广”，和“国家商业部门与民争利”问题，正面承认了错误，并初步检讨了否认农民合作化极性的错误。但对大部分问题，却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比如：对于“农民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善”这个问题，他不但没有做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相反把问题缩小，改说为“农民生活改善不大”。并且故意不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提出了许多客观原因来说明农民生活改善大小，快慢各有不同，来替自己辩解。他对小组同志提出要他从家庭出身来检查立场的问题，有极大的情绪，拒绝在小组进行检讨。而对为家庭问题向江阴县委写信问题，他在小组检讨中也不是从阶级立场出发来分析批判，而是故意制造了一些所谓客观原因来替自己开脱。他甚至认为同志们老强调阶级出身问题，是有意要整他。对江阴县委书记复信中揭发他的家庭成分，特别是对他父亲评了个“小土地出租者”表示怀疑和不满。
因此，总的说来，这个时期丁景才的态度还是不老实的。
（3）经过运动的教育和同志们、小组和支部的反复帮助，当支部于八月二十日向他提出，要他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交代检讨后，他开始表示愿意作检讨，愿意承认错误。而且在经过了一番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后，在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十三日曾分别在支部大会上，作了两次检讨。在这两次检讨中丁景才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立场上的错误，承认了他对家庭的错误看法和对家庭关系上处理的错误，是由于离开了党的立场所引起的结果。并对自己的错误言行初步作了一些批判。但批判还是不深刻的，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新的揭发，也没有全面地提高到原则高度来分析，对狂妄自大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则缺乏勇敢的系统的暴露，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来进行分析。
因此，丁景才在支部大会上的两次检讨，虽然稍微有了一些进步，但是他检讨的深度距离同志们对他的要求，还是很远的，因此仍然不能使同志们满意。但是，尽管如此，同志们对他还是采取了诚恳的、耐心的帮助的态度，他自己也曾在半天内三次或者五次地找支部或小组同志谈问题，大家都从来没有表示过不耐烦，总是耐心考虑研究问题，有时候还牺牲了休息时间和星期天来和他谈问题。据大约统计，自从八月二十八日支部大会批判他的错误以后，到他叛党自杀为止，在二十天时间内，仅仅同志们与他个别谈话，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次数就不下五、六十次。而且自始至终，所有的同志，都是坚持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表示了欢迎和鼓励，而对他的错误也是坚持了严肃认真的原则。因此，丁景才也曾经这样说过：“同志们对我采取这样耐心的帮助教育和与人为善的态度，方式方法从来没有粗暴的现象，使我这样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不能不感到惭愧。”
四、丁景才叛党自杀的经过
丁景才的错误是严重的，为了教育大家和改造他本人，校党委决定在第一领导小组范围内召开几个支部的联合大会（片儿会议）来解决他的问题。当支部于九月十六日上午正式通知他要召开片儿会议讨论批判他的错误时，支部负责同志会强调指出他的问题有代表性有教育意义，并为解除他的顾虑，一再交待政策，动员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自己也说：“我的问题是严重的，我自己也料想到我的问题是需要在片儿会议上来解决的。”并且表示“一定要低头认罪”。当天晚饭前后，他还会三次到支委同志的房里找支委谈话，主要是他为家庭问题对江阴县委写信作解释，说他写信并非完全出于恶意攻击。当时丁景才在思想上虽然表现有一些紧张，但还没有显着的不正常现象。因此支委同志也未介意会发生意外，仍然本着帮助教育的精神，一再要他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在当天下午和晚间，他对同房同志暴露了以下的一些思想情况，主要是他认为他的问题严重，他说：他的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与社会上右派言论一样的，“怕当右派”，“怕丢面子”。也会说：“明天午后（九月十七日下午）的关不好过，我恐怕要全国出名，大会点名，众目所视，实在丢人。”他还说：“我看我的问题严重不好解决，小组、支部、片会、全校大会，一步步上升，什么时候能检讨彻底呢？恐怕只有当教材用完了，才能停止。”他又多疑地说：“我看最近小组和支部同志对我不如过去热情了，自己也怕惹人家讨厌嫌麻烦。”同房同志针对他这些错误想法，对他解释说服，指出前途出路，要他不要多疑，要他端正态度，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并告他党对同志的错误总是实事求是的，以解除他的疑虑。谈话完毕之后，丁还谈笑自如，而且晚上睡觉睡得还好。因此同房同志也没有介意，也未有向小组和支部汇报。
十七日早晨，丁景才曾经提出如有人到卫生科，请给他带些药（丁有心脏病，并不断服安眠药片和镇静剂），支部当劝他可以到卫生科去看看病，并取些药，他表示自己不大愿意去。当时他精神和行动的表现仍与往常没有什么变化。上午八时支委和二组同志开会，研究在片儿会议上介绍关于丁的错误言行的发言提纲。丁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估计他要到卫生科去。上午十点四十分散会后，丁已不在房内，估计他到卫生科去了。中午他没有到食堂吃饭，也以为他还没有从卫生科回来，大家根据他平日情况，也没有估计到可能发生意外问题。迨至下午二时十分，同房同志因仍末见他回来，就报告小组和支部，当时支部就组织几个同志，检查了一下他的东西，看有什么迹象没有，同时报告领导小组，通知保卫科，并外出找寻，还到卫生科查询他看病取药情况。下午三时领导小组开片儿会介绍他的错误言行，同时为了怕他自杀或逃跑，先派人到颐和园寻找，未有找见，晚饭后又派人到城内他亲戚东去找寻也无踪迹，因此由校保卫科正式与市公安局联系，通知全市公安机构普遍查询。
十八日支部继续派人到城内他所有熟识来往的关系人家中去找寻，并又到颐和园和园明园旧址寻找，均无结果。当时支部估计自杀可能性较大，因此又和学校保卫科共同组织人沿河、沿井去寻找，仍未发现。
结果，十九日晨六时，颐和园园工在后山蒙古塔下边砖砌路上发现了。当时丁景才尚未断气身死，当即由园工报告该园派出所和园内诊疗所打强心剂后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七时许由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转送北京市海淀医院进行急救无效，于上午八时五十分完全停止呼吸。当时我校亦已接到医院通知，派×××等同志，到医院协同法院认真研究他致死的原因，并办理善后事宜。经医院检验发现他头部有外伤，后脑骨摔坏，又经过派出所和法院检查现场，发现在蒙古塔内遗有他的毛衣一件，鞋一双，帽一顶，手帕一条，药瓶一个，以后又发现丁曾于17日向卫生科领取安眠药18片，镇定剂20片。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市人民法院判断丁是自杀身死。因此，他是一种无耻的叛党行为也是肯定无疑了。
同时，根据丁景才自杀前后的思想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丁景才的自杀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他虽然自感错误严重，但他又患得患失，怕丢人，怕当右派，怕臭名远扬，怕身败名裂，不肯深刻检查自己，向党公开承认错误。相反对党和同志们对他的耐心帮助和热情期望，置之不顾，以毁灭自己、叛党自杀的手段来逃避、来抗拒改造，并企图借此阻碍伟大的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所以，葬送丁景才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他自己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愿意把他的错误带到棺材里去，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党和同志们对他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所以，对他的死，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
附件一：丁景才给江阴县委的信（另收）
附件二：江阴县委书记给××同志的信
××同志：
来信收到，我把你的来信及丁景才同志的来信，以及我们的调查材料，一并寄给你。丁景才同志的论点，我是很不同意的，前次给你信，已是有说明，我本想把丁景才同志的来信寄给杨献珍同志，请他看看，一个高级干部是怎样污蔑我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你来信说，可作参考，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才作罢了！现在经过反右派斗争，我觉得完全有必要驳斥这些谬论，你来信要这封原信，更好了。我寄给你，并把我的看法告诉你。
1．丁景才同志首先叙述他家过去生活的贫闲，来印证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后，更不如过去了。其实，他父亲是小土地出租者，兄弟是富裕中农，雇长工种田，雇工织布。以农村剥削者的地位，来看待社会主义，难怪要叹息今不如昔了，由此，可知用心之恶毒。
2．丁景才同志把织布合作社比之奸商都不如，他不承认合作社是消灭剥削，不承认过去被投机商所剥削部分，现在已为集体积累和社员的工资，他把公积金与农民目前利益对立起来，他更否认了织机户与纯农户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平衡性，不宜悬殊过大，而企图盲目的提高工缴，把公积金化为公缴分给社员。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吗？表面上是说集中起来不好，实际是攻击合作化制度。
3．关于秈改粳的问题，他完全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所了解的只是封建制度剥削下的农村经济，而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经济，他所攻击的，不是什么秈稻，粳稻，而是江阴的党完全不关心群众的疾苦，群众要种一些早秈稻接接熟，当地党组织都不同意，事情是这样吗？
4．他说他祖母是1951年吃麦吃死的，1951年刚完成土改，没有合作化，没有实行统购统销，为什么会吃麦吃死的呢？他没有说明，总之，革命胜利了，他是不顺眼的。
我不了解丁景才同志的历史情况，或许他对党有过很多贡献，但是就他这封信的论点，是与右派言论是一脉相通的，我希望你坚持真理，驳斥这些谬论，维护党的利益。
丁景才同志的信，我的信，调查材料，最好公布给党校的同志们看看，你如果需要我们什么材料，请再来信。
致
敬礼
附件三：江阴县委关于丁景才家庭情况的调查材料
家庭情况：
解放前：父亲丁汉宝共有土地三十多亩，家里有铁木机三台，除雇用长工一人作农活外，并雇用织布工，兼效纱布买卖及放债（现在还有40包纱放在外面未收回）。丁仁才虽家居农村而也参加自卫团，因此在过去政治经济上占着一定地位，没有人能够欺压他，同时农业生产数据亦很充足。
解放后：
土改时父亲是小土地出租者，兄弟富裕中农成份，父亲五六年死去，家内均已入社，丁仁才是农业社副主任，社内脱产干部（丁景才来信说是党员其实不是），仁才银才的妻子都参加棉织社，据五六年银才实得工资364元，仁才339元（缺一个月）平均每家在棉织社每月可得30元左右，在口粮方面，两家口粮以490斤计算分足的，去年丁仁才还有1000斤余粮，在土改后卖去二亩田，并造了三间瓦房。
现在人口：母亲在江西丁景才处，银才七口仁才六口。
政治态度：
丁银才较落后，对参加合作社不高兴，经常说：“我参加合作社是明吃亏的”因此入社是最晚的。丁仁才：刚解放积极活动，主要过去参加自卫团，同时想掮丁景才牌头，使群众对他好感。在土改时由于亲戚大部是地主富农，立场动摇，不敢开展斗争，工作也消沉了，五二年民选乡长时曾有人提出要选他（主要认为他有一些文化，哥哥是老干部），后来落选了。他担任农业社干部，一方面拿社里工分补贴，另外也经常去棉织工厂织布。
二农业改制：
该地种秈稻田占60％左右，1952年开始改制，当时群众思想主要顾虑怕口粮在改制后接不到头，在光辉五社会曾发生过干部践踏秈稻秧田。该乡在五六年改制完毕，去年五社六队又试种秈稻三亩，每亩仍收到三百斤，与粳稻相差二百斤。
三、棉织社情况：
现在的棉织社是由原来的后滕三甲里二个社合并的，主要是由于业务的发展，原有房屋不够用，均须进行基本建设，加以三甲里变通不便成本费用较大，根据社员分布、交通便利和将来发展的方向，就择定袁家乔为中心建立社址，房屋都是以厂房形式建立，共用去四万多元，该社本来预备今年实行机械化，现在公积金已积累四十万元。
去年全年发放工资58，613元（按：此数有误），（2500直接生产人员），每人每月平均22元，1956年公债任务24754元实际完成23529元（2549人认购），平均每人实际购9.24元丁仁才在棉织社购11元，在农业社购5元，丁银才棉织10元农业社1元，在棉织社是分五期交款，公债都是自己认购的，对个别户购买有实际困难者可少购。丁银才说：我们先购的吃亏了”。
丁仁才等家住三甲里，棉织小组是以自然村建立的，合并的原因主要是经过花纱布公司检查发觉有些社员在布机上装铁皮硬拉纱条，简脚纱不齐，对质量有影响，为了加强管理，组织交流生产经验，去年四月份就动员集中生产，把赵杏生等家已倾斜的猪圈屋等修理后集中了22台布机，尚有一台因房屋不够未集中。在动员时丁仁才兄弟都不满意，因为在家内可以夫妻替换织，集中工厂后非社员就不能去织，其次增加社员开支，及照顾家庭孩子等不便利，集中后每台机已分摊8.6元房屋修理费，房屋租金每台每月二元，完全由社员负担。对带孩子等确没有解决。纺线子的仍分散各户。
1957年3月
| |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6期，1957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