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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和同志们低头认罪，悔过自新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二支部 王善玲
1957.10.00
（注：王善玲，女，38岁，山西左权县人。家庭出身，中农兼小贩。本人成分，学生。1937年11月入党，1937年12月参加工作。来校前任国务院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
我沉痛地向党和同志们交待我的罪恶思想和言论，向党和同志们低头认罪，悔过自新，请求党和同志们进行批判教育，帮助我提高认识觉悟，以便今后能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我的交待分三部分：（一）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和鸣放期间的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和言论，以及我现在的初步认识。（二）我走上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道路，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的根源。（三）我对自己政治错误的态度和改正的决心。
（一）
我在鸣放开始期间说，不解决打击报复顾虑，鸣放不起来，特别是党内干部，顾虑最多，可是我还是说了很多,因为心中有许多不满，不说出来不行。当小组同志质问我有的意见不是事实，我便说出来源，好像件件都有根据。有的问题小组同志说那是个别的缺点,我说个别缺点也是缺点，无缺点就用不着整风了，整风就是整缺点的。总之，在当时我与小组同志的整风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并且有时在小组同志为保卫党的利益驳斥我时，我还反驳和不满，认为小组同志只讲好的不讲缺点。我当时的态度是尽量找党的缺点，将过去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时、讨论中央同志报告时讲过的，过去在机关里在党的生活中感觉到的，以及今年在学校中听得来的感觉，从内部参考中看得来的个别反映，甚至很久以前的记忆中的事情，全部发表出来，共讲了十三条意见。这些意见，我当时和事后还以为是帮助党整风的意见，经同志们几次批判分析后，我才逐步认识到不是整风意见，也不是一般的或严重的右倾思想问题、一般的个人主义对党不满的问题，而是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场出发的对党不满到怨恨仇视，所发表的一系列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言论。
一、反对毛主席在二月省、市委书记会上讲的一段话。我说毛主席说的近来党内争名夺利思想在抬头，能官不能民，这种思想不如国民党唐绍仪，升级制度要改变，升一级不是共产主义多了些，而是个人主义多了些，这段话说得太笼统，看对谁讲，不能一概而论说对升级有意见的干部就是争名夺利，这句话对不应升级而要求升级，升一级不满而要求升二、三级的，不升级就闹情绪躺下不干工作的人合适，将党员比国民党也是不合适的。我思想上认为我未升级曾有意见，但未闹情绪不干工作，觉得我委屈，其他人如有此种情况也会觉得委屈。看到人民日报上登的讽刺少数不求进步的老干部的漫画，我也说讽刺太重。
自己去年评级时，觉得自己级别低不如人，是几年来的思想包袱。原想由十二级提升为十一级，至今年愿望未实现，产生不满和不平，听了主席批评引起反感，认为批评太重。现在认识，共产党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主席的批评中得到启示和教育，反省自己的错误丑恶思想，而我却不但不引起警惕，反而从丑恶的个人名位思想出发，抗拒主席的批评教育，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对党内有这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党员应当狠狠批评，我自己更是典型争名夺利的人，我就是没有共产党员气味的人，也就是不如国民党唐绍仪。
其次，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委系统十级到十二级干部调整的级别，政府群众团体来调整是不合理的，应当向干部说明原因。我并未弄清楚是否去年国家机关司局长级干部没有调整级别的事实，只是从有一次电话中间到劳动部张子芳同志，是否劳动部司局长级干部调整级别事批下来了。她说未批下。我问怎么我们同学中有批下来的。她问是什么单位。我说如国务院八办同志。她说那恐怕是属于党委系统的。寒假时听说部里已报上，还未批下。以后又听说全国总工会、林业部等部门也未批下，批下的可能是党委系统。寒假后问郝鲁伟同志鞍山市调了级没有，她说听说批下去了但未执行。我便主观臆断认为党委系统先报上就批下了，国家机关后报，就未批下，可能是因为1956年度国家财政上有困难，今年为压缩干部过高工资，十级以上干部又在减薪，企业领导人员工资也在控制，可能是国家机关司局长级干部不执行调级了。我的思想是应当各部执行，不执行也应当说明不执行原因，以免使人误会为我在机关里未评上，而是由于中央改变了精神。
现在认识到，这种丑恶思想是要求个人利益超过国家利益、整体利益，是极端自私自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恬不知耻的歪曲了国家的整个正确决定，客观上起了破坏党政干部团结的作用，起了破坏党内团结的作用，也是破坏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威信。
二、关于物价问题。我看了国务院发言人关于物价问题的谈话后，在小组会说，内部参考上反映涨价物品比较多，幅度也比较大，发言人说涨价物品只是一小部分，可是一小部分却关系人民生活，钢轨降了价与人民生活无关，涨价幅度比统计局资料百分之二、三大，不符合实际情况，是因投资大了。解决财政困难用提价办法是可以的，应当说明原因，将地方工作中的缺点讲明，使人民容易谅解，不然包着藏着，怎能说服人。
这种思想根源是今春看到物价上涨较多，比往年波动大，感到工人几年没有改革工资，去年刚改革完，就赶上物价上涨。听说学校也酝酿大增学杂费，就觉得使人负担加重。涨价物品中有的道理充分，高级商品和人民关系不大，油肉涨价可刺激农民生产，蔬菜是季节性关系；有的商品涨价道理不充分，如手纸涨了价还买不到，盐涨了价也不调节供应量，集中在一个时期涨，必使人感到物价不稳、工资改革后等于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内部参考上反映这方面意见，很多是有道理的。
这种思想是从工资改革后成绩受影响，个人既未调整级别、支出反而增加的埋怨不满情绪出发，夸大了少数人对物价问题的不满，发泄了个人的私愤，反对了国家的正确的物价政策，抹杀了工资改革的成绩，诬蔑了发言人谈话不暴露困难、不检讨缺点，破坏了中央的领导威信。
现在认识，对中央物价问题的指摘批评完全是恶毒的歪曲事实，实际上是对中央的攻击。物价问题是关系工农生产发展、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大事，中央一贯慎重决定。是党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日伪统治时期12年的通货澎涨，结束了人民生活毫无保障的痛苦，一贯执行稳定物价的政策，保证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近年来，为使商品与购买力平衡，促使生产发展保证商品供应，应当对部分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某些商品价格采取有计划地和有控制的调整价格的措施。今春调整价格的商品品种只有十种，二千乡规格，占人民生活用品一小部分，大部分商品价格是稳定的，如煤、布、棉等，主要商品并未涨价，涨价幅度平均只有百分之二、三，并不影响人民收入，工资改革后职工所得利益仍旧很大。今年调整部分商品价格后，物价一直很稳定，职工工资收入北去年更多，所得到的利益更显著。至于一部分手工业品中涨价是存在有原料供应困难的，发言人也讲得很清楚。地方工作中有缺点，是有的地方自由市场中手工土产品上涨较多，中央已指示加强自由市场管理，降低不适当的价格。党和政府从来是依靠人民、代表人民利益的，不隐瞒工作中的缺点的，只有反动统治阶级才对人民奴役欺骗，这说明我对党、国务院不拥护不信任，是毫无根据地揑造和诬蔑。
三、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3月听了康生同志传达陈云同志报告和薛暮桥同志来校报告后，我在小组说56年基建投资过大，超过了财政收入速度，带来了招收工人多、工资支出多等一系列困难，敌国家支出出现赤字，物价波动大，寅吃卯粮，这是反对保守后又有些冒进了，1957年不得不减少投资。
我在看了第六期劳动通讯中徐拍如同志给马、刘部长的信后，我同意他说56年工资增加多不是影响物资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而基建投资大是主要原因，想到投资大积压了资金，如有的厂开工不足，内部参考上说第一汽车厂开工不足，去年参观电子管厂原料不足，不过这些厂是重工业，需要早投资开办，而象纱厂很容易办，现在棉花不足，就应该着重挖掘现有生产潜力，可减少些投资，就不致引起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不会波动太大，而国家机关十级到十二级司局长级干部的调整级别也可以执行，我自己也可以提级。
这是从极端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的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攻击，诬蔑了1956年基建投资大了是冒进，否定了伟大建设成绩和中央领导正确，站在对立立场上就不能正确估计成绩，只看到缺点，并对之夸大和攻击。
直到6月看了周总理在人大的报告后，才认清了56年基建投资大了些不是冒进了的性质。实际上周总理和过去陈副总理等报告是一致的，完全是我自己认识的错误。56年投资大了些的性质是局部性缺点，数额只有15——20亿元，占全部投资5——6％。不是全面冒进，是根据当时需要与可能制定的计划速度，虽然暂时有一些困难，但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加强国防建设是人民根本长远利益所关。1957年根据客观条件变化，需要调整发展速度，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同时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充满了阶级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我们与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诬蔑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全面冒进了，否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自己的反动言论正是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致的，对伟大成绩视而不见，对个别缺点加以夸大。
四、农业合作化问题。1、2月看到内部参考中反映有的地方有中农退社现象和减产现象，社太大，自留地少，牲畜集中喂养有死亡现象，我便在小组说在批判党内右倾保守错误后又有些太快了，有的地方未经初级社直接进入高级社有点太快了，如果经过初级社，中农有土地报酬，收入不会减少，就不致于退社，对团结巩固合作社有利；有的方面统得太死，自留地少，农民机动收入少，牲畜集中喂养死亡多；有的社办得太大，几个自然村上千户办一个社不易管理好，苏联前几年才合并小农庄为大农庄，这些可能是合作社减产农民退社的原因。
这是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益未满足，对党有怨恨情绪，看到个别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就夸大认为党的领导上有缺点，就认为是合作化发展太快有些冒进了。
实际上这说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未改造，就反映和代表了农村资本主义思想，就否定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否定了合作化的伟大成绩和中央合作化政策路线的正确，与右派言论是一样的。
现在认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自己代表的不是60—70％的广大贫农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而是为中农、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立场叫嚣。中央一贯的根据农民迫切自愿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愿望，长期领导农民从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进而组织高级社，使群众从实践中确信合作化的优越性。55年主席、中央批判克服党内工作中的右倾保守倾向后，全国农民响应号召，大批进入高级社，出现合作化高潮，这是长期工作基础群众觉悟提高等各种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合作化后废除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私有制，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准备了条件，使工农联盟进入新的更高阶段。高级社实行了按劳取酬先进的分配原则，对扩大生产、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增产救灾提供了无比的优越条件。反之，如按照我的意见，必经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是违反广大贫农下中农利益的，因土地报酬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影响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私有生产资料障碍扩大再生产，就不能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速度，这和国家人民利益是根本相违背的，而有利的却是部分中农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阶级分化，使剥削制产生，阻碍整个总路线的贯彻。统得太死，也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立场，而社大，也仅是个别的，且可做典型试验，全国的社平均是不大的。
五、工农生活关系问题。过去看到内部参考中材料及劳动部个别文件，我说解放后工人和农民生活都有很大改善，农民收入不能和工人一样，但是农民生活改善速度比工人慢是缺点。
我感到有些农民对工人生活有意见，不断流入城市，解雇后的工人不愿回农村去，农民副业收入减少，有的副业归了地方国营，农民现金收入少不机动，有的农民反映对油、肉、粮供应质量有意见。根据这些印象，我感到农民生活改善速度不及工人快，是缺点。
这种反动言论和说合作化问题一样，看到说有的农民有意见，就扩大这类意见。这种意见好像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讲的，实际上也是代表了部分中农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就否定了合作化后广大农民改善生活的事实，夸大说工人农民收入悬殊。实际上只是部分“结合部”工人工资高于农民，农民对之有意见。实际上就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强调了工农生活悬殊，就是挑拨工农关系，破坏了工农联盟，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罪恶活动起了相互支援作用。
六、工资改革。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说去年工资改革成绩很大，工资水平提高了，工资制度合理了一步，缺点是过去检讨增加慢了，今年又检讨去年增加快了，虽波浪式难免，但去年增加过多，又有些冒进了，是工资政策掌握不稳，劳动部有责，中央也有责。我思想上认为去年工资总额增加多了，国家人员、企业领导人员、结合部工人工资增加多了，今年减工资，工作被动，因为说服工人减工资有困难，未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工资不可不增不可多增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的方针，这与中央未成立劳动工资委员会直接加强领导有关。
实际上，夸大了工资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提高为工资政策方针上的掌握不稳，否定了去年工资改革方针的正确，否定了中央对劳动工资工作的重视和正确领导。
工资问题是关系生产和分配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重视，解放后数次工资改革，工人生活得到很大改善，56年为进一步使职工工资符合我国生产发展需要，适当改善职工生活，党、国务院决定去年进行全国的工资改革。经各方面多次讨论制定合理可行方案，为了弥补前两年工资增长较慢的缺点，去年增加幅度较大，不仅改善了职工生活，改进了工资制度，而对提高生产、提高职工觉悟、加强职工团结都收到了积极效果。缺点是个别工作中的缺点，今年已经适当压缩，对工人内部团结有利，对工农团结有利，而且只要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减低结合部工人工资是行得通的。
从职工工资问题过去增加少，后又增加多，基本建设先反保守后又投资过大，合作化先反党内右倾保守，后又发展太快的错误认识，就提出中央政策掌握不稳，工作有忽左忽右现象，对中央领导提出了怀疑和指摘，这是对中央领导的诬蔑和进攻，将工作中的随条件情况变化而修正的执行计划、任务、速度，夸大为左右摇摆，否定了党中央一贯正确英明领导，一贯坚持既积极又稳步前进、既反对急躁冒进又反对右倾保守的方针，否定了一系列伟大的工作成绩。
七、延安整风抢救运动。3月座谈康生同志来校报告后，我说康生同志在报告中说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就贯彻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不符合事实，是夸大了工作成绩，没有自我批评，说服力不强，因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有逼供信现象，伤害了一些干部，是有偏差的，现在还有人有意见。
我当时提这个意见时，是这样想的，55年听陆定一同志作肃反报告时，批判过要接受抢救运动中的教训，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抢救运动中有偏差。今年3月间马宝珍同志在我房间闲谈，她说43年到延安学习赶上抢救运动，不如这次在高级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系统，后悔不该去，将抢救运动逼供信现象说了一些。正说着郝鲁伟同志从外边进屋来，插了一两句，说她当时也在延安党校学习，知道有此事，不过短时间就纠正了，主要是下边执行中的问题。马也说是短时间。我说44年太岳区党委党校也有过短期紧张情况，不久即纠正，我44年在太岳区整风学校学习就一直很稳，我当时感觉到是不应当发生这种逼供信现象。以后鞍山市委派人来向郝鲁伟同志调查沙友石同志在延安整风中的问题，谈到什么特务托派问题，我当时问了一句，怎么这么久还未作组织结论。4月中旬沙友石同志来校看郝，谈到见安部长的事，他们并未流露什么不满情绪，我却感觉到组织上不关心干部，联想到劳动部也有这种不关心干部现象。听康生同志报告后，回来路上听人说整风提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是否42年提出的，我回来问郝。她说记不清了，记得当时提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说抢救运动中有偏差，康生同志报告应说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是从1942年整风以来就执行了的，中间虽有过短期偏差，但很快就纠正，不这样说说服力不强。郝说说不说都可以，是抢救运动中下边个别偏差，中央很快就纠正。我说还是说说全面些。
从这个问题检查，我这种错误思想是由于我过去感觉到劳动部组织上不关心干部所产生。而这个问题是个人与党的关系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的个人立场，亦即反党立场，不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去看待党员个人与党的关系，而是站在个人与党对立的立场上，也就是保护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如果站在党的立场上，应当肯定抢救运动成绩，缺点是难免的，微小的，短暂的，受当时条件所限的，在中央、主席九条方针指示下，抢救运动达到了纯洁内部、巩固边区、抢救失足者的目的。下边个别工作中的逼供信现象很快就纠正了，慎重的进行了甄别定案工作，同时广大干部经过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提高了觉悟，对个别遗留问题党也是一贯采取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进行慎重处理的，没有任何理由可加以否定的。
其次，延安整风即贯彻团结批评团结公式，这是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整风后思想水平普遍提高，反对了三个主义，学习了两条路线斗争，奠定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采取了批评自我批评方式提高了干部分辨是非的能力，克服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养成了良好的实事求是作风，大大减少了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这种方式不仅是42年整风中采用，而且在1935年以来就正确地执行着。
对这样伟大的成绩不看，党的历次有关这方面的总结、主席的指示不提，说明自己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的对党进攻。
八、肃反运动。说成绩很大，可是缺点是有的地方悮斗了部分问题不大的人，使他们对党不满，翘尾巴不好领导，同时事先准备工作不足，易产生排队不当斗争面大的偏差。
实际上这是从个人情绪出发的错误看法。55年肃反开始时，我思想准备不足，由于有严重右倾思想，对本机关反革命分子情况麻木不仁，要求延长学习反胡风文件的时间，掌握斗争武器，要求领导上交待具体工作办法，要求事先排好队。受到领导小组同志批评后，心中不愉快。斗争开始时又对敌情估计过高，运动进行中对肃反对象产生温情怜悯心理，经过一段斗争认为来搞出成绩来，又畏难，定案时又认为有悮斗问题不大人的缺点，自己认为应当将肃反对象与审干对象分开进行斗争和审查，不大伤感情。
今天检查，这不仅是对劳动部肃反运动的成绩的抹杀，而且这种言论是对整个肃反运动成绩和正确领导的抹杀和攻击。
事实上，中央及各机关是经过充分准备才领导进行的。运动是迫切需要立即进行的，有一些准备工作必须与运动相结合进行，运动中领导是慎重的经过周密研究调查，依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识别。排队要根据材料逐步弄清楚。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清查出大批反革命分子，弄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提高了群众觉悟，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国防安全，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发展，也使历史上有疑点的人丢掉了思想包袱，不讲这些重大成绩，夸大肃反工作中的个别的难免的缺点，就是对肃反运动的污蔑，对中央及时而正确的领导的攻击，就是泼冷水行为，与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是一致的。
九、土改。在鸣放小组会上讲，土改时斗争了地主富农出身的或参加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我知道在左权县就有三个人是这样，二个是我的同学，一个是我认识的，其中一个人当时在本县当县府教育科副科长，两个当教员，一个兼参议员，土改中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自杀，一个被关起来以后放出来了，当时在本县工作就危险，离开本地工作就好些。
这种思想是根据我47年从我父亲的信中感到的。1946年我从太岳区请假回左权县家里探亲，曾与两个幼年时同学玩过两次，一个是刘改荷，当时任完小教员，是一个富农的女儿，一个是温淑瑗，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当时是县府教育科副科长。1937年我参加革命离开左权后，她们都结婚当了家庭妇女，以后就不知消息，46年我见到她们时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有了进步。47年土改时有一次我父亲给我的信中说温淑瑗被群众打死了，刘改荷自杀，未说明死的原因，但表示了群众有些过火。我看到信后也感觉到有点过火，认为她们是进步的，虽是地富女儿，但不直接剥削农民，土改中应斗其父母不应斗其本人，便觉得是土改中有偏差。以后我父亲在另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姓郝的男教员，说这人有学问，为人正派，是县府参议员，因为国民党员的问题由县府关起来了，不久后释放出来，使人产生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之感。
这次整风提缺点时，因提到肃反、整风中有偏差的问题，就将这个时隔很久的事，也从记忆中想起，就在小组会上提出来了。
这是为了寻找党的缺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不了解情况就相信一个落后的农民——我的父亲的道听途说，当作土改中偏差，拿来进攻党领导的土改运动，说明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反动的地主富农阶级立场，为她们喊冤，否定了左权县土改政策的正确贯彻，忽视了贫雇农获得翻身利益的伟大成绩，而自己家里在土改中分得了斗争果实，更是忘恩负义的思想言论。
实际上根据党的历次指示和决定，如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广大贫雇农反封建的立场上，应当认识到根本没有偏差。不能从表面上了解她们是进步的，是革命的，而应从其阶级成份分析。她们既出身地富，决定了他们必然仇视土改，既与广大农民对抗，农民起来打倒她们是完全应当的，政府将反动的人关押起来也是必经措施，对待土改对象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根本不能混淆起来，对抗拒土改运动者就应当坚决镇压。这是对土改伟大成绩广大农民从数千年封建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攻击，时间又已过十年，未了解情况却仍按原来道听途说的提出，说明阶级立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
十、三反运动。鸣放时提出听人说三反中有要老虎数字的规定，是否有？我说我不了解，因为我在劳动部只参加了一个开头，就生孩子去了，在小组会上提出作为疑问讨论，这实际上是有怀疑的表现，道听途说就当作问题提出。
从以上几个运动中，自己以反“左”的偏差面貌出现，实际上是寻找党的缺点，作为向党进攻的材料，而强调这些所谓偏差，都是说明了我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暴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对党所领导的伟大政治运动的成绩的否定，对党的正确领导的攻击，对党的政策的攻击。
十一、对少奇同志报告内容上几个问题的狂妄批评和攻击。
1．少奇同志在河南报告中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方向，说学生好好劳动将来可以当干部。我说动员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对的，但说将来当干部，这是鼓励了学生名位思想，农村既无那么多干部的位子，当不了干部将会埋怨领袖。这是对领袖的报告的极大诬蔑。报告是针对学生不愿到农村工作的思想进行动员的，将来学生好好劳动被选为干部，既为农业生产农村工作所需，又鼓励了学生积极劳动的热情，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我从个人丑恶的资产阶级名位思想去推测学生，是对学生的污辱。
2．学习少奇同志报告后，在吃饭桌上我说少奇同志说解放后福利事业办得好，但国家在家属宿舍方面投资多了，影响生产投资，城市人口集中，增加了企业负担和工人负担，今后需适当压缩家属宿舍投资是对的，但说国民党时代只有中学校长、县长可带家属，中学教员、县府科长不能带家属不完全是这样，我见过有带的。当时郝鲁伟同志说明大中城市不能带家属，能带也是靠贪污的。我说我不知道这情况，心中感到自己无知，自己既不知道当时全国情况，又挑剔领袖报告，说明自己与党对立的情绪和狂妄自大。以后我回忆当时所以那样说，思想上是认为少奇同志那样说法容易使人感到夸大国民党缺点显示我们成绩之意，不用比较也可以看到我们关心职工福利的事实，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赞扬了国民党，否认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关心工人福利事业的成绩。
3．从内部参考中看到广东干部对少奇同志报告中说工农生活关系合理有意见，觉得与自己看法相同。我说广东干部也有这种说法，应研究下边的意见。
少奇同志是掌握了充分材料证明工农生活关系合理的问题的。农民生活解放后有很大改善，大多数有吃有穿，工人中大多数生活较好，部分工人比农民好，部分农民比工人好，总的是差不多，而且工农生活的历史条件生活条件不同，工农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不能绝对相同，我的反党言论好像是关心农民生活，实际上是站在部分富裕中农对合作化后有不满意见的立场上向党进攻的。
十二、对党内生活中某些问题进行歪曲和诬蔑丑化。
1．说党内干部关系疏远了，不如战争时期亲密友爱，战争时期大家阶级友爱精神好，能同生死共患难,现在官僚主义发展了，工资福利等级制度悬殊，形成和平时期不能同安乐，干部层层有意见，党内不够团结，党内也有墙沟。
举官僚主义例说，部长接近司局长少，司局长接近处长少，我部马部长秘书找我传话，传不清楚，不如直接找我交谈工作清楚，这样下层干部也与上层干部接近机会减少了。
关于分配问题上，我说目前缺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司局长以上干部工资水平应当适当降低以作到与民共甘苦，以适应目前生产落后现状。这办法在苏联也曾用过。马克思说过国家人员工资不应超过一个熟练工人水平，这是克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重要措施之一。可以将干部的三十个等级减少一些。听说人事局在研究实行职务工资制是好的，我说客观上不存在那么多等级，就容易克服干部名誉地位思想。又，在中央各机关办公用房方面，分配亦有不合理现象，有的办公室宽大明亮，而像劳动部全部只有—个二间大的会议室，遇到几个司局同时开会，就只好在办公室内挤，妨碍别人办公。又如机关里办公用品也不必分那么多等级，住房家具也不必分那么严，如处长一提为副司长就发一套沙发一张软床。又如坐车上，我部取消了一般干部的月票津贴，而司局长级干部仍坐小汽车上下班，一般干部不会没有意见。
再，对部长级的供给制残余应予逐步压缩取消，如北京医院医疗制度不合理，部长级干部家属在北京医院看病住院，而且是公费医疗，一般司局长级干部只能门诊，住院须到中央人民医院。有时两个医院诊断不一致，或不同意介绍，就很麻烦。难道司局长干部还不如家属重要？有人将保姆小孩送北京医院住院，更是不合理的。听说这一制度要取消，不知为何迟迟不执行，可能是部长有阻力。目前高级干部生活中有铺张浪费现象，小公馆林立，马路上小汽车川流不息，比国民党时代汽车多，这种现象是脱离群众的。
2．在干部工作上，中央规定根据干部德才标准提拔使用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地方执行有缺点，如有的人从喜恶出发，对好表现自己的会奉承领导人的会体察领导人意图的就重视，对不好在领导人面前表现自己不善于接近领导人的又好提批评意见的人就不重视。这是根据我54年随李立三部长出差时，感到李部长接近庄静、袁耀华二同志比接近我多，产生的忌妒心理。
有的人事干部德好，思想方法有片面性，对干部了解只从历史档案材料了解，不尊重业务单位意见，这是根据55年在劳动部时争议司和人事司在给争议司干部熊常群、周歧二人定级问题上的争论所产生的错误看法。
有的领导干部对于批评者存在打击报复现象，平时帮助教育少，但是到提级时，年终鉴定时，调动工作时就有算总帐现象。如劳动部在1954年以前处理张维汉、陈化争、冯烨、樊玉兰几个干部问题上有毛病，这几个人有的是当时对领导不满的，有的是工作不安心的，有的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的，领导上平时对他们帮助教育少，到后来离部时，批评鉴定很严，几个人走时哭着骂着走了，到别部门都表现很好。
5月听铁道部同学开会给铁道部提意见时，李旭讲他的级别评得低于同去的部队干部有意见，他因报吃粮食数量问题被人事部门批评觉得冤枉，滕部长事隔很久还记得他的事，我也感到是打击报复。
最近学校宣布学员暑假回机关坐车办法是十一级以上干部坐软席卧铺，这办法与工资制度中规定不符合。
以上这些反党言论，是从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丑恶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享受思想出发的对党内生活的歪曲夸大、栽诬、丑化、颠倒是非，实际上对党作了污蔑和攻击，和右派分子言论一致。
对同志关系疏远，是自己清高孤傲脱离群众，反说同志关系疏远。自己对工资待遇享受不满足，攻击工资福利制度不合理，攻击工资制度是干部产生名位思想的根源。拥护职务工资制是因我职务高级别低。
要求领导上重视我接近我，否则就抱成见攻击部长工作是带官僚主义。攻击有的领导人从喜恶出发，实际上是自己傲慢无礼，抗上不接近领导人，自己对机关领导人有意见，却夸大说层层干部有意见。
自己喜欢逢迎自己的干部，自己对干部缺点错误迁就姑息，却攻击领导人对干部不关心。自己反对组织上严格批评教育干部缺点错误，却攻击领导上对干部严格教育是打击报复。自己不尊重人事部门对干部的全面了解，却攻击人事部门干部了解干部不全面。
坐不上软席卧铺，住不上北京医院，就攻击国家规定，攻击部长自私自利。
现在认识，这些反动言论是十分恶毒的，是严重的反党反领导的阶级立场的表现。攻击否定党一贯正确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工作成绩，歪曲党内加强教育加强纪律的正常生活，攻击丑化高级干部生活，攻击党的按劳取酬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诬蔑党内团结巩固的关系和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诬蔑党的人事干部的德才兼备品质，结果是挑拨了党内领导被领导的团结、党群关系的团结，与右派分子诬蔑党任人唯资、党群关系有墙沟、党干部蜕化变质、人事干部掌权等恶毒言论是一致的。
尤其恶毒的和不能宽恕的是对党的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对男干部婚姻问题的丑化和谩骂，将男干部婚姻诬蔑为解放后换老婆之风盛行、这种作法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要姨太太还得养活，我们换了老婆可以不养活。将离婚诬蔑为遗弃，将再结婚诬蔑为换老婆，将个别离婚诬蔑为盛行成风、还不如国民党，这是极为恶毒和猖狂的进攻和诽谤，比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更肆无忌惮，更毒辣，破坏了领袖的威信，破坏了干部的威信，也就是破坏了党中央的威信，破坏了党的威信，这种罪恶是不能宽恕的。
十三、5月份看到报载各界向党提整风意见时，与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生共鸣：
1．对有职无权党有宗派主义的意见，觉得存在有这种事实。这是从听了私营企业中有此现象的印象出发，还认为是善意的，未认识到这是右派企图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同意这种反动言论，就是同意右派篡夺党的领导权。
2．对葛佩琦反党言论，我只说他说工农生活未改善是错误的，干部生活改善多是事实，对其猖狂反党言论不驳斥不气愤，说明我对右派仇恨不深，对其反党言论反而共鸣。
3．龙云攻击干部子弟学校脱离市民学校，我说这是事实，说公家降低才合理。看了101中学反驳信，我说实际上情况不见得那么好，不仅同情龙云反党言论，而且替之辩护，诬蔑了101中学。
4．对内部参考消息中南大学生诬蔑丑化军事学院钟期光将军的事，我说不应当那样丑化，但是钟早搬出去就无此事了，支持了右派，攻击了党的干部。
5．对北大副校长江隆基进行了攻击，说他不称职。这是看了内部参考中反映在北大右派学生要江辞职时，江说要我辞职向你们叩头的话后，认为江说此话失掉立场，表现不好。
6．对李景汉提出安排不当的反党言论，我看不出反党本质，认为主管部门要注意安排，实际上支持了右派向党进攻。
7．对北大大字报，认为已在内部参考上看过，去北大看的动机是想去看校园。去看时走马观花看了一些，总的印象说大学生大半是地富资产阶级子弟，对党有不满，学匈牙利学生闹事，住的高楼大厦，吃的精米白面，却不好好学习，捣乱是不应该的，实际上这只是一般性的责备，不是出于阶级仇恨。
从以上思想实质，由于个人主义对党仇视怨恨，阶级立场观点已与资产阶级右派立场观点一致，因此与之共鸣、辨护。
综上所述，我的政治错误是极端严重的，罪恶是极端深重的，是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错误：
1．诬蔑了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政治上早已完全成熟的党中央，诬蔑了久经考验的为全党全国人民完全信赖的享有崇高威信的伟大英明领袖毛主席。这些已为历史所证明，“七大”“八大”决议所肯定，国内国际所公认，我狂妄的攻击党中央政策路线上左右摇摆，运动中有左的偏差，将个别局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高为政策路线上的错误，提高为中央领导上的错误，这是赤裸裸的对党中央正确英明领导的进攻。
2．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代表了反动地主富农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对民主革命伟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伟大革命事业和建设成就中个别、局部、暂时性工作中缺点错误夸大提高，否定了党所领导的一系列的革命事业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3．否认了党中央毛主席一贯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中央一贯教导全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消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教育自己教育人民。这是马列主义成熟政党重要标志之一。我却凭空捏造攻击党中央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光说成绩不说缺点错误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是对党的毁谤和诬蔑。
4．党内生活、党的组织路线是一贯正确的，党内上下级关系是完全正常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是日益团结巩固，紧密联系群众的。绝大多数干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工资制度是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体现。将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内生活，诬蔑为一团漆黑，一片阴暗，是恶毒的丑化和攻击，尤其是对领袖的人身攻击更是恶毒的。
（二）
我犯政治错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出身于一个小商贩（有一段时间为中农）的家庭，养成了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意识。在教会小学校、中学校读了十年书（受教会资助读了三年初中）培养了资产阶级个人向上爬的名誉地位享受思想。1936年在抗日高潮前夕，参加了牺盟会的一些革命活动。1937年底参加党，入党动机是不纯的，既为了个人爱情又为了个人出路。参加革命工作后，开始就不习惯艰苦紧张的生活，作街头宣传放不下臭架子，与家庭妇女一块受训认为是降低了自己身份，曾一度动摇想回家。以后在农村做群众工作，羡慕上层机关工作有名位，在农村工作时就想做领导工作，做领导工作后比不做领导工作情绪高。个人名誉地位满足时，就积极，否则就消极，这是过去一贯的表现。1948年在晋中区党委妇委会工作时，不安心妇女工作，认为妇女工作无前途，受负责同志教育批评后认识到必须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工作，否则对党不利对个人不利。1950年到劳动部工作后，提为处长，开始满意，但不久又想提为副司长，提副司长后又想提级别，不提级别就牢骚满腹，对机关领导不满诋毁，间接直接的向领导上多次表露这种思想情绪。1956年全国调整工资时，抱着调级的希望，多方面打听了解调级的事，到1957年看到没有希望了,就由希望变为失望，由不满变为愤恨不平，由对本机关愤恨发展为对中央愤恨，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欲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由思想问题变为政治问题，阶级立场发生了变化，与党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由有意见到疏远到仇视，心目中已无党的利益、人民集体利益、大公无私的观念，对主席的批评抗拒，对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加以夸大、攻击，对中央的领导进行攻击，对党内生活歪曲诬蔑，对不利于自己的工作成绩加以抹杀，对不利于党的言论事情进行夸大，看不到听不进伟大革命事业的成就，对党的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对一切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将党看作漆黑一团，而对资产阶级右派不恨，有些言论听了就信，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自己的政治面貌与之完全一样，就由思想上的个人主义，走上了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受思想，使我长期居留在上层机关内部工作，害怕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到群众中去锻炼、改造自己，树立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和立场，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不能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不能憎恶阶级敌人，划清阶级界限，对几个伟大运动中党的正确领导有怀疑，对阶级敌人有温情心理，当这次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时，就嗅不出阶级斗争的症候，反而与敌人共鸣，作了内应。解放后更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滋长了享受与自私思想，讲究吃穿住行，与别人相比，斤斤计较生活待遇享受，置革命、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对政治学习不艰苦，对工作不艰苦不踏实，对革命事业责任心冷淡，对艰苦的工作厌倦，和人民在精神上感情上疏远起来，直到完全变成鼠目寸光是非不分、斤斤计较鼻子下的小事的庸人。
最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另一表现是个人清高自满，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看别的同志缺点方面多，看自己优点方面多，自己却肆意的批评上级领导人。这种傲慢无礼，结合个人对党的仇视不满，发展到对中央、主席、少奇、康生等负责人的狂妄攻击，事实上心目中无有组织观念、中央观念、领袖观念。
（三）
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过去还未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也就没有痛下决心克服，任其滋长发展，终于在政治上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我的思想言论中已毫无共产党员的品质，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反党的罪人。
经过党、同志们一个多月的帮助、分析、批判，使我较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较深刻的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何促使我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怕道路，受党教育将近二十年的我，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中自己也起而配合，向党作了全面的进攻，作了敌人的内应。
我现在非常痛恨我自己，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同志，也对不起我的家庭子女。但是，我还未丧失一个人的良心，我不愿离开党的温暖怀抱，我不愿辜负党和同志们对我苦口婆心的帮助和挽救。我也未丧失对自己改造的决心。我愿意向党低头认罪，老实交待，请求党和同志们帮助我彻底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无产阶级立场，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诚心诚意的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改造和锻炼，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经得起阶级斗争的考验，为党为人民贡献出我的一切。
| |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