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右派分子汪天一的反动言行
北京政法学院 汪天一
1957.10.00

汪天一1929年冬在铁路专科学校学业，后在中东铁路任过副站长、站长和哈尔滨总站替班站长。从1935年日本侵占中东路起，汪一直担任旅客站务员。解放后曾在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充任雇员。1955年5月被解聘，同年8月来本院工作。

据检举，汪天一在日伪时和日本宪兵队一曹长关系密切，后者经常到他家去。又据5个铁路职工(都是汪的同事，其中2人系汪自己认为能证明他历史情况的人)分别来材料说：汪在日伪时带有日本宪兵队的工作证。一个工友说：他亲眼看到汪在和一个日本兵吵架时拿出一个证明来吓住了日本兵。并说：汪天一除非是日本宪兵队的人，不然日本兵是不会怕他的。汪还常常到日本宪兵队去跳舞。某人曾问汪怎样进去的，汪拍拍自己的口袋说：有这个东西(指日本宪兵队工作证)走遍天下。曾有二个职工说：当时大伙都认为汪是日本宪兵队的狗腿子(即特务。)此外，有人检举汪还是国民党党员。

汪天一来我院后，工作不负责，能力又差，却屡次争工资，达不到目的，就不满，要求调动工作。

汪天一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污蔑中伤新社会和新制度。

(1)污蔑诽谤社会主义制度：

他曾对好几个同志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许多人都不满。我有一个同学原在国际书店工作，因为受压制而想到外国去，希望借此能摆脱目前这个社会。我也很想离开这个社会，要不是有老婆孩子的拖累，早已经离开了。”他对人说：“你们年轻，只看见好事，而我是经过几个朝代的，能看透这个社会的本质，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还经常造谣说：“解放以后医院里患神精病，高血压症的人特别多。到政法学院以来，我的头发也白了不少。”“现在城市人民连豆腐都买不到，农村里的老百姓则连最起码的饭都吃不上，在伪满和国民党时代最穷的人，也可以吃到豆腐。”“我很了解情况，所以买不到豆腐吃，是因为政府把黄豆运出口去了。”他常强调农民生活苦说：“很多人为了混碗饭吃，不辞劳苦地徒步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一点土豆到北京贩卖，晚上露宿街头，其实也赚不到几个钱，不过总比在乡下挨饿要好些。”

(2)歪曲污蔑党的政策，挑拨党群关系：

“中国自己还要过多地援助别国，不但对人民民主国家，还援助埃及印度等国家，这不是国际主义。”有一次政协会议讨论节育问题，汪便说：“共产党什么事都要管，连生孩子也不例外。”意即新社会里，人民没有了自由。

他不止一次地挑拨一位非党同志说：“你这样积极，成分又这样好，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入不了党？”他还常这样说：“某某党员本来很好，他很愿意和我们接近，可是社会上存在某种风气，某种东西，以致影响他和我们接近。”

(3)散布反动言论：

“苏联既然大公无私的援助中国，是无条件的援助，为何贷款还要有利息？”汪对匈牙利事件很感兴趣，他认为苏联红军第二次出兵是干涉匈牙利内政，不对。

整风期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诬蔑肃反运动和人事审查是侵犯人权。

“我认为肃反是应该进行的，但范围太广。有的甚至没有抓到敌人，倒反了自己人。我虽没赶上高潮，但已够不愉快了。政法学院根据什么查我的历史，肃反在我的心里没有负担，因为我没有问题，但很不愉快。肃反对同学搞得太凶，逼得人自杀，发疯。学生跳楼后，有的党员说‘死一两个不要紧’。无论怎样，肃反对象都是中国人，即使是敌人我们也要改造他。政法学院本身不懂法律是很难理解的，只根据传来的证据就侵犯公民。”後来，人事处根据汪天一提出的责问，在整风简讯上发表“汪天一的历史应该查”一文，他接着又嚣张地声明说：“人事处所发表的材料属事实，我要负法律责任，如果不属事实怎么办？是否可以这样做？是否象人事处所说的，为了对国家负责，对汪天一负责，是值得考虑的。”

(2)污蔑、丑化和攻击党及党的政策，企图推翻党的领导。

汪天一说：“院领导的职权似乎没超过中央，但又超过了国务院。我来学校时要求600分工资，定了570分，工资改革时，领导上听从了‘红人’余叔通之流的话，说汪天一不行，和学校情况结合不来，就定成了现在的工资(保持原工资)，我提意见人事科躲避我。中央政策是有级别的保持原级别，我有级为什么不保持，我认为学校和我耍皮赖，我想问一问领导，我是否缺德？”汪又挑拨说：“学校把教研室当成冷热货，不一律看待，对俄文就不重视，从来就没有检查过俄文教学。领导对个别幹部也是当成冷热货，用着时热一阵，不用时放在一边不管了。”

汪天一说：“骂党，反对党的人才正派，否则就是歌功颂德者。”“每个运动对党内和党外人士都有教育意义，‘党棍’是指无才能，专靠党吃饭的人，凡这种人不管什么都拿党作护身符。‘棍’字本身我认为只是指某某具体人说的，而不是指党说的，一般说：在运动中对那些开口是党，闭口是党的人说，这个‘党棍’的名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党棍’并不能说是对党的侮辱，所谓‘党馄’那就是指下面的具体人。”他还亏奖赵日月(写党棍大字报的右派分子)勇敢，并要求培养这种人。汪还说：“我校党委会是一个分赃集团，本来有一笔钱应由人事科分配。可是结果却被以××为首的少数人瓜分了”。

汪天一经常说：“老幹部拿高额工资不合理，他们的工作能力不强，如果说他们对革命有过贡献，那我主张按革命经历发给他们津贴，这不算在工资之例。”有人公布“官太太”的工资表时，汪对站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说：“Bom amo mamebal！”(看，这就是材料)。他把工资表抄录下来，回办公室说：“要到财务科去询问工资改革前这些人的工资额，写张大字报贴出去，让人家知道底细好作一个比较。”他又捏造说：“我的工资压低，以前我体谅学校的困难，没有多加计较，如今才知道原来是被这些‘官太太’们剥削了，埋头工作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而不作工作的人却得到高额工资，说实话，我现在工作不怎么起劲了，我才不象过去那样埋头干了，因为多作少作都一样。”

汪天一还公开提出：①用民主投票方式改选所有委员会。②对党员进行法制教育，使他们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③所有人事部门(党委人事部门除外)要派‘正派’的非党人士参加，解除现在不正常气氛。

(3)整风中继续诽谤新社会。

5月25日教师座谈会上，汪天一说：“我虽然年令不大，但已经历过四个社会，我感觉今天国家的客观政治空气太浓，压力太大，(由于历次民主运动造成)，非党人士无路可走，尤其是对中年和老年同志。从医院的统计数字看，精神病、神经衰弱、高血压的最多，这是很危险的，现在的风气非改不可。我认识一同乡，是个国家幹部(她的身份说明她是有一定觉悟的。)就因不满这个社会而又脱离不了因而自杀。

(4)煽动、挑拨群众向党进攻；污蔑和歪曲党的整风。

汪天一曾鼓动大家说：“旧话说，不打不成交”并说“党员第一，团员第二，民主党派的成员第三，群众最后，群众也应该成立一个群众中央委员会向党提意见。”他还唆使右派分子祁文斌向党进攻，他说“老祁怎么不写了(大字报)，材料不是有的是吗？政法学院是墙高沟深的，领导上官僚主义，蒺藜狗子(指积极分子)就乱汇报，这次得连蒺藜狗子一起拔！”工资表贴出后，汪又向祁说：“这是谁搞的？高明！你去会计科查查看，还有谁把他添添。”然后又把祁拉到一边说：“别忘了，还有补助呢！这得加上。”祁後来就要求公布领补助费的名单。汪还向祁说：“老祁，快发薪了，告诉会计科，不能给这些‘官太太’发薪了，即使发也得按56年调薪以前的发。”祁果然到会计科按汪的意思去说了。汪挑拨某甲同志说：“你看‘官太太’不作事一个月拿多少钱，而你整天辛辛苦苦这么卖力，又拿多少钱？”反过来他又对某乙同志说：“你的工资比某甲、某丙都低，某甲工作懒懒散散，却比你多拿很多钱，我整天坐在这里，谁多作工作，少作工作，我是清清楚楚的。”

汪天一向同志们推荐文汇报的“向共产党进一言”的文章。他还宣传说：北大有一教授提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让同志们去看。汪还造谣说：“街道现在搞得很厉害，如有人揭发这样的情况，派出所里有熟人的人，迁户口就很容易，别的人要从乡下迁到城里就不行。”他并说：“机关里都搞起来了，某某机关里贴出一张大字报，骂共产党是法西斯。”

汪在鸣放初期从报上见到民主人士说有职无权的问题时，就说：“民主党派就象灶王爷，只是做个摆样。”他又向一同志说：“现在正在拆墙填沟，以后要拆铁丝网(指积极分子)你有鲍忠汉这样一个当铁丝网的同志可不光荣。”马寅初在报上发表主张墙和沟应该从党内党外两面拆，汪不同意说“党外人士根本就没有筑过墙，挖过沟。”

“每次运动党员都是积极分子，为什么党员在这次整风中不带头呢？”“整别人是粗风暴雨，整自己是和风细雨。”“有人不敢放，就是因为有‘诱敌深入’一举而歼之的顾虑。”在反右高潮时，汪散布说：“不管怎样非党人和共产党在立场、认识上、感情上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一条心)，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合乎辩证法了。”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