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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尹孝松的反动言行
北京政法学院 尹孝松; 三年六班整理
1957.10.00

(1)一般情况

尹孝松，男，20岁，学生成分，父亲，尹伯明，在大革命前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后，成为革命叛徒，曾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复兴社小组长，解放前是地主兼资本家，经营酒商，开酒厂。现任宜宾市政协常务委员。舅父唐秋凡是伪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已被我镇压。

尹孝松对政法专业不感兴趣，后悔没考理工科，原因是对马列主义有反感，感到格格不入。他曾说：他要否定哲学，说四门理论课是麻醉剂，束缚了自己的思想的发展。由于严重的自高自大对学校教员很不满意，除个别教授讲课他满意外，其余一概否定，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课是生搬硬套，不是讲的自己的东西，文化水平低，还不如中学教员，语不成句，不值得学。因此对正课学习采取应付的态度，课外时间大部分化在看文学等方面书籍。所读文学书籍又偏重中国古典文学，但对现代苏联小说和现代中国小说却几乎一本也不看，认为它们都是教条主义，干巴巴说教式。在看报纸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消息、对暴露新社会阴暗面的消息、对社会主义阵营或国内某些负责干部和组织犯错误的问题却很感兴趣。

尹孝松对待党组织是两条心，他拒绝暴露自己家庭的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在一年(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此处多字辨认不出)，他拒绝团组织和同学们的帮助，他说：“你们也不见得比我高，为什么帮助我？”他把个别谈话叫“教训”、“上政治课”，非常反感。还说：“你们党团员有党团员的立场，我群众有群众的立场”。

尹孝松平时很少与人接触，行动都是一人。他说过：“我不愿意别人干涉我，我也不干涉别人”。他特别对纪律，集体感到反感，对先进集体运动尤其反感，他主张自己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每天定时吃饭、上课，这种刻板教条主义生活方式太单调，应该每天有变化”。在整风运动期间尹孝松突然活跃起来。整风开始后，他上师大、矿业等学校看大字报，观察动向，估计形势。每天除了上课时间外，几乎全部时间用于看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右派言论，仔细研究，以充实自己进攻的资本。班内座谈会一开始，他先在小组会上发了言，提出宗派主义只能来自党而不能来自群众，一百年后有宗派主义我也反对等荒谬言论。在班座谈会上，发表了他的反党纲领治校三点方案，说什么四门理论课是麻醉剂，不是滑润剂，学习反而束缚思想，说学生中存在三个阶级(党、团、群众)、三种生活方式，说学校存在虚假的政治空气，大部同学终日死气沉沉，总之把学校形容的乱七八糟，漆黑一团，并公开提出不要党委制，不要班支部，请老教授来领导学校。

在班外也非常活跃，在自由讲台上曾几次发言。支持赵日月“党棍”谬论。随身携带粉笔到处写反党、煽动性标语。在联合楼为“党棍”做了荒谬的注解，在南楼东南角写道：“那些……宗派主义者们，独霸市场，向同学卖假药，他们欺你们、整你们、压你们、扪你们……你们应该联合起来，打退他们猖狂进攻……我们广大同学以为后盾”(根据原文摘要)，煽动老教授向党进攻。

反右派开始后，他大叫人民日报收了，我也收了，立即变得沉默起来，并且主动先作假检讨，说自己由于掌握整风精神不够，犯了错误，轻描淡写企图过关。

在要向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时，他首先找班的干部们，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悔改的决心，装做一幅虚心，愿意彻底改造的可怜样。并以自己年轻，企图获取同情，麻痹别人斗志。还向他们征求应从那些方面来检(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意见，企图摸底。而在班内斗争真正开始后，他却坚决软抗，表面上和颜悦色，低声下气，作出虚心的样子，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避而不谈，或者说自己忘了，要准备整理等等。而给他时间准备时，他却照样玩、睡觉、看其他书，到会上三言两语敷衍了事。只是在群众坚决斗争下，他才不得不承认，交待出一些问题。

(2)反动言论

一、歪曲整风运动。

“我认为：整风运动是解放以来历次社会运动的大清理，是给历次社会运动作个总结，总结是由谁来作？是由人民群众来作。以往每次社会运动都是党员给群众下命令，群众不敢不服从；现在是群众回过头来整党，党员只能听，不能辩。”

“整党只讲党的缺点和错误、发牢骚、表示不满，才符合整风的精神。整风运动是由群众来教育党，教育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提意见、批评是教育，骂、喊下台、叫滚蛋也是教育。”

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尹孝松认为：“卢郁文事件是个别的，应个别处理。鸣放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样就会使发言者顾虑重重，阻碍大鸣大放。这是在收了，对右派言论的反击是围剿、压人”。他本准备：第一骂刘教务长下台；第二，想用标语口号发动更多的群众大鸣大放。但看到这篇社论以后，没敢再动。他还污蔑这次整风、鸣放是一个计谋，是一个捕鼠机，现在大老鼠已被捕到了。

二、污蔑、谩骂党，反对党领导高等学校，借反宗派主义之名行反党之实，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行反马列主义之实。

1、污蔑、谩骂党员和党员负责干部。

“当真没有党棍吗？

喂！你们说学校没有‘棍子’，咱们教务长刘不是条大棍子吗？已经揭露的材料证明，他对很多业务问题不懂装懂，反而大骂起非党同志——打钱端升，打雷洁琼，打于振鹏，打杜汝楫，打得非党老教授们不敢抬头，还打出了一些神经病……请问若不是棍子怎么会打人呢？你们说呀！”

他把刘昂与华岗相提并论，在他“赠”给刘昂教务长的几首诗中，其中之一首质问刘教务长：“你读过几天书？看过几本马列主义？上过几天大学？有过几篇著作？你凭什么当教务长？”

当宿舍同学向他指出不该谩骂时，他激动的叫喊说：“刘教务长真丢他祖宗八代的脸，我非唾他一百口也不解恨”。同学们驳他，他站起来红着脸，挥着拳头说：“我就要骂，怎么解恨怎么骂？我要骂党棍！党棍！党棍!”

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党员对人说话，除去党性外，再无别话可说，党员也是一根棍，不是党棍而是一根“冰棍”，这怎么能敲出别人的热情来呢？”接着他把同学分成三个“阶级”党员是各方面的头目，掌握大权，是统治阶级；团员是中等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倒霉的是群众，那一方面都没有我们的代表，是最受冷淡，最受排斥的阶级。当×××同学对认为宝鲁特夫同志向团支部汇报情况就是“监视异己”的诬蔑进行解释时，尹孝松在会后便说：“宝鲁特夫当特务而不自觉。”

“我认为党中央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但越往下面政策正确的百分比就越下降。党中央是百分之百或几乎百分之百正确，省级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正确，越到基层正确性越下降。”

“我感到基层干部在国家中没有作用，出问题都在基层，他们有的只是缺点错误，他们的文化、政策水平低，不能很好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基层中只有一两个党员，他们不靠命令靠什么。”

2、污蔑党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在生活方式改变后，人们，特别是党员的思想脱离实际，这就必然产生三害，其中宗派主义是头一害。宗派主义只有来自党，而不能来自群众，这是全体党员的问题。而党员是不能发觉自己的宗派主义，但群众是最容易发现而又非常讨厌宗派主义。实际上，我从未听见过有一个党员说过：“我讨厌宗派主义。”

尹孝松认为宗派主义所以只能来自党，是因为：

①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员产生优越感。

②党员活动有特殊组织形式，和群众不同，这无形中就形成了一道墙？

③既然把人分为党与非党，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身分不同，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不协调。

尹说：党的存在，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宗派主义是党固有的特性。

3、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不是滑润剂，而是麻醉剂，学习之后，不但不能启发我的思想，反而束缚了我的思想。在入政法学院之前，我的思想很活跃，很开展，但现在思想反而开不动了，生锈了。”他又说：“马列主义哲学我一看就头疼，我要否定哲学，哲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确是空洞的教条。”

他对我们的报纸、杂志抱着怀疑、不相信的态度，认为都是教条主义，干巴巴的，不反映现实的，是跟着权威后面跑。他说。“一些消息，一经报纸加工之后，就不可靠了。杂志上所发表的作品，尽是教条主义的，丝毫无价值，什么马克思云，恩格斯说，没有自己的东西，根本不值得一看。”

可是，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葛佩琦、章伯钧、储安平等反党言论后，他却非常赞扬、相信，认为他们大胆、勇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他是相信无疑的，虽然他没有见过。有一次，在看了反革命罪证展览以后，他对朱寿江同学说：“这里的东西(指反革命传单、标语、口号、文告、纲领等——录者注)是反映现实的，容易被人所接受的，而我们现在的文艺是不反映现实的”。

4、取消党的领导的“治校方案”：

①学校生活应该进行大改组，把那些所有什么科长、处长甩掉，机构从新设立，成立三个部：教务部、行政部、事务部。我不赞成党委治校，全校最高管理机关，应该是民主管理委员会，下设学术、行政两委员会。学校不应有什么‘官’，我不承认有‘官’，有‘官’就把他甩掉。大家都是主人，都是平等的。

②建立统一的行政系统，党团不直接干涉行政，只起监督、保证作用。

③学校日常活动，一律按行政系统统一布置，统一活动。党团活动是党团内部问题应严格分开。行政系统要大家选举。

尹又提出在班里不需要党支部。

三、赞赏支持章罗等右派头目的反动言论。

“章伯钧的思想不糊涂，有独特的创造性，所以我很佩服他。”“应当起草方案，为此，它们又必须征求群众意见。这样，它们设计出两个以上的方案叫大家选择，制定方案时又广泛的征求群众意见，所以，这既有民主精神，又有人民性。”“它和我提出的学校民主管理很相近似，也觉得与铁托的工人委员会很相似。”

“有些党员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有人说：以前是国民党的天下，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同时，自己也看到，国家机关中的多数领导人是党员。这个观点长期潜伏在我脑子里。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波匈事件之后，自己对一系列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马列主义是否是教条等发生了怀疑，所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又逐渐增长，因此更感到是以党代政。所以，储提出的党天下和自己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老早我思想中就有这种观点，因此并没有感到新奇。储的发言揭露了某些党员的心灵深处。”

“最初我认为陈新桂的发言太过分，但后来觉得他的说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环节是不适合基础的，因此，就可能产生三害。例如：某些工作只能由党员担任；平常开封介绍信也要先问是党、团员还是群众。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吗？”

“这个思想我老早就有，我曾这样想过，国家机关是一道系统，党又是一道系统。这样有三个缺陷：第一，机构编制庞大；第二，工作程序复杂；第三，对工作效率提高有影响。所以，当谭惕吾提出这个问题叫中央考虑时，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是心里话，因此，肯定她的发言是有价值的。”

“当时我认为葛佩琦、王德周是胆大说气话，所以，尽管他们的言论绝大部分我不同意，但他们说话没有顾虑、不怕打击报复的精神，自己非常赞赏。”“杨玉清喊共产党下轿下台，当时我也很赞赏他有胆量。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喊的权利。”

“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与自己的思想有类似的地方。”

四、反对历次政治运动。

“解放后历次社会运动都是党向群众下命令，群众不敢不服从。这些运动是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不是群众要求的，而是党强加在群众身上的。党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灌输革命意识是强力灌输。这些运动搞得地主、资本家很不愉快。”

“土地改革有些地方的作法与中央的政策不合，不但分了地主的土地，而且把地主的工商业资金和生产工具也分了，有的地方还打了人、用了刑罚。农民队伍中有坏分子、流氓乘机捞一把。五反有的地方也打了人用了刑罚，当时到处是开会，打虎队到处宣传，这使社会秩序有点混乱。五反后，资本家怕再来一次五反，不愿作买卖，因此造成市场萧条。思想改造改的一些人得了神经病，甚至有的自杀。很多文物是保留在剥削阶级家庭中的，但在群众性运动中把大多数毁坏了。据上述可得出结论：群众性阶级斗争形式不好，会出偏差。”

“对肃反我完全拥护，对在运动中贯彻群众路线也完全赞成，但在运动过程中发动群众找肃反对象我还有保留。”“发动群众容易出偏差，所以只要公安机关找对象就可以了。”“胡风事件如果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就不会算作反革命了。”

“八大以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再提阶级斗争会影响团结”。

五、反对思想改造。

尹平常多次向同学们说：“我讨厌改造、立场、党性这些字眼。思想改造是自己对自己施加压力，是同志间施加压力，是没事找事。思想斗争是自寻烦恼，白费精神。”

“知识分子是最了不起的人，可是还要思想改造，而那些帮助改造者，知识不高，不是专家、学者，这怎么能帮助知识分子改造呢？”

“本来我就对思想改造想不通，又听到在思想改造中有些人得了精神病，甚至有人自杀，我很反感，感到思想改造是不人道的，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侮辱。”

“在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前，一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我很不满意。我认为：这些文章是在外力压迫之下写的。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没有了主见，不敢大胆表露自己的思想，不敢独立思考，怕张怕李，哭哭啼啼。所以我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会使中国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受到束缚，而这正是党的思想改造政策的后果。”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现在知识分子中，不是改造的问题，而是怎么鸣、怎么放的问题。百家争鸣口号的提出，证明以往思想改造的方针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政策(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知识分子的解放，他们可以有啥说啥，有什么思想谈什么思想，有什么观点谈什么观点，再不必谈什么立场、改造了。现在知识分子吃香了，以前是挨骂受气，现在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提高了，在建设中的作用增大了。”

“百家争鸣是专家、学者的事，劳动人民在争鸣中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在国家中起重大作用的不是党而是知识分子。因此，应改变过去那种不信任、不重用知识分子的情况，大大提高他们的地位，特别是在高等学校里应由高级知识分子作领导，代替党的领导。”

“最有价值的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劳动人民文化低，不懂科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知识分子有文化、有科学，所以最宝贵。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不起他们，更谈不上尊敬他们。”

“自己总想和专家、学者接近，希望从他们那里学得一点东西。我来北京上学，首先考虑的就是那里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到政法学院后，很使我失望。这里没有多少专家、学者，有的就是老干部和青年助教，而仅有的那些老教授也很少开课，在学校中没有地位，自己为此叹息不平。”

六、反对民主集中制，要求绝对民主，纯粹自由。

“民主就是一切事情大家举手，否则就不是民主。”“自由就是爱怎样想就怎样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别人不得干涉。”

“我希望在我国扩大民主自由的范围，保证言论、通讯秘密的自由。”“我希望扩大的民主自由是：提倡自由争论(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树立讨论、辩论、争论的空气。”“思想自由就是对任何问题都有提出自己看法的自由。”“只要自己不向外传播，任何思想都是合法的。”

“我国现在一般人民的民主自由观念还没有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有民主自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毛主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因此要形成民主自由观念还得一个时期。一般人民对民主自由是什么，在具体问题上能否很好掌握，还是个问题，民主自由要形成为一个习惯、传统还需一个时期。”

七、反对人事工作制度。

“我认为党掌握人事制度就会产生宗派主义，因为党只信任党员。”“为了根除三害，首先是宗派主义，就要改变人事制度，在一切人事部门中，正职不能由党员担任，党员最多只能担任副职。”

“在整风中，看到钱院长谈汇报制度，党只听党员汇报，群众还不知道就给扣上了帽子。所以我认为汇报是特务行为，党团员是特务。”尹曾骂同学宝鲁特夫：“当特务还不自觉。”

“对于汇报作为一项制度，当时我有怀疑。对于档案本身我确实不大了解，我觉得这是个神密的东西，是被党团员操纵的毁人的东西，所以当钱院长谈到这个问题后，自己感到这样不行，因而想向领导提出要求看档案这个问题。”又说：“我所以要看档案，是认为，档案是一个人的秘密，是本人的问题，光掌握在领导手中，这不公道，自己的命运应自己掌握。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在一定时期内要求看看自己档案的权利。我看档案的目的是想看看党团对我的看法，怕别人冤抂我。我要求看档案，不是要求我自己看，而是每个人都看。

”

八、攻击苏联。

“以前认为苏联很光明，现在认为苏联很丑，他们掩盖真象，作不真实的宣传。”

“苏共二十大以来，紧接着社会主义阵营和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我感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毛病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吃力，所以自己对社会主义是否好？是否在世界上行得通？开始动摇和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发挥人民的创造性？理论能否发展等，发生怀疑。”“联共党史出版以来，使苏联的理论受到了限制，一切离开它的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我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青年的创造性不要受到限制，不要认为是错误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改善。”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自己感到变化的突然和猛烈，特别是苏共在三个理论问题上的结论，更感到难理解，觉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是否发生了危机？”

九、歪曲匈牙利事件的性质。

“这件事更使我感到震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少，这是人民起来争自由争民主。‘再论’说：一系列的原因，外国是主要的。不一定吧？这是拉科西集团把事搞坏而把责任推在帝国主义身上。”“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对的，但因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理很强，这样有伤其民族感情。大小国不能完全平等，小国一定受大国控制。”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