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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汉在动力系教职工批判会上的检讨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宗汉
1957.10.04

[陈宗汉：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动力系副主任]

在上学期鸣放中间，我发出了错误的言论，经大家的帮助，有了认识，但很浅，现作如下检讨。

思想上的毛病：1.自幼就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在思想上有严重的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虽然受党的教育，但在五大运动中未很好深入运动教育自己，所以还有以下严重毛病：没有组织观点、群众观点。2.有纯技术观点，还以为吃饭依靠自己能力，在历次运动中，在党的号召下，我并末接受改造，还以为党让我参加很多会，自己参加各种团体，认为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党是—定要团结的，所以自己认为可以不参加改造，可以混过去。到最近始发现自己非常的落后。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在社会主义中不允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接受改造。更体会到毛主席说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由于自高自大形成了好高骛远，还有自以为是了不起，把自己放在党组织之上，看问题不从好的方面看，看新社会的事物还拿着旧社会的旧眼光，消极退后，这些都是由于个人的自高自大的毛病所致。

其次由于我一知半解的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所以有资本主义思想，常拿资产阶级民主看问题，例如美帝国主义提出德国应用全民投票法，苏联末同意，又如美国在朝鲜也提出过用全民投票法，这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

还有资产阶级的总统有否决权，又如孙中山也曾提出复决权，而蒋介石集团末执行，只有理论，而这些思想被我带来，这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我没有依靠党组织，对党有很多的不尊重，因而有如下的很多错误发言。

1.我发言中曾提出：如小组与党领导发生矛盾时即可交群众讨论，这即是全民投票的思想，这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此种办法也未深深的研究过。这样一来就使得小组与党成为分庭抗礼的东西，而且把群众与党分开了。

经同志们的帮助与看过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才认识到党与人民是不可分的。而我要成立小组，一定找年龄大的，民主人士，懂业务的，这正是一些右派分子所提的意见不谋而合。

2.另一思想，觉得资产阶级办学校的方法还不错，自己只看到旧的清华、交大等历史很长，自己熟悉的人很多，认为他们比我们强，因此又提出了不管党委治校或其他方法都可，看成好象资产阶级社会似的。还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好，而对社会主义学校没有什么认识。对工作没有认识，故提出学校中办个热电站，象资产阶级学校似的，大学校一定有个图书馆，体育馆等，认为学校领导不懂办学校而自己懂；在报上曾看到右派分子（图书馆长）说，六年只见到二三次领导，很同情，自己认为党委不领导，别人也好。这种右的思想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才有认识。不了解党的领导是个大错误。在暑假中到烈士馆看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牲牺的事迹，才觉得政权得来不易，很受感动，而自己随随便便的不尊重，感到很惭愧。

3.在防汛工作中，我体会到党的伟大，把全市一百几十万人团结成一家，才能战胜洪水，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这除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办不到的。过去在旧社会中，我看到过汉口、九江的洪水，那时人们只能用船，有人尅扣粮食发财，灾民没有饭吃，而今天防汛中吃的是顶好的酒饭。又如居民今天吃的鸡子是用药水泡的,以便很好保存，疏菜也是想法保存供应，这说明领导上关心群众。活生生的事实放在面前，良心上觉得错误犯得太大了。

4.又指出少数人的意见要保留，是因为看到了马寅初先生在二年前的“人口论”又提出了，而毛主席的意见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少数，觉得今天自己的意见虽不对，将来也许还是对的。又说过少数意见表示的方法有少数报告和辞职两种。实际上少数人的意见不能执行，除是不对的外，都是因为目前无条件或是不必要。少数应类熔合在多数中，根本不能成立。

5.我对我国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十二年规划使我国科学部门达到或超过世界水平，认为是无根据，认为人家有百把年的时间和水平，56年看到科学规划草案时认为是办不到的，又认为订规划的人不懂技术、不懂外国情况。而规划是苏联专家和很多我国科学家工作下制订的，这也是不相信党。

经过同志们的帮助，知道只是部分科学赶上。最基本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还有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开展劳动竞赛和协作，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则不同，有局限性，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发展速度是不可以常速来推测的。很多事实和数字，如长江大桥通车，防汛工作都是很多人不相信的，要是拿旧的眼光看，又是不对头的。我不但没有帮助向前拉，反帮助向后退，说不行。

6.我的“外行不懂内行”的错误是，认为老干部很多是工农开身的，认为他们不懂业务。自己脑中还保留外国的图画，认为资本主义的帮凶才行，才能把企业、学校办好，而实际上工厂、学校这么多，也不能找到一个万能的科学家。学校中高、李宋校长还在上课，几年来也证明了领导干部可以领导。

7.又认为领导干部决定问题只凭多数、政治，不凭技术、理论，是因为厂内（长沙机床厂）电容器是高压的未问我，就退回了，而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还有一次我提出了—个意见，而厂长不相信我，但党员检查科长提出了一个就信了,故我认为我不是党员，不受重视，故记在心里。

8.在教硏室发言中曾提出“资本家可以和平改造，而地主是否也可以来个和平改造走入社会主义，如在印度”，原因是自己没有阶级观点，中国资产阶级能接受和平改造，是因为他有历史原因，而条件也变化，更主要的是国家和党的力量领导的强，而我思想上不明确，立场未建立起来。

在系里工作中，我一直负责不够，工作不够积极，家中小孩子曾问“好象无事的样子”

9.有同学来访问我说：“是否有职无权？”我说：“有职无权是全国范围内的问题”。这是由于思想上的毛病，认为党不信任我，同志们不支持我，故我消极了。如要建热电站问题，无人支持我，我就认为不信任我，有一次我在外国杂志上看到某某学校，热电站是由于某教授提议和坚持下建立的,我是因为个人主义，想学某教授，才提出的。

我提出规定一定的工作时间，因条件不成、不便，未认识到。我不同意系的工作计划的编法，近日王主任曾提学校叫我们作计划，而我想排一表说明，何时有何工作一看便知道。有一次要作半年总结，问我，我觉得一时想不出，我觉得有个计划好检查。我自己正是周总理报告中所说的第三种人。

关于有职无权问题，政府领导事实上很关心知识分子工作。有一次南方统战部开会，我曾提：在工厂中受青年人的苦，对我不客气，如我说某一工件按说明书的规格可在磨床上作，但一青年干部说：“哪那么容易”。这一些在周总理报告中也曾经提到过，要照顾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晓得党对知识分子照顾很够，但自己就是不通，有些工作不和党总支商量，一办不通就认为有职无权。

10.党政一条线问题：认为联系不够，工作分得不清楚。如学生转学问题，事实上这意见是不正确的。

王主任要我多联系锅炉教研室，提过意见，因为没有说清楚，所以末执行。由于工大老教授少，我提出有职无权问题，在同学中便发生了混乱，责任很大。

11.我认为汇报可能打折扣，实际上即说是有不真实的地方，在旧社会总有不相信人家说的和作的，一切事我都要自己去看，在旧社会我时常说，报纸上的事情总与事实有出入。对党委工作有汇报制度无认识，共产党领导革命几十年，如汇报有问题，也是极个别的。还认为汇报费时间，如开二三小时会，汇报费去时间一半以上，我想的是不切合时间的。又曾想由“说法”和“听法”有出入，也影响汇报的真实。如有一次在长沙机床厂接近年终时，我说：“如每日最低出一台，只多能出50台”但厂长听错了，说我说每日已能出一台。

12.我还提过人事制度很神秘，过去在旧社会中移动职业时，总要问问别人做过什么事。在长沙时，肃反前我还不知道组织上是否相信我，肃反后组织上告诉我，你可以大胆工作，但我未看到自己的结论，也不好意思问。还有我希望人事处来主动找我，我不去找他们，还希望校长有事直接找我，不希望汇报，怕出错，这也是旧社会的思想。

经同志们的帮助，认识到了人事材料保密是必要的,在专政时期是特别需要的，党对我的照顾的很够，如由南方运行李，超重费都是学校和高教部想法报销的。

某次在学校信箱中，看到有信件几个月找不到人，认为学校应印一“按笔划的名册”供收发室送文件，人事处人员到我家去我曾提了，可是经领导研究后不行，由于人事秘密不能印成名册发出。

13.我讲我在学校象个预科生，因为我不懂俄文，不了解专家的课，认为自己只是个预科生。来了一年多不能开课，一定有人看不起我，事实上不是领导上不了解我，王、黄主任曾提过把英文资料等整理供应即可，可是我很惭愧，周司长上次来我校我曾提过，因不能教课很惭愧，周司长说：“你不能比朱校长，他是本行”。我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一老教师来校，要有一个合法的不讲课时间，觉得领导上不为老教师着想，这是错误的。

上次经过大家的帮助，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不够，希同志们帮助分析批判，过社会主义关。

来源：陈宗汉问题专辑（右派分子言论蒐集册之三），哈工大校刊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