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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大会对我所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批判我都同意，现在我低头认罪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九支部 张生强
1957.10.11
（注：张生强，男，41岁，甘肃省靖远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1937年参加工作，1928年入党。入校前任甘肃省定西专区专员。）
一、 关于机关肃反问题
在机关肃反问题上，我不同意采用运动的方式说：为什么各种工作都要来运动的方式？在机关肃反上不采用运动的方式不行吗？我怀疑中央在机关肃反问题上领导的正确性。因为采用运动方式，多伤了那么多人，多得罪了那么多人，不该死的也死了，人力上时间上都有浪费。工作上也受了影响，结果还得调查研究，走回头路。为什么这样看？这和我43年在延安保安处被审查的情况连起来了。觉得当时逼供了一起，斗争了一阵，也坦白了不少，结果有问题的不多，拿甘肃的地下党来说，我知道的一个特务也没有。当时有的也坦白的很生动、惊人，但不是事实，结果还是甄别定案，费了几年，用了不少的人力，我认为走了回头路。因此说43年的一段成绩很大，我不通，不承认，觉得光说好的，不说缺点偏差的一面。因而55年的肃反一听说要集中起来在机关展开群众性的斗争，我就抵触，不愿领导这一工作，借正专员身体不好不能下乡为由留他在家领导肃反工作，我就去搞粮食工作了。接着在运动过程中看到了一些斗争的情况，有的谈的也生动惊人，但又翻了；有的顶了牛没办法，觉得不解决问题，还得调查材料，不是反革命的又主动的给下帽子，因而又觉得是回头路，和43年的情况类似，觉得小题大作，这种方法应该考虑。同时觉得机关上有无大批反革命有怀疑，不过多数是些历史问题而已，用审干的方式即可解决，采用运动的方式，没有必要。一股不满的怨气。因此当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代表党正确估计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缺点时，我就以质问的口气说，就这样轻轻的一提还行吗？即是说不是存在着缺点，而是相当一部分搞错了，中央就是不承认错误。
当时想，斗争了的不少，叫反革命的不多，多数人是历史问题，把经过斗争，虽不叫反革命，但他们有问题，并且互相揭发了不少材料，又弄清了问题的这个很大的成绩，我反而认为是缺点的一部分。而且觉得即是捕起的，也有错了的（寒假回去听说不合适的要研究放出来）。就这样扩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
在社会镇反上我说中央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的层层布置，不接受即批评、整（这是很大的诬蔑），因此下边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就捕一些不该捕的人。为什么这样的呢？当时认为，下边干部水平差（这又把下边干部丑化了），为了任务就有凑的现象，忽视质量，不该捕的也捕错了，这是中央层层布置数字造成的。意思是说，反革命没有那么多了，中央的数字分配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说错了的应该检查出来，放回去生产（这是为反革命喊冤）。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呢？从下边送来的捕判材料中把极个别的，如有过这样的材料（大意）：说四外长会议时造谣说英、美、法是一边，苏联是一边，也写成材料；还有一贯赌博的贯犯，但是只在正月过年时玩过三次花花；还有的材料上的男女关系较多，和谁通奸等；还有我的亲戚捕了制死刑，结果一调查与事实不符，不仅没杀反而很快即放了等等。把这些极个别的现象，加以扩大，认为下边捕错的不少。这又和我43年情形结合起来了，认为别人总是没我领会的深。弄错了的痛苦是难言的，只是弄清问题即得好几年，就怕把别人弄错了。而对漏掉的反而放松了，觉得再搞不迟，和中央的不漏不错相违背，而且中央首先提不漏然后才不错，而我是姑息了反革命。同时认为如果死了，几代忘不掉，亲戚朋友也对我们不同情，而我们就是在死人问题上轻描淡写的提一下不能令人满意。
以上错误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是反党向党进攻的。
1．反对群众运动的肃反路线：这是敌人的立场，反革命才反对群众运动的肃反方式，右派也怕群众运动，历来的反动派也才都怕群众运动，而我也怀疑群众运动的肃反方法，并且还提出了我的办法：调查研究，以与中央的群众路线对抗；或者教公安部门去搞，以与中央的发动依靠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相对抗，既反对了路线又反对了方针。按我的办法，就是不能肃清反革命，就是保存了反革命。这样的结果，绝难设想会有今天的局面，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垮台。而且也不会有反右派的胜利，还可能人头落地。就这样反对了肃反。
所谓伤的多了，死的也多了，是替敌人着想，而且我把有问题的被斗了的和与人民为敌到底畏罪死了的，本来都由他们自己负责，我反而都归罪于党，向党进攻。
2．本来成绩是主要的，是党的正确的结论，我却说缺点是相当的一部分，而且说浪费了人力，影响了工作，又走回头路。这就实质上否定了成绩是主要的，扩大了缺点，丑化了党的肃反工作，给党的脸上抹黑，而且事已过去了！
很显然，谁在扩大缺点、否定成绩呢？正是右派敌人，这一点上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3．对中央有步骤有计划的根据敌人情况、按比例分配数字的镇反工作，我诬蔑为造成下边错捕的原因。而且把极个别的现象，说成是不少的错捕了，并说错捕的不是一百、二百，既无材料，又无事实，真是狂妄自大，无中生有。实际上是不要把反革命搞彻底了，是扩大化了。
所谓漏掉了再搞，就是让反革命继续杀人放火破坏。是姑息养奸，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替敌人着想的。
二、关于反右派斗争方面的问题
1．当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时期，我便兴奋的说：我早知道党的缺点偏差的一面防止和估计的都不够，看现在人家提出了没有，认为我看对了，现在是一家人了，很好，大胆的提！
为什么这样？觉得党和同志们都只说成绩是主要的，不愿多听缺点和偏差的一面。这个老一套的东西不行了，只有好好的夹攻一下整一下才行。因为我早就在肃反问题上，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问题上，有对党不满情绪。因而当敌人向党进攻时，我看不出。所谓十下子，一下子，即是说：因我们过去整过它们，斗争过他们，现在人家批评一下子有什么有受不了，没有什么，应该让人家讲。就这样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了，迎合了。因而在那个时候，对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有的共鸣，有的同情，有的甚至支持鼓励。
2．关于胡风问题：我看了北大大字报汇集以后，对一个同志说，胡风问题我有怀疑。该同志向我解释：胡风如何反动，并说胡风辱骂领袖。我又说就是说主席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是图腾。该同志又说这还不够，这是文艺方向问题，并指出胡风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历史上也是反革命，参加过特务组织，在江西直接剿共。我说是啊！这方面我未考虑进去。
为什么这样想？当时觉得现在报上大字报上把我们骂的比胡风反革命骂的还厉害，而这些人不是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胡风放到现在是否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沔辱领袖讲话小册子是图腾，但还没有大和尚小和尚厉害。虽然当时也同意某同志说的是反革命，但我的怀疑胡风是反革命的思想这一点上，正是胡风和右派反革命的看法和想法。他们正是也以胡风是人民内部矛盾为借口向党进攻的，而我正是符合了他们的看法。同时也觉得过去虽反过共但已成为历史问题了，彭真同志报告了我还在怀疑，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当林希翎一说我就迎合同情了，实际上给胡风反革命喊冤了。
3．关于广东云应林问题：
今年三月，在讨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时，有个同志说了这样一件事：广东云应林去年七月在广东人代大会上发表了很多谬论，还说广东农民生活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了，该同志并表示这是反动言论，这等于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家看应不应该驳斥？说到这里，我即站起来对该同志说：为什么先给人家戴上一顶反动的大帽子，让他讲话嘛！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另一方面的意见讲的很少，有人敢讲另一方面的意见了，我就很迎合，在这一点上就支持叫大胆的讲。因而实际上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支持敌人向党进攻。
4．关于葛佩琦的问题：
葛佩琦向党恶毒的进攻时说我们的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搞坏了，猪也因饲料留的不够减少了，党群关系也不如解放初了，等等。我在这些问题上，和葛有程度不同的共鸣，同情。因为我也认为我们的肃反就是没搞好：伤的多了，得罪的人多了，缺点是相当的一部分；统购统销问题上，我也有意见，不满；猪的问题上就是因饲料留的少，猪也少了；在党群关系的问题上，就是不如解放初期了。特别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我认为的群众意见不少。因此当我看了报后，我说“我看有道理”，就这样站到党的对面和敌人共鸣了。虽然只有“我看有道理”的五个字，但对党的危害并不下于葛佩琦，而且更危险，因为我是叫作二十年的党员，还有欺骗迷惑群众的作用。我们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5．关于林希翎的问题：
我看了报上说驳倒了林希翎（毒草识别记），我就不以为然，我说难道问题就这样简单吗？这样一下就驳倒了吗？我认为有的问题是难以驳倒的，说驳倒了不过是压的不敢讲话了。如肃反问题上我们就是存在着问题。又如沿途看到罢工问题？我就听说过玉门、兰州等地有过罢工，报上这样说闹过事的地方看了就是难以说服人，虽然不是沿途，总有过。记者证明林未下过火车，我就知道，在兰州等地下过火车，虽然当时没有罢工总有过，我就这样不相信党报，也不相信记者的证明。站到林的立场上替林辩护。
6．对甘肃省委秘书长万良才的问题：
我看到甘肃日报上徐青琪批评（攻击）万良才的一段，我觉得很舒服，批评的好。我觉得万良才就是代表省委的意见：光说成绩是主要的，不许说缺点错误的。成绩我以为讲的足够了，就是缺点的一面讲和防止的都不够。对省委的领导，我觉得一阵风刮下去，下边站都站不佳；推广高产作物太猛，掌握的不稳；布置临洮县的肃反工作计划一个半月结束，简单化；工作任务太大，期限太紧，如打井、造林等。
对万良才个人的意见：从43年审干后，因他乱说一起，并到处去“坦白”，特别把我拉到他“坦白”的组织里，是他喽罗，并给我假通案情（c．c．）使我受了痛苦。我认为他的本质不好，并光说陈成义的缺点，不说省委处理上也有不当（其实省委是对的，我是从地方主义情绪出发，下面还谈）。因此对万有意见，看到徐攻击他我就很舒服。另外徐对清水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情况，是扩大缺点的报告，我却认为是应该揭露的缺点，不应该说是立场观点不对，用大帽子压人家，光愿听好的不愿听缺点的一面，应该叫人家批评。因为我觉得合作化存在的问题不少，和我的思想符合。
另外，徐还攻击说：你们（党）命令人行（即整人行），庄稼却不听你们的命令。我也觉得说的对，我们就是推广高产作物（包谷）时没有增产；调整谷物播种面积时，把豆科轮种法，几乎把豆子消灭了，结果还是不行。主观主义。
总之，别的同志在敌人向党进攻时气愤，看到党有困难时起而保卫党。而我反而批评保护党的利益的同志，把同情放到敌人方面去了。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
7．关于匈牙利问题：
去年在小组讨论时同志们批判了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以后，也说到苏联也存在着缺点。我即叫说具体些。当时有个同志即说，苏军在东北有强奸妇女的现象。这时我即说该反。
当时觉得红军纪律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像我们的解放军，应该叫人家反对（不赞成），同时和中国妇女也被强奸连起来了，这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映。这和我的地方主义情绪有关（以后还讲）。
三、关于党的领导与民主生活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肃反、合作化、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工作中，我发表过以下的言论：觉得有成绩了是上边领导的好，错误了就是下边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难道都是下边的责任吗？应当说，与中央在掌握运动上往往是反右的劲头很大，但防左则注意不够有关。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53年我在会川县帮助搞三、五反运动后，因官僚主义不深入，发生了逼供死了人，要给我处分，我不满，当时觉得党报上从头至尾基本上反右倾，结果左了，就要处分我，教下边负责。就是好了是上边领导的好，有错误了是下边负责。逼要老虎数字，上边没有责任吗？肃反中我认为斗争的面宽了，伤的多了，得罪的多了，不该死的也死的多了，中央没有责任吗？合作化与农业生产中我认为快了，冒了存在着不少问题，中央没有责任吗？就是反右的劲头大，防左则注意不够，不作检查没有道理。这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党的领导的诬蔑。因为党从来都是说伟大的成绩是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及全体同志们努力的结果，我不但是诬蔑而且是造谣。因为中央从来都是两面提：既反右，又防左；既肯定成绩指出方向，又指出缺点及防止办法；既指出有利的一面，又提到不利和困难的一面。
我又说：上边风一来，下面同志就跟着来，下边同志怕批评右了，左了没有什么。又说党内很少人敢提反面意见，提了总是怕吃亏，为什么这样吗！值得研究！
为什么这样看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要合作化了，怕戴右倾的帽子，我就勉强接受，不敢讲，更不敢坚持说快了。对我区增产指标高了，造林计划大了，推广高产作物冒了，打井多了，期限太短，我内心确实是这样想法，但表面上还是都同意了。特别对粮食增产指标，我内心在想，头一年就想增产一年以上（有的县增到60％以上）的粮食，不可能，那有这样容易，如果这样容易，那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吃寃枉的，真是一说要反右了，就都往左里说，连当年每亩单产就能提到一千五百斤都没有人批评；因而觉得左了没有什么，右了就负担很大。这样就把同志诬为有些人故意愿左一点，以迎合上边。那有这样的党员和上级呢？这是对党极大的诬蔑和丑化。
我又说：党内很少人敢提意见，提了即吃亏，起码印象不好。我自己就在三反后提了意见闹情绪上面印象很不好，影响到对我的提拔，自己觉得吃了亏。或者讲了不同意见即在这会上那会上点名举例子，批评。层层都觉得压的不敢提意见，说怎样就怎样。我区遭灾时，曾有过饿死人的现象，经上边发现才注意到了。我在想难道有饿死人的现象下边干部都不知道吗？我认为总有知道的，为什么不讲呢？怕碰钉子。因而广西平乐专区饿死人的问题一通报，我就认为是下边干部不敢提意见，如果敢提，早发现了，不会等到上面去发现。觉得更证实了我的看法。
这又是歪曲丑化和诬蔑了党的民主生活，因为党的民主生活是很正常的。特别中央各项重大工作指示决议，都是先征求下边的意见，然后才作决议下指示。我却诬为中央也在内压的下面不敢提意见，只是跟着盲目的干。把下边对上极组织的无条件信任拥护诬为盲从。我所说的不敢提意见，正是错误的意见，是向党进攻的意见，也就是说类似葛佩琦、林希翎、云应林及十下子、一下子的意见。这是很清楚的。
我还诬蔑有些人身上有两个口袋，装着好坏两样东西，上边要什么就有什么。还有作假报告的报喜不报忧，品质恶劣。
我觉得有的人（在我专区会川县上一个干部）说要反右了，他讲的很生动，是怎么怎么右了的，很具体；如果说又左了，他又讲的生动具体，是怎么怎么左了的；还有对反对甘肃落后论的一篇文章，一反对就好像甘肃不落后了，和先进地区一样了。因而我对上面数字的正确性有怀疑。如我们的水地完成数字，先统计近七十万亩，再敬统计成了五十多万亩，直落到二十万亩左右。而邓老报告说56年全国的水地统计一亿多万亩，而57年春能浇水的只有三千多万亩。这就证明了我的看法，和我区的情况比例关不多。还有粮食增产数字，我对我省说增了三十亿斤（二十八亿斤？）我就有怀疑。后又听了邓老报告说：全国原统计二百亿斤，后又成为一百五十多亿斤，又证明了我怀疑的对，觉得再统计恐怕还会有问题。我就是这样站在资产阶级和党敌对的立场上向党的工作找岔子，把个别人、个别现象，看成一般的普遍的，丑化诬蔑攻击党。
在讨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看法时，有多次同志们说错误与缺点是难免的，我多次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是能够避免的。
我的想法是：什么都是难免的吗？这是公式化。合作化慢点儿不是问题就会少些吗？三反不要层层逼要数字，不是可以少出些偏差吗？……因我有“说‘难免’”的观点，所以就同情了“说‘难免’”的说法，同志们说有些缺点难免我就抵触。
“说‘难免’”正是敌人向我党进攻的一把刀子，说我们把一切错误都归之于难免，我也有些这样的成分，同情了。就站在敌人方面去了。
合作化慢点儿就不出偏差缺点了吗？搞到百分之二十还会存在问题的。实质上是说不要搞合作化了就不会出偏差缺点了；三、五反，肃反等等不搞了就不出缺点偏差了。但这样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垮台，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还有讨论问题时，遇有同志们肯定工作成绩指出缺点是难免的时候，我就给同志戴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光讲一面，另一面总是讲的不够，（就是说给干部泼冷水不够），把中央也包在里边。就是要以我的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不按我的意见的就说是教条主义。
四、关于统购统销方面的问题
在寒假回来的一段时间内，在交谈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本组有的同志提到中国的粮食是紧张的，不能过分强调群众吃饱。我马上反驳说：你们连吃饱就不敢提，中国是农业国，解放前粮食就够吃，没有粮食进口，解放后粮食又增了产，还不敢说吃饱；陈云同志也说过中国粮食搞的好不仅够吃而且还会有些富余，为什么你们还说粮食紧呢？像你说的粮食那么紧张，就不应该出口，我看粮食是不紧的，紧张是人为的。别的同志反问我，你说粮食紧张是人为的，是我们粮食工作上犯了大错误吗？我说运输调拨上有问题。
八月中旬我检查思想时说：我们专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显得很紧，以后开放了互通有无的自由市场以后，情况就变了，不紧张了，市场上上了很多粮食，群众可以互通有无，还剩下了许多粮食无人买，国家又收了很多粮食。我的想法：中国是农业国，解放前都够吃，解放后又增了产，说紧张，不能过分让群众吃饱，我不相信。所谓紧张是人为的，是调运调拨没搞好，这里积压，那里脱销。另外，是自由市场互通有无管的太死等原因造成的。
还有，也是富裕中农以上的反映，说牲畜饲料留的太少，一年只按一百二十天留的，而且量也不足。我就相信了，认为标准低了，是凭脑子想出来的，根本不够吃（养牲畜好一些的都是富裕中农的多，每天都要给些料吃，并不是劳动了才给料吃），因此牲口就会瘦弱；猪也是一样，因留的饲料少，就养的少了。
1．所谓我们是农业国，解放前够吃，这正是富裕中农以上的阶级的反映。因为解放前够吃的正是他们；而占绝大多数的贫农雇农和贫苦劳动人民，却挨冻受饿，卖儿送女，吃糠和菜，粮食吃的很少。
2．说自由市场放宽点就不紧张了，也正是富裕中农的要求，因为他们还有些余粮可以投机，可以发展点资本主义。我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代表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自由市场虽起了点作用，也还是55年因为丰收和收购的任务少，而55年以前并未起什么作用。
3．粮食还是紧张趋势，虽说搞的好不仅够吃还会有些富余，但过去挨冻受饿、吃糠和菜的劳动人民群众，现在都要多吃粮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用粮，也比以往大大的增加了。这就势必使粮食是个紧张的趋势。我所谓的解放前不紧张够吃，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说我们解放前够吃。而不是劳苦人民群众够吃。
关于食油的问题：
我也说过食油不像大家说的那么紧张，紧张是人为的，是扣卡过紧，我们省区，就有油和油籽积压过的情况，曾和别的省订合同人家不要。而群众却在一个时期，连润车、润锅的油都没有。另一方面把下边的小油房却都封闭，造成了紧张。我觉得管的过死，扣的太紧，因而不满计划供应，要放宽点就好了。没有统购统销和计划供应以前，没听说食油是紧张的。
1．要求供应放宽（实陈上是说不搞计划供应了才好）也是富裕中农的意见和要求；说没润车、润锅的油，也是富裕中农的车多，开放小油房也是他们的多，总之都是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都被我代表他们反映了。
2．扣卡过紧的问题，也有过积压的情况（短时间），这是从一个地区套余国。但即是扣卡过紧，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快点建设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吗？我自己也说的拥护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实质上是相反的。
关于棉布的问题：
我也说不紧张，紧张是人为的。为证明我的看法；就拿我区作例，说我区55年，群众说，干部也说布不够用，紧张，后来经省统一多发了三十万尺布票（经过中央的），布票虽发下去了，但原有的计划供应数都未卖完。我过去说成是空头布票，用求证明布不紧张，是道听途说，未弄清情况，就拿来攻击党的政策、措施。因此当今年春中央发出指示，规定56年下半年布票二折一使用，我就抵触，觉得又要造成人为的紧张。
我还对别的同志说：二尺折一尺，一登报宣传，群众不买布的也要买，更会造成紧张，而且政治影响不好。还说过国家本来行布，有些干部有惜售思想怕脱销，扣得过紧，因而也造成人为的紧张。
当时的思想是：不要紧，不要听说紧张，实际上群众不会买布，我们55年就有过经验。把55年因棉布增产供应较宽的情况和56年因灾棉布减产的情况混淆起来了，因而就不同意二析一的措施和登报宣传。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反对中央关于棉布票二尺折一尺的指示，主张自由抢购，造成混乱。因为二尺折一尺使用，是因棉布减产后，为了保证冬季用布，采取的完全对群众负责的合理的措施，正是统购统销计划供应的优越性，不同意这个作法即是不同意计划供应的政策。
不同意登报宣传，群众就不了解情况，更会造成混乱，政治影响更会不好。
对以上粮、布、油的统购统销政策，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上不满抵触的。向党找岔子。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基本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问题很多：羊、牲畜损失不小；菓树砍的多了；干部太弱了；副业生产损失很大；劳力调配浪费大等。55年搞到70—80％不行吗？这样难道就会减产，我不相信。我认为如果慢一点问题就不会这样多。又说：中央四十条纲要发下后，下边脑子热了，我们专区的打井工作，很多都打瞎了，能用的不多。又说造林的成活率很低，据某县的干部反映，27万株活了一株，浪费多少人力呀！又说合作化后妇女在打井修坝中有的小产了，还有个别累病死了的。
为什么我是这样看的呢？听了汇报以后，认为干部太弱，又不参加劳动，还有打骂社员的，有的执行政策不端，把羊损失了不少；菓树也砍掉的多了；使用牲畜不爱护，连续的使用，饲料又少；劳动力调配浪费又大，太阳出来才集合具体分配工作等等。把个别的缺点现象扩大为一般的普遍的。另一方面又听说少数户是当时不愿入社变相强迫进来的。因此我觉得快了，因而存在的问题不少，损失不小。特别邓老报告后，说华东区死了一百五十万头牲畜，我就很悲伤的连想到全国不知死了多少，增产的粮怕补不上。如果合作比慢一点儿问题就少了，损失也小了，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不相信慢点儿还会减产。
合作化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这即是说基本上很顺利，应该欢欣鼓舞是“好的很”。我却说问题很多，损失很大，增了的产都补不上，实质上是说“糟得很”。
在农业生产建设问题上：听了沿水渠打了不少的井；一垧地打了十七眼井；造林上，20多万株活了一株，劳力浪费多大呀！这都是上面刮风的结果，造成了下边脑子热了，劳民伤财。
这样就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建设的成绩缩小了，冲淡了，甚至否定了。当然过去自己也常说过，合作化后，堵死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改变了几千年来的所有制，从经济上打下了翻身的基础；计划经济有了可能；五保实现了；人力也节余出来了，个体经济时期不可能办的事情现在有可能了等等。但这些话实质上都变成了空话，和否定了优越性。
所谓增产的粮食补不上损失，即是基本上否定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建设方面的成就。因为党在农村工作上，一切围绕着为了增产多打粮食，而我却说成是得不偿失，真是近乎造谣。
打井沿着水渠打了几个，造林20多万株活了一株，这都是道听途说，扩大事实。
所谓羊、牲畜损失不少（羊的问题上又有扩大，本来是损失了一点——杀了一些，加上53年后灾情损失——主要的——共约三分之一多，我扩大成一半多，向党进攻）。菓树砍掉的多了，这些大都是富裕中农的反映，也正是证明他们不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情绪，消极抵抗甚至破坏的结果。所谓干部太弱的论调，主要也是富裕中农对贫农、下中农当领导干部的不满和诬蔑。所谓副业生产损失大，正是富裕中农想发展资本主义或投机活动被限制了的反映。关于劳动力调配浪费大，一方面是初建社干部经验还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富裕中农生产情绪不高和不愿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表现。
打井、造林工作中，广大贫农、下中农等的情绪是极其饱满的、可贵的，虽有一点缺点，但主要的还是富裕中农的思想不满、抵触、消极应付，以及富农地主等的破坏所造成的。说很多井打瞎了，能用的不多，这也是诬蔑，能用的毕竟是绝大多数。
还有正月初一打井、妇女在工地上小产等，这正是广大群众为了多打粮食多劳多分的生产积极性的表现，而我歪曲成是假象，是强逼命令的结果。而且初一打井根本未有，初二、三是有的。
我就是这样，把党的积极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建设的热情、高潮，诬蔑为快了、冒了、左了。这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上，代表他们的意见，反映它们的观点和要求，对党不满，实质上是反对了党的领导和合作化道路。
为什么犯了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呢？
一、解放后，家庭分进了地和房子，生活一天天好了、富裕了，因而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增长了，给我反映的阴暗面多了。另外，亲戚朋友中的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也向我反映扩大甚至捏造缺点的情况被我吸收了，相信了，且如传声筒似的传播了，变成向党的工作找岔子的材料。另一方面，解放前，当我上学时，家庭虽已负债不少，地也出典了一些，但生活上还是不错的。因此我的富裕中农的思想即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在长时期以来又未得到改造，加上现在家庭的影响，亲朋的包围，以及对党不满，走到了党的反面，这是总根子。
二、接着43年审干以后，由于自己受了点委屈，对党不满，觉得那时斗争了一阵，不解决问题，走回头路，特别对我逼供很不满。因此，我为那一段成绩不是主要的，光说好的一面，另一面就不说，党外不说应该，党内为什么不总结个文件；再加上我是党员，没开除党籍就捕起来不合党章。捕起后逼供，违犯九条方针和边区施政纲领。还有最后问题解决了，恢复党籍了，但保安处负责同志也未找我谈几句，觉得人情上也通不下去。这就是没有解决的一个疙瘩。虽然我也在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恐怕早就完了！但因伤了我的个人主义，（这是我犯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错误的根子）因而未能彻底解决对党不满这个问题。
三、接着53年帮助县上搞三、五反运动，由于我犯了官僚主义不深入，发生了逼供死了人，其家属又在兰州大街上骂了我，又给我处分。不满。当时觉得甘肃日报上从头至尾基本上反右倾，结果左了就要处分我，工作有成绩了是上边领导好，有错误了即是下面负责，反正今后我再不左了，中间一点好（实际上是右点好）。因而消极情绪产生了，工作缺乏朝气了，甚至应付了。又伤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了，又对党不满了。
另外对省委对我的使用，我也有了意见。当时由县上调来—个个同志领导我，别的和我同级的调开了，就是把我不调，教我去专署作副专员，群众、干部都会议论我，说我不行。为什么把我不留到地委？作个副书记也行。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誉地位观念，没有得到满足，更不满了。我原在小组交待时说：我确实愿下去，不愿到上面去，这是想上去未能达到目的时发牢骚的话。
因此觉得对地方干部提拔培养的不够，相信的也不够了，地方干部总是吃不开。加上听到外来干部议论本地干部（具体的指陈成义——已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似乎占地方干部的便宜搞工作的。又在划陈成义的成分时，是下边干部座谈的，应该省委谈嘛！觉得不相信老陈。接着，去年省党代表大会时陈由常委一下落选了，想不通，党不应该，一股怨气，地方主义情绪又发展了。并歪曲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说，大会选举也有些盲目性，省委作作工作就选上了嘛！因此对马青年同志，提副省长我很不同意，应该从本地回民小提一个副省长，不能说从印尼来一个副主席也一样。这就暴露了我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至于陈成义未选上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错又不检讨，而且省委原来候选名单上一直在提他的名，这里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问题，省委是对的。同时代表大会的选举本身就存在和错误作斗争的问题，好的正确的应该选上，错误的不正确的就得落选，这是应该的。
另外，对下边地方干部的审查，我也有意见，觉得五、六年了，作不了结论，影响提拔培养。同级的外来干部提了几级，而地方干部总是作不了结论，不能提拔。特别对我工作过的地区和发展下的党员，有些结论不了，觉得连我也不够相信。就这样从43年后产生的不满，未得到克服，又增加着新的不满，而且在一系列的大改变大革命的过程中，受了各方面的影响，思想总是偏右，看缺点敏锐了，把缺点扩大了，阴暗面看的多了。同时和别的同志不同的看法，有的争论，有的不争，但内心并未服，又增加着不满的份量。因而当右派敌人展开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很好的保卫党，反而在一些问题上同情敌人，和他们共鸣。这就很自然了。
总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是总根子，43年被审后不满加不满是历史根源；还有一个在社会主义大革命时期（过渡时期）中，特别是所有制的大改变中，所有的人都要表示态度，都会发表他们的意见，因而来于资产阶级方面的言论，和我有迎合，得到反映、共鸣，这是社会根源。
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一系列的，全面的，是长时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不是偶然的。
我的态度长时间以来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和组织上、同志们对立，不满、抵触，因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太少，资产阶级的立场太稳，个人主义的根太深，因而一下扭不过来，经过同志们的耐心帮助支援，才开始和组织靠拢了。
今后的态度
我的错误十分严重，经过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挽救，使我初步的认识到我的反党的本质。由于个人主义未除，致造成对党不满，因而引导我走上了粉身碎骨的毁灭的道路，这是我莫大的沉痛教训，今后要和旧我划清界限，丢弃过去，重新做人。
现在看，组织过去对我太爱护了，太信任了。组织上是对的，而我自己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走到了党的反面。现在我想通了，跌倒了爬起来，再跟在党的后面，命还是要革下去的。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脱胎换骨，认真改造，从头作起，还有几十年。只要决心依靠党，我想我能下定这个决心，争取作个革命者。
最后，关于我的错误，我听候党的处理，即是党的最高处分，我都心内诚服的接受，不过我要求党能再给我以考验的机会。
1957年10月11日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