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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交代与批判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资训练部第六班哲学专业第一支部 李彦清
1957.10.19
（注：李彦清，男，32岁，山西晋源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山西大学毕业。1949年5月入党。1952年参加工作。来校前为山西太原工学院政治理论课讲师。）
我的检查准备分三个部分来进行。
一、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交代与批判。
二、历史根源与思想根源以及今后方向。
三、对自己问题性质的认识过程。
（一）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交代与批判
到党校一年来特别是在大鸣大放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的错误思想，这些思想雄辩地表明了自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已经背叛了党的立场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可耻内应，因而亦就对党犯下了严重罪行。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攻击苏联，同情国际修正主义者。
由于解放前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并中了国民党反宣传的毒，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反苏情绪，认为苏联侵占了中国的旅大、搬走了东北的机器与帝国主义者没有什么两样。解放后虽然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对苏联的看法有所转变，但过去的成见并未完全消灭，因而对苏联就吹毛求疵，只挑缺点无视优点，把苏联大力援助兄弟国家的好的方面看作理所当然，无动于衷，对于自己所认为的苏联的“缺点”却斤斤计较，抓住不放。具体的如搬机器问题，觉得苏联当时搬走一部分机器是必要的，是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但在全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为什么不全部归还呢？问题就产生在这里。故大鸣大放中看到右派分子龙云挑拨中苏关系的反动言论，非但不加痛恨，反而在搬机器这个问题上与之发生共鸣里应外合的向苏联展开了进攻说：苏联把机器还了就算了。当有的同志提出苏联对我国援助很大时，我还说：苏联的援助除专家外都得要钱。意思是说机器是白拿走的应该归还。事实上苏联对中国革命精神上物质上的一贯援助自己为什么看不见呢？特别是解放以来苏联用头等技术大批专家来帮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无偿的移交了我们许多东西（旅大设备中东路等），自己为什么无动于衷呢？翻开历史看一下，难道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样慷慨无私的援助过中国吗？显然自己是以怨报德，啃住国民党反动派用来中伤苏联挑拨中苏关系的毒箭不放，这完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祟，是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看问题的必然结果。由于这种思想的存在，使我失掉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感，只为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着想，丝毫不替苏联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考虑。甚至梦想有朝一日中苏两国合并，到那时苏联就可以像援助自己的加盟共和国一样无代价的援助中国了，企图牺牲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加快中国的建设速度，充分表现了自己资产阶级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思想，表现了自己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事业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但是看到中国援助其他兄弟国家时，内心里却有些不大痛快，认为还是顾自己要紧。这样就是把别国的援助看作理所当然而在别的兄弟国家需要自己去援助时表现了可鄙的吝啬，这难道能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相容吗？
我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反苏情绪不仅在大鸣大放期间有所暴露，远在波匈事件中就曾与国际修正主义者一道攻击过苏联，片面的指责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认为苏联处理苏波边界问题的时候显得有些小器引起了兄弟国家的不满，倒不如我国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来得大方，主张西乌克兰应归波兰，东普鲁士应归东德，这样就引不起纠纷来了，实际上是想要苏联牺牲自己的领土，因而我这种主张是极端错误的。
另外是对苏军纪律有意见，认为这亦是激起波匈人民反感的一个因素，如果像志愿军在朝鲜一样还会有什么问题呢？这样就过分强调了苏联在波匈事件中的责任，扩大了苏联的缺点，忽视了波匈两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掀起的反苏浪潮，更忽视了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推波助浪，挑拨离间，当匈牙利事件进一步恶化后我还梦想用波兰方式通过内部力量来和平解决问题，希望纳吉会成为哥穆尔卡第二。纳吉叛变使我震惊，担心匈牙利革命前途的断送，但对苏联出兵亦有顾虑，又怕引起巨大伤亡，又怕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思想一度陷入矛盾与混乱，直至人民日报支持苏联出兵的社论发表后情绪才稳定下来，逐渐认识到苏联出兵对保卫社会主义阵营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大意义，自己原来的顾虑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表现了在紧要关头的立场动摇。
铁托普拉演说发表后，我虽然认为其中有不少错误如对第二次苏联出兵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对斯大林的过分谴责等，但亦觉得尚有对的部分。他所说的制度产生错误好像不是指根本制度而是一些具体制度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既骂了帝国主义亦责备了苏联，既骂了拉科西、格罗亦骂了纳吉……仿佛很客观很公正似的，而对于苏联批制普拉演说的社论却表示了不满，认为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我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与修正主义者一道攻击苏联。
普拉演说实际上正完全暴露了铁托民族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本质，他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苏联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配合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苏浪潮而对帝国主义则起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匈牙利事件中拉科西、格罗固然有责任，但绝不能与叛徒纳吉的罪行相提并论。铁托演说中所攻击的制度亦绝不单纯是什么具体制度。如果把铁托与卡德尔的演说联系起来看，卡德尔的演说正是给鉄托演说下了注脚，他们所攻击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制度，因为他们反对加强党的领导、反对国家管理经济等，这一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已作了精辟的说明。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上亦曾一度明确过，但今年五月份听了彭真同志关于南斯拉夫观感的一次报告后，又引起了一些问题，认为南斯拉夫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不可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制度，他们与我们的争论恐怕还是具体环节问题是工人委员会等问题，企图再一次为修正主义者辩护，把根本性的分歧说成是枝节问题。实际上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列主义正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点，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亦就表现在这里。
苏共20大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上亦存在着问题，片面抓住斯大林破坏集体领导制度欣赏个人崇拜，扩大肃反面等缺点，忽视其捍卫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指责斯大林品质不够好，怀疑斯大林言论的正确程度。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特别是毛主席提出三七开的说法后，自己从理智上是接受了，但感情上并未完全扭转过来，曾说：“毛主度的三七开是对的，赫鲁晓夫那样批判斯大林亦是可以理解的”。在讨论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报告时又骂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敌我矛盾是“专制独裁，掩耳盗铃”。所有这些情绪都说明了我实际上是否定了三七开的说法，这样做究竟会对谁有利呢？目前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者正叫嚣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企图通过否定斯大林而达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他们所以那样仇恨斯大林，亦正是因为期大林用毕生精力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事业，问题难道还不明显吗？由于自己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感，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国际利益出发来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只能站在民族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立场上攻击斯大林。
2．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与，资产阶级右派共鸣。
①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讲授苏共党史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先人为主的成见：a、中国农民私有观念比别国强；b、全面合作化必须靠机械化的物质力量来推动。所以当我看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惊人速度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时，就感到非常奇怪，开始怀疑合作化运动冒进了。后来看到有的村里不经低级社而直接进入高级社，认为这是一步登天，不符合逐步原则。接着又听了亲戚富裕中农反映他入社有勉强情绪，认为按照毛主席文件的精神富裕中农是可以迟一点入社的。最后是从反面歪曲了山西省委的一次传达报告，得出合作化听见冒进的原因是由于干部好大喜功层层加大数字的结果。省委报告的精神本来是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合作化运动顺利进展的条件下，应防止脱离实际可能的层加大数字的现象，而我却理解为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不然为什么要防止呢？这纯粹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揑造，是对合作化运动的诬蔑。
我所以认为合作化冒进了的一个“论据”，是教条主义的理解了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关系，认为合作化需要有两个条件即政治条件（无产阶级领导与工农联盟的巩固）与经济条件（大批的供应农民拖拉机），中国目前政治条件是具备了，经济条件却显得不足，只有高度的机械化才能充分显示合作化的无比优越性并迅速改变农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大批吸引农民人社。在目前条件下合作化的优越性有一定限度，小农经济的私有积极性尚未用尽，如果速度太快了，会与农民的私有观念发生抵触，影响生产情绪，那些暂时不愿意入社的农民，可以让其留在社外发挥其私有积极性，即尽量利用农民的私有观念刺激农民生产，甚至国家还可以给予必要的资金援助，等到条件具备后再吸收入社。
我所以认为合作化冒进了的另一个“论据”，是夸大了中国农民的落后性，歪曲了毛主席“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一语，认为中国农民私有观念比别国强，而合作化速度反而跑在别国之前，似乎并没有体现了毛主席“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一语的精神，短短几年合作化就完成了，怎么能算严重呢？
上述论点充分反映了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从富裕中农私有观念出发，从利用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积极性的角度攻击党的合作化运动，怀疑在目前条件下合作化的优越程度，表面上是个速度问题，实际上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为了使农民永远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为了防止农村阶级重新分化，党只有根据中国具体条件——土地少、人口多、农民穷以及工业落后的特点，不待全面机械化而迅速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党这样做不仅是必要的，亦是可能的，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硬强调合作化与机械化同时并进，是根本违反农民利益和脱离实际的。况且合作化的优越性亦不仅是用机械化才能体现出来，很明显的，组织起来就比单干强，大生产一定会优于小生产，几年来的事实亦有力的证明了此点。自己只看到少数富裕中农的动摇不定而忽视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要求，只看到一些非主流的东西而忽视了主流的东西。
由于自己长期脱离实际不直接参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就与广大劳动农民失去了共同的情感，因而亦就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当农民已经进入合作化高潮迫切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自己还在拘泥于什么“逐步原则”“机械化条件”等企图束缚农民手脚，阻碍运动迅速发展，这显然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
至于谈到党对农民教育不严重，更是绝大的诽谤。党是长期处在农村与农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从十年内战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革命胜利，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因而才造成了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好像“水到渠成”一样。极少数的富裕中农在入社之初可能有勉强情绪，或入社后经过一段时期又闹退社，这正说明了他们的动摇性和资本主义思想的顽强性，这种现象几年以后还会出现，根本与合作化的速度无关，更不是什么教育问题。同时自己对“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一语的理解亦是极其片面的，好像生产资料的问题一解决，教育农民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这就否认了今后对农民教育的严重意义。
上述问题说明了自己在合作化方面与党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领导农民，必然会断送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②攻击党的肃反运动：——认为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可以说是基本的，但在某些具体单位却不一定。对山西四个学院的肃反运动有意见，认为拖的时间长，打击面宽，斗错了不少人，并认为这是由于省委领导第一批肃反单位缺乏经验的结果。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捕风捉影的臆断，毫无事实根据。
对本单位——太原工学院的肃反运动更为不满，觉得斗了许多人，捕了一些人，最后非但没有搞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反而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以致使他们长期消沉，积极不起来。于是自己就以同情者的姿态站在被斗过的人的立场上，与他们一道埋怨党的肃反运动，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甚至在小组会上有意的扩大数字来诬蔑太原工学院的肃反运动，说：太原工学院肃反打击面将近二分之一，逮捕与劳教达五十多人，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像我这样扩大事实向党进攻的恶劣行为，较之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有过之无不及。
肃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与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绝对必要的运动，是革命与反革命一场殊死的斗争，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清查反革命分子，但除此而外还有必要通过肃反运动教育广大群众，打击反动气焰和搞清一些关系复杂来历不明的嫌疑分子。反革命头上没有字，只有经过群众性的清查才能知其有无。那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亦只有经过清查才能了解真相，取得党和人民的信任。每一个拥护革命的人都应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支持这个运动，肯定这个运动的成绩。只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才会仇视它和反对它。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却在这个问题上早已丧失了党的立场，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③替胡风进行辩护：——解放初期曾听人给我介绍过胡风的一些情况，从那时起就认为胡风是追随鲁迅多年的进步作家，是鲁迅的“大弟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布后，本来已雄辩地证明了他是一贯的反革命分子，并且与国民党有暧昧关系。可是我却认为胡风过去一段历史可能是好的，解放以后才变坏，就像叛徒高岗一样。主张对胡风的历史作具体分析。认为胡风在江西剿共时期是一个地道的叛徒、反革命，参加左联追随鲁迅后就变成进步作家了。解放后由于反党的文艺路线和个人野心，纠合了一批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变质的共产党员又重新蜕化为反革命。他这个反革命集团中尽管有一些人过去干过特务活动，但总的说来是自成一派，不同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他们活动的特点是组织小集团，施展两面手法，阴谋篡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权，这就是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错误认识。这种认识是等于替胡风搽脂抹粉减轻罪行，否定其反革命的一贯性与严重性。当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提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有特务时，我还说：那还有共产党员呢！竭力替胡风辩护。我的立场已牢固的站在胡风方面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反党思想明显的暴露出来了。我相信自己超过了相信党，我对胡风并没有阶级仇恨。我强调朝风虽然是反革命，但与蒋介石没有联系，正是我替胡风开脱罪行的明证。实际上胡风是用两面手法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凶恶敌人，他不仅在江西时期反革命，亦不仅在解放后反革命，而是一贯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一点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上铁证如山。他曾千方百计挑拨党与鲁迅的关系，抗日时期高唱“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锋芒主要是对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则是“小骂大帮忙”，像这样的人能算进步吗？自己所谓进步与反动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除了说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替胡风辩护外，很难找到其他答案。“对敌人的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另外还有公审胡风的问题。我认为胡风是反革命，逮捕已经三年，而且有人要求公审，党就应当公审，只有公审才会对我们有利，才能堵住右派分子的嘴。但是党为什么不公审呢？于是我就怀疑我们的材料是否掌握的不够？公审胡风可能对我们不利？我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向党进攻，对党表示了不相信，对右派要求表示了支持，成为右派在党内的应声虫。
④大鸣大放中完全丧失了党员立场：——由于自己本身思想上一贯右倾并缺乏阶级分析观点，因而就从右的方面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理解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体会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以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剩下来就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了。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都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明辩是非，于是把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恶毒诽谤，都当作是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都采取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六八社论前，同情林希翎，根据林希翎13岁参加革命现年21岁的情况，推断她有“抽象的正义感”，替她解释动机可能是好的，只是立场没有站对，公开为右派分子打掩护。事实证明了林希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人还能有什么正义感呢？正义感只能是具体的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正义感。
原谅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把他反动透顶的言论看作是对党发牢骚，认为真正反革命分子不敢在党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如此猖狂，并担心人民日报给葛佩琦所加的标题会影响继续鸣放，会使一些人说话产生顾虑，表面上好像自己是虚怀若谷倾听群众意见，实际上正起了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
支持储安平向中央提出的十二个副总理问题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副总理那么多给他们一个不碍事，根本没有想到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的目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同时这个问题本来是根据宪法经过协商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右派分子又重新提出，显然是别有用心。自己不但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予以驳斥，反而与右派发生了共鸣，再一次说明了自己相信右派超过了相信党。
六八社论的发表我虽然认为必要，但并没有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觉得大鸣大放之后，必然要来一个大争，以弄清思想，明辩是非，并把这种大争仅仅看作是思想斗争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对事不对人的理论争辩，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右派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更没有意识到这是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因而对于彻底揭露和孤立右派分子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怕影响团结破坏统一战线。特别是对于那些披着学者、科学家外衣的右派分子表现了憎恨不够，思想上没有把他们当作凶恶的敌人。听了杨尚昆同志报告后，还在半信半疑，思想上一下扭不过来，因而在好多问题上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错误看法。首先是不同意揭沈志远的老底，解放以来我一直认为沈是知名学者、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一旦指出他是右派分子、政客、叛徒，情感上总不免有点惋惜，于是就暴露出了东郭先生式的悲天悯人的思想，怕把他搞垮、搞臭，怕将来不好团结他，主张“姑息养奸”，就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批判。另外是诬蔑人民大学对林希翎的说理斗争，认为是发动群众把林希翎压服而不是说服，觉得人民日报登载的那篇报道太简单，说服力不强，自己并没有看全文，仅仅看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小段，就妄下断语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事实上那篇报道充分说明了人大同学是从好多方面据理驳倒林希翎，而且驳得她体无完肤。当然因为是综合性报道不可能过分详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己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替林希翎打抱不平，而恶毒的攻击了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
除上述错误而外还歪曲了党的“百家争鸣”方针，认为这个方针方面固然是为了繁荣科学文艺，明辩是非，另一方面亦是为了铲除毒草，就其铲除毒草的意义来看，客观上起着“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用，因为不用这个方针毒草不敢出来，只有用这个方针才能把毒草引到光天化日之下锄掉，自己没有想到这正是敌人诬蔑我们的辞句，他们企图把我们的“百家争鸣”方针说成是阴谋。看了人民日报批制文汇报的社论后（7月1日）才认识到自己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是站在右派立场上向党进攻，尽管我们的意图早已公开告诉了他们，但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东西，牛鬼蛇神总是要利用一切机会顽强表现自己的，正如农民锄草一样，年年锄年年长，根本不是什么诱不诱的问题。
3．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散布修正主义观点。
由于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影响，一贯强调所谓纯理论、纯学术的研究，忽视联系实际，更谈不到改造思想，表现了浓厚的教条主义习气，经常死套公式，玩弄概念。苏共二十大特别是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又在反教条主义的借口下产生了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修正主义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狂妄自大，错误的运用独立思考，甚至把独立思考变成无原则无立场的标新立异，实际上是偷运反马列主义的私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①关于三个主义的根源问题：——我荒谬的认为三个主义有五方面的根源，即阶级根源，认识根源，新的社会根源，国家存在，人类的惰性等，在目前来说当然主要是来自阶级根源，但新社会除过认识论的根源外，亦有它的社会根源。所谓社会根源就是指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所产生的环节上的缺陷与具体制度的不健全，如机构庞大、层次重叠、公文旅行等。这种缺陷既能一般的产生错误，在错误中就可能包括三个主义。我把官僚主义当作主观主义在领导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把宗派主义当作社会分工的产物，一万年后亦可能有主观主义，领导与被领导，社会分工，一万年后亦可能有环节上的缺陷，因而推论出一万年后亦可能有三个主义，不过是性质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在这里我的主要错误是把产生错误与产生三个主义混为一谈，把助长三个主义与产生三个主义看作一回事，特别是把领导人所犯的主观主义错误与官僚主义等同起来，好像主观主义只要犯在领导人身上就成为官僚主义了，实际上是模糊了官僚主义的概念，因为一个领导人尽管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但不一定就是官僚主义者。三个主义特别是官僚主义来自旧社会，是反动统治阶级遗留给我们的“带坑臭”，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套国家机构就是直接与人民对立的官僚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与三个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并且给克服三个主义创造了可能条件。环节上的缺陷，具体制度的不健全，只能对三个主义起助长作用，只能造成三个主义发展的漏洞，但决定性的东西还是人们的思想状况，因为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和运用的，由于人们的思想状况和认识的局限性，必然影响到制定和运用制度的正确程度。故克服三个主义首先要从解决思想问题着手，否则便是舍本逐末。如果说环节上的缺陷和具体制度的不健全可以产生三个主义，那么整个制度亦就是三个主义的根源了，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具体制度构成的。我虽然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并不是三个主义的根源，企图与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线，但实际上却导致了相同的结论。和三个主义根源有关的问题是按照我自己的错误见解歪曲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阴暗面的说法和两点论的看问题的方法，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有光明面与阴暗面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一样，不过无产阶级专政光明面是主导的，阴暗面是次要的，这叫两点论的看问题，实际上是把毛主席的两点论当作了相对主义和诡辩论来运用。毛主席两点论的看问题是指一件事情的两种可能而言，如果处理得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果处理错了好事亦能变成坏事，这是非常合乎辩证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被错误的运用时，产生阴暗面的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并非是必然的东西。在解释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阴暗面的三种表现形式时亦犯了严重错误。我说：由于无产阶级国家要管理生产就可能造成“机构庞大”，无产阶级国家要求高度集中性、计划性；就可能产生“官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要镇压反革命就可能产生“威风十足”，这就是说国家的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可能产生三个主义。（毛主席原话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表现为机构庞大、威风十足、官僚主义）我所以要这样曲解毛主席的原意，除认识上的原因外，就是受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影响，认为管事太多，权力过分集中，就可能产生机构庞大和官僚主义现象。当然我并非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去管理生产和加强集中性、计划性，更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去镇压反革命，而是说要完成上述任务就需要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后就可能产生某些思想不好的人滥用权力的现象，这显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歪曲与攻击。因为上述三种现象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有在人们错误的运用制度、片面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的时候才可能产生，事实证明了即使是最完满的制度人们亦可以通过错误的运用而产生坏的结果，故关键的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人们的思想状况。至于谈到由于人类自发的惰性，由于某些人的品质不好亦会产生三个主义的问题，更是一种荒谬绝顶的论调，这种论调充分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我拿资产阶级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象去推断一万年后是否还有勤劳人与懒惰人，男女关系正常的人与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与自由散漫的人等，如果有的话，绝不能从社会根源上找，亦很难说它是由认识论的根源产生，于是就想到了荀子的性恶篇，想到了人类自发的惰性，想到了犯错误除社会根源与认识论的根源外是否还可能有生物学上的根源。自己虽然一再说明要与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划清界线，但荀子性恶篇中所持的论点与资产阶级人性论实质上并没有两样。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严重的违背了马列主义者所坚持的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观点而堕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性格是一定社会环境和一定阶级地位的产物，离开人的具体的社会性、阶级性而谈抽象的人性，不仅是错误的，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正是企图用人性论的外衣掩盖其卑鄙龌龊贪得无厌的阶级性，把剥削说成是人的天性和永恒的东西。
②关于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引起了我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兴趣，于是就根据一些名词概念和平日存在的有关问题作了荒谬的想像。首先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其产主义两个阶段，认为社会主义的含义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共产主义的含义亦不外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可见在所有制形式上两个社会都是相同的，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生产水平和分配原则的区别上，但这些区别是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自然归于消灭的，因而错误的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至于叫社会主义还是叫共产主义关系不大，社会主义可以叫低级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亦可以叫高级社会主义，两个社会间不一定要划分界线，不必用个框子隔离开，当时丝毫没有考虑到生产关系，更忘记了上层建筑。实际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除了生产力高度发展外，还需要变两种所有制为一种所有制，还需要进行严重的思想改造。抛开这些变革，共产主义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自己这种观点正与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所谓“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叛徒考茨基就是抛开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片面强调生产力因而得出了反动的结论。其次一个荒谬论点是把共产主义比作绝对真理，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和最后的社会，好像绝对真理一样。绝对真理是只能逐步接近不能完全实现的，共产主义亦是只能逐步接近或近似地实现而不能完全实现的，它永远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种荒谬想法的产生不完全属于偶然而是由多方面形成的。记得解放初期曾听到一个马列主义教授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满最幸福的社会，到那时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品好像空气和水一样“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私人占有生产品反而会成为累赘。他举例说：现在谁还去霸占空气和水呢？他接着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到那时阶级、国家、政党就全部消亡掉了。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但近几年来却在有些地方反而又怀疑起来了，苏共20大后，我看到苏联工业生产尽管迅速发展，但农业生产却比较缓慢，我就从农业生产发展的局限性出发想像生产品只能逐步接近于空气和水的程度，不可能完全等于空气和水。读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后，又了解到一万年后亦可能有好人坏人，先进落后，于是就又怀疑国家与政党是否能完全消亡，国家中由军队、警察、法庭组成，一万年后军队固然不需要了，警察法庭还可能有维持秩序的作用，因为还有坏人。
政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政党消灭是意味着大家都接近于先进水平使政党的存在成为不必要了，既然一万年后仍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政党（先进部队）的存在还会有其意义，因此就认为真正完整的共产主义好似绝对真理一样，只能逐步接近或只能近似地实现。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比拟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看作遥遥无期可望而不可接近的东西，从而否定了共产主义能够实现。
这里我的主要错误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与共产主义的完满混为一谈，其产主义本身的完满是永无止境的，但共产主义还是可以很快实现的。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人所全力以赴的伟大目标采取了极不严肃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态度，名为独立思考地研究问题，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歪曲与修正马列主义，散布共产主义不能实现的谬论。
③关于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我曾经一度欣赏过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认为它由工人直接管理生产自负盈亏，可以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认为它是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说，并把它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量齐观，根本没有看出它修正主义的本质。后来听了一些首长们的报告，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讲课中才逐渐认识到它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从所有制形式上看是由全民所有制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从经营管理上看是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方向，即所谓“大自由、小计划”，最后造成了市场混乱物价波动，这就是工人委员会的修正主义本质及其后果。但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认识不清呢？除认识论上的原因外，就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刺激工人物质兴趣出发看问题的结果，亦是自己爱好“新奇事物”不加分析的结果。
④关于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由于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脑子里种下了“英雄造时势”“惟有读书高”等历史唯心主义的毒素，相信“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解放后虽然作了批判，看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但资产阶级观点并没有彻底根除，唯物观点和群众观点亦未真正树立起来，因而就经常想片面的强调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劳动人民经验的长期量的积累必须通过知识分子总结提高，才能发生质的飞跃，自己片面的扩大了一些历史现象，如瓦特发明蒸汽机之于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五四”运动之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等作为“论据”，企图证明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火车头，以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听了孙定国同志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报告后，首先认为其内容空洞，鼓动性大，学术性小，不适合于讲课（这正暴露了我对学习理论的错误看法，把理论当作抽象的“纯学术”的东西），其次认为孙定国同志对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讲的不够，我强调了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火车头，不满意孙定国同志拿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概括知识分子。平心而论，孙定国同志那次讲课本来是联系当前实际结合整风精神，强调了知识分子应当面向工农并加紧自我改造，现在回想起来是有血有肉充满战斗性的讲课，但是在当时却没有符合了自己纯理论纯学术的要求，亦没有满足了自己企图抬高知识分子的愿望，因而就对报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今天资产阶级右派正是企图扩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党对他们“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硬说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此次反右派斗争亦正是要解决5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自己这种论点实际上是站在右派立场上抗拒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⑤关于民主又是目的又是手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亦存在过一些错误看法，民主又是目的，又是手段，究竟是目的为主呢？还是手段为主？我的回答是目的为主，手段为副。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感到这样考虑问题没有意义，目的与手段是很难确定孰轻孰重的，实际上民主总的说来只能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是上层建筑，民主是具体的服务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东西，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更不能为民主而民主，自己所以要这样错误的思考问题显然是中了资产阶级所谓抽象民主的毒，是一种极端民主思想的反映。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时曾怀疑过列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中有些原理是否需要补充说明，埋怨教员讲课一般化，对当前国际上新出现的情况缺少具体分析。我提出“列宁在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中认为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生命线，帝国主义愈到垂死阶段就愈抓住殖民地不放，但今天英国允许印度、缅甸等殖民地独立应该如何解释？”这里充分反映了我的修正主义情绪。英国允许印度、缅甸等殖民地独立完全是在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压力下迫不得已的措施，并非心甘意愿，这正好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穷途末路已经到来。列宁的预见将被证实，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必要呢？
以上是我在理论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这些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把一个人引入歧途，使他离开马列主义而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这亦是自己学习理论过程中不重视联系实际，不重视改造思想的恶果。一个立场不稳、思想不好的人在独立思考过程中是只能歪曲马列主义和修正马列主义，而不会真正创造性的领会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是我应该吸取的沉痛教训。
4．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狂妄自大的思想作风
①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入党之初，我是把组织看作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的结合体，以革命同情者的姿态参加工作，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来严格要求自己，因而当个人利益与组织要求一致时就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利益与组织要求相抵触时就消极怠工，在受到组织的批评后就产生“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抗拒思想，平时不愿意接近领导同志怕向他们“折腰”。这种思想在1949年冬天市委党校学习时曾经作了批判，初步认识到党员应该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应该服从党的领导。1950年思想总结时，又比较系统的批判了自己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从此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比较正常的，但思想深处并不是没有问题，日常工作中还是只愿听组织表扬，不愿受组织监督，各方面都比自己高的领导人则崇拜之。不如自己的领导人则不服气。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工作比较顺利，逐渐滋长了一种目空一切的骄傲自满情绪，愈来愈觉得自己个人有本领，组织观念日趋淡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相信自己超过了相信组织。到党校一年来很少认真执行支部学习计划，不大相信支部能够领导像自己这样水平的人学习好，认为学习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对于党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亦有不正确的理解，总觉得在校学习应当着重于理论钻研，要求多读几本书，联系实际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还是出去以后的事情。因而在平时学习中就轻视联系实际，强调师训部的特殊性，说师训部不同于普通班，出去以后要当教员，必须多学点理论，多搞点材料，在向学校要材料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自己的无组织无纪律，一方面是贪得无厌，一方面是蛮不讲理，曾经一再表示如果他们不给材料就闹、就骂，闹一闹，骂一骂就给了，这完全是一种和组织对立的情绪。在小组会上有一次阅读关于广西饿死人事件的通报时，我竟以小资产阶级悲天悯人的情感要求“严厉惩办”“平民愤”等，口头上说的是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实际上却把“平民愤”与按组织原则处理对立起来。在讨论百家争鸣要不要通过组织时我说：不要通过组织，应该文责自负。理由是：1．通过组织审查批准费手续、不及时。2．有些科学与文艺方面的专门问题除中央与高级组织部门外，个人所在单位的组织不一定能够解决，必须经过全国范围的百家争鸣才能最后求得解决……等。这种论点一方面说明了我是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百家争鸣的方针，另一方面亦暴露了我缺乏组织观念对组织相信不够。
②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我一向有着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失意时孤芳自赏消极颓废，得意时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种思想近几年来日趋严重，时时考虑着如何发展自己，处处设想着怎样表现自己。在学习上是好高骛远，不求甚解，在和同志们的接触中是好为人师，不懂装懂，经常作自我吹嘘说自己能开好几门课很受同学欢迎，并能通过重点了解和察颜观色的办法掌握同学情况等，以显示自己的学问比别人强。
到党校来的目的是为了贩运知识，故对有关改造思想的一切活动不感兴趣，认为愈少愈好。对于停课三周学习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报告亦有意见，怕耽误学习时间。
一年来对讲课教员满意的很少，几乎对每个教员都进行了攻击。最近半年来更以为自己学的东西多了，别人都不比自己强，于是就标新立异，乱发议论，向别人夸耀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许多问题上显示自己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当别人向自己提出问题时则是有问必答哗众取宠。曾经狂妄的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主义气味太浓厚联系当前实际不够。
看到骆耕漠的关于“价值规律”的小册子后，刚刚翻了几页就一知半解的批评骆耕漠是玩弄概念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人民日报“什么话”一栏里登出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后我反复看了两遍，始终没有弄清楚黄万里是在借题发挥表扬甄无忌呢？还是用揭露手法讽刺甄无忌呢？什么话是指的黄万里呢？还是黄万里笔下的甄无忌？恰好一位同志亦没有弄清这个问题，当他问我的时候我照例是不懂装懂顺口回答：黄万里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坏分子甄无忌。这样就把黄万里说成了讽刺坏人坏事的进步作家。后来又看了一些有关花丛小话的评论才了解到原来甄无忌就是黄万里自己的化身啊！
上述一连串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我是打肿脸装胖子，是外强中干华而不实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学问和本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与作风除上述表现外，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散漫，好吃懒做，不关心群众以及轻视体力劳动等坏习气，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自己是一个原封未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从思想到作风都沾满了旧社会的臭味，只有脱胎换骨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才能继续跟着党走。
总括起来，我在大鸣大放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期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好多重大问题上背叛了党的立场，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可耻内应，成为党内右派分子。
（二）历史根源与思想根源以及今后方向
我所以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根源与思想根源的。
1．从历史上看：——我的错误思想主要来自家庭出身、学校教育以及旧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
①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富裕中农），生活上一直比较优裕，没有经受过什么波折与苦难，8岁时即入本处私塾读书，长期脱离实践、脱离劳动人民，因而与他们没有共同的感情。父亲早年虽然作过商人，但他却认为商人是靠不住的，随时有破产的危险，中年以后弃商归农，但对于农业劳动他亦觉得没出息，认为是愚人干的事情，升官发财，他又看作是伤天害理的事，那么他究竟喜欢什么人呢？他所最喜欢的是读书成名的人，经常以他自己不读书为耻，梦想改门换第，因此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鼓励我读书成名，给我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这就逐渐培养了我一种读书人的优越感，相信“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轻视实践，轻视劳动人民。
②长期受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学六年和大学的第一年都是在旧社会度过，特别是中学六年的学习过程中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有一位名叫罗君实的教员，经常向学生宣扬民主自由思想，提倡爱国家爱民族，激起了不少同学的抗日情绪，同时亦引起了一些人对民主自由生活的向往，我亦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所学的历史、地理亦都是系统的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与民族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像一条毒蛇样的逐渐盘踞了我的思想以至牢固不拔，我相信过英雄造时势的理论，渴望着在中国出现争取民主自由与民族独立的大英雄，我赞扬过华盛顿、拿破仑，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和自由战士，我把蒋介石看作是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伟人，曾经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但是我当时所理解的“民主”“自由”“民族”“国家”等概念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东西。
在这个阶段除了接受一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唯心观点外，还培养了一种逃避现实洁身自好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受了日伪时期灰色文艺作品的影响，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进入大城市后举目无亲又不善逢迎，因而处处碰壁，感到像自己这样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靠学问凭本领，有了学问和本领谁都可以不理会，于是就孤芳自赏标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羡慕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打算作一个守正不阿无求于人的人，作一个有学问有名誉的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③抗战胜利后，担任小学教员时期的思想情况：——抗战胜利后，我不仅没有尝到胜利滋味，反而陷入了“毕业即是失业”的痛苦中，个人既不善吹牛拍马，又无门第可扳，眼看就要走上绝路了，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侥幸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这时我个人主义的靠学问凭本领吃饭的思想受了严重打击，感到怀才未遇，生不逢时，心情非常阴暗，但又不甘心卑躬屈膝，随波逐流，于是就更加以陶渊明来自况自喻了，经常呼酒买醉，发表些愤世疾俗的言论，以显示自己的“清高”“超阶级、超政治”。实际上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电话，生长在阶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可能。我对阎锡山虽然痛恨，因为直接受其统治，但对蒋介石却抱过幻想，一度认为他是领导抗战的“英雄”。我曾经听信过国民党的反苏反共滥言，认为共产党闹革命是自相残杀，中国人打中国人，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者。我亦曾经为了维持自己小学教员的职位被迫参加过阎匪“同志会”，这叫什么清高呢？叫什么超阶级超政治呢？所谓超阶级超政治，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自己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的遮羞布而已，在我个人来说则是爬不上去时聊以自慰的话。如果把我解放前的思想简单综合一下，我是一个有着在“清高孤傲”掩盖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是充满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我看问题时自以为很客观，实际上是充满了主观色彩与阶级偏见，我经常爱标榜人道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东郭先生式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对敌人憎恨不够，对人民热爱不够。
2．入党前的思想情况：
我对党的认识是从1947年考入山西大学后开始的。当时受了一些进步教授的影响，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对党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不过了解的非常抽象，只看到党是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忽视其阶级性，只看到马列主义是科学，忽视其党性。1948年在全国胜利形势影响下进一步倾向于党，同时又接触了一些地下党员，阅读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一些著作，因而产生了入党动机，分析起来主要有三点理由：①国民党贪污腐化丧权辱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富强兴盛独立自主，一句话即共产党有办法。②国民党富欺贫、智作愚，共产党拔富济贫扶弱抑强，一句话即共产党有正义。④国民党时代只有皇亲国戚、吹牛拍马的人才能吃的开，共产党来了只要有学问有本领老实肯干的人就有出路，这就是我当时对党的认识和人党动机。我是按照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主义的面貌来了解党的，我是怀着个人目的为了找寻个人出路入党的，人生观问题没有解决，阶级观点没有树立，旧社会所给予自己的思想、观点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的带到党内，再加以入党初期工作忙碌，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接受党的教育，提高自己的觉悟，所以表面上虽然工作积极劲头很大，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正因为是如此，所以运动高潮过去一切恢复常态后，就考虑起个人问题来了，感到经常搞工作、开会耽误个人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我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当然要受到组织的严厉批评，但我却连这样一个小小批评亦经受不起，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尊严”。我从来没有想到党内还有严格的批评和铁的纪律，总觉得自己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按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把党看作温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体。因此当党的负责同志一再要自己承认错误并作深刻的检讨时，竟然产生了“不为五斗米折腰”“合则留、不合则去”等抗拒思想，提出退党问题。这表明了自己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达到了严重程度，表明自己在第一次轻微的考验中就产生了动摇，后来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和等待，特别是经过到市委党校的几次学习，才逐渐认识到一个党员应该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以至把全部生命交给党，而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我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期有了一定克服。1950年思想总结过程中，又比较系统的清算了自己的陶渊明思想和超阶级政治观点，批判了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从此以后就比较严格的要求了自己，思想上进一步向党靠拢，准备永远跟着党走。但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改造好，思想问题亦不是一下就可解决，许多错误思想只是在受了一定打击后暂时潜伏起来了，如果放松了警惕，不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3．参加民主党派工作中所受的影响：
我一向有着比较浓厚的温情主义思想，缺乏斗争性，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别人是好人主义，很少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遇到坏人坏事亦往往多从好的方面设想，丝毫没有政治警惕性。在做团的工作时，对一贯不遵守纪律的坏团员就曾表现过姑息容忍，因而受到了组织的批评。参加民主党派后，更是片面的理解党的统战政策，把统战政策变成了迁就政策，强调团结，放弃斗争，认为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有学问有本领，我们离不开他们。特别是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更不敢得罪他们，博得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赞许，他们都认为我好说话好接近，有问题愿意找我谈，他们有些人甚至在我面前发牢骚反对领导，我亦表示宽宏大量不予计较。我与那些党外人士早已混在一起，从思想感情上分不清界限了，我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早已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者了。故这次大鸣大放中，就很自然的在许多问题上同情他们，作了他们向党进攻的可耻内应。
4．最近几年来的思想情况：
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和长期资产阶级的教育以及旧社会生活环境的熏陶，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在我脑子里几乎是根深蒂固了。入党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虽然有所提高，但因为自己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没有经过多少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与考验，并未真正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近几年虽然是从事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却仅仅偏重纯理论纯学术的研究，忽视联系实际，特别是忽视改造思想与增强党性。
平时不大重视时事政策学习，对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缺少认真钻研，养成了浓厚的书呆子习气，讲起大道理来夸夸其谈，一涉及到具体问题则空洞无物。历次运动中自己教或大或小的担任了一些领导工作，只顾整旁人而放松整自己，加以工作中一帆风顺，提拔很快，领导与群众都器重自己，因而愈来愈变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把在党的领导与群众帮助下所取得的成绩看作是自己有本领，把党多年来的培养教育，看作是个人的努力。在这种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是克服而在有些地方反而滋长了，我所全力以赴的已经不是革命事业，而是个人如何尽快的成名成家扶摇直上了。
苏共二十大特别是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作了片面的理解，强调民主的一面，忽视集中的一面，强调鸣放的一面，忽视斗争的一面，强调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忽视马列主义的原则。
同时又受了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潮流的影响，于是就狂妄自大，标新立异，一步一步的离开党的立场，越出马列主义的范围，走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的道路，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进行着一个兴无灭资的生死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继三大改造完成后政治领域与思想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每个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脱胎换骨过社会主义关。我已经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更应当低头认罪，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清算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洗心革面重新作人，把自己的毛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作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跟着党走。
①认真贯彻执行党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教学方针，彻底进行自我改造，深入批判自己各种错误论点。
②关心时事政策学习，系统的钻研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克服书呆子习气。
③进一步克服自己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老老实实全心全意的为党工作。
④坚决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树立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作风，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好好向群众学习。
⑤争取机会多多接近工农群众，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去掉知识分子的浮夸习气。
⑥尽量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争取作一个勤劳朴实的人。
最后我再一次向党表示低头认罪，并保证在今后工作中接受党的任何考验。
（三）对自己问题性质的认识过程
1．小组检查过程中的思想情况：——在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问题看作是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是由于认识过程中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混乱而产生，不承认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并且认为这种错误是难免的，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些，因而对同志们的帮助感到不满，觉得大家是在借机整人，主张把问题提出来共同讨论。后来经过同志们进一步的揭发批判，才感觉到自己的问题不仅数量上比别人多，而且好多还是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情节相当严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是与思想意识有关，但又觉得这都是由于自高自大好表现自己偶然脱口而出的问题，后悔自己说话不小心，怕把自己的问题闹大。
2．支部大会前后：——经过支部大会的帮助后，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系统的全面的，而不是偶然的，认识到这些错误是关系到立场观点和感情的问题。由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怀着资产阶级情感，持着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就必然会得出与党相反而与资产阶级右派一致的结论来。但在这时又强调了自己的动机和看问题的角度都不同于右派，觉得自己主观上并不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仅仅是不自觉的在某些问题上附和了右派，因而在书面检查时就躲躲闪闪，字斟句酌，对好些问题不敢提高一步来认识，怕把自己说成是右派。
3．肖鲁问题讨论后：——讨论了肖鲁问题后思想上开始有了剧烈的斗争，觉得自己的问题和肖鲁差不多，肖鲁既然是右派自己亦难例外。但又存在了一种侥幸思想，首先是同志们还没有说自己是右派，何必主动的戴右派帽子，其次是认为肖鲁的社会关系和自己不同，亦可能影响问题的性质。虽然这样给自己多方开脱，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内心里日益忧虑，怕把自己真的搞成右派，认为搞成右派后就一切都完了，面子、名誉、前途等个人主义的打算一齐涌到自己心头，情绪异常阴暗。首先考虑到的是开除党籍学籍，政治生命完蛋了，回去难以再见本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其次是考虑到自己已经半辈子了，又要中途改行，理论教员是肯定干不成了，今后干些什么好呢？最后还考虑到，这一生再亦抬不起头来了，再亦得不到党和人民的器重了，内心里充满了悲观、绝望……
4．声讨陈友伟大会后：——在这个大会上李践为主任的话深深感动了我，唤起了我重新作人和向前看的勇气。接着又经过了小组同志们的帮助和贺启平大会的鼓励，我感到再亦不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自己已经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却硬要伪装进步蒙混过关，而不肯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这简直是罪上加罪，极不老实的行为。自己只知道为个人打算，却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自己口口声声说愿意跟着党走，却不肯与自己丑恶的思想一刀两断，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自己应该下定决心抛弃一切个人主义的打算，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清算自己的友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洗心革面，重新作人，永远跟着党走。
| |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