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右派分子姜惠庵的认罪书
姜惠庵
1957.12.10


【姜惠庵, 私营企业家,当时为武汉某区工商联的主委。】


我今天以万分羞愧和沉痛的心情在各位代表面前来检讨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从52年蒙党提拔我为本区工商联的主委以后,党是不断地对我进行培养和教育,给了我很多的政治地位和学习的机会,并且安排我为付区长。这种高的职位,是和我低的文化理论水平,差的工作能力不相称的,这完全是党的适当照顾。党对我天高地厚的恩德,如果我是稍有良心的,应该饮水思源,忠诚老实的听党的话,拥护党和政府,认真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才是对党感恩报德,才是不辜负人民的委托,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坚持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我对党和人民是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在这次伟大的反右斗争当中,在照妖镜下,将我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揭发以后,我经过几个月的自我反省和检查,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是极其严重而不可饶恕的。但是,党和人民为了挽救我,曾举行过多次的大会、小会和个别谈话的等等方式,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对罪恶的认识,我现在诚恳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我的反动言行是很多的,但限于时间,不能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一一列举,现仅就其中比较重点的,向各位代表作检查交待。


一、检查找反党的罪行:


1、在鸣放和反右斗争中的反动言行:


(一)煽惑工商业者不分是非的大鸣大放:


我首先检查八句打油诗的毒素,头两句是“矛盾到处有,工商界最多”矛盾是否到处有?我是毫无根据的乱提,至于工商界更多是过分的夸大,当前工商界所存在的矛盾,充其量也不过是:公私、私私、劳私、党群、领导和被领导、生产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我这样过分的夸大是迷惑私方人员的说法。第二个两句是“鸣放要大胆,言之无罪过”,这是我煽动工商业者,不分是非好坏大鸣大放、消除顾虑,要大胆些,言者是无罪的。第三个两句是“两会应负责,三关才缓和”,这是挑拨工商业者对两会组织的不满,如果三个关系搞不好,就是两会没有尽到帮助私方的责任,并没有说私方人员应该如何积极接受改造,主动搞好这些关系。第四个两句是“矛盾谁解决,统战要掌握”,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旧的解决了,新的又来了,如果说有了矛盾,都推到统战部身上,那么统战部就专门的来解决矛盾,我认识到这八句打油诗是企图煽动、挑拨、迷惑工商界的群众,不分清是非,不区别好坏的大鸣大放,达到和我一样,恶意的施放毒素,向党猖狂进攻的目的。


(二)诬蔑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挑拨私方对党的关系:


我在本区饮食业当中,收集个别公私关系不正常的资料,加以夸大,对参加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几位私方同志,事先没有将事实求得他们的对证,就举出来作例子,说他们有职无权很苦闷,并诬蔑党的基层组织,对公私、私私的关系,是偏听偏信了,公与劳的意见,以致是非不分,尝罚不明,就这样挑拨私方对党的不满。另外诽谤某些党员干部是打虎将军升起来的,新党员是高人一等。我现在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是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的,这些党员和干部都是在工作中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有着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应该对这些同志是敬爱的。我为什么对这些同志进行诬蔑和攻击,主要是我搞工商联的工作,始终坚持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以狭隘的反动阶级的感情和成见,对基层单位的个别同志不满就不加区别的夸大为整体,这是我企图挑拨工商业者对党的不满,降低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商界群众当中的威信,以达到削弱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力量的目的。


(三)诬蔑党和政府用人不当:


我说过“党和政府派出的公方代表,有的是水平很低,不能称职,这确是用人不当,希望上面派人下来检查检查”,左话说“举直错诸罔则民服,举罔错诸直则民不服”。党和政府历来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顾,这种德才和水平是适合社会主义的,绝不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德才和水平。我为什么用两句封建主义的陈词滥调来诬蔑党和政府用人不当?这是我企图将有的所谓不称职的公方代表予以撤换,那就是举直错诸罔则民服,如果不撤换,那就是举罔错诸直则民不服,势必引起群众对党的不满,这种煽动性的目的,是妄想达到党来修改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


(四)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引起了共鸣和欣赏:


我对右派分子章乃器56年在民建中央经大家驳倒了的红色资产阶级谬论,我说过不管他提得对不对,他是言人之不敢言,对他在今年5月分批评人民日报社论当中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会增加工商界的无穷忧虑,引起了共鸣。说他真是代表了我们讲话。又看到人民日报登载有陕西王某的一篇反动言论,为之欣赏,还认为这个家伙敢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胆子真大,从亲痛仇快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人的立场是站在那一边。由于我是坚持站在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上在当时情况下,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是反动的毒素,在思想上还企图他们的反动言论,在与他们所联系的群众,扩大影响,引起共鸣,来达到抗拒脱胎换骨改造的目的。


(五)造谣诬蔑反右斗争:


当6月中旬,有些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正在继续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工人以领导阶级的立场,为了维护党和社会主义,巩固国家的政权,起来对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加以反击和驳斥,这该是天经地义、义正辞严的必要行动。我在这种情况下非但没有认识这一点,反而在背后无中生有造谣诬蔑政府说:工人现在出来反批评了,这是因为工人在工资改革当中与政府有些矛盾,现在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叫工人出来反批评,这是政府的策略。我为什么毫无根据、丧心病狂的来造谣诬蔑呢?一方面是我有反动阶级的成见,看到工人出来反批评了,工商界还有些人就不敢再鸣放了,怪工人很小气,不该批评早了;另一方面是企图挑拨某些受右派言论迷惑的人对政府的不满,使私方人员知道,阶级斗争又来了,大家小心一点。不要说错话,以达到模糊大家的认识,错觉反右斗争是政府制造的。

不久事实证明了,反右斗争不是政府制造的,而是右派分子挑起来的,我对这个罪行,从开始堕入右派陷阱到现在,我始终认识到是极严重而不可饶恕的。作为区工商联负责人之一的我,继续坚持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来造谣诬蔑反右斗争是有罪的,作为国家的一个干部,严重的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是罪上加罪。因此,请求党和政府以及各位代表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2、在平时的反动言行:


(一)诬蔑统战政策:


我曾经诬蔑统战政策说“统大不统小、统生不统死,上面执行好,下面就变了”。

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统战政策,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不同的革命阶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现阶段。为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要发挥重大作用。既认识到统战政策的伟大作用。为什么又进行诬蔑呢?这是我和其他的右派分子规格一样,只记得工作上的个别缺点,抹煞了整个成绩,企图挑拨非党人士对党不满,以达到降低党在非党人士当中的威信的目的。


(二)歪曲事实,说我做付区长是配花色:


今年元月分,我正式上班以后,看到李家友区长为了专心一致的搞区人委的工作,将外面的兼职和社会活动都辞卸了,我的思想上就有了疙瘩,我现在检查我说这个话的思想动机是:认为我这样低的水平,这样差的工作能力,对区人委的工作,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努力学习,积极钻研,恐怕不能称职。因此,以为既是要我兼搞工商联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对区人委的工作,那不就是配配花色而已。我的错误想法,是企图摆脱工商联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达到专门搞区人委的工作的目的,没有设想,我所讲的配花色的话在工商界中会起那些不良的政治影响,最容易引起错觉的是党对我的安排是摆样子,配花色,有职无权。究竟是不是配花色,有职无权呢?事实证明,完全不是的,我虽到职不久,只感到领导上和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工作上对我是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我有职有友,在生活上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在学习上给我很多方便,我能阅读各项重要文件,我能参加各种会议,反躬自问,我是没有做到守职尽责,没有起到一点作用,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辜负了党和政府的恩情,辜负了人民的委托。

从以上这几点来检查,可以看出,我在鸣放中和其他的右派分子一样,看到阶级斗争缓和了,就趁帮党整风的机会,有意收集了某些不好的资料,作为向党进攻所施放的毒素。为什么在鸣放中感到兴高采烈,这个问题,我应该从思想深处把它挖出来。在当时情况下,一方面我看到各界上中层代表人物,提出很多意见,有的还很尖锐,特别是一些右派的反动言论,我也把它当成是意见,错误地以为天下将会大乱,党招架不住了,势必对各方面提的意见要接受考虑,党会改变党政如何分工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要加以修改。另一面想到有些非党人士过去在有关的运动中,或多或少是挨过了整的,这次对某些没有经过整风的党员也要整一下,加之我在这几年改造过程中把党对我关怀和照顾没有念念不忘,只记得有某些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没有如愿以偿,就产生对党的不满和接触,想在鸣放中,泄泄忿出出气,因此对鸣放是兴高采烈。由于我坚持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受了反动的观点和思想的支配,因之在鸣放中,虽不敢彰明较著,明火执仗的来公开反对党,但是和小偷小摸一样,来挖党的墙脚,就是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攻击和诬蔑,因为党的政策方针和具体工作,都是通过基层组织来贯彻执行的,这些组织同私方人员朝夕相见,接触频繁,难免存在有矛盾,我往往偏听偏信了某些私方的反映,不但没有劝说要检查自己的缺点,端正服从领导的态度,反而以反动的阶级感情和成见,兴风作浪的来诬蔑党的基层组织,企图煽惑、挑拨私方人员对党的不满,以达到削弱党和妄图推翻党在这方面领导的力量为极终的目的。


三、检查我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罪行:


1、在企业改造方面:


(一)企图破坏税收:


53年新税制改革时,食品业有十几家厂,为了两道税的问题有些意见,在同业公会开会,我身为区工商联负责人之一,不但没有起到拥护国家税收的模范带头作用,对同业进行说服和解释工作,化除意见,相反地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狭隘的局部利益,来推波逐浪,帮助业会主委草拟申请书,向中南和市税局以及有关方面反映,并和业会主委邀约几位同业一路到市税局去像请愿一样当面请求,没有会见负责人就转来了,我现在检查,在那时情况下,我是企图减免一道税,只顾自己少完税,不顾国家减少收入,实质上是达到破坏税收的目的。


(二)歪曲税收政策:


在税收上,我对反偷漏的税,是经过了自查补报的,当税票下来以后,企业上经济有困难,背后就歪曲政策,说些怪话,比如对骨干说我的税搞大了,不是实事求是;又对本店职工说,对我们的税是看山取柴、杀鸡取蛋,任务观点。有的会员对税收搞不通,问我,我也是说些消气的话,说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又说反正只这一瓢水,搞干了算了。向别人借钱完税没有借到就叹气说:一年忙到头,忙不过税。不仅如此,我还使用两面派手法挑拨纳税人员与税局的关系。55年我有一次在税局开会,表面上是保护税收,号召各级骨干做好税款入库工作,会开完以后,走在路上,就对乐习樵同志说:你停了业好久,那还有这些税,对本店职工说,就是你们和税工同志吵,税才这大。我为什么歪曲税收政策呢?这是由于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在作怪。对查补税,我虽然认识这是促进改善经营管理的,是对企业改造的经济措施,在征收上是贯彻不多收不少收的原则,但是我的阶级本质没有改造掉只看到自己的困难就没有看到国家的困难,就企图缩小范围,消极经营,来达到少做生意少赚钱少完税少为难的目的。


(三)在其他对私改造的政策上:


总路线公布以后,政府采取停止赊购赊销的措施,我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赊购赊销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它不仅助长了市场上的虚假购买力,而且养成了盲目竟争的不良作风,政府采取这个措施,正是使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为计划经济、老老实实的经营。在开始执行的时候,我对本店职工说: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除此以外,我在55年,我为本厂增加面粉的原料,没有如愿以偿,就背后叹气说:我们国家的粮食既是不够,为什么又有出口?在56年本市卫生部门曾一度禁止食品用色,我说别的大城市都在用,只有武汉巧些。从上面这几点来检查,我在接受企业改造过程中,凡是与自己企业有关的政策措施,涉及私人利益时,就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企图歪曲政策,淆惑听闻,达到抗拒企业改造的目的。


2、在人的思想改造方面:


(一)美化私方,诽谤工人:


我说过合营前是私方改造,合营后工人也要改造。又说私方比工人听话些,是经念得多些、气打得足些。我为什么说这些怪话,一方面是对工人以前没有进行改造有些不服气的思想,认为党对工人宽大些,听说合营后工人也要改造很高兴,另一方面为了讨好私方说改造得比工人好些。这是企图麻痹私方、放松自我改造,来达到逃避改造的目的。


 (二)歪曲改造政策:

我对同业乐习樵同志说过,我是学徒出身,资本又少,容易转变成分,不需要长时期改造。因此,才当上了工商联主委,不像你是大资本家,必须长时期的改造。

党的对私改造政策,只要是资产阶级分子都必须接受改造,并没有说大的资本家改造的时间长些,中小的就短些。另外党对工商联组织负责人的安排,大体上市级是以大户为主区级的是以中小户为重。我为什么这样歪曲政策,这是我企图蒙哄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来达到我逃避改造,使对方认为是很自然的目的。


(三)不服从公方的领导:


合营后,我对驻在本厂的工作组的公方,找我开会高兴就到,不高兴就不到,并且说这个同志文化水平低,又不懂业务,上面是公方派下来的,简直是害人。

公方是党和政府派出来代表国家来管理合营企业的,他担负着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督促完成国家的计划和指标,一是对企业和私方人员的双重改造,我这样对不起公方和不服从公方领导的企图,实质上就是达到抗拒改造的目的。


(四)煽动中小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


关于中小户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在去年冬今春是有某些中小户向工商联提出申请,经过各业的骨干说服后,大多数是安静下来了。我这次在鸣放中抓住这一点向党进攻说什么中小户要求批准放弃定息不要熟瓜陪着生瓜烂,并说放弃了定息有那些好处,以此来迷惑工商业者。这是我企图煽惑他们都来叫,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来接受他们的请求,达到摘掉帽子不需要改造的目的。若是党和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小户大多数人有这个要求,可能引起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我这种幸灾乐祸的反动思想和言论,如果不是反右斗争开展及时,要是煽动了中小户的工商业者来搞大民主,妄图达到抗拒社会主义改造,走资本主义回头路为极终的目的,那我就成了危害祖国的罪人,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来检查,首先我在企业改造过程中,凡是对企业改造的政策措施,涉及到企业利益的,就是很勉强接受的,特别是在税收上,只看到了本企业的经济困难,就忘掉了应服从国家的大困难,抵触情绪和抗拒态度特别严重,没有考虑自己身为工商联负责人之一,这种恶劣的表现,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带来了那些危害,在工商界群众中会产生那些不良的政治影响。

其次,在人的思想改造方面,在合营前,我的学习态度是极不端正的,不衡量自己的水平,而是好高务远,没有加强自学,刻苦钻研,认真地改造自己。合营后,自己错误地认为公私合营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阶级矛盾缓和了,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定息尾巴,只要争取把这个尾巴割掉了,帽子摘了,阶级成分改变了,那不就是改造好了。由于自己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对于全区的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对工商界学习所举办的业余政校,我身为学校的领导人之一,没有负起我应负的责任,以致学员对学习有松劲情绪,严重的妨碍了自我改造,使学员在深入改造的前进过程中,受到了深刻地不良影响,特别是千方百计的代中小户要求批准放弃定息,实质上就是抗拒改造的具体表现。


三、继续交待小集团成员的罪行:


在反右斗争开始时,有的同志揭露了以右派分子杨懋卿为首的小集团,我当时混在领导小组内,也随到同志们一路来跟踪追查,及至我堕入右派陷阱后,由右派分子余智琛供认了这个小集团杨懋卿是主帅,余智琛是帮凶,邵之中是军师,而我是夯牌。我经过了反复的检查和一些罪恶活动的联系,才认识到我已经堕落在这个小集团而不自觉,并且在这个当中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脚色。关于怎样利用了民建支部的合法组织进行了那些罪恶活动,在这几个月当中,除了这几个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陆续向组织上交待了的,我不再重复以外,现在我就最近检查出来的几点,作补充交待。

1、在今年春节前后,对右派分子余智琛偿还私债的问题,经过民建支部讨论后,我曾经向市会王际清付主委和王一鸣谈过,可否以照顾骨干的特殊情况,在生活互助金内借1-200元,分期归还,后以不合原则规定,才没有继续谈。

2、我参加市会开始鸣放以后,几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慌了,大有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之势,都问我区的什么时候鸣放,我说上面还没有布置下来,听说是先市后区,先常委后执委。

3、我诬蔑陶付主委申请放弃定息是不愿搞工商联的工作,不考虑时间,搞合和方式,就在民建支部盲目的批评。另外我对杨、余说过陶付主委之所以安排早点,原因是油业没有多的人材,不像你们绸布业和化工业人材济济,我现在认识到,我对忠诚老实拥护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彼此共事多年,深知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像这样本质好的同志,我不但没有向他学习,反而用卑劣的手法来打击他,嫉妬他。这说明我是肉眼无珠,目不识人,坚持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把左派的积极分子,当成无足轻重的人,把危害党和人民口是心非的右派分子,当成有本事能干的人,所以我沦为右派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4、邵之中说过,合营这久了,还有些人对私方以旧眼光看新事物,强调阶级关系,忽略共事关系,常常把改造挂在嘴边上。

5、他又说过,党对私方是照得住的,但对工人调皮捣蛋就没有办法。

6、杨懋卿在民建支部提议对本区的定息户的私方人员,在工作、生活、学习、共事等方面的思想情况作些调查了解,并说明其目的是供给各有关方面的需要和我们组织上的掌握,我在当时没有看出“杨”是别有用心,就随声附和其他右派分子也表示同意,从这次市人代会右派分子王一鸣和厉无咎所交待的材料当中,才知道“杨”的用心是忠实地执行了王、厉的指示。

7、杨懋卿对民建会员讨论产品重量不重质的问题上,他说,这不是私方人员的特性,只能说是共性。

8、自从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杨懋卿”认为这是与党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大好机会,妄想今后组织可以独立政治可以自由,所以他说过接受党的领导是在政策方针上,今后有么重大问题,向党请示一下,不要像过去一样遇事请示报告,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一点也没有。

9、杨懋卿说过现在私方人员经过改造都棉巧好多,而工人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比私方还浓厚些。

10、在鸣放中,余智琛在民建支部说过,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

11、余智琛在未安排到国营以前,他说我们搞业务知道某时销某货,老早作了准备,很少脱销,国营经常脱销他们晓得个屁。

除了以上在民建支部所谈的反动言行以外,下面有几点交待和揭发:

1、我在去年为武汉工商写了几篇稿子,除发表了的以外,还有两篇没有发表。

2、在去年武汉工商创刊以后,曾向我征求过稿子,我曾经写了一篇东西(内容不记得)没有登,据说是过了时。

(二)在去年12月分全联开代表大会,当我在北京接到武汉工商15期发表了我写的一篇“学习八大文件后的感想”的稿酬以后,就写了一短篇大会盛况的报导,标题是“北京来鸿”,后因节约纸张停刊,没有发表。

2、邵之中在合营前对增产节约是怨恨的,他说节约节得好,节得我有病无钱诊,衬衫破了没有换洗了的。

3、朱涤尘污蔑税收是无底洞,他在合营前说过税局真厉害,他打听你有钱,他的税票就来了这个无底洞真难填。

我所犯的这些罪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是14岁由农村出来先后在本区海寿里刘荣记,鄱阳街天佑,胜利街合昌,学徒弟和当店员做了16年,我是在1933年合昌改组的时候为了爱慕当时资产阶级的虚荣,贪图腐化生活的享受,就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走到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为了达到发财致富过着享乐生活的目的,必须学会一套资产阶级在经营作风上怎样对人进行欺骗、朦哄狡诈、杜说、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本领,人与人之间当面都是虚假逢迎,客气奉承,背后就是说长道短,挑是拨非,所谓感情都是建筑在金钱上,用察言观色衡量别人对我是否重视,以怀疑揣测来判断别人对我有无成见。

在新社会虽然认识到这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本质是不好的,但是由于旧的毒中得很深,再加之阶级立场观点没有改造掉,这种阶级本质和思想的劣根性随时在发作。

我在改造过程中,在企业经营上和个人生活上,遭遇到困难,就产生想当年的思想,这种反动思想就是留恋资本主义经营的方法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特别恶劣的是用两面派的手法来歪曲政策,诬蔑政府,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借帮党整风的机会,肆无忌惮的施放毒素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的居心是十分恶毒卑鄙无耻。通过这次反右斗争的教育,加深了我对自己罪恶的认识,我愿意彻底悔悟,痛改前非。我今后在积极接受脱胎换骨改造的基础上,首先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立场抛弃掉,树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立场,继续改造旧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生活习惯,忠诚地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新做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姜惠庵
1957年12月10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