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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恨交集: 韩兆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交代他同章伯钧的关系
韩兆鹗
1957.07.12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我愿意结合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把我自己受了章伯钧等人反动言行的影响,向大会交代,我坚决的要与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和章伯钧是十几年在一起共事的。章伯钧的许多问题,如“两院制”“政治设计院”等等大家都谈了,我现在只说几件事情。一九四六年他一再的说:如何为第三党铺摊子,企图与国、共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一九四八年民盟在香港开三中全会时,他不同意民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议。他在湘、赣、粤三省为第三党搞武装。当时我劝他不要胡闹,他说:“中国将来是个南北朝,我们还许三分天下有其一呢?”他还说:“毛泽东会领导,我们就不会领导吗?”这些事实,都证明章伯钧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时,我已经认识到他的野心很大。今天看起来,第三党的路线,实质上就是第三条路线。去年,我和他都随人大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是副团长。他在克里姆林宫座谈会上讲:“他到苏联心情很沉痛,对苏共是有意见的,这心情直到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才改变了。”我当时很诧异,以为他随便讲话,有失礼貌,大煞风景。还没有认识到章伯钧反苏反共的思想实质。

今年四月,民盟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在常委会上公开的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表了。今后我们民盟要当家作主,独立思考,大有文章可做”。他所谓“大有文章可做”,首先是民盟组织的大发展。我当时还认为发展组织是对的。竟然没有察觉出他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又发作了。他所谓“当家作主,大有文章可做”,究竟是给谁当家,给谁作主,做什么文章呢?此后陕西民盟在半年中,发展盟员二百多人,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起来,发展组织,固然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但这岂不是和章伯钧自己所交代的他和罗隆基结成了政治联盟,暗自窃取民盟领导权,企图发展盟员一百多万的阴谋完全符合了吗?陕西民盟的发展组织,刚刚是给章伯钧的政治野心铺大了摊子!我现在愧恨交集,回忆我从民盟工作会议回陕后,还批评陕西民盟过去发展组织尺度太窄,今后把尺度要放宽些。今天才认识了这个放宽尺度,就是给章罗的政治联盟,扩大阵地的。

前面说过:章伯钧认为今后大有文章可做。果然,他的文章做出来了,今年四月底,章罗联盟的右派分子储安平,派记者三人到西安大请其客,“到处点火”。王尊一、王捷三、亢心栽等人的反动言论,章伯钧式的“文章”出现了。当时,我刚从外县回来,对这样大的事情,并没有重视起来挖底子。

去年十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执行局会议上对我说,西安是八大城市之一,有条件建立农工民主党组织,并叫我负责。我以工作忙,不接受。他说:你要“勇敢些”,黄琪翔还笑着说,“你向来重盟轻党,那可不行啊。”今年二月执行局就派人来西安发展组织。执行局并还责我“裹足不前”。叫我搜罗过去与第三党有关的人,及医药卫生界有人望的人协同办理,并派我为筹委会主任。六月十六日陕西省农工民主党筹委会成立。在短时期里就发展党员一百四十余人。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独裁专横的丑恶面貌。也看出他在民盟以外更要在农工民主党里铺摊子,发展组织,企图给他搞政治资本。我真愧恨我自己为什么被章伯钧这样颐指气使的利用呢?这时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这是为什么”等社论都发表出来了,章伯钧不脱裤子“干洗澡”的检讨也发表了。我的立场还糊里糊涂的站在章伯钧那面。不自觉的执行了章伯钧阴谋活动的计划,并因给农工民主党要房子向统战部提意见。我现在才认识到我那时走上了贼船,上了章伯钧妄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我今天才明确的认识到,章伯钧在民盟搞章罗“政治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又搞“章黄攻守同盟”,在两方面各捞一把,作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当六月十三、四、五日陕西民盟省市委扩大会上批判右派分子时,同志们驳斥章伯钧谬论很严厉,我那时还认为章伯钧纵然丧心病狂,其倒行逆施或不至此,我还讲:章伯钧是马路政客、流氓作风,他不过是疯言浪语,随便讲话,同志们在会上批评我态度暗昧,今天我才认识到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这次到京后去见章伯钧,意在帮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说董老、林老向来对他很关心,叫我去找,为他解脱。我虽然未去找董老、林老,但是当我去见习秘书长、汪锋副主任时,还犯了试探对章伯钧问题处理办法的错误等。及至本会陕西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对我诚恳的一再的帮助,我起初还一再的解释,后来经过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始幡然大悟。明确的认识到他们的阴谋诡计,都是为害国家,为害人民的罪恶行为。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麻糊,立场不稳。

各位代表:我愿意首先交代我的思想本质。我是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没有经过彻底思想改造,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位观点。所以这就容易被章伯钧来长期利用。直到北京时,我还对他有温情主义,为他来解脱,这都是极端错误的。我要从自己思想深处和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彻底的加以改变。解放以来,党和人民一直对我这样信任、爱护与诚恳的帮助,我还能与他们藕断丝连吗?我坚决的要跟着共产党走,倒向人民的一方面,和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我感觉到思想改造是旧知识分子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一种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过程。要是不经过这一过程,在这社会大变革、大是大非的面前,定会摇摆不定,也可能误入歧途的。

最后,我要郑重的说明,我在人民政权下工作八年之久,因为旧思想旧意识未经彻底改造,有时它还在作怪,这就会使我和人民之间发生一定的距离。这都是阶级意识的反映。现在我要坚决地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我要坚决的厉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工人阶级思想的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还要正告章罗等人,你们要扪心自问,宪法是你们亲手通过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载在宪法上的,而你们竟然忍心害理,妄想破坏全国人民的幸福前途!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诚恳地把你们的一切反动言行彻底交代出来,认罪悔过,才是你们的出路。如再半吞半吐,文过饰非,必当自绝于人民。



 ---- 原载195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