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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关于欧阳靜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
（欧阳靜戈）
1979.00.00；（一九七九年政字第○一九号）

空军党委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党秘字○一七一四号批复，确（定）为极右分子。总政治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示，撤销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由卫生技术五级降为医生三等十级。主要依据：

一， 对三反、肃反

六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小组鸣放，說“三反时，我在民升医院，运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麼？死得不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說，他沒什麼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說话，而說他是畏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奸妇女之罪，什麼罪状都有了。对我採取了各种刑罰，不当人待，先是採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內一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說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說。还逼著我十二歲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麼？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著，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神经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況。这可见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这樣。”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樣残酷的事了。有人說国民党残酷，而共產党又怎麼樣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麼要这樣对待？希望运动本著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合的场合下面给摘帽子，我的贪汙帽子，至今还沒摘掉。用口袋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產党說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有小汽车，较好的房子，每月三千斤小米(三百元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產党员，当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說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說，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麼遭遇。”

六月五日在小组鸣放时說，“我们单位的政治空气不浓，除了政治运动外，其他时间无协理员也可以。共產党一搞运动，別人就得跟著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令人有老虎临门之感……在运动中，有的人自杀了，有的被整得半疯半癫，身体也搞垮了。在门诊部的病人中就有公开說是‘三反、肃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后不要用恐怖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过去，我有顾虑，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员会，如果有报复，可以向该组织控诉。”

二，与社会上右派共鸣

读葛佩琦反动言论后說，“共產党善变，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配有弹簧床，转椅，派公务员送水送饭，今天精简节約，又取消了公务员，连老教授的开水都沒有人打了”，並說，“人家还享受了几天，我们就更冤枉。”

读章伯钧，罗罗隆基言论后說，“章罗言论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說法，认为“十二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有一两位可以胜任，不无理由。”

读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后說，“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言者无罪嘛，而现在反擊是否恰当？”

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复查意见：欧阳靜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但是，並沒有查出什麼重大问题，这些错误作法是违反政策的，事后又沒有很好的作善后工作，所以有怨气，在帮助党整风之际，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並非恶毒攻擊，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是爱国的，全国解放时，亲友来信动员他出国，他自愿留下不出国，参加革命工作后，工作表现较好，一九五六年对针灸工作钻研有成绩，被评为空后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授二等獎，其根本立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六不划中第二条规定，“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魏锦国(空后副政委) 李建辰(空后政治科保卫科科长) 蒲增明(空后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冯造兴(空后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

来源：欧阳靜戈的女儿石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