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柏原的交代
1958.02.12

编者按：柏原在经过揭发斗争后，又写了一个交代材料，其中谈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反党宗派活动和反动政治观点以及他自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的认识等问题，前面两个问题因与本刊23期上发表的基本相似，无刊登的必要，这里只摘刊了后面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进一步批判柏原的反动思想。

反动的政治观点

这里，我再一次诚恳地向党请罪——我向党隐瞒反动思想的罪。这种隐瞒是长期的。结果使党不能及早认清我的反动面目，以致给我了许多信任，使我窃据了重要工作职位，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害。同时，这种隐瞒也害了我自己，使一些反动的错误的思想日积月累，愈陷愈深，直至今日堕落为右派，成为罪人。

这种隐瞒由来已久。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是个爱说爱道的人，我的坏思想还容易为人了解。后来，我害怕尖锐的批评和思想斗争，害怕从旧社会带来的一些反动肮脏思想遭受批判，丢失面子。便采取隐蔽的办法，变为沉默寡言，态度暗昧，躲避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斗争，想把反动的错误的东西藏起来，自己偷偷地改，或者自以为是而暗中坚持。结果是毒素越积越多，以致在报社给人以高深莫测和一本正经的假象。在党校，同学们也看出我不肯暴露思想，便猜测我是个“吃过大亏的人”。但是，思想总是藏不住的。一当我得意忘形或背人耳目的时候，反动的真面目便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了。我的日记上有那么多反动丑恶的思想观点，原因在此。

我的反动思想除了表现于新闻观点之外，还表现在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

关于国际问题。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在我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混乱。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抬起头来。我认为，苏共那么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蒙冤被害，而那么多的人却不能纠正斯大林一个人的错误，直到经过几十年他逝世以后才能揭露。本来斯大林的错误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可是，我却认为是民主集中制的缺点，是党内国内民主生活之不足。而我所谓的民主，则是从旧社会学校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我想的是， 在党内广泛开展“批评自由”，容许各种不同的意见 自由发表与争论，在国内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批评自由”，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都用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是把党变成争论不休的聚乐部，瓦解党的战斗力，而所谓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的思想实质，就是削弱以至否定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其后，修正主义在各国的不坚定分子中传播开来，我却看作民主潮流的兴起，表示欢欣。我进一步认为，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自信，应该敢于采取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我想：既然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手里，既然 ，资产阶级国家可以用形式民主去蒙蔽劳动人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表明我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是很羡慕的。但是，首先我们对人民不需要虚假的形式民主，其次在国际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有着相当大的实力之时，那种民主只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波匈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中心问题是个民主专政问题，即“民主”和“专政”两方面都没有实行好。其中我又着重于波、匈国内民主的不足，是酿成事件的主要原因。当然我所说的民主，照旧是资产阶级民主，由此，我又认为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情况比波、匈好一些，但是，不早注意改进，也会蹈波、匈的复辙。总之，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我思想上的反映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缺点加以扩大，看得危机重重；而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改正缺点，却是想输入资产阶级民主。

在国内，对于党的状况，我也加以歪曲，把个别的缺点扩大为一般，看得很阴暗，我认为党在全国掌握政权以后，因为许多党员和干部不像过去在老解放区那样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高高在上，生活奢侈和特殊化，官僚主义，甚至有些人违法乱纪，压制群众。所以，党和群众间有了隔阂，比起解放初期，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退步了，群众在解放初期和土改中的热情在消失着，党员干部作风中的毛病，并不是主要方面，相反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党的不断教育下，依然保持和发扬了革命传统。全国解放以后，经过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党和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广泛而且更加密切了，党的威信在国内国际上，都是空前地提高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国家建设一日千里地进展。只是因为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 中，触动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所以，我的感觉和反应才与劳动人民不同。

对于党内生活，我也作了严重的歪曲和怀疑。我认为党内集中过多，民主空气稀薄，党组织书记权力太大，个人专断一切在流行，集体领导未很好地贯彻，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遭受压抑。领导上从来不作自我批评，工作有了错误总是整下边。每次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最后又反过来整提意见的人，所以，自下而上的批评很少，也难以开展起来，久而久之，有些人便学会了“明哲保身”，看上级脸色行事，不提上级不合意的意见。有些事明知不对，怕遭受打击，便闭口不言。口头上讲的是马列主义，党的原则，实际上有些人心里另有一套不可言传的世故，这些人总是一帆风顺，平安无事，而有些爱提意见，肯动脑筋的人，却不为上级所喜欢，被认为是目无领导，狂妄自大，往往受批评受打击，我特别不满意于严格的组织纪律，认为它束缚限制了党员群众的自由创造。我以为有些事本来是好的，因为层层请示报告，结果迁延遗误，有些人本来不适于做某项工作，上级不了解，硬要组织服从，我要求上级交给我一项工作任务之后，便放手让我去作，不要插手干涉，直到我作坏了，再来批评处分。我也不喜欢组织生活中尖锐的思想斗争。我认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可以展开严肃的思想斗争，而在我所认为“小问题”“事务性的小事情”上，则不必过分认真，可以妥协，求同存异。我到党校后，那里的同志多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他们的原则性斗争性强，批评自我批评精神好，我却看不惯，认为他们把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理解得机械了，缺乏灵活性，鄙薄他们为“不通人情的共产党员”。总之，我把党内生活中的个别缺点加以扩大，看作民主集中制的缺点，把党的铁的组织纪律，看作产生专断和妨碍党员群众积极性的条件。并用资产阶级的卑鄙心理看待某些党员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我想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造党。我们的党是个战斗的党，根据客观规律——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而铁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对于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任何怀疑动摇，就是企图瓦解党的战斗力以帮助资产阶级，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在理论上口头上我是承认的，而在实践上我却企图或实际按照我的反动观点去做。

关于是非问题。我认为解放以前，即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非善恶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那时候反对的是三大敌人，全党全体人民一致对外。三大敌人一切都是坏的，可以无情地无所顾忌地打击。解放以后，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反革命是暗藏着的，资产阶级是朋友，是人民。许多坏人坏事是发生在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内部。在揭发坏人坏事和同它作斗争时，往往受到一些限制约束，有些人甚至利用党的职权作坏事。一件事似乎这样讲也有理，那样讲也有理，讲的都是马列主义。报纸上的批评，自下而上的批评，总是遇到重重困难。一个干部做了坏事，犯了重大错误，当报纸揭发或批评时，就要顾虑是否“忽视了保护干部积极性”，是否合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精神，揭露得太多是否是“爱找岔子”，等等。其实，是非善恶标准在解放后解放前是同样明确的，只是我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非善恶才模糊与颠倒了。正是马列主义真理才使我们能判明是非善恶，正是党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才使人们有效地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是“治病救人”这一些方针或格言，才帮助人们分别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使揭露缺点错误有利于党的事业。但是，我站在右派立场，却颠倒黑白地认为，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格言、理论，往往被用来保护恶人坏事。这就表明，我早已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党，早已是个右派分子。

平日，我是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的，我也喜欢听高级负责同志的报告，可是，由于我站在右派立场，却把学来听来的某些正确结论予以曲解，以论证我的反动思想。例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学的终结”中讲：“在辩证法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永久确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这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是在讲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时讲这句话的。他在肯定客观真理的前提下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的相对性。我抛开了哲学的党性原则，而认为：既然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那么，马列主义理论，党的制度、组织纪律、政策方针，负责同志的指示，这一切也不是神圣的东西，而是相对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在具体情况下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的，我就可以不顾一切而坚持己见。这样我就把全面完整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割裂，使自己陷入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结果，在我眼里便失去是非的客观标准，一切都在可此可彼的状态。我就离开党离开马列主义去搞所谓“独立思考”，实际上是投入了唯我的唯心主义的怀抱。又如，某负责同志说过：一个人政治上的成熟，表现在他是否受欺骗(大意如此)。这句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理解，应该是：阶级斗争的情况是非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敌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理论各方面)常常用各种花招来迷惑我们，我们要善于识破敌人的花招，不受欺骗。可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却认为，当我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时，就不要理会别人用什么组织纪律，及不要骄傲等善意的批评，来动摇我的决心，而且我把这些诬蔑为“不同于旧时代的花招”。这样来为自己坚持反动思想找一种借口。

关于国内重大工作问题。第一是三反。我经常想到的不是三反运动伟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不是三反的这个主要方面，而是所谓粗暴情形，和许多冤案。在去年大放大鸣中，在党校本班的鸣放会上，有个同学提起自己三反被冤哭起来，有人谈到某报社总编辑王伟被冤几乎被枪毙，我就对于这些被冤的人表示同情。会后，在和人谈话中，我谈到自己在报社参加三反所见的粗暴事情。我认为三反的方式太粗糙，最后处理虽然实事求是，可是，被冤枉的人受了伤害，一辈子也忘不了，以后搞运动可得小心。我贬低了三反的重大意义，并怀疑它的作法。第二是肃反，我也贬低了它的意义，怀疑它的作法。我认为肃反的打击面大了。其中也有粗暴的情形，不过比三反少。我认为肃反主要是对群众教育意义大，而在斗争对象中真正的反革命是少数，肃反可以主要用背靠背的方式去搞，不宜多用“面对面”的群众斗争方式去搞。第三是合作化。对于农业合作化，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刚完成的时候，因为这个新制度刚才建立，干部热情很高而缺乏经验，所以在建立社内制度与组织生产中，产生过一些缺点，我没有把它看作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怀疑合作化的进度是否太快了。结果，当年全国增产了二百亿斤粮食，我才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于手工业合作化，我知道的与接触的很少，只在党校的时候接触到一个皮匠，他谈到皮匠合作化以后的缺点，本来，这也只是暂时难免的现象，可是，我却怀疑，“社会主义在皮匠这个行业上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形式？”总之，对于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不是用欢迎的心情去热烈拥护，而是品头论足地怀疑这，怀疑那。第四是反右派斗争，大放大鸣开始，我很喜欢，我认为，这是我一向想望的资产阶级民主到来了。当时有些老同志看了学校的大字报很焦虑，很气愤。我认为是他们抵触中央方针的表现，加之，没有像我一样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所以不习惯，我觉得大鸣大放不会在我国闹出匈牙利事件，所以不应该怕。除了鸣放出来的某些露骨反动的言论，及少数学校党员向党外供出党内机密的明显叛党行为外，对于大多数意见我以为是好的，有些错误与反动言论，我只认为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认为带有政治意义，这时候，我也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样，蠢蠢欲动，急欲回社“支撑局面”。也就是想回社和小集团一起重新提出我们的资产阶级办报主张、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因此，对于党校要我留校“整风学习两不误”，表示不满，不过由于党校的环境温度和学校及报社不同，所以，我未敢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大胆暴露。后来，鸣放的风暴越来越大了，党一直不做声，我知道党是有意地按兵不动，准备适时反击。我又认为，党应当把形势和自己的意图告诉党员群众，免得“伤害”了党员。反右派斗争以人民日报的社论开始，社论我是赞成的，可是，我以为反右派只是思想批判，而且应该“适可而止”，否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会妨害以后大家提意见。主要的问题还是三个坏主义，那是党的根本危险。接着报上揭露了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我对于打击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里面的右派没有意见。把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如傅种孙)打成右派，我以为搞过火了。认为这些人是书生论政，无什么政治野心，我生怕党得罪了这些“国宝”，认为国家建设离了他们不行。反右派斗争在党校展开了，我觉得党内除了那些把机密报告给党外人士的少数党员以外，还有什么右派？我以为大反右派会助长教条主义。在学校反右中，我就提出既反右派，又防止教条主义，还自以为很全面。我又以为，原先发动学员给领导提意见，现在反回过来把人家当右派整，感到不平。大多数同志批判斗争右派分子，我也怀疑有些人是否说的真心话。我心里想，原先你们也发表了许多错误意见，现在一说起来好像自己都正确了，我就妄加推测这就是所谓“党内不可言传的世故”，是假积极，怕不整别人祸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我就假装积极地参加斗争，只怕领导上不找我做事，这里，我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世故”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社会上与学校内的斗争揭露的右派罪行越来越多，这时我思想上有所转变，认为反右派和在当时镇压反革命是很必要的，可是，我却怕右派的帽子，落在自己头上，我担心报社小集团的揭露会把自己也搞成右派。我却不肯认真考虑自己的罪恶，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因为一想起来就觉得可能性很大，想起来 就坐卧不安。(关于报社的事后边还要交代检查)。总之，对于反右派斗争，我也是怀疑动摇的，我只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算，替自己打算。

关于政治和人情。我认为新社会里只重视政治，缺乏人情温暖。在机关干部中，除了组织生活和工作上接触外，下了班散了会谁也不关心谁。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既少知心朋友，又少相互间生活上的照顾，还不能痛痛快快地谈几句知心话。因为谈话时是随便乱讲的，可是一提到组织生活会上或在运动中，就提到原则的高度来，受批判，作检讨，设若亲近的人一旦发生问题，自己就被牵进去闹不清楚，耽心受怕，我以为这是因为过去处在改造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简单明了，才有意减少往来，这是难免的，再者，我们把旧社会的个人间关系否定了，新的正常的个人关系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所以才使人感到只有政治，缺乏人情，我认为，新的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是没有人热爱的。对于“六亲不认”的文章我很赞赏。我以为新社会要建立各种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不单是政治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高潮以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改造完成了，今后大家都一样了，就可能建立一种既有政治又有人情的个人关系了。这些话我平日和人谈话中当讲，和吴先梫同志写信中专门谈过。我诬蔑新社会缺乏人情，以及把政治和人情对立起来，是因为我是用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来看的。对于无产阶级，新社会的政治和人情是一致的。他要求严格地分清敌我，分清是非，爱憎分明。我的思想则是留恋旧社会的个人关系，即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个人关系，只要与己有利，不分敌我、是非、爱憎。这样才会认为政治和人情有矛盾。在对待我的地主父母关系上，就是如此。我的父亲是个地主兼商人，做过伪县参议，商会会长，同善社社长，还是个国民党员，这样的人对人民是有重大罪恶的。解放以后，政府没有惩办他，公私合营以后，还让他当合营商店的会计，进工商业者训练班学习，已经是很宽大了。生活上也没有困难。可是在他们身上，我就感到政治和人情有了矛盾。我认为自己是个党员，要顾到政治影响，又怕和他们的关系处理不好受处分，所以，在政治上和他们划了界限；同时，又觉得是亲子关系，他二人孤零零地住在家乡，受不到我的“孝敬”安慰，在人情上过不去。并认为这种矛盾是时代的悲剧。几次曾打算把他们接来同住，终于不敢下决心。这就说明，我之和他们划分政治界限是勉强的，不是自觉的，感情上和地主阶级家庭依然紧密相连，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感情。

关于干部政策。我以为，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实际上作起来，首先是论资格，然后才是德才，特别对于才不很重视。所以把有些才弱的老干部放在重要位置上，结果不称职。他们有资历可依靠，所以不肯钻研业务，不求上进。有些有德有才而资力不足的人，感到自己怎样努力也提拔不起来，因而工作不卖力气。鸣放期间，我写了一篇“人尽其才”的文章，就发表了这些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反动观点。后来考虑到“人尽其才”目前还做不到，因为阶级敌人的才就不可能“尽”，所以就把它毁掉了，没有发表。

这一系列的反动思想摆开来，连我也觉得可憎可怕。为什么我的思想感情和一般同志不一样？为什么我把光明的东西看做黑暗？为什么我对众所周知的真理发生怀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早已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用资产阶级标准看新社会事物，所以，是非在我眼里都颠倒了。

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迟迟不肯转变

我的另一重大罪恶，就是长期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迟迟不肯转变，对待自己罪恶的态度异常恶劣，这就使我的罪恶更为严重。从一九五六年争论起，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有省委的明确指示及多次的劝告和批评，有高级党校那样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帮助自己清算罪过，有反右派斗争的许多现实教训可以吸取。可是，我一直不肯低头认罪。这说明我的反党宗派主义罪恶的根子已经扎下很深了。

我这样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除了一般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外，主要的是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目无省委、目无组织纪律，把新湖南报看做独立王国。这一些反动思想，是经过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一下子拔不出来。我对于报社一直很少向省委请示报告，先斩后奏，斩而不奏，对省委政府各部门妄自尊大，以及社内种种歪风，已习以为常，视为正常的现象。以邓、苏为首的我们这批右派分子，长期以来，又互相吹捧，夸大成绩，说什么我们报纸是中南第一，全国数得上的好报纸，领导强，干部硬扎，民主传统优良等等。我和李冰封从党校学习回来，也向小集团成员吹，我们的编委水平不比其他省报低。这样自欺欺人，狂妄自大的思想情绪互相感染，便妄以为我们这批右派分子是新闻专家，省委不懂得报纸，或者不了解情况，所以，只有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省委应该尊重我们的意见，不应当听官、孟的意见，更不应该批评我们。官、孟应当听我们的意见，不应自作主张。所以当省委批评了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以后，我就抱着顽抗到底的决心，以为最终总会证明我们右派分子的见解是对的，不去考虑自己有什么错误，也认为无须考虑，因为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一年多来，我的反党宗派罪行主要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对于唐部长，我早认为他是省委中支持官、孟的人，对我们小集团这批人有成见。他来传达省委的意见时，我见他只说小集团的不是，没有说一个是，益发认为他是偏袒官、孟，有意压制小集团，心中很不服气。省委为了促使我们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没有作结论。我不但没有体会省委这番爱护干部的心意，反而觉得省委是没有把握，所以不敢作结论，我的反党的气焰更高了，准备上告到中央，以为将由中央作出结论，或省委过一个时候重新讨论，最终证明我们小集团是正确的。我和邓钧洪等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二位书记意见不一致的谣言，并实地散播，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对争论抱着最后胜利的希望。

到北京后，我没有敢向中央告状，也不检查自己在争论中的错误，只希望新闻教研室同志替我们解决。我以为他们比我们小集团的人又高明一些，他们的意见一般是可以信服的。教研室同志对我谈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谈了全国报纸改进中的两种偏向，一种是肯定过去的一切经验，一种是否定一切。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是作了有利于小集团的曲解。我以为小集团和官、孟各有所偏，官、孟偏于前者，我们偏于后者，而官、孟的偏更大些。我抱着由北京取得真经的心情回报社，企图用它来说服官、孟甚至省委，至少争论双方和各认五十大板，把这场争论和解了事。我想用一种做买卖的态度来解决这场严肃的办报路线争论，当然是不可能的，一回社就听见说周惠同志对小集团作了严厉的批评，我的打算只好收起来，随着发表了一些反对省委批评与阻碍小集团成员检讨的反动言论。这时，又听到中央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的传达。会议上也提了“抓思想”，它仅仅与小集团主张的“抓思想” 字面相同。在我却仿佛抓住了有力的论据，态度更顽强起来，甚至愚妄可笑地说：周惠同志他们不一定很了解当前的形势，把自己看得比省委书记还高明。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报社揭露了邓、苏反党宗派小集团，引起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只怕这一回自己也免不了受处分。但是，却不赶紧交代检查自己的罪恶。我还是以为，我的言论中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至多是有些错误论点，也是为了改进报纸；再就是没有很好地体会省委意图，没有听省委的话，不过是个党性不强的问题。对于“反党宗派小集团”的罪名，更感到莫大的冤枉。原来，我所理解的“反党”，是有意要推翻党，推翻省委；所谓“宗派小集团”，是大家曾在一起开过会，制定过纲领和组织纪律，明确提出要赶走官、孟，和省委闹独立等。这样的意思和行动，自然是没有的，于是我就认为报社的搞法过火了，将来可能要纠正。我的思想长久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不肯再进一步。同时，又很害怕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此后，我的思想行动上的中心活动，就是如何使自己不戴上这顶帽子。根本不考虑党的利益和意志。我的爱人一再写信给我，告诉我报社斗争蔡克诚等情形，催促我赶快主动交代检查。可是，我想要彻底交代检查，就得把有些显然反党的言行交代出来，还得承认“反党宗派小集团”的罪名，那样，右派帽子便确定无疑地戴上了。于是，我一面写些无法掩盖的事实，轻描淡写的检查，隐瞒几件我和邓钧洪的严重罪行，交给组织；一面向组织和我爱人装腔作势，企图说明自己并无反党宗派主义的罪过。我要爱人不要怕，站稳立场，实事求是，既不为我辩护，也不违背事实；还无耻地说，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虽然我明知道，唯物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我既然隐瞒了事实，就不配称唯物主义者，可是，我还硬要去沾污唯物主义这个光辉的字眼。对于报社领导，我写了好几次信，想探探口气，是不是确定我是右派。报社领导根本不理我，我就更恐慌了。这时，我还死要面子，希望即使把我当右派反，最好别在党校处理，而是回湖南处理。因为党校有全国各地的党员，在那里戴上帽子，就会名扬四海；回湖南处理，也只有一个省知道。对于邓、苏在报上揭发他们之后，我心里还为他们叫屈。以为他们并无反党的意思。我又以为邓钧洪对我讲的话，最严重的就是说：“省委要把报纸办成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以及诽谤唐部长的话。显然，这些话表明反对的不止是官、孟的主张，而是针对省委。可是，我还是以为他无心反党，而替他隐瞒。我以和他多年的私人朋友关系，想为他减轻罪过，我不是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与朋友之上，把全部真情向党交代出来，而是为个人与朋友而损害党的利益。

回到报社来，领导上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了应走的道路，我又看了大家对邓、苏等的批判发言，才对自己的反党宗派罪恶，有了进一步认识，随着做了进一步交代和检查。可是，我依然只替自己打算，希望不至于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能够保留住党籍。于是，在交代不交代其他反动思想这个问题上，又起了思想斗争。不交代，还有一线希望能不戴右派帽子，可是，那仍然是对党不忠实；交代吧，就连那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后来，我给自己找了个欺人自欺的借口，我想，报社只处理反党宗派集团问题，也许不交代不要紧；再者，我在党校已参加了5个月反右派斗争，反动思想我已有了认识，今后改掉就是了，其实，我明明知道，报社搞的是反右派斗争，既有右派思想就应当反。可是，个人得失的考虑依然指使我选了一条继续欺骗的道路，我没有交代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企图这样蒙混过关。

一年多来，我这样一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为了维护个人与小集团的利益，对党使用了一连串顽抗，欺骗，两面派，装腔做势等等阴谋手段，我已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员的气味，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我不听党的话，只听资产阶级的话，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以反对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我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在旧社会里经过长时期建立起来的。参加革命以后，自己又不认真改造，而且回避改造，结果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时，尚能勉强过关；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矛盾提到主要地位时，我便从时代的列车上甩下来了。

旧社会在我身上扎下了深深的病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身上首先表现为，极其重视名位，争取名位成为我一贯的活动中心。我出身于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我的父亲早年年道寒微，他立志说：“我抢也要抢一份家当。”经过一二十年，他靠商业和地租剥削，真是“抢”了一份比较富裕的家当。有了钱，随着就跨上了当地绅士的地位。我是个无兄弟姐妹的独子，他对我抱着很大期望。就以自己的经验教育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人要有本事，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有钱，有名词，有地位。学校教育的也是这些东西，那里我最希望的还是做官。我家无显亲贵戚，只有靠本事去求官，我进大学的法律系，原因就是毕了业可以凭懂法律的本事做官，不必靠人引援。所以，在学校里，我对读书比较努力，把“本事”或“才能”看做第一，这种思想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自己是尽力追求，看人也是以个人才能 高低为标准。一般说来，才高的便尊重，才弱的便不尊重，当然还要看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如何。进了大学，看到作个名流学者也不错，做官的兴趣降低了，大学毕业时，我考虑自己的前途时，觉得应当把它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我看到国民党的垮台是早迟的问题，共产党深入人心，于是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在找地下关系以便投奔革命的过程中，我有过动摇，努力学英文，想考留学生，将来做个学者。后来关系找到了，便于一九四七年进了解放区。初期一切感到新鲜，要学的东西很多，自己没有条件闹名位，所以个人主义还不大突出。以后，做了记者，有点小名望；入了党，有了光荣和资格；随着由副组长，组长，编委，步步高升，满足了个人欲望，所以，那时候我的个人主义也不显得突出。后来，渐渐看到：自己出身历史不好，资历浅，要再往上爬很困难，经过一段苦闷消沉之后，终于选择了向成名成家这方面发展。于是在工作上抽象领导，指挥别人干；学习理论则孜孜不倦。还立下一个目标，准备将来考副博士，当个理论家，有名有位。对于当前实际工作，对于政治生活也就越来越淡漠，对于自我改造，更不感兴趣了。

好名位的思想也使我作风虚伪。我平日不轻易发言，把自己反动肮脏的东西藏起来，装做正派、全面稳重、有原则、有学问的样子。对人只好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做些小忠小信的事。实际上想的做的是反动的自私自利的事。关于对党忠诚，组织纪律的重要性，我在讲党课、写文章，党的生活会上，故意讲得诚诚恳恳，自己却对党不忠诚，不把组织纪律当一回事。我努力想向上爬，巴结邓、苏，却诽谤别人想巴结上级。我用资产阶级卑劣眼光看人，以为别人都像我这样暗中搞个人主义，只是口里都不说就是了。对于高级干部的“生活贵族化”，某些作家的收入丰富，生活阔绰，我表示愤愤不平，其实是自己羡慕而不可得。总之，口里讲的是马列主义，心里想的是个人主义，实际做的是个人主义，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就是我作风的概括。我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身上还表现为极其狂妄自大。我念书念得早，四岁多就入了私塾，小小的就学写古文，自己读书也用功，又懂得规矩礼仪。因此，在家庭中，亲友中，学校中一直受到夸奖，说我是“英才”，大有希望。我听了很高兴，以为自己不同凡庸是肯定的。我和那时候的许多学生一样实际上也是把骄傲当为美德，以为凡人骄傲总是有本钱，不骄傲总是自觉无能。我其实并无真才实学，骄傲的资本很少，我就靠立大志，发表狂言壮语，定些不自量力的目标计划，来支持自己的骄气。在中学时，我在自己的本子上写道：“上帝赋我以天敏，要我拯救苦难的世人。”在解放区做了两个月土改，我就对人说：我准备写一部土地改革史。当波匈事件发生后，各国共产党中产生过一些思想问题，我认为当代缺乏马、恩、列、斯那样的理论家，为人们指破迷雾。我就毫不脸红地想作个这样的理论家。在党校仅仅学了半年理论，拾了别人几句话把子，我就愚妄可笑地说：周惠同志未必很了解当前的形势。做了几年报纸工作，虽然没有从头到尾地读过一本新闻学书籍，未系统地研究过一个报纸工作问题，未写过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可是，我却自充新闻行家，以为省委不懂这个，不懂那个，坚持自己的反动观点。这种长期形成的自己更有意培养的骄气，终于使我发展到目中无党、无省委、无人民群众，而陷入可耻的右派泥坑。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身上的另一个表现，是只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和我的骄傲自大紧密相连的。我既从小就自命不凡，父母又鼓励我一切自己作主，大学里边，也是提倡个人钻研。所以，我很早就树立了“一切靠自己”的观念。以后，也不断有人称赞我“有思想”“肯钻研”，我就更加忘其所以了。“独立思考”是党一向提倡的，但是，我的“独立思考”却是离开马列主义原理，离开党的“独立思考”。远在一九五○年，我看到我们工作中总不免有或“左”或右的偏向，领导上一会儿纠“左”，一会儿反右，本来这是工作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可是，我对张雨林说，我看以后一切事要“独立思考”。他纠正我说，要在党委领导下去独立思考才行。我说“那还用说吗？”我心里想，你以为我连这个还不知道。实际上，往后我发展的“独立思考”，正是离开了党的领导的。一切以自己的认识为标准，自己认为对的，党的话可以不听，群众的意见可以不理会，坚持到底。我还把这种主观性、顽固性叫作坚定性，视为美德。结果，就发展到一年多来，省委讲了那么多话，自己无动于衷，一句也不接受，终至由错误而发展为反党罪恶，由思想对抗，发展为组织对抗。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必然不能通行无阻，必然与党与人民群众发生矛盾。在党和人民不能满足与穿插自己的个人主义发展时，于是我就抱怨、不满，由小不满而大不满，由大不满而至于反党。最后，便沦为右派分子。

旧社会在我身上扎下的另一个病根，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我出身于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一直住在城市里，接触的多半是商人，地主，与剥削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学大学的教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等等。对于英美资产阶级民主听得很多，甚为向往。还听了些“苏联有经济民主、无政治民主；英美有政治民主，无经济民主”的胡说。这其间，也读了些苏联 小说，进步书刊，接触了比较进步的同学，于是，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些好感。所以在大学毕业决定个人前途时，便决定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可是，那时，对党的纲领、政策等是很不了解的。对于解放区也是从书刊上得来的片断加上个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幻想，在政治上反动的东西与少许进步的东西混在一起。在找地下关系去解放区的过程中，为了眼前吃饭问题，竟在伪法院作了几个月民庭书记官和旧法官，直接帮助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人民造下了罪恶。参加革命后，在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大，自己和党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抵触，所以，政治和工作热情一般还算好。但是就在那时，我也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我曾对一个同志说：将来革命成功后(指全国解放)，我去当老百姓去，找个幽静地方，去著书立说。一九四九年在武汉讨论入党问题，因审查历史我大闹情绪，我又想去当教员当工人。对于社会主义，当初参加革命时，本来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湖南土改完成以后，我对于迎接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以为那是遥远将来的事。加之，这时候长期不到农村工厂接触实际，政治情绪一天天消沉，便索性钻进个人主义的小天地里去。社会主义不知不觉地到来了，它向资产阶级的地盘急速进军，城乡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上层，对社会改造诸如三反、粮食统购统销、思想改造、肃反的审查、合作化等，发出一些不满的言论，由于阶级本能，它在我身上就引起了反应，于是就产生了前面讲过的各种反动思想。我以原来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标准，来看待我们国内、党内的许多事情，自然就感到这里不自由，那里不民主，就希望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模型，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改造一下。新闻观点和政治观点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不必要读资产阶级新闻学书籍，也会自发地产生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办报问题上，我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否定报纸的指导性等等，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社会出身、所受教育对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是有重大影响的，但是并非不可以彻底改变，事实上，有许许多多和我出身经历相同的人，变成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我却沦为右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对待自我改造的态度如何。如前所陈述，参加革命后不久，我就对思想改造抱着回避的态度，我害怕严格的批评和思想斗争，不欢迎党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把旧社会带来的肮脏东西隐蔽起来，不表暴露，以为自己可以改，或者自以为是而暗中坚持。结果当然是自己不能改造，别人也难以帮助自己改造。这也不是说，党的教育，周围的思想作风，国内蓬勃高涨的社会主义空气对我原有的立场观点就毫无影响。当然是有的，而且在我思想上不断引起剧烈斗争，我在日记上断断续续地发出的苦闷、孤独的呼喊，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我还对人说，近几年来自己太不像样了，政治情绪不饱满，革命干劲衰退，工作疲沓，什么时候把我好好整一下就好了。但是，离开党，离开群众，个人想振作起来的微弱努力是无效果的。另外，长期脱离实际，也是我堕落的重要原因。参加革命后，我曾在农村、部队采访过一个时期，接触了一点实际，自觉得思想上工作上有些收益。自一九五二年提拔为编委后，这些年来基本上是没有到农村去过。可是，又要领导农村报道。于是一天天感到思想空虚，工作困难，事倍功半，写不出文章硬要逼着写，指导不了工作要硬着头皮去指导，起初在编委会上还喊着要下去。当时邓苏总是说：“下去不得呀！人力困难。”时间久了，看到不下去照抄照转也能过日子，于是有机会也不下去了。由于这样长期脱离实际，嗅不到新时代的新空气，旧日的腐朽思想便一一抬头了，由工作上的消极到政治上的消沉，一月月，一年年地便越堕越深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实行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方法。近几年来，我对于学习理论比较努力。但是，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我的原有立场既未根本转变，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自己思想意识，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考副博士，爬到别人前面去；而学习的方法又不是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结果收不到自我改造的效果，有时，甚至抓取片言只字，来论证自己的反动思想。在党校学了一年理论，我未能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其他反动观点，反而更加坚持。便是这个道理。此外，在报社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特别是在邓、苏小集团成员间的互相吹捧，不开展互相批评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有加无已，也是个重要因素。

×　　　　　　×　　　　　　×

回头看看，深深感到自己的罪恶十分严重，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弥补起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害，内心的痛苦将是终生难忘的。过去之所以走上罪恶道路，主要的教训，一是不听党的话，一是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我将一辈子牢记这两点，现在，我诚恳向党表示，我愿接受党的一切处分，无论党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去改造，我愿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悔罪的决心。共产主义必将胜利实现，我愿为这个伟大事业献出自己未来的半生。永远听党的话，努力实行自我改造，争取做一个对的事业有益的新人！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2月2日。原题为：“彻底清算柏原的反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