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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全体委员会议关于开除康健出党的决议
(康健)
1958.02.12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省委所召开的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以及这次会议以后，省级机关宣传、文教系统的党员干部和贵阳师范学院的全体党员揭发了现任省委委员、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康健所犯的严重错误。根据揭发和查实的材料，康健所犯的错误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一贯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和修正主义的观点，对于苏联、对于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事件、对于中苏关系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歪曲和诽谤性的宣传。在这种宣传中，康健完全否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先进经验，否定了苏联在保卫和发展全世办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和平事业中所作的巨大贡献，歪曲了苏联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活，诬蔑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义支援；他把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事件说成是“匈牙利领导人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说“纳吉是对的”，把中国人民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成就说成是“迷信苏联”，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了庸俗的和挑拨性的宣传、解释。康健在有关国际问题上的宣传，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康健的这种宣传，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并且已经在贵阳师范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在一九五七年的“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斗争中，同情和支持右派的反动言论，鼓动右派集团向党进攻。在“大放大鸣”时，康健对于贵阳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张汝舟所写的“三化”论(旨在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朱厚锟等在等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和师范学院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旨在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三反”、“肃反”等运动)、汪升富所张贴的大字报(旨在诬蔑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于某些右派分子在文汇报上所提出的“党委应退出高等学校”、“教授治校”等谬论，都认为“很有道理”，大加赞扬。当贵阳师范学院的反右派斗争即将开始、康健已经了解了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精神以后，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纳志良、刘智祥等在该院发起成立“争取提高教师政治地位与物质待遇发启委员会”，企图制造当前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太低”和“遭到冷漠”的舆论，煽动全院的教师和学生、乃至全省和全国的学校教师起来闹“大民主”，以遂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对于这一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康健不只同情他们的反动言论，而且积极地为他们出计献策，支持和赞助他们的行动。在这一反动组织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康健都发表了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谈话。在六月三日该院的学生代表会上，右派分子纳志良、曾先才等提出要为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问题向社会上呼吁，康健当即热烈鼓掌，并且督促他们赶快通过“呼吁书”；当会议通过“呼吁书”时，康健高举双手，鼓掌拥护。在“呼吁书”被通过以后，康健以为书中的反动论据不足，指示右派分子搜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材料”，加以补充，交由省教育工会(康健为主席)“转达上去”，并且指示学院办公室支持经费，要他们把“呼吁书”“印几百份发出去”(实际上已向全国各地发出三百份)，以扩大社会宣传。在贵阳师范学院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后，康健又多方面地为该院的某些右派分子开脱罪责，认为党员、积极分子“把红旗插得太高了”；有的右派分子被群众批判，他就赶忙握手赔罪，竟说“这一个半月来你受惊了”。事实说明，在“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斗争中，康健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康健对于“争取提高教师政治地位与物质待遇发启委员会”这个右派集团，他不仅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宣传者，而且是一个实际的参加者。康健的这种叛逆行为，使党在贵阳师范学院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三)目无组织，抗拒领导，吹嘘个人，打击同志，把贵阳师范学院当作他个人所把持的“独立王国”。自从一九五二年康健到贵阳师范学院担任院长以来，他对于省委、省委宣传部和文教部的领导，始终抱着抵抗的态度，用“顶回去”和“把住大门”的办法，使省委的某些重要的指示不能在贵阳师范学院得到贯彻。他对于省委所召开的各种会议，常常表示不愿参加，认为参加省委的会议，就耽误了他的教学工作和学习科学。他在省委文教部所召开的会议上，一贯地采取了傲慢和对抗的态度。在贵阳师范学院的党委会建立以后，即便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之后，康健仍然坚持在学院工作的领导上执行“一长制”，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的讨论，即由个人决定、公布，以排斥党委会对于学院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监督。在康健的心目中，党委会只是他个人的附属物；他公然向其他高等学校的同志说：“党委开会，你们同意我的意见了，这就是党委制；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按老法子办，还是一长制。”在一切场合下，康健总是吹嘘自己，极力地在群众中制造个人崇拜。他竟然决定反他进入学院工作、对该院教师开始进行思想改造的六月十二日定为“院庆日”，以该院的开创者自居；甚至容许并且在群众中备加赞扬于一九五三年的“院庆日”在该院的壁报上所贴出的他同毛主席在一起的大幅画象和歌颂他的诗句。康健对于在贵阳师范学院工作的一些较老的党员干部，一贯地采取了排斥和打击的态度，说他们“不懂装懂”、“已经过时”、“要被淘汰”，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办高等学校，说他们在那里工作是给他“背包袱”、“戳窟窿”，对于他们进行讽刺、谩骂和打击，使他们难于工作，并且想把他们一个一个地赶出去。为了打击老干部，他甚至采用了拉拢一批、打击一批的恶劣手段。对于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和省委文教部的负责同志，康健不断地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他甚至有意地在党内制造舆论，企图搞垮省委文教部的负责同志。康健对待组织、对待同志的恶劣态度，是他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他的这些错误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损害了党的团结。
(四)在实际工作中，一贯地歪曲党的方针、政策，表现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康健歪曲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片面地、孤立地强调了团结的一面，而忽视和放弃了教育、改造的一面。在康健看来，知识分子都已经改造好了，不用再改造了。他认为知识分子一向“吃不开”，现在该是“知识分子上台”、“工农干部下台”的时候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学问”，再提改造，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因此，康健对于知识分子总是百般迁就、无所不从，很少对于他们进行批评和帮助。他在知识分子的建党工作和干部工作中，总是只强调业务能力，不问政治品质。他给学生指引的方向，是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方向；他办学校所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教授治校”的道路。在“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这一工作的后期，康健完全成为一个投降主义者，既“肃反”完全错了。康健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并且夸大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加以歪曲。他总是从反面去看党的文件和报纸，不相信党的号召和指示。对于贵阳师范学院的“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党的历次整风运动，他都加以歪曲，否定了这些运动的成就。在这里，充分地暴露了康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根据上述事实，省委全会认为康健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他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背叛了党的原则，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省委全会决议：撤销康健的省委委员和他在党内的其他职务，开除康健的党籍；并且建议有关方面撤销康健的一切行政职务。
省委全会认为，康健在上述一切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他的思想作风，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的反映。康健所以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康健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亲自参加过地主剥削，而且长期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型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当时康健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政治上进行投机，曾经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组派。到了抗日战争暴发和全民救亡运动兴起，他又抱着政治投机的思想，混入了共产党内。据康健自己交代，在他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他对于党是怀疑的，认为党不相信知识分子，是带了“阶级异己情调”入党的。由此可见，康健在入党时，从自己的出身和历史上带来了两个特性：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原封未动；一是在政治上进行投机。康健在入党以后，经历了二十年的革命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康健不能不暴露他的阶级本性，不能不引起党组织同他的错误思想进行严重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康健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他的损人利己、欺上压下的思想作风。为了同他的这种恶劣作风进行斗争，在历次整风、整党运动中，党组织都曾以他为重点，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教育。但是，每当这种时候，康健却总是用假检讨和混过去的办法，拒绝接受党的教育，而康健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也是一向未变的，只是由于他有时把它用“左”的形式掩护起来，有时把它用马列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主要的则是用他的投机取巧的两面手段把它蒙混过去，以致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暴露它的真面目。一直到了中国革命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当国际、国内的牛鬼蛇神一起向革命大举进攻的时候，康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充分地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康健是一个原封未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长期隐蔽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政治的投机分子；贵州的党组织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把他揭露出来，是贵州党在整风运动中的胜利。
省委全会认为全省的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都应当从康健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一)康健是一个二十年的党员，由于他坚持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拒绝党的教育、改造，终于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右派分子。这说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要从思想上得到彻底的改造，从根本上转变立场，必须经历长期的和严重的阶级斗争。思想改造要靠党的教育和群众的教育，但是最起作用的还是自己的觉悟；党和群众的教育，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自觉，才会发生作用。改造思想，必须采取老实态度，一点也不能作伪；谁要作伪，谁就欺骗了自己。康健入党二十年，党对他的教育不能说少，而由于他根本没有这种觉悟，一贯作虚弄假，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仍是原封未动，经不起阶级斗争的严重考验。在我们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要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剥削制度基本上已经被消灭以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敌，而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在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来说，应当特别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否则也会走上康健所走的道路。
(二)我们同康健的错误所进行的斗争，是在政治理论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康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总是披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现在看来，康健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证明他一向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为他的外衣所迷惑，一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我们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提高了警惕，才把他从他的外衣里揭露出来。这里说明，我们在政治战线上同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必须同时在理论战线上同一切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我们要在政治、理论战线上胜利地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须紧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我们必须加紧理论学习，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在理论战线上去明辨敌我、是非和真伪。任何修正主义的观点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我们都必须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从康健的错误中说明，一个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以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党的组织原则相对抗：以个人突出同党的集体领导相对抗，以分散主义同党的统一集中相对抗，以自由主义同党的纪律相对抗，甚至以宗派活动、分裂党的组织，同党的团结相对抗。个人同组织相对抗，要求组织服从个人，或者只要个人、不要组织，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本能的表现，其目的在于从组织上制造混乱，削弱组织的作用，以实(58)现个人的野心。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都是从组织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大原则；没有这些重大的组织原则，党就不能有统一和团结，就无所谓党组织，党就失去了一切，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战斗力。正因如此，党的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阴谋从我们党的组织上破坏我们党的事业，而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正是可供敌人利用的基础，这就是说：维护党的组织原则，就是维护党的生命；我们必须同那些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的分子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斗争。
省委全会认为，康健的问题对于全党都有教育意义，决议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传达。康健的错误思想在高等学校中已经产生了影响，省委全会要求各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在党内、党外采取措施，彻底地清除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