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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文联支部开除右派分子张明权党籍的决定
(张明权)
1958.02.14


张明权:男,三十七岁、汉族、山东金乡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十月入党、现任北京市文联创委会委员、党组组员、整风中表现极右。


一、简历及主要问题:


曾任我军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武工队的政治委员、宣传科副科长、团政治主任、菏泽市民政科副科长、区长、文工团团长、平原省文联创作部长等职。

历史问题:

1、其弟:张圣时,托派,现在徒刑期满。

2、一九五一年九月因丢失党内重要文件受当众警告,现已撤销。

3、一九四二年整风时交代参加过托派,并一直到整风前还保持其组织关系,但后又否认了这一事实(自称因逼供信,才承认的)。关于此问题太行四分区党委会一九四五年八月所作结论称:该同志在山东联中读书时(该校有托派组织,其弟系被托派拉去的,并给过张托派书籍),不自觉中在思想上受到托派的某些影响,但根据现有材料,并没有参加托派组织。

4、土改中包庇地主家庭,并为地主出主意逃避农民斗争,三查整党时,因不能割断与地主家庭联系,曾一度企图叛党自杀。

5、在华北文联工作时期,与胡风分子卢甸、鲁藜等人关系密切,卢甸很多反革命行动张都知道。张与阿陇也见过面。一九五二年文艺整风时,因替卢甸辩护,而被列为重点检查。到北京后,又与徐放、牛汉认识,思想完全被胡风分子俘虏。肃反中虽进行了交代,但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整风前在党组会上曾说:“我相信胡风的理是我错了,但党的理论也没有说服我。”(大意如此)


二、整风中主要右派言行:


1、张明权身为整风领导成员之一,在整风中却反对党的决议,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进攻。

(1)在市委书记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取消党在基层组织的纪律,并举董存瑞为例。主张群众参加领导小组,进行民主选举。六月六日在文联支部会上反对市委关于领导小组暂不发言向群众解释意见的指示。

(2)六月六日在支部会上几次号召“党员、团员要团结群众,党员在公开场合揭露党内三害就有团结群众的含义”,并提出:“不能反对教条主义(指党的领导)就不能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企图煽动全体党员叛党。

(3)他以领导身份进行非法活动,事先未向领导小组提出,事后并未汇报。到处点火,安插据点,如找过很多同志进行谈话,让蔡允笙汇报团内情况(据他八月十九日会上交代),叫邓友梅汇报编辑部情况等(据邓友梅会上揭发)。

(4)据大家揭发,六月五日他在编辑部(同时还有考诚、孙毓椿、林庆澜等人)支持考诚、孙毓椿(均极右分子)共同提出成立有群众参加的整风研究小组,中午就拿着纸笔到处代为征求群众意见,企图篡夺党在整风中的领导权。

(5)会上会下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如在第一天会议结束时说“会开的好,我很激动,也很痛心……”在会下说:“艺术馆和我们能从一句话上暴炸”、“伙房要罢工”、“××地方农民吊打干部了”,“学生要上街”等。(据其弟张健及林庆澜、葛翠琳揭发)

(6)据其弟张健来信揭发及本人交代,对北大反党大小报非常赞扬,并鼓励文联同志去看,对一度被资产阶级篡夺方向的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赞扬为“比我们党报、(人民日报)的党性还强”。

2、六月六日下午支部会上他攻击“文联肃反把他搞错了”,诬蔑“肃反问题是党内宗派主义集中表现”,并猖狂地要求把肃反五人小组纪录在全党公开,为其他被斗争对象叫屈,要党道歉。会上会下并说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全国各地都有老上级、老首长,肃反时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有在北京的遭遇。又说肃反时是教条主义打了他,他不恨同志们,他恨教条主义。”据七月十一日孙毓椿揭发及本人七月十八日会上交代,他在会下向考诚、孙毓椿、林庆澜、邓友梅、江元铸等人谈历次运动的错误(鄂、豫、皖肃反、延安四二年整风、整党如何打人,有的自杀等,……)散布不良影响。

3、长期对党不满,造谣诬蔑,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名,反对党的领导:

(1)六月十一日他在会上发言诬蔑中宣部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在整风后开展一次大论战,对文艺指导思想作出结论。并诬蔑中宣部是以苏联大学生毕业论文领导文艺.诬蔑中央领导思想是“农民落后的、不要文化的思想反映”。对中央取消创作组的决定不满。

(2)诬蔑市委有宗派主义,并对杲向真同志散播“宗派主义者总不会承认自己是宗派”、“没经过整风,党内还没有统一语言,市委还不承认”等谬论。

(3)在六月十一日会上还诬蔑市委对文艺没有领导,偏听偏信,对宣传部只抓思想问题不满。

(4)对市文联党具体领导人田家同志百般攻击,并采取两面派手法。据其本人交代,历史上一贯对具体领导同志不满。

(5)从整风开始到反右斗争中,一再宣扬他的所谓“团结中间群众”,诬蔑党在历次运动中团结中间群众不够,企图保护右派过关。据本人交代并想提出在全国右派中展开劝说运动,以反对党对右派的斗争。

4、反动的文艺观点:

(1)否定无产阶级文学成绩,同意刘绍棠在市委宣传会议提出的苏联后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中国后十五年不如前十五年的论点,均诬蔑为“今不如昔”。(据宣传会议发言及本人七月十八日会上交代)

(2)据江元铸、邓友梅、高延昌等人揭发,他平时到处贩卖胡风理论,毒害同志,如对江元铸宣扬:“每人写自己都可写成一本书”,强调写英雄人物的缺陷(所谓打机枪和搞破鞋的英雄),写生活中阴暗的东西(如战争中我军投敌等),认为不写这些就不真实,是公式化、教条主义。

(3)喜欢一切作品中反党反领导的因素,鼓动同志们把它夸大描写(据高延昌等人揭发)。

(4)宣传会议后积极组织刘绍棠、从维熙等右派分子的反党文章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并排斥刊物上登表相声、曲艺作品,企图拉拢刘绍棠等人。

(5)发表“相信人罢”哲理诗,向党攻击。


三、态度:


整风初期,身为领导成员之一,纠合右派猖狂向党进攻,被撤销整风领导小组的职务后,交代问题不够彻底,对有些右派(葛翠琳)揭发不够,后态度稍好,基本上低头服罪,表示愿意悔改。

根据以上事实支部决议:撤销党内右派分子张明权党内职务,开除党籍。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