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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伟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反右大会上的交代
1958.02.16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从1957年7月开展反右斗争以来，至1958年1月间，先后在本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办公室（四办）揪出右派分子本会常务委员兼该办公室主任张显岐，秘书组组长林侠子，组员徐智；在社会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三办）揪出右派分子该办公室主任李则谋、副主任钟锦棠，秘书组组长陈孝伟，组员李玉、徐福海、张羽、吴曾让；在学委会办公室揪出右派分子该室工商界讲习班工作组组长梁伟；在秘书处揪出右派分子总务组组员蓝中青；在本会委员工作组秘书组揪出右派分子该秘书组组长林志光等共13个右派分子。他们被打成所谓的“张显岐、李则谋右派集团”。】
反右斗争以来，我对于右派集团问题认识是很不够的。但最近参加了一系列斗争大会，在运动中得到教育和启发，根据饶部长指示的关于右派集团的几个特点来衡量，使我恍然大悟！我真是身在庐山看不见庐山真面目，我痛恨自己，也同时痛恨一伙与我共搞右派集团的人，我为了真诚向人民请罪，现在以沉痛和悔恨的心情，交代和揭露以李则谋为首的右派集团的罪恶活动，并控诉我自己。
回想在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三办所谈的是大鸣大放的问题，所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特别是我在当时放射出无数的毒箭，扮演了赤膊上阵、大叫大嚷的黑面先锋，起了非常恶毒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三办俨如一个发号施令的战斗司令部，又好似发布消息的广播台，经常在那里不断放射出毒气炮弹，从这些情况的出现，还能说没有右派集团？不，谁也不会相信的！拿饶部长指出的特点来衡量一下，我们右派集团分子的丑恶面目是无所遁形的了。
（甲）我们右派集团的形成及其具体表现
（一）集团的形成、人物、及其纵横关系
（1）我们右派集团的形成，是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的。首先就是我们还牢牢地站在共同的反动阶级立场，对旧社会有无限的留恋，对新社会事事看不顺眼，有共同的感情，从而发出共同的心声。其次是我们对政治待遇及工作安排都表示不满，由于有共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因而也有共同的愿望和爱憎。此外，又由于历史条件，在各人的历史渊源上，工作岗位上，所谓“气味相投”。“志同道合”的结合。
我们右派集团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起来的，而小集团之下还有小圈圈联系着。在大鸣大放期间，我们认为时机已至，就在这个时间形成集团，共同向党猖狂进攻。
（2）我们右派集团以李则谋为首脑，包括钟锦棠、李玉、张羽、徐福海和我等6人，钟锦棠和我是骨干，其他是一般分子。
首脑李则谋是个政治野心家，奸险狡猾地专在问题的关键处做工夫，利用他的地位，纵横联系着下面几个小圈圈，指挥、策划着煽风点火和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钟锦棠是李则谋在反党活动中最亲密的战友，早在本会增产节约运动时期，他们就曾一唱一和污蔑打击叶春同志，并密商计划对社会知识分子工作面向全省的方针，而在鸣放期间亦最合拍，一抓鸣放，一抓业务，钟锦棠在集团中起幕僚长作用。
我是李则谋认为可以夹手夹脚进行工作的人，去年4月间离开民政厅之后，李则谋拉我到三办工作的，是集团中的骨干，敢冲敢打的开路先锋，在鸣放中首先放射出一系列的毒弹向党开火。
（3）我们的集团之下有下面几个小圈圈：
1、李则谋、李玉和我3人的小圈圈。
我们3人的圈圈是在民政厅工作时形成的，由于平日彼此对政治待遇和评级评薪问题有一致的对领导、对党不满，因而形成志同道合的伙伴。当1956年夏间，李则谋曾对我说：“将来我希望有机会找一班夹手夹脚的人进行和完成一项工作。”当时我对这句话是理解不够的。后来他做三办主任时，果然先后签调我和李玉，很显然，我们是臭味相投的。在整风开始后，李则谋曾邀李玉和我到中山纪念堂散步，密谈攻击民盟把持省参、省协问题及攻击省参评级评薪工作；反右斗争开始后又起着互相维护和同情的作用，这些都可以说明我们之间有小圈圈联系的具体表现。
2、我与徐福海二人小圈圈。
我和徐福海是在伪四战区干训团认识的，知道他搞文书工作有些能力，因而推荐给李则谋做羽翼，并曾给予工作上的支持鼓励。当大鸣大放期间，徐福海在小组整纪录，综合工作，确曾为李则谋卖了力；也给我放毒予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迨我被点名为右派后，又曾为我计划退却，和多方庇护同情；都可以说明我们之间的小圈圈关系。这个圈圈的形成是在去年6月间徐福海调三办之后。
3、钟锦棠与张羽有旧空军同学共事的历史关系，社知登记期间，钟利用职权给他登记的，他们在大鸣大放期间低斟密酌共放毒箭，停止学习之后，亦经常互相支持，从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他们之间有小圈圈关系的。
（二）我们右派集团谬论的共同性
我们右派集团分子向党进攻的谬论都是一致的，例如：攻击统战政策方面：李则谋和我都曾恶毒地攻击统战部“四统四不统”，提法各有不同，实质是一致的；李玉更反动地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以表示对工作安排的不满。攻击人事方面：李玉和我都提出同样恶毒的意见，认为统战部多考虑“人黑暗面，少考虑光明面。”攻击领导同志丑化党员方面：李则谋说：“叶春性情粗暴，不适宜搞统战工作”；我说“在叶春同志身上闻不到共产党员气息。”并丑化叶春同志“两付面孔、两眼朝天。”同情右派言论方面：李则谋与钟锦棠都异口同声认为：“撤销机关党组、学校党委制不等于取消党的领导”；李玉认为：“机关里党政不分”，坚决主张撤销机关党组；其他右派分子亦大部同情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攻击评级评薪方面：我攻击省参说：“省参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集中表现在评级评薪上面，”李玉也说：“省参评级评薪‘无是无非’、‘不分皂白’。”攻击社会知识分子工作方面：李玉说：“国家很多钱，对知识分子应多化一点钱，把官僚主义浪费的钱，搬一点来用就够了，”李则谋攻击马皓处长说：“马处长对于知识分子安排问题开了空头支票，有如放了一颗炸弹，令人难以清场。”对肃反问题方面：李玉认为：“党在肃反问题上算旧账。”徐福海更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在肃反问题上杀了几十万人，比封建帝王还不如……。”总的说来，这就是我们右派集团反党共同的纲领，旨在取消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减损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因而表现了言论和行动的一致。
（三）具体的活动
我们右派集团分子的具体活动，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表述：
（1）利用合法地位煽风点火
1、李则谋利用领导上布置串连提意见机会，曾在三、四办联组中积极进行，要大家分开活动，个别串连，指出可到各办、省参，其他机关串连收集反党材料，并对我和徐智说可以到民政厅收集材料，而我自己也曾到民政厅与右派分子饶纪绵联系：
2、李则谋曾亲自主持串连会积极挑动大家，并提出“民盟系统把持省协省参值得注意”的意见以示“带动”。
3、李则谋、钟锦棠常常利用主持学习机会以带头启发的姿态进行放毒，例如：讨论机关党组学校党委制问题时，李则谋、钟锦棠二人都在启发带动的幌子下一唱一和说：“撤销机关党组、学校党委制不等于取消党的领导”因而除极个别的外，都附和了他的意见。
4、又李则谋在大鸣大放期间，与往日一向不重视学习的情况完全两样了，有一次在开始讨论问题时，他说：“这是领导上交下来讨论的，要大家打破顾虑，畅所欲言”，并宣布不设纪录，这显然是鼓励人家共同猖狂向党进攻的具体表现。
（2）在民主墙上大肆放毒
1、李则谋经常将小组里鸣放的内容亲自审阅、修改、补充以综合报导的方式贴在民主墙上，几乎全部篇幅都占用完了，有一次徐福清通过我向他建议说：“一、二办都没有综合，是否可以考虑停止”他正式对我说道：“要继续帮助党整风，不能放松的，一、二办不综合是他们的事。”同时还煽动右派骨干林侠子写文章向二办点火。
2、我写了一篇“有这样一个领导”的诗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散文向叶春同志攻击污蔑，当时得到右派分子的欣赏与支持。徐福清、张羽等人亦不断写诗文跟着放毒。
又民主墙的向党进攻的诗文，大部都是我们右派集团分子写的，在李则谋抓鸣放的鼓动下，整天在写墙报，在串连，在综合报导，在小广播向党进攻。
（3）在民革支部会上和省参座谈会上大肆放毒
1、我在右派分子张显岐、张穆、徐智等鼓动支持下，有一次在民革支部会上放毒，并由张显岐带往统战座谈会上“鸣放”，钟锦棠还鼓动我对评级评薪意见可写成书面送民革支部转民革省委反映。
2、我在李则谋、钟锦棠、徐福海、徐智、林侠子等的鼓励支持下，于6月17日在省参召开的座谈会上施放污蔑统战政策，攻击人事安排，打击党的领导的一系列的毒箭，做了赤膊上阵的急先锋。
（4）李则谋在中山纪念堂附近散步，向我与李玉点火、密谋
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后李则谋于一天晚上，留会参加学习的机会邀我和李玉等3人到中山纪念堂附近散步，李则谋首先说到关于参事评级评薪问题，以幽默的语调暗示参事的提升是没有希望之意，挑拨我和李玉对于评级评薪问题的不满；随着又对民盟系统在省参、省协值得注意的问题说了一遍，当时还挑动了我对苏主秘的不满，因为我在去年3月间离开民厅回省参时，曾通过云汉同志表示要与苏主秘或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报告工作经过，但后来没有下文。
当时我们还污蔑省参是“是非窝，”非可久居之地，都企图转变工作岗位。
（5）向上级领导同志申诉，进行恶毒攻击
李则谋在省协第三次会议前，知道我对此会议有意见，曾两度挑拨我写信给叶剑英元帅，因而我也发了一封信对政治待遇如评级评薪问题向省参和领导同志进攻。
（6）在反革命分子、劳改人犯登记问题上向党猖狂进攻
钟锦棠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狂妄，有一次他提出为反革命分子李XX向公安部门力争取消管制问题，认为得意之作。在这一方面李则谋与钟锦棠在业务上利用合法地位向党进攻的事还多着。
（7）公开串连扩大反党影响
当大鸣大放时期，李则谋等的反党活动是花样多端的，经常利用早上阅报机会进行公开串连扩大影响，例如：
1、对右派分子谬论公开赞扬，肆无忌惮。当罗翼群饿死边缘谬论初步受到揭发时，李则谋曾说：“南方日报记者断章取义，”钟锦棠也认为批驳罗翼群过火，曾提到：“罗翼群回来后决不罢休的；”又有一次钟锦棠见到报载上海一个老工人批驳李康年定息20年的谬论时说：“以后谁还敢说，”我对李康年的谬论也曾表示同情。
2、当报载石景山工人提出严重警告右派分子，我和右派集团分子都认为这些消息不必报导，会影响鸣放，当人民日报登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后，李则谋钟锦棠和我等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社会发表太早。
3、李则谋在反右斗争的后期，病愈回室工作的时候，以为自己的问题可能蒙混过关了，像煞有介事的在亭子里找钟锦棠、李玉等频频会商，又曾传见姚XX范XX李玉和我指示工作，并利用这个机会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见后面）。 4、当报载广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黄榕增因提意见接到匿名信“警告”时，李则谋、钟锦棠和我都异口同声表示“惊奇”，当卢郁文同志因维护党的发言受到匿名信“警告”事件，则认为必无此事，我曾恶毒地举例影射进行污蔑。
5、右派分子彭晓帆在统战座谈会上污蔑统战部偏听偏信的发言，我和李则谋钟锦棠等同声赞好，我并曾对彭晓帆在座谈会上与苏主秘、萧文等争吵的事，进行小广播。
6、当报上揭露李洁之是右派分子的时候，李则谋摇头感叹说：“李洁之也是右派分子？”当右派分子刘绍武的“三自二怕”的谬论发表时，钟锦棠赞不绝口，李则谋和我亦认为提得尖刻；右派分子董X丑化党员有屠夫、寡妇两副面孔的谬论，我们都为之击节，我更恶毒地认为把寡妇面孔改为后娘面孔更为适当尖刻；右派分子林楚君“学校党委制是三害温床”的谬论，我认为谈得头头是道，极表赞扬，李则谋亦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钟锦棠亦有同一的说法。
7、当右派分子给舜英歪曲事实污蔑龙潜同志向党进攻的恶毒发言发表后，李则谋钟锦棠和我都很同情她敢于大胆揭露，认为说得生动有力，另一方面以为龙潜同志不近人情。
此外，一点一滴谈谈说说关于大鸣大放的事，不胜数举。
（四）通风报信攻击同盟
我们右派集团关于“通风报信、攻守同盟”的问题，有如下的具体表现：
（1）在斗争我开始之后，李则谋就不断地对我谈私房话，如曾对我说：“你要注意，问题会变化发展的，右倾思想可以转化为右派分子，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又当我要他主持公道时，他说：“你是我拉来省协工作的，因你的问题，我已受到人家批评，你牺牲是你自己的事。”又当我经过多次斗争尚未检讨之前，有一次李则谋叮嘱我“赶快写检讨书”之后，又对我说：“有病可以找医生出证明请假。”又说过：“对叶春同志问题，认为‘报复主义思想’的说法要提高到对党仇恨，否则人家通不过的。”此外，在我恢复工作，他也病后回来办公时，对我表示：“你不过受到检查时停止工作，今后还要你多负责任。”
从上述一系列的事例来说，我们之间谈话何等亲切，他为什么会对我这样款款情深？这显然是通风报信攻守同盟的问题，因为他怕我揭发他一系列的反党罪行，才会这样对我关切。
（2）李则谋与钟锦棠之间来说，正如同志们所揭发的，当李则谋的问题尚未宣布前，钟锦棠就低言密语地告诉他了，李在病留医时，钟锦棠也不断通风报信，很显然，也必然会订立攻守同盟的。
（3）当张羽停止学习之后，曾与钟锦棠不断交谈，钟对他说：“不必顾虑，你放毒又不是一贯性的”，这显然支持他，要张羽抗不交代问题。
（4）当我被揭露有右倾思想前后，徐福海曾一系列的和我密谈。当他知道有人搜集我的材料时，暗中告诉我不要再写批评文章或提什么意见了，他又曾建议要我参加反右派的发言，并提了一些罗翼群的反动诗给我参考；又他曾告诉我某某曾说：“陈孝伟与领导之间有磨擦，要给他狠狠地打击”。从这些事例也充分说明了通风报信，攻守同盟的问题。
（乙）共同的阴谋目的
从上述我们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矛头来看，共同的阴谋目的是异常明显的，归纳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一）污蔑攻击统战政策，统战工作，企图挑拨民主人士、起义人员和社会知识分子对党的关系，从而削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不独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但我们右派集团的污蔑攻击：一则曰“四统四不统”，再则曰“多考虑人黑暗面，少考虑光明面”，三则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都是瓦解统一战线异常恶毒的攻击，假如阴谋得逞，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还不大大削弱吗？
（二）污蔑攻击党的领导同志，首先在机关内部企图把拥护党的进步力量打垮，把叶春同志赶走，从而篡夺领导权，达到取消党的领导。
从我们右派集团分子一致主张取消机关党组，学校党委制来说，从丑化党员打击领导同志来说，又从攻击民盟把持省协、省参来说，这种阴谋是异常明显的，这不是个别机关个别同志的问题，也就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问题。
（三）否定对社会知识分子工作成绩，提出社会知识分子工作应面向全省方针，企图掌握控制全省社会知识分子作为我们这个右派集团的政治资本。
在这一方面，首脑李则谋和钟锦棠对于社会知识分子工作问题，曾处心积虑，抱着很大野心，正在鸣放的期间就提出面向全省的计划，当本会转入整改阶段的时节，钟锦棠还提到这件事，李则谋病愈回室，雄心勃勃，也准备把目前登记、救济工作移给市协之后，大搞一下的，就这些事例，结合李则谋、钟锦棠、李玉等一连串对社会知识分子的“同情关怀”和对社知工作的攻击来说，这一阴谋是显而易见的。
总括来说，我们右派集团的阴谋目的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资本主义的复辟。
（丙）我的认识和态度
我今天交代和揭发以李则谋为首的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使我深深地痛恨自己做了丧心病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我在这个反党集团中是一个张牙舞爪、狂妄凶狠、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大鸣大放中，我曾首先在民革支部会上放毒；随后，又在民主墙写诗文对叶春同志肆意污蔑，极尽丑化党员、打击领导的能事；之后，又在省参召开的统战座谈会上疯狂地向党进攻，污蔑统战政策，打击党的领导，攻击人事安排，施放出无数毒素，起了极为恶毒的影响，使22号大厦笼罩着反党阴云。我应该深刻认识22号大厦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猖狂，和我首先放毒、点火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是以李则谋为首的右派集团骨干，集团的罪恶活动，就是我的罪恶活动，集团的阴谋也就是我的阴谋，因此，我在交代和揭发我们右派集团的罪恶活动时，使我内心感到无限的刺痛！
我是曾经骑在人民头上罪恶多端的人，解放后，党不咎既往，对我宽大、照顾、教育、培养，恩深似海，稍有良心都不会加以抹煞的。所以我在整风中犯了严重罪行之后，党仍本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耐心进行教育、拯救，人非木石，宁不感激涕零。我在痛恨自己之余，深深地感到，今后跟着党，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革面洗心，痛改前非，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有决心和信心从右派分子坭坑中跳出来，转到人民队伍里，请求组织上对我在整风运动中所犯的一系列的罪行给予严厉的处分，我真诚地接受任何的处分的考验！
来源：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张显岐、李则谋右派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材料》，195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