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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国青少年报社第二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宾雁党籍的决定
(刘宾雁)
1958.03.05
刘宾雁，男，三十二岁，山东临沂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
刘宾雁是有政治野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是极右分子。他猖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诬蔑丑化党的干部，诬蔑党内政治生活。他否定党领导的文化艺术事业成就，挑拨党和作家的关系；诬蔑党的肃反政策，和民主集中制，说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他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竭力想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资产阶级政治方向，成为反党的报纸，他已经纂改了工商部的报道方向，腐蚀了许多编辑和记者。他否定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成绩，反对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在鸣放期间，他兴风作浪，进行了一系列猖狂的反党活动，他利用二支部书记职权，操纵二支部党员大会，把大会开成控诉会，诬蔑党的肃反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和中国青年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对他的政治结论，决定开除极右分子刘宾雁的党籍。
附：关于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政治结论
(一)简历
刘宾雁，男，三十二岁，山东临沂县人，出身职员家庭，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三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一九四六年后先后在哈尔滨市民青、团市委、青干校、东北团委宣传部工作；一九五一年调来中国青年报，现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工商部主任。十三级。
历史上(一九四六年七月)曾失掉关系，一九四六年重新入党，后经东北局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恢复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党龄，肃反、审干时未作复查。
(二)主要右派言行
一、猖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诬蔑、丑化党的干部，诬蔑党内政治生活。
今年五月他在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一次讲话中，对党进行了极其狂妄凶恶的进攻。并说“阻碍整风的最大阻力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他还猖狂地攻击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对“三大”作出的评价。他说：“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群众(?)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实际上是诬蔑毛主席没有代表群众说话。
他竭力丑化党，把党描绘成自私自利的统治集团，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叫嚷：“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在他的日记上也说：“党内一批贵族出现了”他还恶毒地诬蔑党的省市书记对中央指示“总是行动迟缓，甚至阳奉阴违”。还说党委第一书记往往是代表保守力量”。说他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皇帝思想”。他要毛主席不要听信他们。他要中央采取措施：“首先是——不给这种人以‘生命保险’，‘干得好叫他干，不好——请他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赶下台去。
他极端仇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用尽刻毒的字眼，谩骂、侮辱他们是：“市侩”、“革命自身保卫者”，“犬儒主义”、“爬行主义”，“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碍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蹋蹋，无所用心或贪图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怯弱，不敢讲话，怕丢乌纱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是“恐惧病患者”、“变色龙”。
他诬蔑党“发展了大批‘不说话’的党员”说“入党者是少说话，少想事的”。他把党培养出来的干部，骂成“是唯唯诺诺的傻瓜”。他把下面的党员视为一群懵然无知的笨蛋。
所有这些刻毒的谩骂和诬蔑都出于反动的“党的衰退论”这一观点。他认为“党组织在衰退，党内民主发挥得不好，组织涣散，活力不足。”他的“党的衰退论”反动谬论，也突出地反映在“本报内部消息”特写中，从这篇特写中实际上得出两个反动的公式：谁作了领导干部，谁就要“落后”，谁入了党谁就“衰退”。
二、否定党领导的文化艺术事业的成就，恶毒地挑拨党和作家的关系。
他在“上海在沉思中”诬蔑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不如反动统治时期，大叫今不如昔。他说：“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他骂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同志缺乏文化素养，领导不了文艺工作。他诬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扼杀了创作自由空气。他挑拨作家与党的关系，说：“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公开煽动作家反党。
他的文艺观点也是反动的。他要求文学创作要“绝对自由，否则就写不出好东西来。”他反对文艺工农兵方向，认为“工农兵方向限制了文艺的发展。”他反对作家要改造思想，说“延安的整风限制了作家的思想”，认为“马列主义多了就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他竭力宣扬“文学要暴露黑暗”“作家要写阴暗面”，借介绍特写经验为名，贩卖他的反党文艺观点。
三、诬蔑党的肃反政策，诬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
他在电台的座谈会上公然发表谬论说：“新三反以后，人的尊严受侮辱，肃反中错误更大。不大会尊重人。把人的尊严看成微不足道的。”并说“这是全国问题、历史性的问题，也是小小的悲剧”。
他诬蔑我国的民主生活，说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原因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民主权利受到限制，有了也不会用，不知道和不敢去行使。”他热中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民主”，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更可爱，选举热闹，尽管选的都是反人民的。”他认为：“一件事全体一致通过就是不民主，有人反对就民主。”
四、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竭力想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变成反党的报纸。
他把党对报纸的领导看成是保守力量的压制，视为“干涉”，反对党中央和团中央对中国青年报的领导。说“团中央不懂报纸”，“党中央喜欢用自己的一套来要求团和团的报纸。”把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省、市委书记对中国青年报善意、公正的批评，恶毒地叫作“围攻”，说“他们压制批评的方法很巧妙，叫你奈何不得。”还说“报社的遭遇最可怕的不是别的，是党内保守力量，特别是党内权威人士的保守力量。”
鸣放期间他竭力赞尝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说文汇报“对于活跃全国民主生活起了有利的作用。”他竭力顽抗团中央对报纸鸣放报道按兵不动的方针，要我们报纸象文汇报一样向党(72)进攻。在几次会议上，他嚣张地说：“不报道‘鸣’、‘放’就脱离生活，甚至要挟说“如果鸣放问题不解决，我们只好辞职。”耀邦同志为了贯彻这一按兵不动的方针亲自来报社召开二次座谈会，而刘宾雁却在发言中和耀邦同志针锋相对，攻击团中央和耀邦同志，叫嚷“按兵不动不是办法。”，事后还写了“疑问与顾虑”(未发表)文章，继续大肆攻击讥讽，说我们报纸不“鸣放”“成为一个巨大时代潮流的孤岛”，还讥讽说：“不懂兵法。但‘按兵不动’至少不能说是积极进攻，‘不动’自然也不是兵家的基本恣态。何况，司马戆的不动，比青年报要多一些理由。”
他在办报问题上，有系统的反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主张的报纸实际上是不要党领导的报纸，认为报纸受党领导，报纸就办不好。要求扩大报纸权限，要党报代替党，党要听党报的命令，他要报纸、记者驾凌于党组织之上。他主张报纸要党允许记者无限制地“提出问题”，“干预生活”。他排斥报纸对中心工作和生产活动的宣传，尽量支持“群众”的意见。他反对在报上宣传马列主义，少搞思想一日谈，甚至公开提出取消学习修养组。他主张报纸要说“实话”，不要保留太多的机密，实际上是让群众处于无组织的状态，瓦解群众斗志。所有这些观点，不仅到处宣传，而且在他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和“记者这一行”中，集中地、系统地加以鼓吹。
他蓄意要把中国青年报办成反党的报纸，他已经篡改了工商部的报道方向。他腐蚀了许多编辑和记者，他鼓动记者“报道阴暗面”，“搞问题”，专找党的缺点。要“敢于向太岁头上动土”(指党省市委)，“抓大的”要“追根”。记者李运鸿(右派分子)问他反保守怎样报道，他提供了“保守主义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本位主义者；骄傲自满等方面的报道思想。
五、否定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成绩，反对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他诬蔑青年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的错误”，要青年团去“干预”一切。他说：“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领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过问和插手。”实际上他要把青年团变成一个驾凌党之上的，干涉党、干涉国家的组织。
他别有用心地说：“三反之后青年有苦闷，但不敢说话”。说几年来青年被压制，甚至“青年的政治积极性下降了。”认为党对青年有偏见，青年的思想受束缚。他说“党只要青年好好劳动，不要青年关心国家大事。”他把党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诋毁成在青年中造成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宗派主义的影响。
他把自己伪装成“革新家”的面貌，利用特写、座谈会、在报上写文章等形式，广泛地向青年宣扬青年要“独立思考”“干预生活”等。说“星星看来比月亮小得多，但可爱的是它发射着自己的光”。叫嚣：“宁肯要十个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根据的新意见，也不要一百个没有错误，但是鹦鹉式的学舌。”
六、鸣放期间兴风作浪，进行一系列猖狂的反党活动。
五月间他在上海，看到资产阶级右派疯狂向党进攻，兴喜若狂，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首先写了“上海在沉思中”毒草，诬蔑党的整风运动，和“鸣放”政策。说“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但人们“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说“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们记忆犹新。”他还进一步煽惑说“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党的负责干部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甚么主意！”接着，又写了“路上忧思”、“记者这一行”(未发表)等反动文章，他生怕停止鸣放，连夜写信给毛主席(未寄出)，狂妄地企图以他的思想影响毛主席。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点火活动。
六月间回报社后立即在报社内部“点火”，利用二支部书记职权，操纵二支部党员大会，号召“大鸣大放”，说“你们有什么苦闷？放出来!你们有什么顾虑?鸣出来!”他还指名点姓要党员“鸣”“放”，还说，“鸣放以来，有许多党员一声不响。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他本身，就是‘三害分子’怕人家揭露他；另一种人是没有思想的人!”，对党员施压力。把大会开成控诉会，诬蔑党的肃反工作。事后还将发言记录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企图通过这次大会，煽动报社党员和群众向党进攻。
(三)运动中的态度
报社对刘宾雁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斗争，从七月八日起开了六次大会、六次中型会、四次小组会，揭发和批判他的罪行。第一、二次大会，他抗拒斗争，说：“我感到突然，大家也感到突然”，而且当场攻击了积极分子，态度顽劣。自第三次大会以后，在充分的事实和说理批判下，开始低头认罪。以后比较彻底交待了，表示愿在劳动中改造。这期间，也积极揭发了别的右派分子的材料。
(四)结论与处理意见
刘宾雁是有政治野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是极右分子。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