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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检查(初步检查)
清华大学机械系付教授 郑林庆
1958.03.28

我从旧社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顺着人说话，从小父母一再训诫，认为这是讨人喜欢的最好办法，而且在旧社会里确实如此，人人称为“好人”。

并非我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我小时个性很固执，蛮横暴躁。父亲是个商人，母亲也是商人家庭出身，他们生怕我长大到社会里“吃亏”，所以用各种方法板往我的脾气，培养我顺着人说话。

我之所以有两面性，就是这样来的，一面是顺着人说话讨人喜欢，一面是固执己见。长大后，靠着顺着人说话变成了“好人”，但是又由於本性被封闭不暴露，也就交不到朋友。表面上圆滑，实际是孤僻。

对所有的事，自己是不可能没有意见的，但只是不暴露出来；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闷住不说，累积到不可压制的时候就激动地暴发，片面粗暴。也许有朋友见到，当我和别人争辩的时候就很容易激动，思想不能冷静，也就不能全面地表达自己，时常因此而造成问题。

因为有这样的性格，所以自知“小心”，从不暴露自己，久之便形成习惯。别人的话很快就接受，一点意见也提不出来，但是回头仔细一想又好象不通，当别人提反面问题又不知所答。

对待人对待事好象只有两条办法。一是顺着人说话；二是吵，闹翻了避而远之(例如我在工厂中遇到不如意的事，往往挂冠而去)。

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朋友就不会有知心朋友。表现在工作就是摸领导意图，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表现在领导中就是软弱无力，遇事不敢负责。

以这种态度对待党就成为政治圆滑，不与组织交心交底，政治上不坦率，怕犯错误，不发表意见。有人批评我“摸底”“顺竹竿往上爬”是正确的。对待政策、方针，对待政治学习都是一手接下，但实际上并没有消化。这样必然的结果就是不会有多大的主动积极性。这样就造成对工作的损失，自己长期进步较慢，这是主要原因。

分析其中思想根源，就是严重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个人利益高於一切，为怕损伤自己的利益，遇事就无原则地迁就，不问集体利益，甚至丧失立场。

个人主义的另一表现是名利思想。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为了个人名利而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斤斤於个人得失(表面)，沽名钓誉，都是不可见人的。但是由於没有从思想上解决这一问题，挖出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所以它(名利思想)就钻进另一角落里，发展得更隐蔽了。在工作上，就埋头独干，以工作成绩来表现自己，用此来叫别人给予名与利，自己不去争，但希望别人给予。工作的动力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在个人工作和教研组领导工作中，凡是领导上组织上分配给的工作一定要把它做好，做不好就梗介於心，并不去考虑全面。

对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不是想推掉，就是希望拉个伴儿来做。例如，教研组逐年扩大，自己能力不及(可以说勇气不够)，於是首先要求分成若干教研组，这要求未能实现之后，在55～56年间又提出推荐李辑祥先生担任主任，当时的想法，有了李先生做主任，天蹋了有人撑，自己少负责一些工作，可以把工作做好以表现自己，摊子太大了管不好，出了毛病对自己不利。拿不出克服困难的勇气，看不到集体(群众)的力量。及至李辑祥先生调任干部班主任，心中就十分遗憾。由於没有从思想上求得解决，教研组工作始终没有起色。遇到困难，工作就拖拉，表现出领导无力。

个人主义的另一表现是单干作风，在工作中只会个人单干，不会组织、发挥群众作用。这样单干思想影响及全组同志，促成教研组工作的分散主义，科学研究的自由主义。“谁有能力谁开课”“谁找到题目谁就开展科学研究”，成了教研组同志们工作的推动力。

由於只看重了工作成绩，单纯业务观点就必然会产生。重视业务，忽视政治，在教研组选择干部时也犯了这个错误。对於业务好的助教不问其政治品质(如朱九华、游逸彬、叶玠良、钟杰英等)，而器重其才。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过失很是惋惜，对政治坚定而业务水平较差的助教总是不愿接受。造成了教研组内“没有业务就没有发言权”的压力。

我清楚地看到自己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导致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损失，阻碍自己的进步。

我决心改掉它，把心交出献给党，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同志们不弃，经常地监督我、帮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要放松对我每一个错误的批评。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选辑(第七辑)》，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