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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陈斌战档案材料
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分部反右办公室
1958.04.02
(1) 右派分子陈斌战定案结论书
陈斌战，共青团员，男，32岁，湖北沔阳人，汉族，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教员，专科毕业，现任武汉师专数学科助教，陈于1945年参加三青团担任过分队长（没有活动——审干时已结论），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一般右派份子。
一、主要右派言行：
1.诬蔑党组织，攻击党的领导：陈说：“19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53年以后共产党腐化变质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真见鬼！对某些党员来说，可以说是特殊腐朽材料制成的。”“储安平真有板眼，敢向大和尚（指毛主席）提意见。”“发展党员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不考虑对社会主义有无贡献。”“跟某某接近就可以入党入团。“朝里无人莫做官”“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标准，但事实上是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
2.仇恨党，破坏党群关系：陈说：“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19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陈造谣说：“我校领导在各科都布置有据点，数学科的据点就是我，但现在这个据点已不是我了。”“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党员犯错误积极份子不谈，限于组织观念，中间份子不谈，落后份子不敢谈，因此党员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
3.攻击党的政策：陈说：“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尊敬。”“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呢？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像高明义（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接劳取酬做得不好，老板（指共产党）说好，就多给几个。”“拿钱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钱少的人反做事最多。”“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
4.攻击民主集中制：陈说：“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
三、反右斗争后的态度：
在第一、二次检讨时，未交代具体材料，只替自己扣了些大帽子。最后的书面检讨，共写了二万二千多字，完全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批驳别的右派份子的谰调，并认为自己之所以划为右派份子是由于群众关系不好，与右派份子王言伦、程逵等人接近，无悔改诚意。
四、处理意见：
情节严重，无悔改诚意，本应从严处理，但身体不好（有肺病）根据中央关于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份子处理原则第三条精神应给予：
1.撤销助教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作八级资料员（每月给50元）
2.开除团藉。
| | 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分部反右办公室
主任：杨在知
付主任：王功安
1958年4月2日 |
党委意见：同意以上结论和处理意见。
1958.4.3.
(2) 右派分子陈斌战的系统材料
（一）历史及有关情况：陈斌战，男，现年32岁，湖北沔阳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教员，汉族，1951年在湖北省教育学院数学专修科毕业，仝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现任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科助教，共青团员。
1、家庭情况：解放前家有土地56亩6分，完全靠雇工耕种，父亲陈运五（1946年死去了）只是指挥生产，并任伪保长，堤董等职，一贯欺压剥削农民。解放后为了逃避负担，降低成分，分散财产，并与其弟陈瑞蛟假分家，典当出卖田12.9亩，逼租夺佃，收买农会干部（赠田5亩），秋征时划为中农，后经群众揭发，划为地主成分。家有母亲，弟弟，弟媳，姪儿、爱人、女孩共七人。爱人赵淑媛，在武汉体专任教员，由他负担生活者一人，沔阳尚有房屋一栋。
2、主要学习经历：
1945—1946 沔阳仙桃县中学习
1946.8—1948.6 武昌大江中学学习
1948.6—8 汉口大夹街作家庭教师（朱炳庭，不法商人，现劳改。）
1948.8—1949.8 武昌大江中学任事务员
1949.8—1949.9 沔阳彭场师训班学习
1949.10—1951.8 湖北省教育学院学习
1951.8—1952.10 湖北省教育学院数学科任助教
1952.10—1954.7 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数学科任助教
1954—现在 湖北师专数学科任助教
3、历史上的主要问题：
1945年冬在沔中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没有活动——见审干结论）参加过封建帮会组织（共３个）兄弟会等。
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4、主要社会关系：
付少平：小同乡，工商业兼地主，思想顽固。
张怀顺：父亲的朋友，地主，在家劳动改造。
朱炳庭：表兄，不法商人，在金水闸农场劳动改造。
汪贻振：恶霸地主，已镇压。
付乃诚：同学，商人，思想糊涂。
（二）整风前的表现：（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及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
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前是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一共参加过三个兄弟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解放后他家庭划为地主，其弟不服，乃给陈斌战写信，企图顽抗，陈对于家庭罪恶事实不但不予揭发，反而写信给区、乡人民政府为其家庭辩护，说：“陈瑞蛟（弟弟）确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忠实勤劳者，是典型的农民，不合地主成分……？并以青年团，中南土改委员会特约宣传员，及已报名参干等来威胁农民及区干部，仝时歪曲事实说：“是取得校团委负责同志之同意后才给区政府写信。”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鸣放中的具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I、诬蔑党组织，诋毁党的领导：
1.不止一次的说：“19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1953年以后的共产党腐化了。”鸣放时也在小组会上放过。（5.30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发言，向举中揭发，本人承认。）
2.当报上登载了程千帆、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后，到处宣扬，兴风作浪，他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真见鬼。”“储安平真有板眼，敢向大和尚提意见。”（向举中同志揭发，本人承认。）
对马从杰先生说过：“如果他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有些党员应该说是特殊的腐朽材料制成的。”（马先生揭发，本人承认。）
当文汇报登载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错误消息时，他大为欣赏，叫别人看，还和许多人一起谈这事情（肖竞泽揭发。）
3、诬蔑党的发展工作：
一、“在发展组织方面完全从好恶出发，李海如从不交团费，这显然是组织观点不强，可是他对彭月华（团委书记，党员）唯唯诺诺。”意指李的入党是因为他对彭月华唯唯诺诺。（5.28在小组会上放的，余祖逖，文渊证明。）
二、“党的发展是有偏差的，有些是群众认为好的，但有些是条件不够的，群众是不满的，这是错误，有人说发展党员是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而不考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无贡献。有些人发展了只是因为和某些人接近发展了。”（按：某些人指的是党的负责同志。）（张启后，向举中揭发。）
“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标准，但实际上是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以上谈话是5.29在共青团召开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放的，张启后，向举中证明。）
三、他说：“据同学们谈，跟□□接近就可以入团入党，宗派主义特别严重，学生中发展的几个党员很不好，能够跟谁接近不管你表现多少，就可以入党，群众很大的反感，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利，也可以入党，发展党员的能力很差，而党发展了，朝里无人不做官。”（5.20在数、理、化及体专合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对入党问题狂妄的诋毁党组织。他说：“在这个学校里不与某些人把关系搞好就休想入党，其实我的条件早就具备了，就是与他们的关系搞得不好。”（按：“他们”指党的负责同志。）（向举中同志揭发，本人承认。）要求入党要多接近党员，而党员坐在那里等群众，我主动争取谈了十次，而党员一次主动都没有。（张启后、向举中揭发。）
II、攻击党的政策：
一、干部政策：5.28在会上说：“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5.28在小组会上放的。余祖狄，文渊证明。）
“在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5.20在数、理、化、体等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二、物价政策：5.20在小组会上他说：“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挑拨农民和党的关系。（5.30小组会上的发言。）
III、诬蔑干部：
1、诬蔑干部为“贵族”，他说：“干部子弟学校是培养小贵族的学校，不但要取消而且要立刻取消（指干部子弟学校）。”“我们学校于校长的小孩在子弟学校就是打骂老师。”（科内小组会鸣放，吴瑞生，张子秀证明。）
2、鄙视工农干部：他说：“像高明义（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吴瑞生，周玉祥，张子秀证明，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发言。）
在一次工改及福金使用等问题的座谈会上他说：“高明义同志主要是工作能力问题，不是光检讨能了事的。”依照他的意见是要立即撤换高主任。
IV、攻击民主集中制：
他说：“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好像是假主民。”（5.28在小组会上放的。）当坏分子利用“民主”来争权时，他也为之叫嚣说：“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又说：“选优秀教师用行政命令来包办，团内布置用组织压力来选，效果不好，有人不同意廖主任（物理科主任）当选，岑叶森（物理科助教）也反对，就说岑叶森组织观点不强。”（以上完全是歪曲事实。）（5.20在数、理、化、体专座谈会上的发言。）
V、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在群众中煽动破坏党群关系：
他说：
1、“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5.28小组会上的发言，余祖逖，文渊证明。）
2、“党员犯了错误，积极分子不谈，限于组织观点，落后分子不得谈，中间分子不敢谈，各人自扫门前雪，因此党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3、“王楚林（党员）入党后怕露出了自由主义，硬是不理人，装作一个党员样子。”（同上会议。）
4、“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里尊敬。”（同上。）
5、“不是党员就休想当工会主席。”（同上。）
“物理科所以能评上王楚林、彭月华为优秀教师，是因为他们是党员。”（青年座谈会上发言，周玉祥，吴鸣岗揭发。）
6、“把别人（党外人士）都当客人，只有共产党人才是主人，这是不信任群众。”（工改，福金等问题的座谈会上放的，余祖逖、文德证明。）
7、“有些党员有问题，可是党不抱成见，而一般人则不然，落后就一辈子落后。”（同上注。）
8、“每次工资改革都强调指标问题，而实际上有些人偏高，按规定学习期间不晋级，而王建平（办公室主任、党员）一回来就提了一级，每天工作清闲，陈贤章（行政班主任，党员）的待遇也提高不少，武大边放边改中就对不合理的进行了调整，我校何以不改呢？这是党的宗派主义，党号召别人艰苦朴素，而对自己呢？不是这样要求，补助金不合理，领导包办，王建平一年补助了四回。”（6.11在联组会上放的。）
9、“党员存在有宗派主义情绪，党员之间谈知心话，而不和其他人谈知心话，当我们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时，党员则偏袒，不承认，还加以解释，因此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顾虑。”（5.29在共青团主持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张启后，向举中证明。）
VI、攻击工资改革：他说：“时间不同了，雇佣观点产生了，严重得多了，是通过评级产生的，按劳取酬是做得不好的，老板说好就多给几个，如果说凭才，大家都没有著作。”（5.29在共青团主持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说的，张启后，向举中证明。）
又说：“拿钱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钱少的人做事最多。”诬蔑按劳取酬原则。（5.30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余祖逖，文渊揭发。）
又说：“学校行政干部工资评得高，这是杨校长送人情。”（刘于风揭发）
VII、敌视党团组织：
1、“学校宗派主义情绪是严重的，自上而下，领导只听那些积极分子的话，我们学校的党员，只认为自己是当家作主的。”（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余祖逖，文渊证明）
2、“领导采用记账的方式是不好的，希望改变会计式的工作方法。”（按：指对他的缺点进行帮助时，为了使他更好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列举出的事实。）（同上会议的发言，余祖逖，文渊证明。）
3、“当要用你的时候就用，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我觉得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在工改，福金等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余祖逖、文渊证明。）
4、19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余祖逖，文渊证明。）他为什么难过，为什么痛苦呢，同志们给他分析有三个原因：
a、由于评薪晋级过程中的严重个人主义闹情绪，不满组织，受到了团组织和同志们的严肃批评。
b、由于他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政治觉悟不高，党组织没有发展他，而与他同时在我校工作的几个同志大部分入党了，但他总认为别人的条件没有他好。
c、由于严重的自高自大，群众关系不好，和自由主义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
（四）鸣放及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和态度：
鸣放中陈斌战是很活跃的人物，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在配合作战外，还积极组织和争取科内教师在大字报上签名（当然大字报的内容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向党提意见），并和参与写了反党大对联——三要三反（要经费，要扩建，我们一致要求改为师范学院。）反外行领导，反官僚主义，反孟付省长的（中原大学院）官僚主义。对于反外行领导特别感兴趣，他说：“这既反对了教育厅的外行领导，又反对了学校的外行领导，真是一箭双雕。”以后又怕群众放到他头上来了，当有人提出党在各科都安有“据点”时，自作证人，承认他是我科的“据点”，并说：“前两年是我，不过目前已不是我了。”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诬蔑学校党组织，过去找比较积极的同志了解情况是一种特务活动，鸣放中在科内对党小组和党员同志施加压力说：“党员对放不积极，他们不搞我们也不搞了。”企图进行挖心战，从内部来攻击党。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向右派分子程逵去作检讨，程认为机会来了，便问他：“你过去在科内为什么有那大的权力？那些权力是你自己的？那些是别人给你的？你应一一交代。”（检讨内容尚未弄清楚），对于党所提出的“边放边改”方针，也在群众中进行挑拨，他说：“边放边改领导上还未拿出东西来。”“学委会的扩大是形式主义的。”等，挑拨群众对党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见风驶舵，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积极投入了斗争，也揭发了一些材料，前后对比，不难理解他的动机。上学期结束时，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教育他，在全科对他进行了重点批判，但在思想上是抵触的，并未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表现在到北京后寄回来的检讨。）暑假鉴定时（因到北师大进修，团内进行鉴定）百般狡辩，抵触情绪更大，对于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多方进行解释，推卸责任，说：“这点不是我说的，那点是听别人讲的，这点是你们体会有错误，那点只是提出来研讨。”态度很不老实。
为了逃避斗争，暑假急于赶办离校手续，想把这一关混过去，本期开学后，群众一再要求要把他从北京追回来，当他接到学校的电报后，又迟迟不归，（10.25接到电报，直到28号才起程。）回校后又不即时向核心小组和学校行政报到，有意拖延时间，企图混过去。在第一次检讨时，空洞贫乏，写了廿七条，既无思想活动又无具体内容。第二次检讨时，空空戴了一些大帽子，没有涉及到思想本质。在他最后写的书面检讨中，也可看出他是很不老实的。毫无悔改诚意，共写了廿六页，计两万两千多字，数量可算不少。但是没有从他的反党本质去分析问题，思想活动没作交代，完全是以第三者的身分，好像他是在批驳别的右派分子，满篇是“恶毒”、“谰言”、“别有用心”、“诬蔑”、“诽谤”等空洞辞句。
| | 数学科核心小组余祖逖
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分部反右办公室主任杨在知、副主任王功安
湖北师范专科学校（章）
1958.4.11. |
(3)结论书
陈斌战，共青团员，男，32岁，湖北沔阳人，汉族，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教员，专科毕业，现任武汉师专数学科助教，陈于1945年参加三青团担任过分队长（没有活动——见审干时的结论）。一般右派分子。
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次。
一、主要右派言行：
1、诬蔑党组织，攻击党的领导：陈说：“19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1953年以后共产党腐化变质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真见鬼，对某些党员来说，可以说是特殊腐朽材料制成的。”“储安平真有板眼，敢向大和尚（指毛主席）提意见。”
“发展党员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不考虑对社会主义有无贡献。跟□□接近就可以入党入团”，“朝里无人莫做官。”“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标准，但事实上是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
2、仇恨党，破坏党群关系：陈说：“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19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陈造谣说：“我校领导在各科都布置有据点，数学科的据点就是我，但现在这个据点已不是我了。”“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党员犯错误积极分子不谈，限于组织观念，中间分子不谈，落后分子不敢谈，因此党员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
3、攻击党的政策：陈说：“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尊敬。”“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呢？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像高明义（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按劳取酬做得不好，老板（指共产党）说好，就多给几个。”“拿钱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钱少的人反做事最多。”“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
4、攻击民主集中制：陈说：“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
三、反右斗争后的态度：
在第一、二次检讨时，未交代具体材料，只替自己扣了些大帽子。最后的书面检讨，共写了贰万贰千多字，完全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批驳别的右派分子的谰调。并认为自己之所以划为右派分子是由于群众关系不好，与右派分子王言伦，程逵等人接近，无悔改诚意。
四、处理意见：
情节严重，无悔改诚意，本应从严处理，但身体不好（有肺病）根据中央关于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第三条精神应给予：
1、撤消助教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作八级资料员每月给50元。
2、开除其团籍。
武汉师专分部反右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4) 右派分子定案结论书
1957年10月 日
姓名 陈斌战 性别 男 年龄 32
家庭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教员 文化程度 专科毕业
参加工作年月 1951.8.
籍贯 湖北省沔阳县（市）二区 现任职务 助教
党派关系 1950年2月青年团
家庭直系亲属政治面貌：
父亲：陈运五（46年死）曾任伪保长堤董等职，一贯欺压人民。
母亲：地主婆
爱人：赵淑媛共青团员，现在师专工作
弟弟：瑞蛟在乡生产
本人历史上的主要问题及政治态度：1945年在沔中任过三青团分队长。参加过封建组织——兄弟会（计三个）。
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主要社会关系政治面貌：
付少平 小同乡 工商业兼地主，思想顽固
张怀顺 父亲的朋友 地主，在家劳动改造
朱炳庭 表兄 不法商人，在金水闸劳改
汪贻振 恶霸地主 已镇压
付乃诚 同学 商人，思想模糊
结论
（一）整风前的表现：解放前是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一共参加了三个兄弟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解放后他家庭划为地主，其弟不服，乃给他写信，他对家庭罪恶事实，不但不予揭发，反而写信给区乡人民政府为其辩护，并威胁农民及区干部。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鸣放前工作一贯不踏实，伪装积极，没有很好的执行党对高等学校的政策，好大喜功，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使党、团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二）鸣放中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I）诬蔑党组织诋毁党的领导：不止一次的说：“19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1953年以后共产党腐化变质了”，当报上登载了程千帆、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反共谬论后，他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又说：“如果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有些党员应该说是特殊的腐朽材料制成的。”
（II）诬蔑党的发展工作：他说：“党的发展工作是有偏差的……有人说党的发展党员是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而不考虑对社会主义有无贡献，有些人发展了只是因为和某些人接近发展了。”“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的标准，但事实上是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在组织发展方面，完全从好恶出发。”还狂妄的说：“我的条件是早已够了的，之所以不能入党，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搞的不好的缘故。”又说：“在这个学校，如果不与他们把关系搞好，你就休想入党。”
（III）攻击党的政策：他说：“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呢？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在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又说：“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
（IV）诬蔑干部：诬蔑干部为“贵族”，他说：“培养小贵族的学校可以取消”（指干部子弟学校）。又说：“像高明义（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还说：“高明义同志主要是工作能力问题，不是光检讨能了事的，”依照他的意见是要马上撤职。
（V）攻击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又说：“选优秀教师是用行政命令包办，团内布置用组织压力来选。”
（VI）破坏党群关系：他说：“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党员犯错误积极分子不谈，限于组织观念，中间分子不谈，落后分子不敢谈，因此党员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还说：“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尊敬”，“党号召别人艰苦朴素，而对自己不是这样要求。”
（VII）攻击工资改革：他说：“时间不同了，雇佣观点产生了，是通过评级产生的，按劳取酬做得不好，老板说好，就多给几个。”“拿得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得少的人反做事最多。”
（VIII）敌视组织：“领导采用记账的方式是不好的，希望改变会计式的工作方式。”“我觉得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这就是组织上对我的态度。”还说：“19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痛苦的一年。”
（三）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和态度：反右斗争开始后，见风使舵，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积极投入了斗争，也揭发了一些材料，上期快结束时为了进一步帮助他认识错误，在全科对他进行了重点批判，思想上是抵触的，暑期团内鉴定时抵触情绪更大。为了逃避斗争，急于赶办离校手续，企图混过关去，本期开学后，群众一再要求把他从北京要回来，当他接到电报后，迟迟不归，回校后又不即时向核心小组及学校报到，有意拖延时间，企图混关。在第一次检讨时空洞贫乏，写了廿七条，既无思想活动，又无具体内容，第二次检讨时空洞的扣了些大帽子，没有涉及到思想本质。在他最后写的书面检讨中也可看出他是很不老实的，毫勿悔改诚意，共写了廿六页，计贰万贰千多字，完全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好像他是在批驳别的右派分子，满篇是“恶毒”、“谰言”等空洞辞句。
（四）性质及原因以及处理意见：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陈斌战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他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攻击党的组织，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意的攻击党的领导人员，和攻击党的发展工作等，按其情节和一贯表现是一个一般右派分子。我们认为他在鸣放中向党猖狂进攻，不是偶然的，因他和党有着阶级仇恨。其次由于他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始而对党的个别同志个别组织不满，继而发展到对整个党刻骨仇恨，因此我们认为他的反党除有阶级仇恨外，是与他的严重的个人主义分不开的。
(5)右派分子登记表
姓名 陈斌战 性别 男 年龄 32 籍贯 湖北沔阳 民族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个人成份 教员 现在何单位任何职务 师专数学科助教
现在的党派关系 共青团员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 1951.8.
与右派分子思想发展有关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1945年冬在沔中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没有活动）加入过封建组织——兄弟会
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受团内警告处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
（I）诬蔑党组织诋毁党的领导：不止一次的说：“19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1953年以后共产党腐化了。”“如果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有些党员应该说是特殊的腐朽材料制成的。”“发展党员是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而不是考虑对社会主义有无贡献，有些人发展了只是因为和某些人接近发展了。”“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的标准，但事实上是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在发展组织方面完全是从好恶出发。”
（II）攻击党的政策：“使用干部首先是考虑听话不听话，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工作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
（III）攻击民主集中制：“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好像是假民主。”“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选优秀教师用行政命令来包办，团内布置用组织压力选出来。”
（IV）破坏党群关系：“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党员犯错误积极分子不谈，限于组织观念，中间分子不得谈，落后不敢谈，因此党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的尊敬。”“把别人当客人，只有共产党人才是主人。”“党员犯错误，党不提成见，而一般人则不然，落后就一辈子落后。”“党号召别人艰苦朴素，而对自己不是这样要求。”“党员存在有宗派主义情绪，党员之间谈知心话，而不和其它人谈知心话，我们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党员就偏袒，不承认还加以解释。”“学校宗派主义情绪严重，自上而下领导只听那些积极分子的话，党员只认为自己是当家作主的。”
（V）攻击工资改革：“时间不同了，雇佣观点产生了，严重得多了，是通过评级产生的，按劳取酬是做得不好的，老板说好就多给几个，凭才大家都没有著作。”
斗争次数（包括小型大型全校性的）
一般右派或极右 一般右派
类型
组织意见
核心小组意见
党委意见
(6)右派分子陈斌战系统材料
（一）历史及有关情况：陈斌战 男 现年32岁，湖北沔阳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教员，汉族，1951年在湖北省教育学院数学专修科毕业，同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现任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科助教。共青团员。
1）家庭情况：解放前家有田地56亩6分，完全靠雇工耕种，父亲陈运五（1946年死去了）只是指挥生产，并任伪保长，堤董等职，一贯欺压剥削农民。解放后为了逃避负担，降低成分，分散财产，并与其弟陈瑞蛟假分家，典当出卖田12.9亩，逼租夺佃，收买农会干部，（赠田5亩）秋征时划为中农，后经群众揭发，划为地主成分。家有母亲，弟弟，弟媳，侄儿，爱人，女孩，共七人，爱人赵淑媛，在武汉体专任教员，由他负担生活者1人，沔阳尚存房屋1栋。
2）主要学习经历：
1945—1946 沔阳仙桃县中学习
1946.8—1948.6 武昌大江中学学习
1948.6—8 （汉口）大夹街作家庭教师（朱丙庭，不法商人，现劳改）
1948.8—1949.8 武昌大江中学任事务员
1949.8—9 沔阳彭场师训班学习
1949.10—1951.8 湖北省教育学院学习
1951.8—1952.10 湖北省教育学院数学科任助教
1952.10—1954.7 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数学科任助教
1954—现在，湖北师专数学科任助教
3）历史上的主要问题：
1945冬在沔中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没有活动——见审干结论）。参加过封建帮会组织（共三个）兄弟会等。
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4）主要社会关系：
付少平 小同乡 工商业兼地主 思想顽固
张怀顺 父亲的朋友 地主 在家劳动改造
朱炳庭 表兄 不法商人在金水闸农场劳动改造
汪贻振 恶霸地主已镇压
付乃诚 同学 商人 思想模糊
（二）整风前的表现（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及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
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前是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一共参加过三个兄弟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解放后他家庭划为地主，其弟不服，乃给陈斌战写信，企图顽抗，陈对于家庭罪恶事实不但不予揭发，反而写信给区、乡人民政府为其家庭辩护，说：“陈瑞蛟（弟弟）确实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忠实勤劳者，是典型的农民，不合地主成分……”并以青年团，中南土改委员会特约宣传员，及已报名参干等来威胁农民及区干部，同时歪曲事实说：“是取得校团委负责同志的同意后才给区政府写信。”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鸣放中的具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I）诬蔑党组织、诋毁党的领导：
1）不止一次的说：“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53年以后的共产党腐化了”鸣放时也在小组会上放过。（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发言，向举中揭发5：30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本人承认）
2）当报上登载了程千帆，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后，到处宣扬，兴风作浪，他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真见鬼。”“储安平真有板眼，敢向大和尚提意见。”（向举中同志揭发，本人承认）
对马从杰先生说过：“如果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有些党员应该说是特殊的腐朽材料制成的。”（马先生揭发，本人承认）
3）当文汇报登载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错误消息时，他大为欣赏，叫别人看，在晚饭后还和许多人一起谈论这事情。（肖競择揭发）
3）诬蔑党的发展工作：
①在发展组织方面完全从好恶出发。“李海如从不交团费，这显然是组织观点不强，可是他对彭月华（团委书记，党员）唯唯诺诺”，意指李的入党是因为他对彭同志唯唯诺诺。（余祖逖，文渊证明，5.28.在小组会上放的）
②“党的发展是有偏差的，有些是群众认为好的，但有些是条件不够的，群众是不满的，这是错误，有人说发展党员是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而不考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无贡献。有些人发展了，只是因为和某些人接近发展了。”（按：某些人指的是党的负责同志，张启后，向举中揭发）
“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标准，但事实上是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以上谈话是5.29.在共青团召开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放的）（张启后向举中证明）
③他说：“据同学们谈跟XX接近就可以入团入党，宗派主义特别严重，学生中发展的几个党员很不好，能够跟谁接近不管你表现多少，就可以入党，群众很大的反感，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利，也可以入党，发展党员的能力很差，而党发展了，朝里无人不做官。”（5.20.在数、理、化及体等合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④对入党问题狂妄的诋毁党组织，他说：“在这个学校里不与某些人把关系搞好就休想入党，其实我的条件早就具备了，就是与他们的关系搞得不好。”（按：他们指党的负责同志）（向举中同志揭发，本人承认）要求入党要多接近党员而党员坐在那里等群众，我主动争取谈了十次，而党员一次主动都没有（张启后向举中揭发）
（II）攻击党的政策：
1）干部政策：5.28.在会上说：“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5.28.在小组会上放的）（余祖逖、文渊证明）
“在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5.20.在数、理、化、体等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2）物价政策：5.30.在小组会上他说：“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挑拨农民和党的关系。（5.30.小组会上的发言）。
（III）诬蔑干部：
1）诬蔑干部为“贵族”，他说：“干部子弟学校是培养小贵族的学校，不但要取消而且要立刻取消。”（指干部子弟学校）“我们学校的于校长的小孩在子弟学校就是打骂老师（科内小组鸣放会吴瑞生、张子秀证明）”
2）鄙视工农干部：他说：“像高明义（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吴瑞生、周玉祥、张子秀证明，青年座谈会上发言）。
在一次工改及福金使用等问题的座谈会上他说：“高明义同志主要是工作能力问题，不是光检讨能了事的，”依照他的意见是要立即撤换高主任。
（IV）攻击民主集中制：
他说：“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好像是假民主。”（5.28.在小组会上放的）当坏分子利用“民主”来争权时，他也为之叫嚣说：“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又说：“选优秀教师用行政命令来包办，团内布置用组织压力来选，效果不好，有人不同意廖主任（物理科主任）被选，岑叶森（物理科助教）也反对，就说岑叶森组织观点不强。”（按：以上完全是歪曲事实）（5.20.在数、理、化、体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
（V）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在群众中煽动破坏党群关系：他说：
1)“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余祖逖文渊证明）（5.28.小组会上的发言）
2）“党员犯了错误，积极分子不谈，限于组织观念，落后分子不得谈，中间分子不敢谈，各人自扫门前雪，因此党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3）“王楚林（党员）入党后怕露出了自由主义，硬是不理人，装作一个党员样子。”（同上会议）
4）“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尊敬。”（同上）
5）“不是党员就休想当工会主席。”“物理科所以能评上王楚林、彭月华为优秀教师，是因为他们是党员。”（青年座谈会上发言，周玉祥、吴鸣岗揭发）
6）“把别人（党外人士）都当客人，只有共产党人才是主人，这是不信任群众。”（工改、福金等问题的座谈会上放的）（余祖逖、文渊证明）
7）“有些党员有问题，可是党不抱成见，而一般人则不然，落后就一辈子落后。”（同上注）
8）“每次工资改革都强调指标问题，而实际上有些人偏高，按规定学习期间不晋级，而王建平（办公室主任、党员）一回来就提了一级，每天工作清闲，陈贤章（行政班主任、党员）的待遇也提高不少，武大边放边改中就对不合理的进行了调整，我校何以不改呢？这是党的宗派主义，党号召别人艰苦朴素，而对自己呢？不是这样要求，补助金不合理，领导包办，王建平一年补助了四次。”（6.11.在联组会上放的。）
9）“党员存在有宗派主义情绪，党员之间谈知心话，而不和其它人谈知心话，当我们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时，党员则包袒，不承认，还加以解释，因此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顾虑。”（5.29.在共青团主持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张启后、向举中证明）
（VI）攻击工资改革：他说：“时间不同了，雇佣观点产生了，严重得多了，是通过评级产生的，按劳取酬是做得不好的，老板说好就多给几个，如果说凭才，大家都没有著作。”（5.29.在共青团主持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说的）（张启后、向举中证明）
又说：“拿钱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钱少的人做事最多”诬蔑按劳取酬原则。（5.30.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余祖逖、文渊揭发）
“学校行政干部工资评得高，还不是杨校长送人情”（刘虞风揭发）
（VII）敌视党团组织：
1）“学校宗派主义情绪是严重的，自上而下领导只听那些积极分子的话，我们学校的党员，只认为自己是当家作主的。”（余祖逖、文渊证明）（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2）“领导采用记账的方式是不好的，希望改变会计式的工作方式。”（按：指对他的缺点进行帮助时，为了使他更好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列举出的事实）（同上会议的发言余祖逖、文渊证明）
3）“当要用你的时候就用，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我觉得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在工改，福金等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余祖逖、文渊证明）
4）“19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余祖逖、文渊证明）他为什么难过，为什么痛苦呢？同志们给他分析有三个原因：
a）由于评薪晋级过程中的严重个人主义闹情绪，不满组织受到了团组织和同志们的严肃批评。
b）由于他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政治觉悟不高，党组织没有发展他，而与他同时在我校工作的几个同志大部分入党了，但他总认为别人的条件没有他好。
c）由于严重的自高自大，群众关系不好，和自由主义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
（四）鸣放及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和态度：
鸣放中陈斌战是很活跃的人物，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时候，除配合作战外，还积极组织和争取科内教师在大字报上签名（当然大字报的内容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向党提意见）并和参与写了反党大对联——三要三反（要经费、要扩建我们一致要求改为师范学院。反外行领导、反官僚主义、反孟付省长的宗派主义）对于反对外行领导特别感兴趣，他说：“这既反对了教育厅的外行领导，同时也反对了学校的外行领导，真是一箭双雕。”以后又怕群众放到他头上来了，当有人提出党在各科都安有“据点”时，自作证人，承认他是我科的“据点”，并说“前两年是我，不过目前已不是我了。”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诬蔑学校党组织，过去找比较积极的同志了解情况是一种特务活动。鸣放中在科内对党小组和党员同志施加压力，说“党员对放不积极，他们不搞我们也不搞了。”企图进行挖心战，从内部来攻击党。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向右派分子程逵去作检讨，程认为机会来了，便问他：“你过去在科内为什么有那大的权力，哪些权力是你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给你的，你应一一交代。”（检讨内容尚未弄清楚）。对于党所提出的“边放边改”方针，也在群众中进行挑拨，如说：“边放边改领导上还未拿出东西来。”“学委会的扩大是形式主义的”等，挑拨群众对党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见风驶舵，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积极投入了斗争，也揭发了一些材料，前后对比，不难理解他的动机。上学期快结束时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教育他，在全科对他进行了重点批判，但在思想上是抵触的，并未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表现在到北京后寄回来的检讨）。暑期鉴定时，（因到北师大进修，团内对他进行鉴定）百般狡辩、抵触情绪更大，对于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多方进行解释，推卸责任，说“这点不是他说的，那点是听别人说的，这点是他们体会有错误，那点只是提出来研讨。”态度很不老实。
为了逃避斗争，暑期急于赶办离校手续，想把这一关混过去，本期开学后，群众一再要求要把他从北京追回来，当他接到学校的电报后，又迟迟不归（10.25.接到电报，直到28号才启程）。回校后又不即时向核心小组和学校行政报到，有意拖延时间，企图滑过去。在第一次检讨时，空洞贫乏，写了27条，既无思想活动，又无具体内容。第二次检讨时，空空戴了一些大帽子，没有涉及到思想本质。在他最后写的书面检讨中也可看出他是很不老实的，毫勿悔改诚意，共写了26页，计两万贰千多字，数量可算不少，但是没有从他的反党本质去分析问题，思想活动没作交代，完全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好像他是在批驳别的右派分子，满篇是“恶毒”、“谰言”、“别有用心”、“诬蔑”、“诽谤”等空洞辞句。
(7)右派分子陈斌战定案结论书
陈斌战，共青团员，32岁，湖北沔阳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教员，现任本校数学科助教，一般右派分子。
（一）历史上的主要问题：
解放前是学生，在中学念书时先后参加过三个兄弟会，1945年在沔中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1950年他家庭被划为地主成份，他曾写信给区乡干部为家庭辩护，并藉自己是青年团员，中南土改委员会特约宣传员及已报名参干来威胁区乡干部，在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二）主要右派言行
1、诬蔑党组织诋毁党的领导：他说：“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53年以后腐化变质了”当报纸登载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错误消息及储安平、程千帆等的反党谬论后，他非常欣赏，广泛的与周围的人谈论，并评论：“储安平真有板眼，敢向大和尚提意见”，“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吗？真见鬼！对某些党员来说，只可以说是特殊腐朽材料制成的”，在科内小组鸣放会上，当有人因认识模糊提出“我校领导在各科都布置有据点”时，他说：“数学科的据点就是我，但现在已不是我了”造成会场上对校领导的愤怒气氛，他还说过“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不是党员就休想当工会主席”等语，诬蔑校党组织，破坏党群关系。
2、诬蔑党的发展工作：他说：“有人说发展党员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而不考虑对社会主义有无贡献”，“据同学们谈跟XX接近就可以入党入团，宗派主义特别严重，能够跟谁接近不管你表现多少就可以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利也可以发展……朝里无人莫做官”，“要求入党要多接近党员，而党员坐在那里等群众，我主动争取谈了十次，而党员一次主动都没有”，“我的条件是早够了的，之所以不能入党，是因为我与他们的关系搞得不好。”
3、诋毁党的干部政策，鄙视老干部和党员：他说：“在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就是好干部”，“特别是一些不能够胜任工作的老干部如高明义（本校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本校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等人，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休息，把他们的工作留给能干的人去作”，他还称我们的干部为“贵族”，说“培养小贵族的学校，不但要取消而且要立即取消。”
4、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除在座谈会上，谈话中发表过上述重要反党言论外还积极找科内教师在反动的大字报（内容是反团委书记彭月华、反迁校及丑化高明义、孟宪章等党员行政干部）上签名，当科内党员教师因不了解情况而未签名时，他说：“党员对放不积极，他们不搞我们也不搞了”并质问邓翠琳（党员教师）为什么不签名，对党员施加压力，在孟付省长来校前夕，他积极鼓动和参与写挑拨性的反党大对联（要经费、要扩建，我们一致要求改为师范学院，反外行领导，反官僚主义，反孟付省长的宗派主义）并说“反外行领导是既反了教育厅的外行领导，同时也反了学校的外行领导，真是一箭双雕”还在群众中说：“边放边改领导上还未拿出东西来”，“学委会的扩大是形式主义的，挑拨群众对党不满。”
5、1957年整团时，同志们对他提了许多意见，在支部会上他曾痛哭流涕的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愿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缺点”，鸣放时，却公开的说：“整团时对我提的意见我一点也不接受”，“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
（三）反右斗争中的表现
反右开始，见风转舵，投入了斗争，并揭发了我科右派分子程逵的反党的重要材料（如“党在肃反把民主党派当敌人看待”，“党对知识分子只使用不培养，我们是过渡时期的人，只完成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将来所培养的新的知识分子成长后对这批旧知识分子就要一脚踢开”，“在我校各种机构给民主党员的席位只是一种形式，不过是■子的■杂，是个摆饰”等）但在全科对他进行重点批判时，思想上有抵触，暑期团内鉴定，抵触情绪更大，把错误一概推之客观原因，本期开学他已到北师大进修，群众一致要求他从北京回来进行交待，他接到电报迟迟不归，回校后又不即时向科核心小组及学校报到，主动认识错误，交待问题，第一次检讨时空洞贫乏，既无思想活动也无具体内容，第二次检讨，对具体内容有了交待但未涉及思想本质，最后一次书面检讨仍如此，好像是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最后仍认为所以被划为右派是因为群众关系不好，及与程逵王言伦等右派分子接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差，有企图翻案表现，在劳动态度上尚好，根据以上情况，他有悔改表现，对错误认识差。
（四）处理意见
1、反右斗争开始，投入了反右斗争，检查了我科右派分子程逵的重要材料。
2、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很差，有企图抵赖表现（如检讨书上缺乏思想活动，未涉及思想本质，认为被划为右派是由于群众关系不好，及与右派分子程逵王言伦接近。）
3、在劳动态度上表现尚好。
表示愿意悔改，但检讨作得很差。
（四）处理意见
(8) 陈斌战的右派言行
陈斌战，男，现年32岁，沔阳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教员。1951年在湖北省教育学院数学专修科毕业，毕业后留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湖北师专前身）数学科担任助教工作，一直到57.8.（现在北师大进修）。作风一贯恶劣，态度极不谦虚，群众关系很坏，鸣放运动中害怕群众放他，企图讨好群众，表白自己，再加上入党问题没有解决及历来的评薪晋级没有满足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欲望，对党和组织心怀不满，藉鸣放之机，兴风作浪，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惟恐天下不乱，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到处串门，并大肆宣扬右派分子储安平程千帆等的反党谬论，严重丧失立场，兹将其材料分述于下：
（一）诬蔑党的组织诋毁党的领导：
他曾不止一次的说：“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53年以后共产党腐化了”（5.30.下午小组会上也曾说过此话），并扮出以农民利益代表者的身分为农民“抱屈”的说：“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5.30.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来挑起农民对党的不满。诬蔑我们的干部为“贵族”，他说：“培养小贵族的学校可以取消”（指干部子弟学校）（5.30.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对于工农干部他也是一种鄙视的态度，曾说：“像高明义（党员，总务主任，转业军人）孟宪章（党员，转业军人，总务科长）等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在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余祖逖、邓翠林同志证明）意思是说，这类人只能消干饭。并提出：“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考虑干部是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5.28.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当报上登载了储安平程千帆等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后，欣欣然为之煽火，到处宣传：“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余祖逖，向举中同志证明）“储安平对‘大和尚’敢提意见真行。”（向举中同志证明）在省委来我校开座谈会的前夕，他是写“三要三反”对联的积极策划人之一，（三要指：要经费、要扩建，我们一致要求改为师范学院。三反指：反官僚主义，反外行领导，反孟付省长（中原大学派）的宗派主义）（吴鸣冈向举中余祖逖等同志证明），并对反外行领导特感兴趣，他说：“这既反对了教育厅的外行领导，同时也反对了学校的外行领导，这真是一箭双雕。”（写对联时在文渊同志房里说的）。同情反革命诬蔑肃反运动，他说熊辉（华中师院教工）在肃反运动中自杀是华师的宗派主义造成的（熊肃反时畏罪自杀），并说：“华中师院的肃反搞得糟糕”。（崔运昌证明）
对于党的领导它是一种敌视的态度，5.28.下午小组会上他说：“不是党员就休想当工会主席”，并说：“王楚林同志（党员，盟员）担任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有人有意见”以此来挑起会员对工会组织，盟员对盟的组织的不满。对于学校在某些方面的缺点，不是采取善意的帮助的态度，而是带着讽刺的口吻来提“意见”比如在5.30.下午小组会上他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肝胆俱全，这说明了他的腐朽。”
（二）由于入党，和历来的评薪晋级没有满足个人欲望，产生对党团组织的敌视：
他说：“19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在一次工资改革等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难过”，为什么“痛苦”呢？
1）由于评薪晋级过程中严重的个人主义闹情绪，不满组织受到了团组织和同志的帮助。
2）由于他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政治觉悟不够，党组织没有吸收他（和他同时在我校工作的同志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好，56年组织上发展了他们）。
3）由于严重的自高自大，好大喜功，自由主义等缺点受到了同志的批评。
因此在鸣放过程中他说：“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工资改革，福利金使用等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于组织给予他的帮助，满怀抵触情绪，他说：“领导采用记账的方式是不对的，会计式的工作方法应改变”（指对他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帮助时，为了更好的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列举出的事实）（5.28.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鸣放中有些坏分子利用“民主”来争权时，他也为之叫嚣，他说：“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5.28.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并诬蔑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5.28.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对于党群关系他竟恶毒的说：“有些党员犯了错误积极分子是不谈的，因为限于组织观点，中间分子不得谈，落后分子是不敢谈的。”（5.28.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从而推出党不能及时发现党员的错误。又说：“有些党员犯了错误，可是党不抱成见，而对一般人则不然，落后就一辈子落后。”（在一次工资改革，福利金使用等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为了讨好群众他说：“在鸣放中好像把我画在墙里面，但在评薪晋级问题上又把我圈在墙外面了”（同前会议的发言），对于入党问题狂妄的诋毁党组织他说：“我的条件是早已够了的，之所以不能入党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搞得不好的缘故。”（他们指党的负责同志）又说：“在这个学校如果不与XX等同志的关系搞好，你就休想入党。”（邓翠林、向举中同志证明）（XX等同志同前注）。对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也是不满意的，他毫无根据的说：“拿得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得少的人做事最多。”（5.30.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以此来为自己的级别鸣不平。
（三）鸣放中的态度：
陈在鸣放中显得很活跃，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除配合“作战”外，还在科内鼓动群众“放”，有时也故意挑起青年同志对党的不满，[例如：有些报告不让我们听，学生工作又为什么要青年人作呢？青年人在各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当华中师院右派分子的反党大字报贴出后，还邀约青年同志去看，并说：“华师已经放开了”。对于边放边改问题也极为不满，他说：“关于边放边改，领导上还未拿出东西来，比如人事制度问题，党的宗派主义情绪过分照顾某些党员”（5.30.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依照他的意见，是应该马上把这些党员撤职或者给予纪律处分，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他并且宣扬武大“改”的决心大，鸣放中有的党员级别降了……以此来说明我们学校只有放没有改，挑起群众对党不满。（余祖逖同志证明）。当党组织接受群众意见扩大学委会时，他说：“学委会的扩大是形式主义的，有些人仍是有职无权，事实上有些人是不能代表群众意见的，并不是群众所拥护的，学委会应包括普通助教员职员和工友”（5.30.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再次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学委会在鸣放时期对大字报的态度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对此他很不满，并对党员同志说：“你们不搞，我们也不搞了”（肖竞择、邓翠林、余祖逖同志证明）。
后来又怕群众放到他头上来了，因此他作了假证人，当有人说：“学校在各单位都安有“据点”时，他便自作“证人”，承认他是我科的“据点”，并说：“前两年是我，不过目前已不是我了”（在余祖逖同志房里开会时说的）。在鸣放初期我科有部分同志写出放彭月华同志（团委书记）的大字报，因新来的教师肖竞择（党员）邓翠林（党员）等同志对情况不了解，没有随声附和，在大字报上签名，他很不满意说：“党员对放不积极”，并对团支部书记XX说：“这样搞我们也不放了”，并说：“党员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大概是商量过的”（余祖逖同志证明），以后又到邓老师家里去质问他“为什么不签名？”并与邓老师发生争执，他说：“这就是宗派主义”（邓翠林同志证明），对张子秀同志（党员科秘书）的签名也不满意，说他写得不清楚，只怕别人认到了，点了个墨团（余祖逖吴鸣冈等同志证明），对党员和党的组织施加压力。当武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在武大听课回来也是宣传他们的“伟大”场面，说他们放得怎样“热闹”。
在学校斗争右派分子汪洋砰时，不参加大会，反而参加刘于风为右派分子王言伦辩护的“黑会”。
（四）接受意见的态度：
接受意见一贯不虚心，总认为别人是有意整他，对他提意见是吹毛求疵，57年初整团时，同志们对他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支部会上他好像很感动，痛哭流涕的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会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对我帮助，我愿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可是，在鸣放时，全部翻案，在会上公开宣称：“整团时对我提的意见，我一点也不承认”（在余祖逖同志房里开会时说的），在9.6.给他进行鉴定（团内）时对自己的错误仍未很好认识，反把责任都推之于客观，比如：“对据吴问题，我是被动的承认，对老干部的问题，我只是提出来商讨”等等。
附：
关于作风问题
由于他的作风一贯恶劣，以致全科教师对他非常不满，不敢送他出去进修，恐怕他进修回来更目空一切。去年评薪时，竟与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从事卅余年教学工作的老教师陈化员较量，他说：“我的级别最多只能比陈化员先生低一级，陈化员先生能高我一级并不是别的，只是他的年纪比我大，资历比我好。”当科行政打算推荐他到西南师院进修时，他竟无耻的说：“是我去教他们还是他们教我呢？”平时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言行还很多，难以列举，仅此二例足可见陈斌战狂妄之程度矣。
严重的自由主义。他喜欢打听消息，也喜欢作小广播，因此有人讽刺他，赐给他为“灵通社社长”的称号。
(9) 右派分子陈斌战的定案材料
1957.11.5.
（一）陈斌战，男，现年32岁，湖北沔阳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教员，汉族，1951年在湖北省教育学院数学专修科毕业，同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现任武汉师专数学科任助教，共青团员。
（二）与右派分子思想发展有关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1945年冬在沔中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没有活动）。封建组织——兄弟会等。
1950年因包庇地主家庭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I）诬蔑党组织诋毁党的领导：
1）不止一次的说：“53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53年以后的共产党腐化了。”鸣放时也在小组会上放过。（5.30.下午2：30在小组会上说的）
2）当报上登载了程千帆、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后，到处宣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昨天是群众，今天一入党就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了吗。”“储安平对大和尚敢提意见，真行。”（向举中同志揭发）
对马从杰先生说过：“如果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有些党员应该说是特殊的腐朽材料制成的。”（马从杰先生揭发）
3）诬蔑党的发展工作：
①李海如从不交团费，这显然是组织观点不强，可是他对彭月华（团委书记，党员）唯唯诺诺，意指李同志入党是因为他对彭同志唯唯诺诺。（这是5.28.在小组会上放的）
②党的发展是有偏差的，有些是群众认为好的，但有些是条件不够的，群众是不满的，有人说党发展党员是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而不考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无贡献，有些人发展了，只是因为和某些人接近发展了。
入党也有机会主义，党是唯物的，有一定标准，但事实上个人决定组织，有唯心的东西。（5.29.在共青团召开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放的）
“在发展组织方面完全从好恶出发”。（5.28.下午在小组会上放的）
③据同学们谈，跟XX接近就可以入党入团，宗派主义特别严重，学生中发展的几个党员很不好，能够跟谁接近，不管你表现多少就可以入党，群众很大的反感，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利，也可以入党，发展党员的能力很差，而党发展了，朝里无人不做官。（5.20.在物理、数学、化学及体等合开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
④对于入党问题狂妄的诋毁党组织，他说：“我的条件是早已够了的，之所以不能入党，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搞得不好的缘故”，又说：“在这个学校如果不与他们搞好关系，你就休想入党。”（证明：“他们”指党的负责同志）（向举中揭发）
（II）攻击党的政策：
1）干部政策：5.28.他在会上说：“是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德，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5.28.在小组会上放的）
使用干部方面，首先考虑的党龄是否长，而不是考虑是否有能力，提拔干部是行政问题不是党内问题。（5.20.在数、体、化、理等联合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
2）物价政策：5.30.在小组会上他说：“粮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5.30.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III）诬蔑干部：
1）诬蔑干部为“贵族”，他说“培养小贵族的学校可以取消”。（指干部子弟学校）（5.30.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2）鄙视工农干部：他说：“像高明义（总务主任，党员，转业军人）孟宪章（总务科长，党员，转业军人）这一类的老干部，国家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钱，把他们集中养起来，他们的工作让给那些能干的人去作。”（XX同志揭发）
在一次工资改革福金使用等问题座谈会上，他说：“高明义同志（总务主任）主要是工作能力问题，不是光检讨能了事的，依照他的意见是要把高主任马上撤掉。”（在工资改革福利金使用等问题的座谈会上他说的）
（IV）攻击民主集中制：
他说：“我们学校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好像是假民主。”（5.28.下午在小组会上放的）
当坏分子利用“民主”来争权时，他也为之叫嚣，说：“不要把群众要求当家作主，混为是“争权”，党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叫群众如何当家作主呢？”（5.28.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
选优秀教师用行政命令来包办，团内布置团组织压力选出来，效果不好，有人不同意廖主任（物理科主任）被选，岑叶森（物理科助教，团员）也反对，就说岑叶森组织观点不强。（5.20.下午在物理、数学、化学及体等合开的座谈会上放的）
（V）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在群众中煽动、破坏党群关系：他说：
1）我们学校只信任党员，不信任群众。（5.28.在小组会上说的）
2）“党员犯错误积极分子不谈，限于组织观念，落后分子不得谈，中间分子也不敢谈，各人自扫门前雪，因此党的错误不能及时发现。”（5.28.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3）王楚林入党后怕露出了自由主义，硬是不理人，装作一个党员样子。（5.28.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4）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的尊敬。（5.28.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5）不是党员就休想当工会主席。（同上）
6）把别人（党外人士）都当客人，只有共产党人才是主人，这是不相信群众。（在一次工资改革福金使用等问题上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7）有些党员有问题，可是党不抱成见，而一般人则不然，落后则一辈子落后。（同上会议）
8）每次工资改革都强调指标问题，而实际上有些人偏高，按规定学习期间不晋级，而王建平（办公室主任，党员）一回来就提了一级，每天工作很清闲，陈贤章（行政班主任，党员）的待遇也提高不少，武大边放边改中就对不合理的进行了调整，我校何以不改呢？这是党的宗派主义，党号召党外人艰苦朴素，而对自己呢？不是这样要求。补助金不合理，领导包办，王建平一年补助了四次。（6.11.在联组会议上放的）
9）党员存在有宗派主义情绪，党员之间谈知心话，而不和其它人谈知心话。我们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党员则偏袒，不承认，还加以解释，因此产生一些不安的顾虑。（5.29.共青团主持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说的）
（VI）攻击工资改革：
时间不同了，雇佣观点产生了，严重得多了，是通过评级产生的，按劳取酬是做得不好的，老板说好就多给几个，如果说凭“才”，大家都没有著作。（5.29.在共青团主持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说的）
“拿钱多的人是不做事的人，拿得少的人做事最多。”诬蔑按劳取酬原则。（5.30.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VII）敌视党团组织：
1）“学校宗派主义情绪是严重的，自上而下领导只听那些积极分子的话，我们学校的党员只认为自己是当家作主的。”（5.28.的发言）
2）“领导采用记账的方式是不好的，希望改变会计式的工作方式”，指对他的缺点进行帮助时，为了使他更好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列举出的事实。（5.28.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3）当要用你的时候就用，“使用——挨批评——自我检讨”，我觉得这就是党对我的态度。（在工资改革福金使用等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4）“56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他为什么难过，又为什么痛苦呢？同志们给他分析有三个原因：
（1）由于评薪晋级过程中的严重个人主义，闹情绪，不满组织受到了团组织和同志们的严肃批评。
（2）由于他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政治觉悟不高，党组织没有发展他。（和他同时在我校工作的几个同志，56年大部分入党了）
（3）由于严重的自高自大，群众关系不好，和自由主义受到了同志的批评。
（四）鸣放及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和态度：
鸣放中陈斌战是很活跃的人物，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除配合作战外，还积极组织和争取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当然大字报的内容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向党提意见）并策划和参与写了反党大对联三要三反（三要，要经费，要扩建，我们一致要求改为师范学院，反外行领导，反官僚主义，反孟付省长的宗派主义）并对反外行领导特感兴趣，他说这既反对了教育厅的外行领导，同时也反对了学校的外行领导，这真是一箭双雕，后来怕群众放到他头上来了，因此作了假证人，有人提出党在各科都安有据点时，自作证人，承认他是我科的据点，并说前两年是我，不过目前不是我了。在科内对党小组和党员施加压力，说讽刺话，歪曲事实，说他们对放不积极，党员不搞我们也不搞了。企图进行挖心战，从内部来攻击党，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找右派分子程逵作检讨，因此程逵认为机会来了，便追问他：“你过去在科内为什么有那大的权利，那些权利是你自己的，那些是别人给你的，你应一一交代”。对于党所提出的“边放边改”方针，也在群众中进行挑拨，如说：“边放边改领导上还未拿出东西来”，“学委会的扩大是形式主义的”等等，挑拨群众对党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见风驶舵，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积极（？）投入了斗争，也揭发了一些材料，前后对比起来看，（鸣放时怕群众放他，积极向党进攻）不难理解他的动机了。上学期快结束时，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教育他，在全科对他进行了重点批判，但思想上是有抵触情绪的，并未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表现在暑期到北京后写来的检讨）。暑期鉴定时，百般狡辩、抵触情绪更大，对于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多方进行解释、推卸责任，说“这点不是他说的，那点是听别人说的，这点是你们体会有错误，那点只是提出来研讨”，态度很不老实。
为了逃避斗争，急于赶办手续离校，想把这一关混过去，本期开学后，群众一再要求要把他调回来，当他接到电报后，又迟迟不归，回校后又不及时向核心小组和学校行政报到，有意拖延时间，企图滑过去。在第一次检讨时，空洞贫乏写了廿七条，既无思想活动又无具体内容，第二次检讨时，空空戴了一些大帽子，没有涉及到反党本质。
在他最后写的书面检讨也是很不老实的，共写了廿六页，计两万贰千多字，数量可算不少，但是没有从他的反党本质去分析问题，思想活动没作交代，完全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好像他是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满篇是“恶毒”、“谰言”、“别有用心”、“诬蔑”、“诽谤”等空洞辞句。
（五）问题的性质、原因及处理意见：
从以上材料来看，右派分子陈斌战和其它右派分子一样，他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攻击党的组织，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意的攻击党的领导人员和攻击党的发展工作。
我们认为陈斌战在鸣放中的向党猖狂进攻不是偶然的，是由来已久的，因他和党有着阶级仇恨（1951.土改时家庭划为地主，积极为其辩护，说他弟弟是勤勤恳恳的忠实的劳动者，是典型的农民，不合地主成分），其次由于他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评薪晋级），始而对党的个别同志、个别组织不满，继而发展到对整个党刻骨仇恨，因此我们认为他的反党除有阶级仇恨外，是与他的严重的个人主义分不开的。
根据以上一系列的事实，陈斌战已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是团的叛徒，是阶级异己分子，根据一贯表现来看，伪装积极，不认真贯彻上级党委决定，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在科内造成严重不团结的现象，使老年知识分子和党有一定的隔阂，至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此外陈斌战作风也是恶劣的，为人极不正派，严重的自高自大，使团在群众中的威信遭受了很大损失。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们支委会建议开除他的团籍。
（四）鸣放及反右斗争的表现：
鸣放中陈斌战异常活跃，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除配合作战外，还在科内鼓动青年同志“放”说，有些报告不让我们听，可是学生工作又为什么要我们作呢。青年人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当华师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闹得最凶的时候还邀约青年同志去看，并说“华师已经放开了”。对于边改问题他也极为不满，说“关于边放边改领导上还未拿出东西来，党的宗派主义情绪严重，过分照顾某些党员”（5.20.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且宣扬武大的鸣放情况，当党组织接受群众意见扩大学委会时，他又再次挑拨说：“学委会的扩大是形式主义的”（5.30.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鸣放中期害怕群众放他，他作假证人承认他是我科“据点”。科内部分教师写出放彭月华同志（团委书记）的大字报时，因为新来的几个党员教师不了解情况没有签名，他很不满意，要挟党小组，说他们对放不积极，他们不搞我们也不搞了。
反右斗争开始后，尚能揭发右派分子的一些材料，但对自己的反党罪行缺乏认识，态度不够老实，第一次检讨时，空洞贫乏，第二次只戴了几顶大帽子，没有从他的反党本质去分析问题。
按一贯表现，应划为一般右派。
（五）结论及处理意见：
陈斌战的对党不满，对组织不满，不是偶然的，从师专成立以来，无时无刻不在闹个人主义，发牢骚，说怪话，鸣放中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歪曲事实，对党进行诬蔑和攻击。
建议：
①团组织开除他的团籍。
②行政上停止他在北师大的进修。
(10) 陈斌战
解放前家有田地56亩6分，完全靠雇工耕种，父亲陈运五（已死46年）只是指挥生产，并任伪保长堤董等职，一贯欺压剥削农民。
解放后为了逃避负担，降低成分，分散财产，并与其弟陈瑞蛟假分家，典当出卖田12亩9分，逼租夺佃，收买农会干部（赠田5亩），秋征时划为中农，其弟趁机钻入农会，后经人揭发以上罪恶事实，经农民讨论，政府批准划为地主成分。其弟不服，乃给陈斌战写信，企图顽抗，陈斌战对于家庭罪恶事实不但不予揭发，反而写信给区乡人民政府为其家庭辩护，说“陈瑞蛟（他弟弟）确实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忠实勤劳者，是典型的农民，不合地主成分……”并且以青年团，中南土改委员会特约宣传员，已报名参干等来威胁农民及区干部，同时歪曲事实说：“是取得校团委负责同志之同意后才给区政府写信。……”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家有母亲，弟弟，弟媳，姪儿、爱人、女孩共七人。爱人赵淑媛，在武汉体专任教员，由他负担生活者一人，家有房屋一栋。
(11) 关于一般右派分子陈斌战的材料
陈斌战，男，35岁，湖北沔阳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教员，1945年参加三青团，担任过分队长。原为武汉师专数学科助教，共青团员。现在本院农场劳动，系一般右派分子。
鸣放中陈攻击党说：“五三年以前的党员是好的，五三年以后，共产党变质了腐化了。”“发展党员只看听话不听话，服从不服从。”“考虑干部只看听话不听话，听话的就是好干部。”“粮食价太低，农民粮食增加了，可是收入减少了。”污篾“党对非党人士不是从内心尊敬。”故受到撤销助教职务，降为八级资料员，留用察看和开除团籍的处分。
一、改造过程中的悔改表现：
1、对鸣放中所犯错误的认识：
三年来陈一般表现较好，尤其是近一年来进步显著，对所犯错误认识比较深刻。认识到：“对党的政策，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所进行的攻击是极其卑鄙和恶毒的，给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罪恶是不容饶恕的，但党还是始终如一的教育自己。”同时认识到：“党对干部是爱护、信任和培养的，而且是一视同仁的。并非我所污蔑的有党内党外之分。”“党的粮食政策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如果没有粮食价格的规定，人民的生活将不知呈现一种怎样的困苦状况。现在我认识到自己言论的荒谬和无根据。由于陈对错误认识比较深刻，因而在行动中能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领导，经常向领导反映自己和周围的思想情况。在工作中能积极提合理的建议，干劲较大。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三面红旗也能持正确的态度。他说：“全国范围内尽管绝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于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所向无敌的三面红旗的照耀，基本上克服了自然灾害”，因而陈在实际行动中能以三面红旗的精神为准则，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对党大抓付食品生产的号召，能够积极响应，实际行动中也表现得很好。
2、劳动、学习、工作中的表现：
陈虽身患肺病，却能尽力参加劳动。近一年来在劳动中能大胆的提合理化建议，担任喂猪喂鸡的工作，不怕脏，不怕累，不计较时间，并且认真负责。调到牛奶房割草时，无论是刮风下雨都能按质按量供应青草，在咸宁打草，经常提建议要把干草保护好，并且能够半夜起床，看船看草防止船草被盗。还能牺牲休息时间，采菱角藤和蒿把，改善大家的生活。平时对时事学习也能关心，并能经常阅读毛主席著作。学习后尚能联系实际。
二、结论意见：
陈在改造过程中，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比较深刻，近一年来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好，有一定成绩。我们认为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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