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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大学第二次党员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成浩党籍的决议
（李成浩）
1958.04.11

李成浩，男，现年三十八岁，浙江余姚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年六月在上海入党，一九四二年四月参加工作。历任政治交通、交委会委员、交委会代书记兼分站长，随军工作团分队长、区委书记兼区长、交通总站站长、工作队中队委员兼组长、民工管理科副科长、排副、教导员、接管准委会组织部干事、省委组织部干事、副处长、处长、现任浙大党委会副书记。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事实如下：

一、 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和破坏肃反运动

1．肃反运动开始，他就以“省委组织部的干部都是经过挑选的，不可能有反革命分子”为借口来对抗运动。当领导上提出联系实际，对肃反对象开展斗争时，他却强调以学习文件为主来对抗领导。他主张肃反要和审干一样，只有先把事实调查清楚以后，才能怀疑、斗争。当时领导上批评他右倾，他认为这是压制民主，并扬言肃反运动中，“除了肃反斗争以外，还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2．反对肃反的组织领导。他认为肃反运动中的五人小组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说苏联出过贝利亚，中国出过高岗、饶漱石，五人小组领导肃反很可能要冤枉好人。

3．否定肃反成绩。在临调出省委组织部的一次部委会议上，说肃反存在六大问题：(1)组织部对内情况估计不足，肃反不够实事求是；(2)政策界限不清；(3)在当时这样的组织(指五人小组)领导下自己要发挥作用也很困难；(4)斗争策略不是先检查自己；(5)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批判压制了民主，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6)作结论处理时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执行不够严肃，脱离实际，材料出入很大。他不仅全盘的否定了省委组织部的肃反成绩，而且否定全国的肃反成绩。他认为中国受了斯大林的影响，也有“扩大化”的现象。

4．李成浩在肃反问题上为了坚持他的敌对立场，在一九五六年七月间，利用他支部书记和处长的职权非法的把肃反中被斗争过的对象召集一起开会，要那些斗争对象诉肃反的苦。会议上有些肃反对象恶毒地攻击肃反领导，说“肃反领导是阿Q精神、是带着有色眼镜套材料”。李对这种污蔑党的自论不仅加以批判，相反的说：“这些情况是难免的，应当分别对待，有些是肃反本身的缺点，错误”。甚至还助纣为虐的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义愤”。由于李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省委组织部曾一度被那些坏分子闹得乌烟瘴气。

李成浩不仅在省委组织部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而且在他调来浙大之后，仍是旧调重弹。一九五七年三月在总支书记会议上布置肃反总结时说：“不属百分之五而斗争的，要公开道歉，谁斗的由谁道歉。”

二、 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1．一九五七年四月间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在机械系学习小组长会议上，袁若林汇报：有人认为等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不民主。李当时也插着说：“是不够民主嘛，我也有意见。”

2．李在省委组织部时，强调分权，强调民主，反对集中与统一，他说：“部长包办处的工作，分管部长到处里来一拉，处的工作积极性就发挥不起来。”他主张成立处委，并主张有些文件不要部里审批，处里就可以签发。

三、 反对整党建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

1．根据王奎阁、陶汇章等同志揭发，李在省委组织部反对党的建党路线，主张接收富裕农民和一贯道徒入党。他认为富裕农民参加合作社之后，经济基础改变了，只要“其他条件够了”就可以接收入党，并主张今后不要强调批判剥削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在省委组织部讨论富裕农民入党问题时，李反对部里提出的不吸收富裕农民入党。为了证明他的正确，他还搜集了有关材料，与办公室主任争论。当中央“组织工作”上指示一般不吸收富裕农民入党，但对其中个别的经过社会主义斗争考验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吸收入党以后，便更积极的提出发展富裕中农入党并与姚震同志不止一次的争论。当省委组织部准备在“浙江组织工作”上刊发富裕农民一般不接收入党时，李坚决不同煮。他还主张接收一贯道徒入党，为此，他还作了“典型调查”，认为有的县百分之七十 — 八十是一贯道徒，不吸收他们入党要影响建党计划及他们的积极性。认为不吸收他们入党是关门主义。不吸收他们入党要影响生产。

据陶汇章同志揭发，李成浩在建党问题上还主张降低党员质量。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全处干部会议上说：“有些非党员在党外进不来也有意见，建党质量与数量有矛盾，我们抓着质量问题不放，影响了非党积极分子的积极性。”

李怀疑建党政策，认为“有些建党政策值得研究，例如一贯道问题，富裕农民问题，独立劳动者问题等等”。

2．李成浩在党的建设上，怀疑党的方针政策，否定整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曾在省委组织部部务会议上说：“一九五五年整党开始以清洗坏分子为主的方针是错误的，主要是受了肃反运动的影响。”又说：“一九五五年整党面很大，组织处理有偏差，今年整党有些党员听到整党就害怕”，所以一九五六年他要(265)人家不提整党，只提通过贯彻省二次党代会来达到整党的目的。他还否定过去整党的成绩，对过去整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说：“过去整党中教育是否充分？处分是否正确？处分是否做了工作，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是否划清了？是否处理错了?”又说：一九五一年大整党的方针不切合实际，(1)孤立整党；(2)单纯的处理几种坏分子，有否打击过宽；(3)工作队方式，不依靠支部。

3．在处理党籍问题上，李一贯主张“为被告者着想”。有李明道等多人应该清洗出党的叛党自首分子，李不及时处理。只相信叛党分子，不相信县委组织部的调查。甚至还叫沈郁瑾和有叛党嫌疑的赵桂香到各地去核对材料，使有些坏分子不能及时清洗出党。

四、 关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表现

据李子敬同志揭发：李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表示不满：一九五六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省委组织部召开党委书记会议时，报上公布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问题弃权，李在谈论这问题时指着报纸说：“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斯拉夫就弃权，这问题值得研究”。在一次小组学习会前又说：“第二次出兵是应该，第一次出兵是否必要还值得考虑。”还说：“铁托的看法是有些道理的”。

五、在鸣放、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

1．去年五、六月间，党外右派分子攻击党的第一支毒箭就是否定浙大的肃反成绩，李当时未经党委的同意擅自向群众做肃反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对肃反的必要性和成绩未加肯定与分析，只是说肃反中斗了一百三十八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人，这样造成了后来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借口，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说，浙大肃反是一比一百三十八，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同时在那次大会上又公开的向肃反对象王子香道歉，说王健英同志过去在大会上讲王子香是假自杀，对这一点表示歉意。(王子香当时是肃反对象，问题非常严重，王为了破坏肃反运动假自杀，王健英同志在大会上揭发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2．鸣放中肃反对象李毓奇、泮鹤声、居大圯、秦大年等人组成平反小集团去找李谈，李和他们说：“肃反问题很大，人很多，错的情况很可能的”，并答应他们到肃反办公室去看档案材料，有些是错的材料可以拿回去修改。

3．去年六月十二日公共教研组座谈会上，党内外右派分子激烈攻击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论，说人民日报是压服不是说服，共产党没有雅量等。而当时李成浩的发言说：“有不同的意见齐放争鸣会搞得更好，过去领导上是畏首畏尾，是被动的，怕争了以后压制了别的意见，今天却不是这情况。首先应该讲现在不是收而是深入一步的放，大家不要有顾虑，对三害的斗争决心还很强，是否还可打破顾虑鸣放，自己认为是对的应该讲。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看法我想毛主席已讲到：老干部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只有批评才能辩明真理，究竟谁对谁错还要大家争鸣，一致公认。根据自己的理解大家争鸣，最后得出真正的群众路线的真理，这是最正确的。去掉三大主义，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大家都要打破顾虑，维护真理，勇于为真理辩护。”

4．右派分子为了攻击党的人事工作，组织调查组，调查退职退休问题，李未经党委讨论擅自批准成立此组织。并认为这个组织没有什么错。其实这个组织所做的事完全是反党活动。

5．右派分子为了篡夺总务部门学习分会的领导权，提出学习分会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李也表示同意。

6．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反对马列主义的目的提出政治不考试，李也同意不考试，改为考查，或带书“考”。

7．“还我教授、撤职霍校长”也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李在机械系二、三年级同学中报告说；党委对争取归还教授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另外在总支书记会议上说：党员也可以在撤消霍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因为霍校长自己也是不愿意当校长。

8．混淆敌我与人民内部的矛盾，去年六月底李在公共教研组领导小组会上说：右派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

9．公共教研组陈良劲有很多反动言行，总支三、四次提出划为右派，李认为陈的反动言行是因为肃反中被斗错了，鸣放中乘此机会出一口气，因而不同意划为右派。

根据以上事实，党员大会一致认为李成浩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由于他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已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党委对他进行过多次的帮助，但李成浩对错误的态度很不自觉，开始在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上交代时吞吞吐吐，模棱两可，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只谈经过，不谈思想，多方解释错误客观原因，甚至还强调自己正确的一面。经过党委扩大会特别是党员大会几次揭发和批判之后，直到目前，虽然承认了一些已经揭发出来的错误事实，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还是躲躲闪闪。

根据以上情况，党委会一致认为李成浩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为了纯洁与巩固党的组织，经党员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由十二级降为十七级。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