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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匡时党籍的决定
(王匡时)
1958.05.16
王匡时，男，三十五岁，江苏省灌云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入党。曾任陕南均县区委书记，重庆市工会文教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长、副部长等职。
王匡时是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当去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时，他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谢予等相互勾结，在阶级敌人面前公开叛党。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里应外合，疯狂地向党进攻。
在市委第五次全委扩大小组会上，他与张文澄一唱一合，积极鼓吹鸣放不要领导，并无边无际地开展鸣放。会后又公开反对这次会议的正确结论，污蔑市委领导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不通”，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关于积极稳重地开展鸣放的正确布署。他还指使谢予四处搜集反面材料，作为逼攻市委和煽风点火的弹药。与此同时，他默许宣传部的工作组到工厂去逼迫基层党委鸣放，直接在工人中“放火”。在五月下旬市委召开的文艺、新闻座谈会上，他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汪岗关于主张办同人报的恶毒向党进攻的发言，一再称赞右派分子蔡炎在会上的发言“不错”，并说：今后“要重新认识这些人”。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到当时重庆日报的政治方向问题，会后，王匡时向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说：“等人家闹大民主了恐怕要逼着通”。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还为右派分子贾唯英等辩护，说：“贾唯英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不同，还不是专心想攻垮党”。
王匡时对党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一贯地进行恶毒攻击。他明目张胆地污蔑党的领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恶毒地说：“斯大林的迷信破除了，但要破除对毛主席的迷信却还不容易”。并认为“东方红”歌曲“有个人崇拜”，“应不应唱值得考虑”。在组织“八大”文件学习时，他坚决反对处内同志提出在学习中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正确意见，竟在拟定学习计划时，将“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篡改为“思想作风”部分。后市委又明确批示要强调党的领导问题，王匡时有意违背市委这一指示，并借此为题，搜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党的领导干部，丑化党的领导。他一再疯狂地攻击省、市委领导。污蔑去年初的省委扩大会议与主席精神不符，一再造谣诋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皮气不好”。一九五六年市的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接受张文澄的指示，非法地到会外去搜集材料，反对市委提出的市委委员候选人。并指使谢予(当时是列席人员)以讲师团问题为借口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领导进行攻击。谢予故意歪曲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关于定息问题的正确解释，疯狂地攻击市委领导，他却认为谢是“新生力量”，而予以积极支持、鼓励。不仅如此，他还批准谢予投稿“学习杂志”，并在市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公开说“去年支持谢予是有意义的”。
王匡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党内外大量散播修正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他积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所有制改变后，“阶级之间的兄弟关系代替了剥削关系”，“在思想领域内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认为“三改”高潮以后，地主摘了帽子，富农也入了社，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问题，“都敢说话了”，“都成为人民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说：现在还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是认识落后于形势”。他反对在干部、工人群众中宣传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反对马列主义的人不要马上开除党籍”。他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曲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认为思想工作也应有统一战线，对反动思想也要采取“平等”态度。在理论教育中，提倡理论学习就是放思想，取消思想改造的任务，并支持谢予以“百家争鸣”代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企图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取消思想领域内“灭资兴无”的根本任务。他打起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攻击马列主义，恶毒地说：“只有放出来，教条主义(指马列主义)的江山才坐不稳”。他攻击肃反运动，说“一九五七年春节热闹是因为没有搞肃反，人杀得少”，污蔑肃反时进行的保密大检查是“违反宪法”。他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党章的基本原则可以争鸣”，“在党内盲目搞宗派活动的也不应该一脚踢开”。他还污蔑社会主义社会“到处箍得很紧，不自由”。他主张报纸要监督同级党委，主张多办几家报纸唱对台戏。他污蔑党所领导的工会是“官办工会”，说“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要工会摆脱党的领导。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与人事制度，主张开放人事自由市场。他还到处散播污蔑苏联、破坏国际团结的言论。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发生后，苏联第一次出兵他公开污蔑说：“这与美国出兵朝鲜有何不同”？他还攻击华沙条约，说：“这会给帝国主义制造借口，造成被动”。
王匡时还经常地大量散布流言蜚语，无中生有，造谣污蔑领导干部，破坏领导威信。他对所有市委和市人委的负责同志，都进行恶意中伤，把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提升，形容成是毫无原则的私人拉拢。并公开咒骂市委组织部，说“组织部是党，宣传部就不是党”，并在团员中散布机关发展党员条件要求高，基层发展党员要求低等，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
王匡时与张文澄、谢予等相互吹捧，封官许愿，相互支持，策应，在宣传部门形成反党集团。他们策划在理论教育系统搞“帮口”，搞“阵地”，企图利用讲师团、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等合法组织把全市理论队伍和理论阵地控制起来，成为他们的集团力量和反党工具。并企图接办重庆日报“理论学习栏”，把市委宣传部的“学习简报”办成“学习杂志”，作为他们反党的“阵地”。他还篡改培养理论队伍的无产阶级路线，而用物质利益、名誉、地位来引诱、拉拢理论教员，企图把理论队伍引向歧途。
以上情况，已充分说明王匡时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党的叛徒。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王守涛曾当过国民党区长、团总及日伪汉奸。其堂祖父王斗光是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中统特务。解放后王匡时与他们有过通讯联系。他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内，入党后，拒绝党的批评、教育，一直坚持原有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直表现骄横跋扈，抗上压下。三查三整时被审查过，对此曾流露不满情绪。他常以“革新者”的面目出现，在党内争夺个人权力，以实现其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目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态度很不老实，经过群众揭发、批判之后，被迫承认了反党的罪恶事实，开始低头认罪。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经党委全体委员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匡时的党籍，并建议撤消其一切职务。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