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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处分决定
(陈子谷)
1958.09.22

陈子谷，原名陈年裕、陈端坤，男，四十二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现任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院长。

一、 陈子谷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

(一)在大放大鸣时的一系列言行

1、在五月十五日党委召开的讲师老助教座谈会上，当右派分子尹颐龄和林墨荫攻击汇报制度，说“汇报不全面，层层上报转达不真实，领导偏听偏信，把汇报者看成第一号好人”时，陈子谷在会上说：“我也有亲身体会，的确如此”；“我在延安没有入党时也吃过这样的亏，也有人在领导面前说过我的坏话。”又说：“肃反斗了谁都不知道，要出布告叫被斗人来登记。”

2、在五月十八日大系动员会上，当时学院内已贴了大字报，右派开始攻击肃反，污蔑党员，并责骂党委没有整风决心，当时党委指定他去大系向全体师生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党组织状况、党员脱离群众，反映意见不真实、党委不团结和肃反问题上说了下面一些话：(一)“我们党组织自下而上都这样涣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下面党团干部不接近群众，不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就是反映意见，也带些个人情绪。”(二)说“党委会意见不一致。”(听了就感到党委内部不团结)(三)关于肃反问题说：“现在大家对肃反意见很多，这问题很复杂，要分析研究，有人提意见说陈子谷领导斗争教员，事实不是这样，当时我在总务处工作，我没有在肃反五人小组，当时是韩代望他们搞的，后来我作党委书记，连肃反斗争了谁都不知道，善后工作要党委负责，就由我签字盖章，我曾反映过不了解情况，盖章很困难，后来上级党委决定党委书记盖章，我就盖了。”

3、在五月二十一日普地教研室第二次座谈会上，当右派分子王豪、马万钧、蒋荫昌、边兆祥等攻击党委是宗派主义，攻击肃反斗争没有根据，并大叫冤枉，号召知识分子要有骨气的时候，陈在会上说：“这就说明我们三害严重，特别是宗派主义更严重。……肃反是夏天搞的，当时我是搞总务，以后秋季调到党委会。我自己不清楚到底斗了那些人……我们材料不足就搞，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们的不是这样，我们搞错了应负完全责任。”对于普地教研室的肃反对象，他全部否定，当面卖好。说吴达文(肃反对象，现尚未作结论，特嫌分子，右派分子)“我和他在一起比较了解，表现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做的。”并说：“不能说凡从国外回来的都有问题”。说“蒋荫昌(极右分子)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168)参加民盟”，说：“高平(右派)先生被斗我也不知道……”，又说“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估计不足，敌我不清，时代前进了，但思想跟不上”，又说“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是留学日本的，因此很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边先生(极右分子)这样的人，都是没有什么的好人。”

4、五月二十三日普地教研室第三次座谈会上，边兆祥、马万钧右派集团反党达到高潮。右派分子杜恒俭说：“整风应撤销我院党委领导，地质学院的人好似生活在魔鬼峡谷中”。右派分子杜冠中说：“人事工作一团糟，裙带风盛行，迷信党员”，右派分子马万钧说：“现在我好象回到了以前和国民党斗争的时代似的……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这次劲儿这么大……将来就会有第二次革命……地质学院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共产党在地质学院表现为私产党了……肃反中采取望风捕影的作风和国民党没有两样”等。在右派分子猖狂恶毒地进攻面前，陈在会上却讲：“完全支持同志们的意见”，认为“是爱护党的”，并且说：“肃反时我在总务处，关于吴达文问题的看法，我还受过批评”，他更歪曲事实说：“肃反总务处没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二个，其中有一个有些问题，很快作了平反，但是其它单位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的”。还提到“总务处本来也提了很多名要斗争，当我审查时都删去了”。在当天下午地质类教研室座谈会上右派分子曾提出要表扬进攻党最猖狂的极右分子于仙筹时，他在当天晚上座谈会上说：“于仙筹、赵传珍、李度容……等我本来要提拔，但党委不同意，说我拉拢人”，又说：“任湘(党员)比朱志澄(右派)高一级，就是宗派主义”。

5、在五月二十九日第四次座谈会上，陈子谷把他朋友的信给极右分子边兆祥等看，并让边给右派分子传阅，最后边兆祥在会上念了信。大意是：“我们(指与陈子谷)是老朋友了，我是肃反中被斗过的，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但那些假积极分子们，今天有的高升了，有的入党了，这到的确使人生气”。陈在会上说：“上次会的情况我是理解的，所以我才让大家看信”。这封信给王文魁等不少右派分子看过或念过。

6、对王文魁问题：王系中统北平市学生工作组成员，写过黑名单，肃反时已作结论，因按当时条件不够而没有肯定他是反革命分子，但肯定是参加反动组织，陈是在王的结论上亲笔签过字的。一九五五年陈在给王文魁谈话时对王说：“你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关于你的反动组织关系问题，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并没有吸收你。”整风开始时王文魁想翻案，找尹凤翔同志谈话，对斗争他不满。五月二十九日当王文魁看大字报时陈问他“他们(指党委)找你谈过吗？”王接着说“我认为三反没作结论不能作为斗争的根据”(尹凤翔同志是说三反时的历史问题未作结论)，陈表示同意。王又说：“尹称有一个姓名、籍贯、特征和我一样的人是军统。这人是否就是沙滩我认识的那个同名同姓的人是军统?”陈说：“可能就是那人”。因而王文魁极为不满。认为沙滩那个王文魁并不和他同籍贯。陈子谷又把他朋友的信念给王文魁听。

7、六月七日右派分子以温昌芸事件来攻击党委陷害青年，党委会对温昌芸问题已作了结论，认为错误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责令有关党员检讨，恢复温昌芸名誉，并已将结论公布。当日下午右派分子组织了温昌芸问题辩论会，企图通过会议作出党委陷害青年的结论，并攻击左派大字报。辩论会的主要组织者，右派分子蔡瑾在六月七日晨看大字报时，问陈子谷对温昌芸事件的看法，陈说：“依我个人看法可能不是一般官僚主义造成的，这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不要外传”。当蔡瑾说想组织大字报编委会来辩论此问题时，陈表示同意。六月十日蔡瑾感到气候不对又找陈谈到温昌芸事件。蔡瑾说：搞了讨论会。陈说“这不要紧，关于温的问题党委也没有下结论，粗枝大叶是解释不了的，党委意见有分歧”。

8、陈子谷和右派分子拉关系：陈拉右派分子边兆祥、吴达文说：建院时和吴、边在一起工作过，我是了解你们的，肃反中我要是知道是不会这样作的。又说我也是华侨，不能说凡从海外回来都要斗。陈在反右期间有一次从校外坐汽车回来，在校门附近见了吴达文赶忙下车，向吴握手问好，说：你的问题很快即将解决，以致安慰之意。陈再三说右派分子邢凤鸣是个好同志，同意把肃反时的材料退还右派分子丛耀先和邢凤鸣。陈又说右派分子林墨荫是思想问题，我了解他，我和他哥哥认识，他不会有问题，一定要王哲民同志承认错误，并且亲自道歉，又叫刘光鼎(党员)转告林好好工作，肃反斗错了(王哲民曾一再告诉陈不要给林道歉)。陈经常见了极右分子马万钧点头握手致意，并在五月二十五日对马万钧说；“你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想不到你竟有这样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真是很不简单”。

(二)在反右期间的言行

一、右派分子张忠胤对陈说：“过去报载领导干部提高文化、科技水平，我认为可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如顾荣起(党总支书记)王健(总支委)现在我系工作，可以下实验室去扫地……”陈说：“我也有这种看法，可是他们不同意”(他们指党委)。

2、在民主党派反右中关于兰仲雄、李世忠、王语今问题。八月党委研究确定兰是右派分子。肖英同志和陈子谷二人去市委，市委批示兰是一般右派分子没有问题，如果“以民盟主委搞联合机构，代替党委领导”一事属实则是极右。回来后当天晚上陈对盟干部说：“兰仲雄党委不同意扣右派帽子，你们要扣就由你们扣”。后来池际尚、关英又找陈问这句问话的意思陈说：“不给兰扣帽子，是党委有意保护兰过关”(事实上党委并无此意)。第二天晚党委会上肖英传达市委批示，陈当时说：“可能我们二人理解不同。”但党委最后仍认为兰是右派。会后关英又问陈，陈说：“看一个人要从一贯表现去看，党委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兰仲雄的斗争会共开了四次，陈分工领导民主党派反右，但只参加一次，发言内容只是说“党委那一点对不起你。”同时，八月二十日市委确定李世忠不是右派。但在这以后的盟干部会上，陈说：“李世忠是右派。”一直到十一月一日召开教职学生代表会议时，有李世忠代表池际尚、关英问肖英同志才知道不是右派。对右派分子王语今。党委常委会两次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均认为王是右派，只因陈子谷不同意而未通过，当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王语今为右派又经市委批准后，陈子谷事实上不执行党委决定，当时党委由陈子谷负责民主党派工作，陈避而不参加斗争会，请他也不去，斗争王语今三次，他一次也没有参加。

3、“山野”问题。陈子谷以个人名义支持学生会文学社出版的一个名为“山野”的铅印刊物，并为其创刊号题颂诗。当党委提出这问题应由党委讨论决定是否出版时，他大发脾气，认为他已给“山野”写了发刊诗，没有必要再讨论，甚至攻击党委，不知道就是官僚主义。后来党委会决定由陈子谷领导，并决定“山野”出刊不许拿到别的学校去卖，陈在领导“山野”时期，亲自为“山野”向右派分子王语今约稿，刊登在“山野”第三期，并同意“山野”去地质学校销售。陈在审阅“山野”第四期稿件后同意登载右派分子郭荣光的翻案文章，该班群众闻知此事不同意发表，陈又同意编委提出的将名字涂去，换个笔名发表的意见，结果此文登在“山野”第四期上。整风开始后，党委要求印刷所全部为校刊服务，陈却亲自去印刷所叫排印“山野”，特别在反右期间又亲自指示印刷所限期赶印“山野”，影响了校刊的正常出版(我院印刷力量不足)。

二、 对陈子谷所犯错误性质的分析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陈子谷在右派进攻的紧要关头，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野心目的，不惜卖党求饶，有意拉拢右派分子，攻击党委，抬高自己，实际上起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成为党的叛徒和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首先，陈子谷从肃反问题上来向党委进攻。当右派大肆污蔑肃反时，陈公开向右派投降，根本否认我院肃反的成绩，说：“斗争的材料不足，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搞错了，应负完全责任”，“斗争了谁都不知道，要出布告叫被斗人登记”，“平反工作不认真”等。对于我院的许多肃反对象他深表同情，为他们喊冤叫屈说：“吴达文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作”，“蒋荫昌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参加民盟”等。不仅如此，更阴险的是陈在肃反问题上竭力表白抬高自己，推卸责任，并利用右派进攻，把右派的火力引向党委身上。他歪曲事实说：“我没有参加五人小组，只是签名盖章，当时是韩代望他们搞的”，“总务处没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两个，其中有一个有些问题，很快作了平反，但其它单位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为了达到他拉拢反党力量的目的，当时只要肃反对象找他，他不分青红皂白就道歉，如亲自向肃反时只经过批判的托匪外围“死水社”成员，极右分子林墨荫道歉；向宽大处理的中统北京市学生工作组成员极右分子王文魁道歉；向至今尚未作结论的特嫌分子吴达文道歉。虽然党委再三告诉他这些人没有斗错，但他仍在会上会下一味道歉。此外陈并向许多右派分子和肃反对象念他朋友攻击肃反、污蔑积极分子的信，这更说明陈子谷不但否认我院的肃反成绩，而且对其它地区肃反成绩也同样是否定的。因此，我们认为陈子谷在肃反问题上不只是严重丧失立场，主动向右派投降，而且是有意识的拉拢右派，认敌为友配合和运用右派力量来达到反对党委的目的。

其次，陈子谷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歪曲事实，颠到黑白，赞同支持右派的言论，并多次向右派透露党委意见分歧，自己与党委并不一致，是右派分子的知心朋友，如在座谈会上当右派进攻汇报制度和各极分子时，陈直接了当地以党员副院长，党委常委的身分起来用亲身经历作证。当右派攻击说宗派主义是全院的主要矛盾，党委认识太差时，他赞同的说自己认为“宗派主义最严(173)重”，并举例说任湘(党员)比朱志澄(右派)工资高一级就是宗派主义。当右派借温昌芸事件攻击党委陷害青年时，陈迂回地应合说：“不是一般粗枝大叶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并且造谣说：“党委内部意见不一致，有人要说粗枝大叶”，实际上党委对此问题已作了否定的结论并出了公告。当右派分子要表扬极右分子于仙筹对党的攻击时，陈竟无耻的捏造事实，以讨好右派说：“于仙筹等我原想提拔，党委说我拉拢人”右派分子攻击党委外行，水平低，不了解知识分子特点，陈就说“我们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因而敌我不分”并一再在普地教研室座谈会上及对个人来访者表明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能体会知识分子的心情，自己也曾留学日本。因此我们认为陈子谷在以上这些原则问题上，也是严重地丧失立场，成为右派的应声虫，明确表示了要作右派分子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示了只有他才了解“知识分子”心情，一贯正确，言下之意，只有他才能领导学校，党委不能领导，以攻击党委，达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陈子谷有意和右派分子拉关系，组织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给很多右派分子以安慰，支持，经常拉拉扯扯，重私人关系。如陈子谷因认识极右分子林墨荫的哥哥，便认为：林墨荫肃反被批判是错了，林就没有问题了。右派分子邢凤鸣经常吹捧他，他便认为邢是好同志，并埋怨团委学生会为什么不用他，为什么“斗争”他(实际上肃反并未斗争只是找他谈一次话)，直到反右期间陈在负责民主党派反右工作中，拒不执行党委和市委的决定，根据个人好恶任意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拉拢自己所好的一些“民主人士”，用资产阶级的私人关系来处理严肃的政治斗争。陈领导“山野”是向党委的示威。把“山野”作为个人的独立王国，通过“山野”，组织自己的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山野”的成立，人员配备，约稿对象的确定等均不经过党团组织，独自一套，其宣传内容更与党委中心任务无关，反右时期，“山野”出版的第三、四期，没有一篇反右文章，但却有陈子谷特约的右派分子王语今的“告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郭荣光的翻案小说，“山野”的编辑对党委宣传部的同志更是侧目而视。很清楚，陈子谷已经发展到在组织上向党闹独立，自成一套，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削弱党的战斗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陈子谷在肃反问题上，和其它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以及组织原则上明显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为了个人名誉、地位，争权夺势不惜在党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卖党的利益，向右派投降，并拉拢引导右派向党委攻击成为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陈子谷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陈出身于资产阶级，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场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全国胜利后更滋长了极其严重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思想。一九五一年三反时，党曾批判了他“争名誉地位，不尊重组织，不能很好服从组织决议”，但三反后，陈到处表示对其批判不满，一九五二年来地质学院后，严重的居功自傲，闹名誉地位继续发展，以致争夺权力，一贯打击报复，制造不团结，破坏党内正常生活。从一九五二年担任临时支部书记起就拉曹添(宣委)攻马杏垣(组委)，对曹添说“马杏垣世故深，修养差，你不要跟马走”。以后不断地在党内闹关系问题，如刘型(院长、党委书记)，肖英(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韩代望(党委副书记)，丰原(副教务长、党委常委)，尹凤翔(党委副书记)等。陈在任党委书记时，集中力量攻击刘型同志，同时又攻击肖英同志。无中生有地说因工作关系和肖英同志接触较多的总支书记是和肖英同志在搞宗派，并找人谈话动员给肖英同志提意见。党代会后，陈因未被选为党委副书记而不满，与党委对立，拒不执行党委决议，经常闹“副院长和副书记谁领导谁”。对其它的党委委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攻击。党委会议经常不到或迟到，对于以上错误党委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但他不仅毫不悔改，并且对党委怀恨在心，一直发展到大鸣大放，右派向党进攻时，陈子谷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丑恶面目就暴露出来，因而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三、 本人态度

经过四次党委扩大会议揭发事实后，陈子谷对重要事实均加否认，只承认思想意识和组织纪律有问题，为此，党委又召开对证会，在没有拿出事实根据前，他矢口否认事实；当摆出证据后，他推说记不清了，或狡辩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如此。直到市委正式批准为右派分子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错误性质认识不足。

四、 处理意见

根据以上分析，陈子谷属于一般右派，所以应按右派分子处理。他至今仍不认识错误，在事实面前狡赖，由此应按中央关于处理国家薪给人员右派分子的规定第四条处理。撤消一切职务，分配较低工作，按政府干部十七级待遇。党内开除党籍。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