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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外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超党籍的决定
1958.01.06

郭超，男，五十岁；湖南岳阳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被捕入狱。出狱后找到了党的关系，后因逃回家乡与党失掉关系。一九二九年三月在镇江恢复了党的关系，七月又被捕入狱。一九三二年三月释放出狱后回家，一九三八年恢复党籍。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以后历任税务局副局长，华北贸易总公司会计训练队办公室主任，中央贸易部人事司处长、副司长，反右派斗争前任中国畜产公司副经理。

郭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1)公开诬蔑和破坏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说：“据我了解，目前农村中没饭吃的农民占了五分之四。其原因一是定量太高；二是留粮不合理；三是农业承办快了”。“农民在搞互助组的时候，劲头都很大，生活也过得富裕，搞了合作化，生活下降了”，“入社家家没饭吃，单干年年有余粮”，“合作社搞得太性急了，有些冒进”。郭超还疯狂地向中央建议：“从目前起，对农村粮食一定要放宽些，保证大家吃饱饭”，“对那些要求退社的可以进行慎重的客观的审查……可以视情节批准个别人暂时退社”。

去年四月，郭超返回湖南岳阳老家探亲期间，曾接见了四、五百个农民，其中不少人是地主富农和上中农，郭超对五户不满合作化的富裕农户说：“可以退社，如不让你们退社，就可请愿喊冤，他们也不能把你怎样”。郭超曾为他表弟李巨清写信给乡人民委员会要求退社。他写道：“我同意李巨清退社，是否乡政府同意”。郭超还为地主劣绅李正国写信向乡人民委员会要回房子。由于郭超的怂恿和煽动，地富分子顿时耀武扬威地闹起来了，要求退社，要回房子。当地主李正国没有达到要求时，曾经煽动了七、八个落后农民企图闹事，并扬言不给房子就要打。

(2)郭超造谣说：“农村中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人心动荡不安”，“现在真是搞得天怒人怨，怨声载道，十个人有九个怨”，“民有饥色，民有忧容，也还潜伏有愤懑之情”。“我在乡下接触过的农民不下四、五百人，说好的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其余多有意见”。并且在乡期间，公然为管制分子郭池生申冤翻案。郭超质问合作社的分支部书记说：“为什么你们将他管制起来，这太不合法了”，致使管制分子郭池生嚣张地说：“我再不服从你们限制了，再也不怕你们了”。

郭超还造谣说：“中国是否会发生波、匈事件，在城市看不会有，但在农村就不一定，农民似乎想动。在农村那个地方打了干部、打了党员，那个地方就高兴。农村情况是不稳的”。

(3)郭超诬蔑：“目前乡社干部是一些好吃懒做的人，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乡社干部工作作风很坏，贪污很严重，比国民党还坏”。

(4)配合其他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郭超写了一篇题为“答傻瓜同志”(即答右派分子，“傻瓜”是右派分子王书林的笔名)的大字报公开表示支持。他写道：“这不是个人的荣辱问题，而是党的生命问题，是六亿人民贫穷与富强的问题”。当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法制观点时，郭超立即表示同意，并说：“现在比过去好多啦!过去在延安整风时没搞清问题的人都要劳动改造。我在延安参加整风三年，由于历史复杂一时搞不清而整了三年，实际是劳动改造……”。当大多数党员对右派的进攻表示愤怒时，郭超立即提出“要反对变相的压制民主”，并说：“多数同志对群众的批评受不了，从对我自己提的意见来看，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凭良心，我们那个称职？……象王书林(右派分子)这样的人不是多啦，词句冲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经过两个多月群众性的揭发、批判，郭超的上述反党罪行完全确实。在真理和事实面前，他已经低了头。但其检讨极不深刻，强调“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有利于党，有利于整风，但从效果上看是不利于党、不利于整风”。

郭超虽然入党将近三十年，由于他一贯对党不满，以至最后发展成为右派分子，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远在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郭超贪生怕死就曾在街上喊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二次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了领导人陈一亭和他的住址，(据郭说他供出陈一亭同志的时候，陈已被敌杀害了。另有两人证明与郭述的相符)并且写了一篇赞扬三民主义的文章。他对一九四二年党对他的审查，一度心怀不满，入城后对他自己的所任职务也不满意，对工作一贯消极疲沓不负责任。因此，为了纯洁党的队伍，经中共中国畜产公司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郭超的党籍；我们完全同意该支部的决定。

中央批示：开除郭超党籍，行政上撤消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一级降为十六级)。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