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要从资产阶级右派的侦探彻底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罗光裳
1958.02.01

编者按：这是罗光裳在经过批判斗争后写的一分交代材料。从这份材料看来，态度比较认真，但分析和批判却非常不够。罗光裳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受着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确如交代中说的一样，是资产阶级思想浸透了全身。因此，罗光裳在报社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充当邓、苏右派集团的侦探，反右派斗争以后又转变得很迟缓，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思想基础的。这里我们再次指出，罗光裳必须把隐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的东西挖出来，将它消灭，才能脱胎换骨，使自己从资产阶级右派的侦探，彻底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邓苏反党集团疯狂反党的时期，我死心蹋地地站在他们那一边，积极支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闻观点，为他们发动群众，并利用私人关系，歪曲省委意图，还恶毒地攻击官、孟两位领导同志和省委负责同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邓苏反党集团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办报观点，为了篡夺党报的领导权，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一张资产阶级的“同人报”，散播资产阶级的毒素，阴谋资产阶级在中国首先是在新闻战线的“复辟”。七八年来，党苦心孤诣地培养自己，教育自己，把我从一个十七、八岁什么也不懂的中学生，教育成了党报的记者，自己不但不感恩图报、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反而堕落成了党内的右派分子，成了党的叛徒，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每当自己回想起这些，真是说不出的痛心和痛苦。我想自己真好比动物中的枭鸟一样，自以为羽翼丰满了就来反噬抚养自己的母亲——党。从这一点看，我的罪行比党外的右派分子更严重，也更不可饶恕，更应该受到党和群众的严厉制裁。现在大错既已铸成，我除了毫无怨言地接受党和群众给我的一切处分和考验，并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用自己的血和汗来弥补自己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于万一外，在这里特简要地交代自己的主要罪行，向党和人民请罪，也作为自己决心痛改前非的一个开始。

下面是自己的主要罪行：

一、支持、同意邓、苏、傅、蔡等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闻观点，抗拒省委的批评和领导。

我虽然还没有一整套办一张资产阶级报纸的蓝图和打算，但是我对于当一个资产阶级式的记者是很有兴趣，并且心向往之的。我脑子里的记者是资产阶级式的为了个人的出名而写作的记者，不是真正无限地热爱党的事业，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为党为人民的需要而写作的记者，因此，几年来我就将党的新闻工作看成了个人出名成家的工具，想通过记者工作的途径来积累资料，将来好进行文艺创作。由于自己对党的新闻工作本来就有这样一些卑鄙的资产阶级看法，再加上邓、苏反党集团几年来的宣传影响，因此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很严重的，对于邓、苏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许多主要方面都是支持的，同意的，对报纸的看法上和他们的看法、想法都是大体相同的。以至为了坚持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办报主张，而不惜反对省委。

具体来说，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我把报纸上经验技术宣传的数量和质量对立起来，认为要改进报纸，就要减少报纸上经验技术宣传的数量，提高所谓质量，只登所谓先进的、有思想性的、不重复……而不谈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应该服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其实质是想削弱报纸上经验技术的宣传。在这种观点支持下，我认为前年三月份的报道，缺点是主要的，并同意苏辛涛他们所说：这是两个办报方针的争论。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一看法，我还和杨德嘉、欧阳楠、阮甫堂三人合作写了一篇稿子，反驳龙国屏同志根据官健平同志的报告，分析农村报道搞得不好的原因，是由于连系实际不够的说法，这篇文章是集体研究而由我执笔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报纸其所以没有“起色”主要就是因为办报方针没有解决，老官要把新湖南报办成内部刊物一样，大量、“重复”的刊登经验技术和中心报道，这违背了报纸主要是从政治思想上影响群众，指导工作的“原则”，还说什么这个方针问题不解决，联系实际也是空的，也只能联系些经验技术回来……(此文后来因杨德嘉同志提议，我们又收回了，未刊出。)此外我还很反对记者采写介绍经验技术的稿子，认为这是费力不讨好。从这里就充分暴露出自己对经验技术的报道是厌恶的，对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没有感情，想削弱报纸上经验技术宣传的任务，把新湖南报变成脱离实际、脱离斗争，只供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茶余酒后阅读，而不指导实际工作的报纸。

2、我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第二个表现是表现在对中心工作的报道上。我反对所谓“赶中心”，“压中心”，反对所谓重复的宣传中心工作，认为生产活动年年有，报纸不报道，农民也会搞，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主张报纸的任务主要是抓所谓思想性强的，从思想上影响读者和充分反映群众丰富多采的生活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要削弱中心报道。因为自己几年来主要是做记者工作，所谓我这一观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记者工作上，我反对记者赶中心，主张只留几个记者搞中心报道就行了。其他记者可以去搞那些非中心的报道。我还反对所谓编辑部牵着记者的鼻子走，反对所谓框框思想，实际上也是主张记者采访时可以不服从省委的工作安排、可以不服从编辑部的报道要求。从以上事实中充分说明自己对中心工作是没有感情的，是力图削弱报纸上的中心报道的。

3、对新闻干部的配备上，我也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看法，我把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颠倒过来。片面地强调新闻写作技巧的重要。认为搞新闻工作首先要能写，否则就搞不好。对傅白芦提出的现在要培养会标题、会编排等方面的专家的这一说法非常同意。而闭口不谈新闻工作人员的政治立场锻炼。对有些新调来的记者，不是首先看到他们党性强、立场较坚定等优点，而是片面强调他们的业务能力、文字能力较差等缺点，认为他们不适宜做新闻工作。因而积极支持刘春圃等提出的企图把一些新记者排斥出去的主张。而对苏辛涛、傅白芦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才华则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新湖南报少了他们就不行(实际上是清除他们以后办得更好了)。

除此以外，我对于邓苏集团提出的什么“一切要从报纸特点出发”、“报纸要独立负责”、“大胆干预群众生活”等也都是赞成的、拥护的。

从报社展开两条办报路线的斗争之后，自己就站到了邓、苏、傅、蔡等右派分子这一边，支持他们的意见，宣传他们的主张。而尤其严重的是：当省委一次、再次的严厉批评以后，自己还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还认为苏辛涛他们的资产阶级办报观点正确，抗拒省委的批评和领导。这也充分说明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根深蒂固的。

二、进一步投靠邓、苏集团，猖狂地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党宗派活动。

我不但在思想上拥护支持邓、苏、傅、蔡等右派分子的新闻观点，后来还进一步从组织上投靠了他们，为了篡改报纸的政治方向，我积极参加了他们一连串的反党宗派活动，充当了他们的帮凶和助手，具体说来，主要有于下几方面的活动：

1、接受苏辛涛等的任务，给他们充当“侦探”、刺探省委的动静，以便使这个小集团能更有计划地向党进攻。整风初期我从常德回来，因事去找袁家式，他就对我说：以后你听到省委对报社的问题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现在很需要了解省委的意图。并要我通过张式军的关系了解。当时苏辛涛也在旁边，听了马上表示很大的兴趣说：小袁说的这个意见很好，以后省委对报社的问题有什么看法，你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我早就已经和他们站在一个立场，心里总想如何帮助他们争得胜利，便想：确实是需要了解省委意图才不致盲目。于是我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我们所谓之了解省委意图，并不是真正想了解省委的意图(省委的意图早就很明确)，只不过是想从省委意图中寻找空子再来反对省委罢了。接受了他们的任务以后，我向苏辛涛谈过2次情况。一次就是那天晚饭后，我打了个电话告诉张式军说我回来了。张式军在电话里对我说：“根据我个人的感觉，报社的运动有些不正常，你平日说话太不考虑，这次要注意一点。同时还应该在群众中做做工作，起点好作用。最后他又叮嘱说，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感觉，不是省委的意见，要我不要对任何人讲。我当时也答应了，但因那时我自己已是邓、苏反党集团的一员，处处在为这个集团的利益着想。同时我对当时编辑部一些同志的疯狂情绪也感觉到了，深怕省委来时，有些同志在会上也冲动起来，给省委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那对邓、苏集团就不利了。实际上就是想把当时报社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右派)的疯狂反党情结掩蔽起来，使省委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以欺骗省委，达到我们的目的。怀着这种动机于是我就跑去找苏辛涛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说：“这虽然只是张式军个人的意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省委的看法。同时我也感到有些人的情绪是有些不正常，如果今晚在会上也乱说一气就不好了。”希望他想法子找同志们谈谈。当时他说：“时间已来不及了，只差半个钟头就要开会了，怎么办呢？”接着又说：还是你去和他们谈谈吧，我已和李均他们谈过，要他们冷静一点……。后来我就找到了刘春圃，对他说：“苏辛涛的意见希望今天大家在会上冷静一点，不要太冲动了等”。

另外一次是我到张式军那里去玩，小舟同志谈起报社的情况，我站在邓苏反党集团的立场上，歪曲真相地向他汇报了一些报社的情况。在我谈时，小舟同志简单地插了一些话，我为了使苏辛涛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回来以后又马上找他谈了。(此事下面详细交代)

这件事情的性质是很严重的，实质上就是充当了邓、苏反党集团的“侦探”，为他们去刺探省委的情况，反过来又帮助他们更有计划地反对省委。对他们当时的真实企图，自己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明确，但也还是知道的，也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听取省委的意见，而是要省委听他们的。当时他们对小舟同志还抱有幻想，以为小舟同志会支持他们，因此他们当时所谓之了解省委情况，其实就是想掌握省委的动静、钻省委的空子，以决定进、退和进攻的策略，而他们这些思想，当时自己也有，于是我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如果当时自己不是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如果自己当时没有这些想法，自己就会怀疑：省委意图已很明确，为什么还要了解，他们要了解省委意图为什么不从总编辑那里了解，苏辛涛是副总编辑自己还可以去，但因自己已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有同样的想法，因此就认为他们的话有道理，根本没有怀疑、考虑。特别是后来自己主动的向他反映了2次情况，更说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自觉的、主动的、有意识这样去做的，目的也和他们一样，就是想了解省委的看法来更好地反对省委。

2、为邓苏集团说话，向省委反映错误的、歪曲事实的情况，包围省委、蒙蔽省委视听。小舟同志、周惠同志、唐麟同志来报社作报告以后的第2天，我到张式军那里去玩，遇见小舟同志，他问我报社同志对他的讲话反应如何？我站在邓、苏反党集团的立场，给他反映了许多严重地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实际上是帮助邓、苏反党集团向省委的一次进攻。谈的内容主要有于下几点：我说一、“群众”认为省委把新湖南报的问题看得太淡了，“官苏关系”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编委会就振作不起来，报纸就办不好。而省委却看得很淡。“大家”想不通。这里我把苏辛涛向我说过的一些话都说了。二、我说“大家”认为新湖南报最近两年来办得很差，远远落后于其他省报，省委却说办得很好，“大家”也想不通。三、我谈了一些对官健平同志所谓不接受“群众”意见，不“改进”报纸的错误意见，并说老官坚持的意见也可能是对的，但他也应该深入群众，向我们宣传，搞通我们的思想才行，如果不深入群众，只坐在上面，意见再好也不起作用。(这也是歪曲事实，其实老官、老孟是苦口婆心地向我们宣传过的。)还谈了同志们(主要是右派分子)对省委关于鸣放报道5点指示的意见，什么对积极的放、消极的放不通等。最后我说：同志们还有一个意见，就是认为省委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有官僚主义。周惠同志偏听老官的汇报等。正好说到这里，省委统战部有两个同志来找小舟同志，我就退出来了。

这件事情的性质是极为恶劣的。实际上是帮邓、苏集团向省委的一次进攻，我竟敢当着小舟同志的面攻击官健平同志，还胆大妄为地攻击周惠同志，为苏辛涛叫屈。而另一方面我对当时报社的一些牛鬼蛇神现象却故意不谈。其实当时我已知道陈望岳他们准备到谭震林同志那里去告状，有些人的情绪很不正常，但我为了掩盖我们反党的真相，也故意不向小舟同志谈。想歪曲报社问题的实质，蒙蔽省委的视听。当然省委是英明的，早就嗅出了我们反党的气味，是任何人所蒙蔽不了的。但从个人来说，如果当时自己不是坚持站在右派立场，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当时报社右派分子的牛鬼蛇神现象的话，就可帮助省委更早地发现报社问题的本质，使党的事业少受一些损失。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负有严重的罪责的。同时当时小舟同志插了一些话，明确地指出新湖南报这一两年来还是有成绩的，并指出我们想向文汇报学习的思想不对等，这些宝贵的指示自己都没有听进去。后来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党立场进行了更猖狂的反党活动。充分说明自己当时实在是疯狂到了不堪教育的地步。

我除了这次直接向小舟同志反映错误的情况以外，平日还和张式军谈过一些情况，并催他向小舟同志反映。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次：

一、前年6月份李茵来找我，向我点火，传达邓钧洪的意图，主要是：老官不懂办报，又不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不愿改进报纸。报社的争论不是几篇经验技术的报道的问题，而是办报方针的问题。编委会的争论由工作上的意见变成了个人之间的意见；“群众”对老官的几次报告都不满意，老官很固执……并要我向张式军谈，要他在小舟同志面前反映一下，希望小舟同志来报社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我果然和张式军谈了，要他向小舟同志反映一下。

二、杨德嘉告诉我老孟为农村部小展览会威胁他，和他听别人说老孟品质不好等事，自己并未深入了解就告诉了张式军，并说这次“改进”报纸运动就只怕老孟在里面搞鬼。意思也是要他向省委反映，以破坏老孟。其实，当时老孟和杨德嘉同志谈话完全是出于一片爱护之心，是苦口婆心地想把我们从反党的歧路上挽救过来，自己不认真体会领导同志的这一番苦心，深深引起警惕，反诬蔑这是老孟在里面搞鬼，并不负责任的对人乱说，也就充分说明自己反党立场之顽固。

此外，唐部长对报社的争论提出批评以后，大家思想不通；周惠同志在高山乡干部会上批评新湖南报后，蔡、傅不搞二版，有人在评报栏上乱提意见，报社情况显得有些乱，这些我都对张式军谈过，并要他向小舟同志反映一下报社的情况，希望省委来“解决”。

另外有次我去水利厅采访整风报道，史杰副厅长顺便问起报社整风情况，问报社的同志对领导上意见多不多，我也歪曲的谈了一些报社的情况破坏老官。

这些活动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使邓苏集团获得反党的胜利，因此自己便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去包围省委，给省委反映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

3、分裂省委的集体领导，歪曲省委对报社的意见，并不负责任的在群众中散播，支持邓苏集团向党进攻。因为自己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一再抗拒党的批评，并企图推翻省委的批评。因此，自己最初是把省委分裂为一个一个的具体人来看，认为某个负责同志的意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企图从中找空子，来推翻省委的批评，后来就进一步歪曲省委的意见，并不负责任的在群众中散播，煽动别人和我一起反对省委。关于省委对报社的意见，我歪曲散播过的有2次：一次是唐部长来报社传达省委对争论的意见以后，当时许多人(主要是右派)思想不通，我的思想也不通，有天张式军回家我就把这情况告诉了他，我说唐部长代表省委来作了结论(当时大家都说这实际是省委的结论)，大家思想都不通。当时张式军说：那还是应该听，这意见省委常委会讨论过。可是第二周他回家时又说了一句：唐部长的意见虽然在常委会上讨论过，但并不是代表省委来作结论，报社怎么就传说是省委的结论。对他前一句话，我没有用心领会，而对他后一句话却听进去了，并在自己脑子里加以歪曲。我想：既然不是结论，那就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后来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傅白芦、杨德嘉、欧阳楠等人。当时我虽没有明确的说省委不同意唐部长的意见，唐部长的意见不能代表省委等。但我对他们说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既然不是省委的结论就可以不听。并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反对省委。其实省委说不是作结论，目的还是在引导大家继续自觉地再通过争论来明确思想。唐部长的意见既然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过，这当然就是代表省委的意见，报纸就应该按照省委的意见来进行争论，达到树立正气，打击邪气的目的。(而且就算是唐部长个人的意见，省委既然没有提出别的不同意见来，报纸就还是应该服从)，如果自己不是站在反党的立场，这些道理是可以懂得的，也不会发生抵触的。可是因为我已经站到反党的立场上去了，就故意歪曲省委的意见，并在群众中散播，实际上也是帮邓苏集团说话，支持他们反对省委，推翻省委的意见。

另一次是有次杨德嘉问我：小舟同志对报社这个问题的态度到底怎样？我说：省委分工是周惠同志管报纸，听说小舟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很慎重，一直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又问：小舟同志是不是同意周惠同志的意见？我说：我不知道，没听说他同意，也没听说他不同意。这里我虽没有公开说小舟同志不同意周惠同志的意见，但我这种说法的本身，实际上就是说他不同意。更是严重地歪曲了小舟同志对报社问题的态度，有意分割省委的集体领导。其实小舟同志是同意周惠同志的意见的，如果他不同意，早就会明确的表示态度。同时省委是集体领导，省委分工是周惠同志管报纸，他又是省委书记，他的意见当然就代表省委的意见，小舟同志不表示态度，正是同意他的意见的表现。而且小舟同志明确地肯定了报纸这一两年来的成绩，也正说明这一点。这些很普通的道理，如果自己不是有意反党，是会知道的。也是能正确地和同志们谈的。可是当时我因站在反党的立场上，总想钻省委的空子，以帮助苏辛涛他们继续向党进攻。因此虽明知唐部长的意见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过，也当面听见小舟同志肯定了报纸这一两年来的成绩，但我还要故意歪曲省委的意见，这完全是明知故犯，更是不可饶恕。同时，由于我歪曲的是省委第一书记的意见，而我又有和张式军的私人关系，因此这一说法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使许多人信以为真，助长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的反党情绪，使省委正确意见的贯彻，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使党的事业遭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由于我的罪行而造成的这些损失，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自己确实是罪大恶极。关于小舟同志对报社问题没有表示态度的事，我还和傅白芦、蔡克诚等人谈过。

4、为了邓、苏集团的利益，我还恶毒地攻击官、孟和省委负责同志。在鸣放期间我有意地把报社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官、苏关系上去，在农村、记者两部的整风小组会上我诬蔑老官向省委反映情况片面，并说报社问题不能解决，主要责任在于老官。还代苏辛涛叫屈，说讲他搞宗派是黑天冤枉。在一次编委扩大会上，我还帮傅白芦他们说话，硬逼着老官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总编辑分工管一个具体报道部的无理要求，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向老官进攻。在会外，我更是散播了不少流言蜚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次：1．我对宗柏生说过：“老官感兴趣的恐怕还是他那个省委委员的职务，并不是当新湖南报的总编辑，所以他对改进报纸不感兴趣。”故意把老官歪曲成为了个人名位而工作的人。这完全是造谣中伤。2．有次我听周孟瑜同志说，她听老官说省委会派更强的人到报社来工作，老官可能会调走。我并没有了解清楚，就跑去告诉了蔡克诚、袁家式、刘春圃等人，宣传省委会派人来的消息，散播把老官赶走的空气。3．我在扩大编辑会上挨了老官的骂以后，很不满，曾对宗柏生、陈(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墀等人说过：说我没什么，如果不是怕老官下不了台，就还要顶他几句。并说老官布置的报道思想只是这个问题要抓一下，那个问题要突出一下，尽是“一下”、“一下”，没有一点具体内容……说得老官一文不值。对老孟的攻击更多，也更刻毒，主要是说他作风不正派，在老官面前搞鬼、挑拨离间等。关于说老孟搞宗派的话，我在和杨德嘉、周孟瑜等同志闲谈时都说过。后来更发展到老孟来领导农村部我就要求调走。在路上遇见他也不打招呼，好像势不两立。听了别人对他的一些闲言闲语，也不调查了解，就拿到群众中去散播。完全不顾及一点一个负责同志的威信。

为了邓苏集团的利益，我还恶劣地在群众中诬蔑过周惠同志。我曾对宗柏生说过：周惠同志因为老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只听老官的话。又说周惠同志对报社有成见，早在1952年老三反时，他就认为新湖南报是小资产、疯狂性，对李锐也不买账，怀了这种成见来看报社的问题，自然就不能接受群众正确的意见了等。这里一方面反映了自己对党的领导同志的许多资产阶级的阴暗看法，同时也说明当时自己已疯狂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谁不同意我们的主张、谁不采纳我们的要求，就攻击谁、仇恨谁，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完全一模一样。

5、为了邓苏集团的胜利，我甚至想搞大民主，还想把事情闹到中央去。周惠同志在高山乡干部会上批评新湖南报以后，自己很不满，又听说小舟同志也没有表示支持我们的态度，便认为省委对报社是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便去找蔡克诚和袁家式商量说：现在高等学校闹得凶，省委精力不会来管报社，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前一段一样，率性把问题搞大些，催催省委，使省委震动。并说如果不闹大些，那他们(指省委)的官僚主义也不得克服。后来因蔡、袁两人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自己才没有再往下谈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想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协同向省委进攻的想法。如果我当时的想法果真实现，则还不知道要给党的事业带来多大损害。此外，我还和宗柏生商量过给中央上书，企图到中央去告状，后来因觉得反正将来中央也是会要省委来解决，才没有写了。谭震林同志到长沙时，我听说张慎恒等去找他，当时自己也很想去。以上事实说明：自己因省委也不支持我们的主张，就想把事情闹到中央去，企图用中央的压力来反对省委。

6、积极参加农村部的非组织活动：我在农村部一共参加过三次陈望岳所召集的非组织会议。第一次是陈望岳传达“丁家会议”的精神，第二次是根据丁家会议精神，研究如何继续开展争论，第三次是检查每个人准备争论发言情况。尤其是在第三次会上，我把从蔡克诚那里听来的许多恶毒攻击老官的流言蜚语作了详细的传达，以证明老官不行，领导不了新湖南报。煽起其他人对官健平同志也更加不满，在这一次，自己的罪恶尤为深重。

此外，为了要挟省委接受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闻观点，我还积极支持要求省委来召开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的主张，并当着周惠同志的面，第一个提出这个要求。

三、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仍继续为邓、苏集团说话，迟迟不肯改变右派立场。

自己的右派立场是这样的顽固，以至在报社反右斗争开始的一段时期，自己思想上还是抗拒的，还在继续与党为敌。我不从各地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中受到教育，认清自己的面目，彻底向党缴械投降，反而一再怀疑老官、老孟可能借此机会打击报复。因此有天看见曹田寿同志和老官、老孟在一起商量工作，后来我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曹田寿同志：你们几个人在一起搞什么阴谋诡计？后来官健平同志向编辑部全体干部作了一次反右派的动员报告，要大家检查、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他的话说得很严肃，语重心长。报告后不久他又约我去谈话。

如果自己还有一点党的观念，这时就应该马上回头，彻底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问题了。可是我还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老官找我谈话时，我不但丝毫不听党的话，反要他宽宏大量，不要以牙还牙、打击报复。并说苏辛涛主要是骄傲自满，不是搞宗派，又说他在党小组会上已作检讨，检讨还深刻等。尤其恶劣的是还在老官面前破坏老孟的威信，说我们对你是相信的，就是对老孟有意见，怕他在你面前挑拨……实际上是继续为苏辛涛他们说话，企图蒙蔽老官，把反右派斗争、敌我斗争转化成内部问题。更恶劣的是在这个时候我还继续向党施放毒箭，挑拨老官和老孟的关系，并玩两面派手法，企图分化老官和老孟，分化报社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力量。当时自己思想的实质是希望老官不在党内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排斥苏辛涛他们也掩护自己过关。

由于我存在这样一些思想，因此那天老官苦口婆心和我谈到晚上12点，而自己却并没有听进去什么，最后他要我写检举材料，当时我口里答应。心里却总是在怀疑。对党还是对抗的。因此他和我谈完话后我马上又去找了张雨林。我对他说：“老官要我写检举材料，说不管是谁，只要我觉得有问题的都可以写，并要我写好后交给他自己，我不知道他要了这些材料去做甚么，我怕上当，怕被他利用……”。当时张雨林说：“老官代表组织，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那样考虑。可是我的立场还是没有转过来。一方面是对老官老孟，也即是对党，仍旧怀有敌意，另一方面也是怕揭发了他们的问题，就必然会牵涉到自己的问题。因此在我写第一次检举材料时，就只写了些揭发蔡克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方面的材料。同时在我写材料以后，有天我从对河回来送稿子给苏辛涛，见他正在家里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是不是写社论，他说正在写检讨。接着又说：你们也可以写一写还可以揭发，包括我(指他自己)的问题在内。”当时我还说：“老官已经和我说了，我已经写了蔡克诚的。”(没说别的)这一方面说明自己当时对他的面目还缺乏认识，同时也说明自己还没有和他划清界限。这实际上是告诉他，让他作好准备。

因此那一段总的说来，我对反右派斗争，不管是思想上或行动上都是抗拒的，自己仍站在邓苏这一边，并从自己的右派立场出发，自觉或不自觉的想阻碍运动的开展。

为了挽救我，官健平同志又第2次找我谈话，后来孟树德同志又把我从对河叫回来，要我自己争取主动，从各方面启发我，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同时对蔡、傅的斗争已开始，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知道不能再隐瞒下去，才陆续交代了自己的和别人的问题。因此如果说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有一些转变的话，那也是组织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从歧路上喊回来的，如果不是党花这样大的力气来挽救我，自己也会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顽抗到底。

当时我虽然初步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但自己对党的对抗情绪并未完全消除，并没有认为自己犯了罪，当时我还只是觉得：自己做了的事就要对党大胆承认。因此写材料时也只是罗列事实，没有任何分析批判。后来参加了苏辛涛、邓钧洪的斗争会，这时他们的阴谋面貌已较彻底的暴露，联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有罪恶，这时在揭发别人和交代自己的问题时主动了些。但还认为自己主要是受骗，是盲从，把一切问题看成是偶然的现象。后来经过同志们对我的第一次批判，自己受到一些震动，知道自己的错误不同于一般同志的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其他右派分子是一样的，感到对党不住，辜负了党的培养。但这时仍认为自己的动机和其他右派分子有所区别，对自己在鸣放中对党猖狂进攻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认为还是很差的，因此虽也有些想立功赎罪的思想，但心情并不是很深重的。直到这次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几天来自己翻来复去想了自己的问题，又经过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对自己的问题才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方面我深深感到党对自己的深切爱护，不但过去爱护，就是犯错误以后也还是爱护，以至爱护到了右倾的程度，就是在已划为右派以后也还是一再和自己谈，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教育，也始终是想方设法的鼓励自己如何争取一个较好的前途，而另一方面，我想，我入党只有2年半，可是反党的历史却有了一年多，许多同志为党抛头颅、洒热血，而自己却成了党的叛徒，越想越感到说不出的痛、悔，也越感到自己对党所负下的这笔罪债，是一辈子也偿还不了的。这样一想，自己觉得划成右派以后，思想上和党倒更靠拢了一些。但问题毕竟具体到自己身上，因此虽然有这些想法，但各种各样的个人想法也还是不断产生。特别是最初几天，我想到今后个人的前途、面子、害怕群众的斗争……严重的时候，曾产生过万念俱灰的思想，认为自己反正是一切都完了，将来唯一的出路只有下乡当农民，改名换姓去搞生产，让自己这个罪恶的名字永远在人们脑子里淡忘掉，就当我死了一样。这实际还是一种想逃避斗争的想法，也说明自己还没有真正站到党的立场上来。还是在想个人。这中间又经过几天斗争，并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后来我想自己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现在党和人民给自己这样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还不好好争取，还这样胡思乱想，未免太对不住党了。因此现在我的态度是：一切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按党的指示去做。其他问题一概不考虑。

四、问题的实质是要取消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自己这许多猖狂的活动是一个什么思想在支持呢？反映了一个什么根本性质的问题呢？最集中的是反映了自己对党的领导的看法。实际上我是认为党不能领导新闻事业的。当然，因为当时自己名义上还是个“党员”，所以问题不是从正面提出的。但当时自己所相信的党，认为能领导新闻事业的党，并不是真正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苏辛涛式的党，资产阶级的党。如果自己相信党能领导新闻工作，首先就应该相信总编辑。但当时我认为官健平同志办报外行，领导不了新湖南报，只有苏辛涛才内行。认为官健平同志要办好新湖南报就必须听苏辛涛的话，这就是名义上要老官当总编辑，而实际上是要苏辛涛当总编辑，要官健平同志服从苏辛涛，听他的那一套。官健平同志坚持无产阶级的办报方针，和苏辛涛这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斗争，自己就尖锐的起来反对官健平同志，并把希望寄托于唐麟同志、周惠同志。这时，退一万步说，如果自己认为总编辑外行，那么省委总应该能领导了吧，但后来因他们也不支持邓、苏的意见，还批评了我们，于是自己又尖锐地反对唐麟同志、周惠同志，认为他们也外行，也不懂报纸特点。最后发展到认为省委反正就是官僚主义、就是偏听偏信。实际上就是认为省委也不能领导新湖南报，只有苏辛涛、或者类似苏辛涛这样的人才是正确的，才能领导新湖南报。才能既代表群众意见、又贯彻中央意图。照此类推，如果当时报社的问题果真闹到中央去了，中央当然不会支持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意见，那么自己对中央也是会不满的。这实际上充分说明自己当时对苏辛涛等的信任，超过了对党的信任。因此自己当时的行动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说党不能领导这个，党不能领导那个，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党下台，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上台。因为自己一直是做新闻工作，没有做过其他工作，所以这个问题突出地反映在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上。其实当时我对其他工作也都有类似的看法，我对那一时期右派分子叫嚣的外行、内行问题，自己也是很有同感的。我认为一些科学、文化单位是应该由这方面的“专家”来领导，认为工农出身的干部，也即我所谓的没有资产阶级的才的干部，搞群众工作、领导阶级斗争是可以的，但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行的，是外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有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如果一定要领导，就要虚心听取内行(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也就是要他们当傀儡。但有些人自己不懂，又固执己见(实际上是坚持党的原则)不听取“内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因此就领导不好，并认为这就是产生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根据我的逻辑推论下去，那么党要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只有下台，或名义上上台，而实际上下台，当时我虽未公开提出要非党人士来领导，但实际上我所认为能领导的党员，已经不是真正的党员，而是党内的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我这种观点在我是早已有之，而当展开了政治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起来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候，自己的立场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就公开倒向资产阶级这一边，就起来为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的领导，让资产阶级复辟，让苏辛涛之流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领导来执政。问题的本质就在这里，严重性也在这里。

此外，这里还反映了个人和党的关系。和所有党内的右派分子一样，我是把自己置于党之外和党之上的，一切以我为中心，对党是抽象的拥护，而具体的反对。当个人利益、个人想法和党的利益、党的意志发生矛盾时，自己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党，不是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话，而是企图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面目来改造党。党批评自己，就和党对抗，并不惜采取一切资产阶级的卑鄙手法来向党进攻。

五、自己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阶级根源。

我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有它深厚的阶级根源。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我父亲本身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混合物，他曾2次到日本求学，后来又到法国，前后在国外生活了将近10年，他的高中和大学时代差不多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渡过的。回国以后，他编过刊物、在大学里教过书，而更多的时候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努力向上爬的道路。他平日向我们吹嘘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他常来往的是资产阶级的文人和政客，他期望于我们的是：努力读书——将来考官费留洋——回国后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做高等华人。我受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自己小时候读书用功，成绩很好，老师很喜欢，这方面的鼓励和培养也就更多，他们经常夸奖我聪明，有出版。鼓励我努力朝着“人上人”的方向发展。由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再加上社会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以“我”为中心而追求资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物资生活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彻头彻尾地散发出资产阶级的臭气。以至在政治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尖锐起来的时候，自己的原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这实在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下面我简要地交代自己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具体内容及与我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具体关系：

我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第一个具体内容是以我为中心，无限制地追求个人的名誉和地位，为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奋斗。从读高小的时候起，我就考虑自己这一辈子一定要做出一番丰功伟绩让后世都知道。最初我是想做一个“英雄”。那里我很喜欢看旧小说，什么“五虎平西”之类的剑侠小说能找到的差不多都看完了。我差不多不和女孩子接近，而总是和一些同年的男孩子、学着小说上所写的玩什么“口吐白光”，“大战××山”的游戏。后来看了一些外国历史小说，我又很崇拜拿破仑，认为他不愧为一代英雄，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还在日记上写过：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掀起一些波浪，超度几个或者毁灭几个人。这是自己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自己随着学校从乡下进了城，听的，看的事情多了，我开始感到社会上的黑暗，又加以这时我父亲当中学校长被撤职回家，他因自己被排挤而每天在家里咒骂他的“政敌”，同时一再告诫我们不要涉足政治，说政治黑暗，鼓励我们向科学技术方面发展。于是自己感到：当英雄不容易，还是当科学家或者作家，有了成就也一样能流芳百世，生活又好，又省得冒政治上的风险。当时我考虑的有两条向上爬的路。一条是当作家，走这条路和自己的个性比较相近，因为我爱读文艺作品，也爱写。但我感到走这条路不保险，因为还是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如果人家不买你的书，不准你出书就无法生活，更谈不上出名了。第二条路是学医，这是我父亲极力主张我走的路。自己也想，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医生是十足的自由职业，无论到哪里都有饭吃，任何人都要尊敬你，但我为了出名，又不愿意做临床医生，想研究细菌学，做细菌学专家，将来好发明创造，我听父亲说他有个朋友是细菌学专家，国际上都有名，心中更是羡慕。因此初中毕业时，我本来已为学校保送进一中(母校)高中部，但我还是去投考了福湘女中，因为我想学医就要英文好，将来考上官费留美才有出路，后来因英文不好未取录才又仍回一中。这个时期自己始终在这两个向上爬的路上矛盾着，我并不喜欢英文而又拼命读英文，还为了学英文而去教学听过外国牧师的英文传道。为的是向上爬。一直到1948年底，自己满脑子想的还是读英文——学医——留洋——当高等华人。1949年上半年，湖南的学生运动有了风起云涌的发展，自己当时在一中参加了两个学术研究社，一个是移风社，一个是星火社，当时社友中已有好几个参加了地下党，他们介绍我看进步书籍，鼓励我和他们一起写标语、上街游行。自己又从报纸上看到美兵强奸沈崇案、杀害于子三惨案，以及本市的高继青惨案……便联想到自己的出路。我想国民党这样卖国求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这个时候连起码的生命保障都没有，还谈什么学医？同时当时我已看过一些关于解放区的报道，我认为共产党来了，无论如何总比受美国人的气强，总不会再遭侮辱和惨杀。在这种心情下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新民主主义研究社。长沙解放后，同学们纷纷参军、参干，当时自己认为革命就是骑着马、背着枪，到处打天下，这种生活既英雄又写意。因此下决心不留在学校里，特别后来听说新干班招考，并说将来分配工作时不一定分配在湖南，自己更是想方设法的想进去。因为自己当时想向上爬的另一条道路是当作家，从个人爱好来说，也主要是搞文艺而不是学医。因此自己参加革命的目的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上爬。到报社以后只三个多月就派出去做记者，这时自己是高兴的，尤其是许多党委负责同志由于对党报的尊敬而对自己也很客气时，自己更是飘飘然，以为自己真是高人一等。也就更加想出名。但又不愿意艰苦劳动，便想邪门歪道，写稿时情节不生动就加油添醋，来点客里空，这种办法当然瞒不过人，后来读者来信揭发，自己作了检讨，老三反时又受了比较严厉的批评，才堵死了这条路。以后自己又闹提拔、闹入党，也是为了名位。看到同来报社的同志入了党提拔了，不是高兴，而是嫉妒，自己则消极。工作疲疲沓沓，能推给别人的尽量推给别人。严重时甚至想：组织上再不发展我入党以后我就再不积极了。后来受了批评，又看到组织上对自己还是很关心，才又好一点。1955年入党后，不久又提拔当了秘书，最初自己是高兴的。但搞了一段，又不高兴了。因为当时虽当了秘书，但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未提高好多，相反的，我转正时，蔡克诚等批评我保守，一般化，以后自己下去采写了一些东西没写好，许多人又批评我业务上进步慢，鸣放时，党外的右派分子更公开提出，我不称职，这时自己很苦恼。总想找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条歪路——那就是向邓、苏集团靠拢。对邓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办报观点有些自己一贯同意，那就是他们提出的削弱报纸上经验技术及中心工作的报道，与培养新闻写作专家等，因为这样自己想通过新闻工作而当作家的愿望可以加速实现，不至把青春“浪费”在搞枯燥的经验技术报道上。但也有些不同意，如揭露阴暗面等。但当时，苏辛涛、蔡克诚等是编辑部“群众”公认的先进分子，以革新家面貌出现，自己如果拥护他们的主张，自然也就“革新”了，不保守了。因此，有些事情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苏辛涛从北京回来后，自己更认定邓、苏集团必胜，因此鸣放期间，自己为了哗众取宠，表现先进，在许多会上便故意抢先发言，发言时也尽量激烈，以表示自己的“先进”，抬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蔡克诚等过去还有些小分歧，这时也完全打成一片了，为的是将来有个照应。和孟树德同志等则完全不敢接近，除了自己有宗派情绪外，也有点怕“群众”的舆论。记得有次和老官、老孟在一起谈工作，后来苏辛涛来了，我马上就走了。有些事情知道要请示老官、老孟，但怕苏、蔡等不满，也就不敢去请示。当然当时自己不靠拢官、孟，而投靠邓、苏根本问题是立场不同。但自己这种趋炎附势的心理也有一定关系。这一切充分说明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以“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无时无地不在想个人的飞黄腾达，好像苍蝇一样的钻来钻去。再加上和邓、苏基本立场一致，结果就必然钻到邓、苏反党集团这个圈圈里。

我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的第二个表现是崇拜资产阶级的知识与才能，轻视劳动、轻视实际。我的家庭是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我的曾祖父是个教书先生，祖父是满清的进士，叔祖父是个翰林，父亲是个留洋学生，亲戚朋友中也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解放前没有一个人从事工农业生产。他们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从小家庭就教育我“书中自有黄金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自己进了学校，想向上爬，更深深感到“知识”的可贵，当时自己感到搞政治黑暗，经商又做铜臭，唯有靠知识、靠本事、当专家，物质生活既优裕，精神生活又“高尚”。因此自己拼命读书、求知识，积累向上爬的本钱。我认为有本事走遍天下，有知识就能获得一切，看人看事都以书本知识的多少为前提，对于我所认为没有书本知识的人是不屑与之来往的。

参加革命后，自己一直在报社工作，还是靠文化知识吃饭，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也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只当过几个月办社干部)。接触的也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因此自己深深崇拜的还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书本知识，欣赏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着边际、夸夸其谈的空头学问。听领导同志作报告，如果引证了几句马列主义，自己就算没听懂也表示很欣赏，如果谈的是实际工作，就连笔记也不记，认为没有思想性。口头上我承认劳动创造一切，也创造了科学和文化，实际上是认为创造科学和文化的还是“知识”。认为实际工作好办，照着政策做就行了，上层建筑就不同，要能提高，要有思想水平，要有文化。再加上邓、苏集团几年来宣传报纸工作特殊，报社干部比下面干部水平高，一个编辑下去也能当县委……自己更是飘飘然。认为知识分子还是了不起。到下面采访，对当地党委，表面上还客气，内心并不尊重，认为他们的意见只能供自己参考，从来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认为领导只能接受报社的，写介绍信时也总是只写请他们协助工作，不愿写请他们指导工作，认为他们指导不了。总认为报纸工作高人一等，报纸能指导实际工作，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不一定能领导和办好报纸。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要领导报纸，也还是要有资产阶级的“才”，实际上还是指的类似苏辛涛式的人物。这个观点到去年大鸣大放时，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大肆叫嚣外行、内行的问题，这方面的毒草也比较多，自己的资产阶级唯“才”、唯“书本知识”思想也就更严重。我甚至认为当时许多文化科学单位其所以官僚主义那么严重(其实这完全是右派的污蔑)，就是因为派了一些“不懂不钻的”的“外行”去领导的缘故。要克服这种现象，就要把这些“外行”撤下来，改由内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台。也因此认为就是省委在办报上也应听苏辛涛的，而不是要苏辛涛听省委的。就那样死心塌地地相信苏辛涛正确，以致超过了对党的信任。这个观点的本质，就是认为党、革命，应由有资产阶级的“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不愿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我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的第三个具体内容就是我往往用浸透了资产阶级毒液的眼光来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父亲是个在政治舞台上勾心斗角搞了几十年的人，他为了竞选伪国大代表失败而与我一个叔伯哥哥，又是他最要好的同学兼朋友，变成了仇敌，也为了政治上的争权夺利而和许多要发的“朋友”翻了脸。虽然从八岁以后，我不经常和他在一起，(他在外面，我在乡下)但他每逢勾心斗角失败之后，就跑回乡下来住一段时候，因此许多事情我还是知道的。尤其是到他晚年，也即我开始上初中三年级时，他当中学校长被撤职回家，他因为自己斗不过人家，就骂别人阴险、卑鄙，也因为自己没完全如愿地爬上去，就骂别人吹牛拍马……一吃了酒就在家里发牢骚。耳濡目染，这些事情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又加上母亲早死，因此我深深地相信“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认为人生是冷酷的，人与人反正都是互相利用，互相倾轧，不可能有真诚的友谊和感情，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连家庭间也一样。读初中时，我就曾荒谬地想过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当时我所指的物质，就是利害关系，想来想去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物质(利害)第一，什么感情、友谊都是虚假的。我常常莫名其妙的一个人伤心流泪。那里我很喜欢看小说，一半是为了欣赏，一半是为了寄托自己这种空虚苦闷的感情，我感到苦恼时就去看小说，我认为只有在小说里才能忘掉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在看过的一些小说诗词中红楼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形像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李清照、李后主颓废消极的词，自己最欣赏。这一切形成了自己孤僻、猜忌、冷酷、自私的性格。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想：我不希望任何人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人，凭自己的技术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生活。这是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想法。在我思想深处，我经常怀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念头。自己参加革命以后，革命阵营的真诚和坦率虽然使自己在观念上有某些改变，但在潜意识里，这些阴暗腐朽的思想仍深深地腐蚀着我，和别人相处时，总是心存戒备，尤其是当个人利益受到某些影响或损失的时候，自己这种怀疑　人、猜忌人的心理就更加严重。几年来同志们反映我和人相处没感情，待人不诚恳等，根源都出自这里。

因为自己用这种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眼光来看人看事。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因为党的具体代表总是“人”，当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当自己受到党的批评而有所不满时，自己不是首先检查自己，而是用这种资产阶级阴暗猜忌的眼光来看党、来衡量别人。在入党以前，因为自己申请的比较早而解决的比较迟，自己就经常猜想，是不是这个人对我有意见，或者是那个人对我有意见，去年提级时，最初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又想，这可能是甚么人对我不满，……自己既然存在这种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观点，用看国民党、看旧社会的眼光来看新社会，在革命阵营里猜忌这个，怀疑那个，自然就极易加入宗派活动。其实，在“争论”期间，自己对当时“争论”双方的发言并没有认真研究，更没有看中央指示，为什么那么容易加入反党宗派活动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用这种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以自己充满了资产阶级阴暗思想的眼光来看党的领导同志。对孟树德同志我不是首先看他坚持的是什么，而是首先怀疑他为什么跟官健平同志走，再用自己资产阶级的阴暗眼光一衡量，便很容易相信而且肯定他是在搞宗派。对官健平同志自己也想过，他为什么那样坚持呢？我不看他的立场，而总是往人事关系上想。想来想去，最后也是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来揣夺，认为他是为了个人威信，为了做官。以至推论下去，自己对周惠同志、唐麟同志以至整个省委，都一一被自己在心里加以歪曲。在那一段，自己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首先看人，对人事关系特别感兴趣，如果自己没有这些阴暗猜忌的想法，就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不致这样热衷于接受和传播流言蜚语，这样热衷于进行宗派活动。而更严重的是：还因此在反右斗争开始的一段时期，自己的立场迟迟不能转过来，不能更早地投入党的怀抱。

此外，我欣赏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极端放纵个人的民主和自由，讨厌一切组织纪律的约束，对许多制度感到不习惯，例如有了统购统销后下乡要带粮票，我就感到增加了个人的麻烦。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也认为说错了话就要拿到会上去整，使人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对大鸣大放时期三三两两随便议论任何人，随便顶撞任何人，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别，无是非之别，自己不但不感到不对，反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对当时进行的一些反党宗派活动、开的一些黑会，从心眼里是欣赏的，认为这是“民主”、“自由”，哪里会丝毫怀疑到它的不对呢？对生活方面，我也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讲究吃、喝、享受，从来没有想到要艰苦、朴素，这些也是促使自己在办报观点上和邓、苏一致的原因之一，因为自己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欣赏的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

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也就很容易接受一些修正主义的东西。那一时期自己思想上所受到的修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批判个人崇拜以后对党的领导的绝对正确性发生了动摇，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与整个党的领导混淆起来，认为党的领导总的是正确的，但具体到某些地方来说，局部的倒逆和黑暗也是存在的，党的负责同志说的话总的是对的，但具体到某些问题上也可能是错的、(实际上自己所说的局部、个别，往往就是全部，因为自己总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局部)我还认为在和平环境下党内的官僚主义变得严重了，已成了当时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以及对内行、外行的资产阶级看法等……这些都助长了自己的反党思想和行为。

在大鸣大放期间，我的思想情况是复杂的，因此有时比较隐蔽，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猖狂，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上述几种思想。

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渗透了我的全身，从思想到行为，从工作到生活无一处不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过去特别是自己入党以后，自己总以为自己这个天生的左派，从来没有检查过自己的立场，打着党员的幌子，比党外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更猖狂更恶毒的反党活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深深地感谢这一次反右派斗争，它使我认清了自己的真面目，撕破了几年来一直掩盖在自己身上的假面具，划成右派分子当然是痛苦的，但如果这次不暴露，暂时隐蔽下来，自己仍以左派的假面目出现，年深月久，自己将给党的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失。那里个人也会更不可收拾。一个人立场的转变不是容易的事，一个人要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今后自己将继续考虑、检查，更希望同志们多给我以帮助。最后我并向党提出2点真诚的要求和保证，就是：(一)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一切处分和考验，不管将来党怎样处分我，都要更加靠拢党，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在今后的几十年，兢兢业业的为党，用自己的血和汗来弥补自己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害于万一。(二)在处理我的问题之后，我要求能让我下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正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2月1日。